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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不遠人人無異國、守望相助休戚與共

——分析影響韓國防控疫情的幾個因素

最近韓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迅速增加，在短短一周左右的時間內從30例暴增破千，按照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的經驗，這只是一個開始。根據韓國防疫對策本部27日通報，截止當地時間27日9時，韓國累計確診1595例，其中大邱市和慶尚北道占1027例，約占總體疫情的81.4%。新增病例也集中在大邱市和慶尚北道，其余地區維持在個位數的增長。也就是說，能否把疫情勢頭控制在大邱市和慶尚北道范圍之內，關系著韓國抗疫的成敗。下面本文將分析分析影響文在寅政府防控疫情的幾個因素。

一、韓國宗教種類繁多，有足夠能量影響疫情防控的效果。

韓國疫情的轉折點是第31例患者，一名61歲的女性。她是居住在大邱市的新天地教會成員，先后四次參加新天地教會的禮拜活動，共有一千多名密切接觸者，此后疫情開始快速傳播。第31例患者也被稱為超級傳播者。即使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2 月 22 日大批韓國首爾民眾不顧官方禁令，如期舉行宗教集會活動。首爾市市長樸元淳到場勸說集會者為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考慮解散離開，卻遭現場集會者抗議辱罵。可以說，宗教在韓國人的政治生活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能量足夠大到可以影響總統競選。

無論從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宗教都無時無刻影響著韓國人的政治生活。韓國宗教有著悠久的歷史，始終貫穿著韓國歷史的脈絡，目前呈現著土洋結合、百花齊放的發展景象。本土大一點的宗教有巫教、東學（天道教）、甑山教、圓佛教、大倧教等等四百個左右民族宗教。外來的宗教包括佛教、道教、天主教、新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等應有盡有。經過長年的發展演化，誕生了一千多個像新天地這種披著宗教外衣的邪教組織。韓國統計廳2016年12月發布的《2015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統計結果》顯示，韓國宗教人口約占總人口的43.9%，接近總人口的一半。在韓國，寺院、教堂、道觀等宗教場所隨處可見。無論是公共場所，還是私人機構，大都設有牧師，為各行各業的人提供宗教服務。這些宗教場所和神職人員形成強大的組織網絡，滲透到韓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小到婚喪嫁娶、求學求職，大到國家選舉、邊境沖突，都能看到宗教的影子。在競選制的國家，宗教組織擁有如此廣泛的受眾，任何政治力量都不敢輕視。

韓國憲法第20條第2款規定“不設國教，政教分離”，而現實中政教分離原則并沒有落到實處，公務員系統、軍隊系統中信教的大有人在。“不設國教”的規定反而被誤讀為一切宗教皆平等，造成了目前泛濫的局面。2019年7月5日《韓國先驅報》報道，韓國一名23歲男性現役軍人因涉嫌加入伊斯蘭國極端組織，試圖發動獨狼式恐襲而接受調查。

從歷史上看，任何一任韓國總統的當選都與宗教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沒有宗教勢力的支持，很難在競選中勝出。1952年韓國基督教聯合會專門組織基督教選舉委員會為李承晚拉票，撐腰打氣。1992年2月24日世界上最大的教會汝矣島純福音教會的牧師趙鏞基在第23屆基督教復興委員會會長就職禮拜儀式上宣稱“未來基督教必須要在韓國政治中崛起，為此國會議員必須由基督教徒擔任，總統必須由教會長老擔任”。1992年12月，一千多名新教牧師在63大廈為身為新教長老的金泳三競選祈福造勢。1993年2月，金泳三當選韓國第十四屆總統。2007年以金振洪牧師為代表的新教保守勢力公然宣稱“使李明博長老當選總統是上帝賦予我們的使命”，直接推動了2008年2月新教長老李明博當選韓國第十七屆總統。

披著宗教外衣的邪教也在影響著韓國國家的運轉。永世教頭目崔太敏是樸槿惠的精神導師，其女兒崔順實作為樸槿惠的閨蜜，長期干政。樸槿惠當政時期，包括“薩德入韓”的重大決策都與崔順實有關。樸槿惠也成為韓國歷史上第一位被成功彈劾的總統。

絕大多數歷史上的韓國總統都是信教的教徒。不多的是，1979年接替被刺殺的樸正熙總統職務并隨后通過選舉擔任韓國第十屆總統的崔圭夏沒有宗教信仰。但是執政不到一年，被全斗煥發動軍事政變推翻。

現任韓國總統文在寅也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此次韓國疫情最為嚴重的地區大邱市、慶尚北道是佛教徒的聚集地。大邱市佛教徒占23.8%，新教徒占12%，天主教占7.7%；慶尚北道佛教徒占25.3%，新教徒占13.3%，天主教徒占5.2%。在2017年第十九屆韓國總統選舉中，信奉天主教的文在寅在這兩個地區遠低于競爭對手信仰信仰基督教洪準杓。文在寅在大邱得票率為21.8%，慶尚北道為21.7%。而洪準杓在大邱的得票率為45.4%，慶尚北道為48.9%。2019年11月30日韓國爆發了數十萬人的“倒文在寅”群眾游行。其中一個團體異常亮眼，韓國基督教聯合總會。基督教聯合會會長全光勛表示，文在寅必須下臺。文在寅政府要想取得抗疫的勝利，首先要擺平這些宗教勢力。

二、財閥與政府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疫情防控需要平衡財閥利益。

受益于越戰，韓國獲得美國高達10億美元以上軍需訂單，12億美元的經濟援助，20多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依靠這些美金，樸正熙總統提出“經濟發展第一”的戰略，扶植財閥，造就了韓國經濟的“漢江奇跡”。民主轉型之后，韓國逐漸形成“大企業小政府”的政治經濟格局。據統計，2012年十大財閥的資產占到韓國GDP的85%，最富的10%階層占據國民總收入的48.95%。財閥居于韓國經濟的壟斷地位，滲透到社會生活的眾多領域，有人曾戲稱韓國人一輩子躲不開的幾件事“生老病死和三星”，還把韓國稱為“三星共和國”。

財閥們需要政府權力的關照，自然提供政治獻金滿足政治人物的需要；政治人物利用手中的權力維護財閥們的壟斷地位。盡管韓國制定了《公職選舉與防止不正當選舉法》、《政治資金法》，但是相關的體制機制并不完善，缺乏有力的監督。除此之外，財閥與政治家、社會各方面的精英階層廣泛聯姻，形成一個貴族權力網絡，后來逐漸發展成為“幫派政治”。幫派政治是以“血緣”（裙帶關系）、“學緣”（同門關系）、“地緣”（老鄉關系）為基礎，在地域較小的韓國，只要有相互的利益需求，以上三種關系很容易攀附至其中一種。韓國的政治人物很難超脫于這種網絡，一旦哪位政治人物想獨善其身，必定會以悲劇收場。

財閥對于韓國政治具有關鍵性影響，錯綜復雜的關系也讓韓國政府很難做出有損財閥利益的決定。2009年韓國女星張紫妍在家中自殺，遺書中披露其提供性服務精英人士的名單，最后法院認定“性招待說證據不足”，不了了之。2019年韓國爆出李勝利夜店門事件，文在寅總統親自下令徹查，但因為牽扯眾多財閥和政界人士，至今毫無進展。由此可見，文在寅政府要想在全國實行更為嚴厲的封鎖隔離措施還得過財閥這一關。

三、MERS疫情暴露的韓國醫療體系弱點至今仍然存在。

2012年沙特出現MERS（中東呼吸綜合征）疫情后，之后擴散至世界20多個其他國家和地區，但病例都停留在個位數。唯獨韓國在短時間內爆發了大規模流行。究其原因，與韓國的醫療體系是分不開的。韓國90%的醫院都是私立性質的，在二級和三級醫療機構中公立醫院比例更小，分別只有3.8%（全國總數為82家）、5.3%（全國總數為1547家）。

2015年韓國MERS疫情第一震源地平澤圣母醫院和第二震源地三星首爾醫院均是私立醫院，私立醫院都是以經濟效益為第一目標的。只有患者確診之后，私立醫院才采取隔離措施，并且只把隔離范圍控制在盡量小的范圍內，盡量不影響醫院的正常運行。5月20日第一患者確診，平澤圣母醫院只把患者曾經就診的醫院大樓8樓關閉，8樓所有患者轉移到7樓，7樓不能容納的患者轉移至其他醫院。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操作造成了疫情的第一波擴散。三星首爾醫院在確診第14例患者后也并未隔離整座醫院樓，只是將患者曾經長時間滯留的樓層關閉，曾經就醫的急診室也沒有立即停止使用，其密切接觸的醫護人員在醫院的指令下繼續工作。后來調查發現，這兩家醫院是疫情主要擴散地。韓國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不力，與公立醫療資源匱乏有很大關系，不得已采取以家庭隔離為主，醫院隔離為輔的防控措施。這種家庭自助式的隔離最后只是形同虛設，作用微乎其微。新冠疫情面臨的依然是這個問題。

四、韓國老年人群體是疫情中最應密切關注的弱勢群體。

2016年韓國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韓國5124萬總人口中，65歲以上人口676萬人，約占13.2%，也就是說韓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鄉村的老齡化程度遠遠高于城市，這與韓國人口流動密不可分。2017年韓國國民養老金調研機構數據顯示，50歲以上的老年人要想維持“最低標準生活方式”平均每人每月需要145萬韓元，而基礎養老金的發放金額僅為平均每人每月10-20萬韓元不等，65歲以上老年人的給付人群也僅為200多萬人。

事實上，韓國老年人的貧困率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國家中最高，約占50%左右。韓國老年人不僅要贍養自己，還要繼續支持子女的教育和生活，從事的工作多為快遞、清潔工等經常接觸不特定人群的工作。

眾所周知，老年人由于免疫力降低，是新冠病毒主要攻擊對象，而農村是老年人聚集的地方，農村的醫療資源最差，很難應對高致病性病毒。由于醫療保障不到位，韓國老年人又去不起私立醫院，還必須外出工作。沒有了工作，就沒有了收入來源，硬性隔離措施顯然會招來老年人群體的激烈對抗。如此龐大的老年人群體也是政治人物競選需要爭取的對象，政府制定政策時不免會前怕狼后怕虎、畏首畏尾，有所顧忌。

五、韓國經濟回旋余地小，難以承受疫情失控之重。

韓國國土面積狹小，人口集中在平原地區，經濟回轉空間很小。韓國首都圈（首爾、仁川、京畿道）人口接近2600萬，占總人口的一半，人口密集度很高，一旦疫情在首都圈蔓延，整個國家將淪陷。韓國的城市與產業根本做不到封城、隔離。韓國經濟對外依存度很高，無論是自我隔離，還是國際社會對韓國進行隔離，后果都是災難性的。

韓國央行和知識經濟部數據顯示，從2010年至2012年韓國對外經濟依賴度的進出口總額占國民總收入比重連續三年超過百分之百。韓國是能源極度匱乏的國家，幾乎沒有化石能源儲量，可再生能源也很有限。有統計顯示，2015年韓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277百萬噸油當量，而韓國一次能源生產總量僅為51百萬噸油當量，僅為消費總量的18%。

韓國經濟是外向型經濟，其支柱產業汽車工業、船舶工業、電子工業、石化工業、鋼鐵工業高度依賴國外的原料和市場，尤其是在面臨中國崛起相關產業的競爭情景下，因為疫情而停產停工是絕對不可能的。雖然中國經濟也受到疫情的影響，但是中國經濟回轉空間很大，自我調整、自我消化能力很強。

文在寅總統上任初期，提出了三項對外經濟合作政策構想“朝鮮半島新經濟地圖構想”、“新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本質上是促成能源多元化、市場多元化，用增量穩定與主要貿易國的關系，拓展與印度、東盟等新興國家地區的經濟聯系，其中諸多構想也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不謀而合。可以預見，疫情過后，文在寅政府將繼續推動半島和平進程，為韓國爭取更多經濟生存空間。

歷史不止一次雄辯的證明，中國大陸的繁榮強大是朝鮮半島和平的基石，朝鮮半島的安寧是中國大陸穩定發展的有力保障。新冠疫情是對文在寅政府的一次大考，中國頑強抗擊疫情，已經為韓國爭取了寶貴的戰略緩沖時間和窗口機遇期。希望文在寅政府能夠協調各方暫時放下利益糾葛，克服困難，有效防控疫情。2月2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大邱市和慶尚北道贈送50萬只口罩，其中10萬只為醫用，40萬只為KN95口罩。同日，中國駐韓國大使館為大邱市緊急籌備的2.5萬余個醫用口罩從首爾起運。貨車上，懸掛著新羅旅唐學者崔致遠“道不遠人，人無異國”的名句。中國與半島國家唇齒相依、命運與共，半島有難，中國必鼎力相助。

作者：李建杰（天津基層公務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