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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必須遵循憲法規定的基本原則

點擊：作者：周新城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03-07 10: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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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央接連通過了幾個發展非公有制的文件，要求為私營經濟排憂解難，采取一切措施，營造良好的經營環境，保證私營經濟健康地發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充分發揮非公有制經濟的積極作用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必須遵循憲法規定的基本原則，不能越出憲法的規定，任意地盲目發展。按照憲法的規定，至少應該遵守以下原則：第一，必須與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不能靠削弱公有制經濟的辦法，靠公有制經濟私有化、化公為私的辦法來發展；第二，非公有制經濟在整個所有制結構中，只能處于補充地位，不能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主體，一旦非公有制經濟成為主體，整個社會的性質就會發生根本的變化，就會由社會主義社會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第三，必須接受國有經濟的引導，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一切損害社會主義經濟的行為都是不能允許的。這些原則都是憲法所載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不能違背。

然而，不可否認，我們一些干部、尤其是一些身居要職的高級領導干部，在談論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問題時，往往忘記或者無視憲法有關公有制為主體、非公有制經濟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對非公有制經濟必須鼓勵、支持和引導的規定，抱著一種討好、諂媚私營企業主的心態，發表了許多離譜的言論，諸如聲稱私營企業是“衣食父母”，黨政機關應充當私營企業的“店小二”，私有制應當“納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應當宣布私有制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私營經濟始終是經濟發展的主力軍，鼓吹“企業家老大”，等等，此類言論，充斥報刊。一時間只準討好資本家，不允許對私營經濟做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尤其不準宣傳共產黨最終是要消滅私有制的這一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成為時尚的、不言而喻的宣傳紀律（雖然并沒有見諸正式文件）。這就把人們的思想搞混亂了，實際工作也就不知道對錯了。所以，有必要重申憲法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所規定的一些基本原則。

非公有制經濟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

為了正確確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基本原則，首先要從理論上明確非公有制經濟的性質。這是認識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一切問題的前提。

非公有制經濟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因而它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憲法第六條規定，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只有公有制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把私有制“納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把它說成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而且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那是荒唐的，違反常理的。鄧小平指出，我國非公有制經濟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這就意味著非公有制經濟的性質不是社會主義的。如果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那等于說，社會主義經濟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了，這在語文邏輯上就說不通。

怎么確定非公有制經濟的性質呢？從理論上講，一種經濟成分的性質取決于它內部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外部環境只能影響它的經營機制、管理方法，而不能決定它的性質。內因是根據，外因只是條件。拿私營經濟來說吧。只要是生產資料歸資本家占有，工人喪失生產資料，資本家在市場上按勞動力價值購買工人的勞動力（雇傭工人），然后驅使工人進行生產，并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不管它是哪個社會的，不管它是在什么環境下從事經營活動的，它總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在我國，政治上共產黨領導，經濟上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私營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營的，它與資本主義國家私營經濟相比較當然會顯示出一些不同之處，但是這種差別只是由于經營環境不同引起的經營機制、管理方法的不同，而不會導致根本性質的變化。“非公有制經濟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是說，在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行為載體中，非公有制經濟已經占相當大的比重，成了重要組成部分，這并不是說，非公有制經濟成了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而且成了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納入”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有人喜歡在名字上做文章。在改革開放前，我們多年來進行“斗私批修”教育，“私”字的名聲不太好。于是適應私營企業主的心愿，有人從日本和我國臺灣搬來一個世界上基本上沒有人用的、憲法上也沒有的名字：“民營經濟”，似乎換了個名稱，性質就變了：不是私有制經濟了，而是既不算“公”、也不算“私”的“民營經濟”了。其實，這是掩耳盜鈴，把“私營經濟”改稱為“民營經濟”，除了制造混亂外，什么也改變不了，因為人與人的經濟關系是客觀的存在，不會因為改了個稱呼就改變的。改個名字只是一種說得好聽一些的唯心主義的玩意兒。用模糊不清的“民營經濟”概念（人們自然會提出合作社、外資經濟算不算民營經濟，誰也沒有給予界定）取代含義清晰的“私營經濟”，這件事本身就透著一股不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討好資本家的情緒。這是不足為取的。

在我國，為什么要允許并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既然非公有制經濟的性質不是社會主義的，那么我們為什么不僅允許它存在，而且還要鼓勵、支持它發展呢？這就要從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說起。

我國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的。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的時候，生產力不夠發達，還需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來實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早就完成了的工業化、生產社會化。黨的十三大確定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尚處在初級階段，即不發達階段。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力發展又很不平衡，建立公有制所需要的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許多地區、部門還不具備，這種狀況決定了非公有制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具有積極作用，這是由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客觀地決定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能實行單一的公有制，只能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我們之所以允許并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并不是因為它是先進的生產關系，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而是因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落后這種國情決定的。

明確了非公有制經濟的非社會主義性質，而且其中主要組成部分——私營經濟、外資經濟——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以及我們允許并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理由，我們才能夠確定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基本原則。

非公有制經濟應該與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我國憲法規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僅要發展公有制經濟，而且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當然，不同歷史時期，由于情況不同，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速度是不一樣的，有時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速度要快一些，例如，改革開放初期，由于以前基本上沒有非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速度會快一些，以后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越來越具有社會性質，與此相適應，公有制經濟發展速度應該更快一些，這也是可以預料到的。但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絕對量都會增長的。說私營經濟要“離場”，這不符合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也不符合黨的政策，這是出于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虛構出來的說法。

輿論界經常冒出“國進民退”的論調。只要國有經濟發展了，這種聲音就強烈起來。其實這是一個偽命題。我們主張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國”（公有制經濟）進 “民”（非公有制經濟）也進，而且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速度比公有制經濟要快得多，在所有制結構中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迅速上升。在這種情況下，喧嚷“國進民退”實際上反映了私營企業主的這樣一種情緒：他們要求不發展公有制經濟，甚至萎縮國有經濟，創造條件使私營經濟發展得更快一些，以便最終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改革開放以來，有人經常抱有這種情緒：私營經濟發展，這是改革的成功；而發展公有制經濟，則是改革的倒退。例如有一個市改革開放前公有制經濟占94%，經過40年的改革，下降到了不到4%，而私營經濟從無發展到96%。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時，這個市的領導大肆宣傳這是改革的巨大成就，媒體也跟著這樣宣傳。其實這是違反憲法的，憲法要求“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而不是只發展私營經濟，萎縮公有制經濟，憲法還規定，發展國有經濟是國家機關的職責，國有經濟減少到這種程度，是他們失職的表現，怎么還能以此表功呢？可見，是非不分、思想混亂到了何等程度！

改革開放以來，曾經出現過這樣的情景；大批廉價出賣國有企業，甚至無償奉送給私營企業主，導致私營經濟迅速膨脹，國有經濟急劇萎縮。國有企業改革成了某些人化公為私的饕餮大餐，私營企業主的第一桶金往往并不光彩，說白了，是盜竊國有資產得來的。這種盜竊國有資產的行徑還受到保護，不許追究，說是要“赦免原罪”。這是某些“著名經濟學家”竭力鼓吹的，而且得到某些國家機關贊同。我就奇怪了，既然承認這是違反法律的罪，為什么私營企業主就可以赦免，不予追究，法律的嚴肅性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例外。難道“原罪”就可以赦免？別的人第一次犯罪，就沒有人呼吁要予以赦免，怎么一到私營企業就應該赦免了呢？其中反映的思想感情，令人深思。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堅持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是憲法的規定，不能違背。必須既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創造條件，也要為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提供必要的條件，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條件應該是一樣的，一律平等，它們應該在市場經濟中按照統一的規則平等競爭，不應有偏向。不能只想著發展非公有制經濟，而忽視發展公有制經濟，更不能靠犧牲國有經濟來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這是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一條基本原則。

非公有制經濟應該在補充的位置上發展自己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各種所有制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是不一樣的：公有制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的主體，其中國有經濟應該起主導作用，而非公有制經濟應該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來發展壯大。這是憲法的規定，必須遵守。老實說，處在“補充”的位置上，發展的空間也相當廣寬，足夠私營經濟發展的。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非公有制經濟是有廣闊的發展前景的。

然而改革開放以來，圍繞著私營經濟要不要處于補充地位的問題，充滿著斗爭。一些人對私營經濟處于補充地位十分不滿，總想突破憲法這一規定，想取代公有制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我們舉一個例子吧。2009年8月13日《南方周末》刊登一篇評論員文章《國有經濟何妨正名為“非私經濟”》，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改革開放初期，私有制經濟比重小，被稱之為“非公有制經濟”，委屈地處于“補充”地位，這好理解，現在私營經濟發展了、壯大了，財大氣粗了，顯示出它“代表著先進生產力”，應該倒過來，理直氣壯地把國有經濟稱之為“非私經濟”，讓出主體的位置，由私營經濟充當國民經濟的主體。一副“暴發戶”奪取主體地位的迫不急待的心境，躍然紙上。

我國私營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奪取主體地位的斗爭，是得到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支持的，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心境相通，沆瀣一起。2000年尼克松就中國經濟改革的走向發表意見說，“中國朝自由市場制度前進的過程已經走了一半。現在，它的兩經濟——一種私有，一種公有——正在進行殊死的競爭”，“戰斗還遠遠沒有結束”。只要美國“繼續介入中國的經濟，就能在幫助私營經濟逐步銷蝕國營經濟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尼克松：《透視新世界》，第162、163、171頁，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0年，2000年版。）克林頓也說，美國要利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機會，在中國推行美國的“價值觀念”，“加速大型國有企業的衰亡”，由“私營企業取而代之”，給中國內部“為人權和法治而奮斗的人們增添力量”，以使中國做出美國所需要的那種“選擇”。（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背景材料》，2000年9月。）一句話，壟斷資產階級大力支持發展私營經濟以取代公有制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這是他們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關鍵，是他們根本利益所在。這個動向值得我們警惕。

那么，我們為什么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毫不動搖呢？為什么非公有制經濟（包括私營經濟）只能處于補充地位，不能成為主體呢？理由是兩條。

第一，從政治上說，這個問題關系到整個社會的性質。在一個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社會里，社會的性質，從經濟上說，就取決于哪種所有制經濟處于主體地位。這是毛澤東在《矛盾論》里講的道理。他指出，在一個存在多種矛盾的矛盾綜合體里，總有一個是主要矛盾，它規定著、制約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事物的性質正是由主要矛盾決定的。在奴隸社會，既有奴隸主經濟，又有自由民經濟，但奴隸主經濟是主體，因而整個社會的性質就是奴隸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既有資本主義經濟，又有個體經濟、地主階級經濟，甚至還有奴隸主經濟，但資本主義經濟處于主體地位，其他所有制經濟都受資本主義經濟的制約，都只是資本主義經濟的補充，所以整個社會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由于公有制占主體地位，所以我們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而不是別的什么社會。一旦公有制喪失主體地位，讓私有制占據主體，整個社會的性質就會發生根本的變化。哪種所有制經濟處于主體地位，關系整個社會的性質，越是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我們越要強調公有制為主體。茲事體大，決不能掉以輕心。這是我們反對私有化、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非公有制經濟只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的政治原因。

第二，從經濟上說，這是解放、發展生產力的需要。目前我們之所以需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因為生產力落后，許多地區、部門的生產力還不具有社會性質。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的集中，生產力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與這種性質的生產力相適應的，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按照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我們越是向前發展，就越是需要發展公有制經濟。資本主義私有制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最終要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所取代，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過程中，公有制經濟是解放、發展生產力的主力。生產力發展了，生產的社會化程度提高了，不去發展公有制經濟，反而推行私有化，把經濟發展的希望寄托在非公有制身上，這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最終會束縛、破壞生產力。

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非公有制經濟必須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應該有助于鞏固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是一條大原則。非公有制只有維護和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甘心處在補充地位，才能得到健康的發展。一切通過削弱公有制經濟的辦法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措施，都是危險的，它將危及整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危及生產力的持續發展。

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既得到鼓勵和支持，又必須接受引導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是既重視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又注意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發展。這是一個完整的體系，鼓勵、支持和引導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必須全面地理解和執行這一政策，不能有片面性。對非公有制經濟既不能忽視鼓勵和支持，也不能忽視引導。

為什么我們對非公有制經濟要采取這樣的政策呢？制定這一政策的依據是什么呢？

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制經濟的作用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在生產力比較落后、生產社會化程度不高的條件下，非公有制經濟（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有著積極意義，它們對增加產品、滿足人民需要，吸納就業人口、提供稅收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們必須在市場準入、融資、供給勞動力、稅收政策等營商環境的各個方面，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創造一切條件，鼓勵、支持它們發展。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水平決定的、客觀的需要。

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其中主要部分——私營經濟、外資經濟，還是建立在資本主義是優質基礎上的，存在剝削關系，生產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因而與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有矛盾的。我們必須正確處理這一矛盾，不能讓矛盾激化。因此，必須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政治上依靠黨和政府制定正確的政策，經濟上依靠強大的國有經濟的指引，使得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引導，是我們對待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的重要方面，不能忽視。

正確對待非公有制經濟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也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問題。這里需要有辯證思維，不能有任何片面性。

最后，我們要強調一點：必須尊崇憲法，嚴格按照憲法辦事。我們是法治國家，任何事情都要依法辦事，首先要依憲辦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必須遵循憲法規定的基本原則，不能違背這些原則。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紅色文化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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