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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劉立強，老一輩革命家、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之子

去年的四月十日凌晨，太行綴花、漳水嗚咽——楊貴叔叔走了！

楊貴叔叔是紅旗渠的首創者和設計師。按國人漸已接受的國際流行尊稱，說他是“紅旗渠之父”，當之無愧！

近一年來，每當想到父輩與楊貴叔叔近半個世紀的情誼，想到楊貴叔叔對我一家的關愛，我常常夜不能寐、思潮翻卷。 

曾幾何時，楊貴和紅旗渠鮮為提及。時至今日，仍偶有不諧雜音泛起。這令人腦海中難免浮現先烈的沉重名言：

“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個有英雄卻不知敬重愛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藥的。”

幸哉，2011年3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習近平同志在參加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時，他發聵震聾、高瞻遠矚地指出：

“紅旗渠精神是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的集中體現，歷久彌新，永遠不會過時。”

紅旗渠就是干部人民同心同德、眾志成城、拼搏鑄就的豐碑！

楊貴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建設社會主義征程上涌現的英雄！

楊貴和紅旗渠正是代表那個激情燃燒、偉大輝煌時代的旗幟！

紅旗渠得到從中央到省委

老一輩的傾力支持

楊貴和紅旗渠是在老一輩無產階級無革命家的發現、培養下成長起來的，也是在那一代人民群眾支持、擁護下成長起來的！

1954年5月，年僅26歲、卻已有11年黨齡的楊貴被任命為林縣縣委第一書記。他率領全縣人民大興水利，取得了顯著成效。在1957年的全國山區工作會上，林縣被樹為典型，楊貴介紹的經驗受到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熱情贊揚。林縣還獲得周恩來總理簽發的國務院獎狀。

當年底，林縣縣委發出“重新安排林縣河山”的雄壯號召。十五年后，陳永貴參觀林縣深受啟發，提出也要“重新安排昔陽山河”。這個口號在數十年里一直激勵著地球上最大的農民群體戰天斗地，創造出了真實版的“愚公移山”神話奇跡。 

1958年下半年，毛主席在視察中最早發現了“大躍進”的問題。11月1日深夜，他在專列上與新鄉的部分地縣領導干部座談討論。 楊貴和參會的同志們如實、詳細反映了遇到的問題和困惑，這引起毛主席的警覺和重視。隨后，他分別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八屆六中全會和第二次鄭州會議，開始了全黨糾“左”的艱難歷程。

1958年11月1日深夜，在新鄉火車站的專列上，新鄉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中）向毛主席介紹楊貴（左）

如今被媒體廣為引用的毛主席與楊貴親切握手的照片就是在座談會開始前，時任新鄉地委第一書記向毛主席逐一介紹參會者時的留影。楊貴叔叔家那窄  小的客廳里一直掛著它。

在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鶴壁市文聯副主席關勁潮所著《巍巍山碑——紅旗渠旗手楊貴傳奇》書中披露的一段軼聞，也能夠證明楊貴身上這種為民務實、敢言敢當的秉性由來已久：

1959年秋后種麥時，楊貴堅持實事求是，不盲從某位科學家提出的“地翻一米深，畝產能超千（斤）”的論斷，沒有執行“凡土地翻不到一米深不準種麥”的規定，使播種即沒誤農時，又沒瞎指揮。第二年夏天，林縣取得小麥大豐收。新鄉地委第一書記拍著楊貴的肩膀，既高興又感慨地說：“實踐證明，你的做法是對的。這就是水平，這就是能力，別人不服氣不行！我們的干部要都能注重研究實際，學習實際就好嘍！”

也正是在1959年的年中，為了徹底解決林縣干旱缺水的問題，楊貴等縣委領導冒著酷暑兵分三路，窮源朔流奔赴鄰省三縣找水。

當年11月6日，林縣縣委向新鄉地委和河南省委呈送報告，要求興建引漳入林灌溉工程。 

不久，應楊貴請求，河南省委向山西省委致函，協商解決從山西省的平順縣引漳入林。河南省委書記處負責農業的書記史向生也應楊貴之請，領銜給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和書記處書記王謙寫信求援。山西省委領導很快答復，同意從該縣石城鎮侯壁斷的下方引濁漳河水。

5天后的1960年2月11日，頂著某些人說引漳入林灌溉工程是“秦始皇修長城”、“隋煬帝開運河”的流言蜚語，該工程正式拉開序幕。3月初，楊貴發起將該工程定名為“紅旗渠”。

楊貴（前）、李貴（隨后）率領林縣縣委領導走在修建紅旗渠隊伍的最前列。攝影：魏德忠

一年零八個月后，紅旗渠工程面臨重重困難、幾近停工。1961年9月21日晚，楊貴向到任三個月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作匯報。劉建勛坦率地說：“楊貴同志，你談的情況我清楚，他們在豫北賓館會議上整你們，那種做法我不贊成。你們的工作做得很扎實，是經得起考驗的。我在中央開會時，周總理還問到你的情況。他說：林縣修建紅旗渠是個好事嘛，是些什么人有意見呢？我說：就是平常不愿做艱苦工作的那種人。這種人心中沒有人民！”

劉建勛所指的那次會議前期，地委領導中有人說“大搞紅旗渠建設，比秦始皇修長城、隋煬帝挖運河還要苛刻”，錯誤地整了楊貴、路加林等縣委領導同志，最后是在負責農林口的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親自指導下得到糾正的。

劉建勛接下來對改任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長的吳芝圃說道：“芝圃同志，紅旗渠那么大的工程，不支持一點錢說不過去。……陶鑄同志跟我說：紅旗渠這么大工程，又是在困難時期，就靠林縣一個縣的力量來搞，真不簡單！你省里不支持一點錢，將來建成后看你們怎么向群眾交待！我看，咱從今年省里節余下來的行政經費中給楊貴解決一二百萬，他們的自力更生精神省委應該鼓勵。”吳芝圃當場表示同意。

楊貴在《憶劉建勛同志》一文中寫到：“一二百萬元，這在當時是我想都不敢想的數字，當然我高興的不僅僅是錢，更重要的是紅旗渠引起了周總理、陶鑄同志和省委的關心和支持。以后，建勛同志還幾次到紅旗渠參觀指導工作，他非常關心紅旗渠建設。”

劉建勛晚年的《自述》為楊貴回憶作了簡要補充：“我剛調到河南不久，就去了林縣，看到‘紅旗渠’工程停了，問楊貴為什么停下來，他回答沒有錢制造炸藥。我說了話，批了二百萬元給他們，開了炸藥廠。那時候的二百萬元，可比現在值錢多了。”

此次談話十天后，迎著新中國12歲華誕的朝霞，紅旗渠總干渠第四期工程的開山炮在千山萬壑間重新響起。

1963年，河南省委曾一次撥給林縣20輛“解放”牌卡車。在計劃經濟體制和經濟困難時期，這可是數量頗大且價值不菲的物資設備啊！不僅大大鼓舞了林縣人民的斗志，也支援了紅旗渠工程和其他建設。在那個年代里，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

河南省委在尊崇和弘揚廣大修渠民工的奉獻犧牲精神等方面也都高度重視。

僅以任羊成和李改云兩位勞模為例。

任羊成是修渠大軍中有名的除險隊隊長。繩子勒得血肉模糊形成了傷痕，就像赤褐色的帶子永遠纏繞在他的腰際。

任羊成在給筆者的信中回憶了劉建勛代表省委接見自己和全體敢死隊隊員時，走上前去與英雄們一一握手，激動地高聲說到：“閻王爺不要你們，我們要。你們辛苦了！” 劉建勛每次見到他，總是一把拉住他的手，夸他是紅旗渠上不怕死的飛人，是當代的英雄。

1966年2月23日，劉建勛接見任羊成、王磨妞、李科成、王實存等修渠英雄模范。攝影：魏德忠

任羊成還回憶在1971年2月省里組織勞模赴外地學習交流前，劉建勛代表省委聽他試講就達四個小時，熱情鼓勵他放開膽子，丟下稿子，怎么想的、怎么干的，就怎么講。不要講空話、套話！

1999年建國五十周年大慶前，中央電視臺連續播放了16集大型電視文獻記錄片《新中國》。在第7集中，任羊成講述了冒死排險的故事。

此時，畫外音響起——“當時的省委書記劉建勛聽了這個故事后，決定同當地的縣委書記一起請這位英雄吃頓飽飯。為此，他們準備了四碗面條。在三年困難時期，這是最大的獎勵。”

片中提到“當地的縣委書記”正是楊貴。

2013年五一勞動節，中央電視臺的大型電視文獻《勞動記憶》節目播出，又一次提到了這個故事。

任羊成說：“省委書記見我還沒有吃飽，又兩次自己掏錢從伙房要來10個饃，我一下子又吃了5個，再不好意思吃了。書記勸我吃飽，我又吃了3個，剩下兩個，實在不好意思再吃了，因為我知道兩位書記每人只吃了一碗面條，根本吃不飽。但兩位書記仍不肯吃，非要我拿走不可……”

河南省攝影家協會主席魏德忠多年為紅旗渠攝影宣傳，他的憶文多了兩個細節：

一是劉建勛問楊貴：“他們干這么重的活，一個月多少標準？”楊貴答：“干部標準，一個月29斤。”劉建勛說：“不行，你楊貴沒糧食，我有！回去我和文敏生省長商量一下，給你們撥些款、撥些糧食，怎么也得讓任羊成他們吃飽呀！”

 

二是看著任羊成狼吞虎咽的樣子，劉建勛和楊貴的眼圈紅了。任羊成離開時，劉建勛說：“再拿幾個饅頭來。”然后用紙一包，塞到任羊成的懷里。

記者評述道：“我們被任羊成的回憶深深地打動了，這個故事的潛臺詞是：有這樣好的黨風和干群關系，什么困難不能克服！什么奇跡不能創造！ ”

1960年2月18日，姚村公社社員、修渠婦女營營長李改云舍己救人、身負重傷。她昏迷醒來后第一句話就是告訴工友：“我在信用社存了10元錢，你把那10元錢給我交了黨費吧。”

楊貴得知李改云受傷后，下了一個死命令：“人要保住。不能讓英雄流血還流淚！”

前幾年，筆者分別采訪了李改云、主治醫生和直升機飛行專家。

李改云回憶說：“受傷后省領導劉建勛來看望我，安排直升機把我接到鄭州去治療。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的傷會讓這么多人牽掛。”

負責運送李改云的任務是由河南省委聯系武漢空軍，請駐新鄉市、通稱‘獨三團’的直升機團指戰員們于4月18日執行的。

李改云的右腿保住了，但留下終生殘疾。她被評為紅旗渠建設模范和特等模范。人們還將位于紅旗渠渠首的一座橋命名為改云橋。

光榮負傷的李改云在醫院養傷。來源：中國檔案資訊網

紅旗渠初建的1962年底，經楊貴提議，林縣縣委決定將國家退賠給縣財政的200余萬元分批分期用于該項目，個別反對紅旗渠建設的人接二連三向上面告狀。最后是兼任財政部長的李先念副總理一錘定音，才保護了林縣縣委，也保證了紅旗渠正常施工。

李先念后歷任黨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和全國政協主席。僅1963—1991年間，他對楊貴、紅旗渠建設和紅旗渠精神所作的文字批示就有19件，講話更達30多次。楊貴每提到此，總是滿懷感念地說道：“如果不是先念同志為我們撐腰，紅旗渠能不能修成，何時修成，還很難說呢！”

中南局主要領導陶鑄、王任重對修建紅旗渠也非常關心，先后派金明、李爾重、吳南生等人常駐河南幫助工作。其中李爾重就到過紅旗渠現場指導。

而河南省委在關注林縣紅旗渠建設的同時，也高度重視總結林縣縣委的思想組織建設，及時總結推廣他們的經驗。

“文革”初期，擔任省委代理第一書記的文敏生于1967年6月20日，親筆給林縣“造楊貴和黑縣委反”的那派群眾組織寫了一份材料，提到不少事例恰好印證了省委集體對待楊貴和紅旗渠的態度。

文敏生寫道：

“據我回憶，在一九六三年何偉（時任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后調任國務院高教部部長—筆者注）到林縣座談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并在全省推廣過。后來劉建勛和紀登奎到林縣總結了依靠貧下中農的經驗，并向中央出版的《內部參考》寫過報道，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說林縣是馬列主義的縣委，沒有征求過我的意見。北京舉辦農業大寨式的展覽，決定展出林縣為大寨式的縣，據我所知是先由農業口提出，最后經劉建勛同意報中央的…… 提拔楊貴為地委副書記，是先由省委組織部和地委研究，經劉建勛同意后，提到省常委會討論通過的。……劉建勛說‘林縣十年搞得好，工作有成績，楊貴這個尖子，不但不可以拔掉，還可以提拔。’果然，楊貴這個縣委書記不久連升幾級，被提升為安陽地委副書記。同時劉建勛還命令河南日報大量報道楊貴所謂事跡，要求把楊貴作為活的焦裕祿來宣傳……”

1964年12月，紅旗渠總干渠全線竣工。當年林縣就成為全省第一個提前3年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指標的縣。通水同時解決了57萬人和37萬牲畜吃水用水的民生大計，在20年里，全縣的糧食產量提高了5倍。

1965年的5月和8月，河南省委連續發出號召，要求全省廣大干部群眾在學大寨、學大慶、學解放軍的基礎上，向林縣學習。

10月，河南省委任命楊貴為安陽地委副書記兼林縣縣委第一書記。

12月18日，遵照周總理的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長篇通訊，全面介紹林縣縣委領導全縣人民重新安排河山的動人事跡，同時還在頭版配發了社論，林縣縣委獲得全縣人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核心”的高度評價。

在《黨史二卷》中赫然寫到：“林縣人民開鑿紅旗渠、重新安排河山的壯舉，是杰出的代表……這個計劃得到了河南省委的支持。”

國家補助紅旗渠建設

一千余萬元的來龍去脈

英雄的林縣人民歷經十年艱苦鏖戰，削平山頭1250座，鑿通隧洞211個，架設渡槽152座，劈開太行山，引來漳河水，建成了全長1500公里、名垂青史、震驚世界的紅旗渠。

當時整個紅旗渠工程總投入7154.7萬元，其中國家補助1025.98萬元，縣社隊自籌（含投工）6128.72萬元。如果把紅旗渠施工的土石方堆成一條高3米、寬2米的城墻，這條新的“萬里長城”可以從廣州一直延伸到哈爾濱。

對于國家補助1025.98萬元的來龍去脈，多年來一直語焉不詳。在此，筆者將近些年收集的資料歸納整理如下：

首先，國家補助是分兩次進行的。

第一次即前文所述1961年9月21日，劉建勛、吳芝圃代表河南省委當面向楊貴承諾要拿出“今年省里節余下來的行政經費”支持紅旗渠建設。在此不再贅述。

 

第二次是在1963年7月劉建勛和紀登奎視察林縣后確定的。

千正旺曾任新鄉市委副秘書長，曾長期擔任安陽地委第一書記崔光華的秘書。他在2014年7月10日給筆者夫婦的信中詳細寫道：

“我發現《楊貴與紅旗渠》中‘省委領導的支持’章節有一個重大情節遺漏,補充說明如下:

 

1963年7月8日至11日,劉建勛在省委常委兼秘書長紀登奎陪同下,對林縣進行了四天的考察。這次考察對紅旗渠工程進行了全面實地查看。具體的活動是：七月九日提前吃過早飯,乘車到達紅旗渠分水嶺，沿著總干渠的盤山路北上，邊走邊看，中午時分，趕到建在山西平順縣的紅旗渠渠首，在這里詳細參觀了渠首的各項建筑和漳河水源情況。中午在平順縣石城公社就餐。飯后不休息，和公社干部座談，聽取他們對紅旗渠的看法，詢問修建紅旗渠給當地帶來什么不便……

 

由于他實地考察了施工情況，又聽取了縣委的詳細匯報，對紅旗渠的認識又有了升華，十二日離開林縣前，他對林縣縣委領導人表示，我回到鄭州后,想辦法籌集八百萬元，支持紅旗渠建設。

 

在場人聽到這個數字，無不驚喜。當時的八百萬元絕非小數，我聽后大為震驚，在我腦子里印象很深，直到現在記憶不忘。

 

1967年夏天，剛剛“解放”出來擔任北京市革委常委兼農林組組長的劉建勛在北京接見了兩個希望了解楊貴情況的大學生。劉建勛說：‘楊貴修建紅旗渠是好事嘛！林縣過去沒水吃,逃荒要飯。修渠是在困難時期,我看過,工程很大,我給批了點款,20%是上邊給的,80%是自力更生。誰說紅旗渠是黑的，他可以不吃紅旗渠的水，還跑幾十里到漳河挑水吃嘛！’

 

總上所述,可以肯定,劉建勛批準支持‘紅旗渠’的款項是兩筆，第一筆是書上所講的二百萬，第二筆是遺漏的八百余萬。”

其次，再看林州市紅旗渠精神學習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紅旗渠雜志》主編郝順才2016年1月12日發給筆者的郵件，從中可尋覓到省委隨后布置業務部門在林縣調研及國家補助的具體細節：

關于劉書記撥款的基本情況

一、紅旗渠日記摘錄：

1963年7月9 日，劉建勛來工地視察。（464頁）

1963年9月15日，省計委高、楊兩同志來紅旗渠摸底，看國家需補助多少款。（469頁）

1963年12月2-3日，楊甫副廳長了解今后需要開支的各項經濟情況。（477頁）

1964年4月23日，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安陽專區支行王文軒二同志，來了解有關工程安排、資金運用等工作。（487頁）

1964年10月10日，安專水利局財務科李科長2人，了解財務開支情況和存在的問題。（505頁）

二、國家投資數目和分配明細：

 

總干渠投資：463.98萬元。

三條干渠投資：405萬元。

加高加固投資：147萬元。

支渠配套投資：10萬元。

共合計：1025.98萬元

郝建生曾任《安陽日報》副主編、河南省紅旗渠精神研究會常務副理事兼副秘書長。他和郝順才都是研究紅旗渠的專家，他還是《楊貴與紅旗渠》的三作者之一。他亦認為千正旺的回憶確實可信。 

1963年12月，在周總理、李先念和錢正英（水利部副部長，主持部工作）的大力支持下，紅旗渠工程終于正式納入國家基本建設項目。國家撥款隨后逐步到位。

艱難歲月中的捍衛與堅守

“文革”初期，楊貴首當其沖遭受沖擊。他回憶道：“‘文化大革命’一起來，安陽地區的縣委書記中，我是最早受到沖擊的……（造反派的）街頭大標語：‘大好消息，東扒焦裕祿的墓，西罷楊貴的官。’焦裕祿努力改變蘭考面貌，我們自力更生修紅旗渠，都成了‘罪惡’。”    

據不完全統計，楊貴先后遭到批斗270多場。大批的林縣干部群眾、勞動模范和楊貴的家人都在所難免，受到牽連。紅旗渠配套工程建設也被迫停滯。

1966年9月21日凌晨，安陽地委造反派星夜圍攻林縣縣委揪斗楊貴。聞訊后，李先念馬上做出批示，陶鑄、譚震林即刻向周總理匯報。周總理讓電話通知河南省委：請楊貴同志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以便保護他。遺憾的是，周總理的指示被地委造反派扣押，未能落實。

已任中南局第一書記的王任重也想保護楊貴，明確表態不同意楊貴回安陽地委“參加運動”。河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文敏生執行了王任重的指示。據他1967年在文字材料中所述：省委兩次明確表示“楊貴可以不回地委”，而省委候補書記兼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戴蘇理卻擅自“答應可以。”這就極大地助長了造反鬧事者的囂張氣焰。

萬般危急之際，林縣的廣大干部群眾不顧個人和家庭的安危，奮不顧身自發加入了保護楊貴、保衛紅旗渠的行列。 

1967年5月30日，已被關押、揪斗半年多的楊貴在陳亦慶、白蘭香等北京大學生和林縣工人們的幫助下，藏在裝滿棉花籽的大卡車內輾轉到了山西。全國勞動模范李順達和申紀蘭義無反顧地收留保護了他。

6月10日，楊貴到了北京，先后在新華社記者方徨、程竟明、國務院外事辦干部李后和京郊618軍工廠工人師傅等好心人的家中躲藏，“像當年打游擊和敵人周旋的戰斗生活一樣。”楊貴的入黨介紹人王青奇、劉樹杰夫婦也千方百計地竭盡所能幫助他。

8月8日，周恩來總理看到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四個記者的聯名信后作出重要批示，并親自給尚未重回河南工作的劉建勛打電話，明確指示他“要保護楊貴同志的人身安全”。

劉建勛迅速落實周總理的批示和指示。8月12日，他終于通過北京市革委吳德、楊壽山等領導找到了楊貴。他們安排楊貴于15日乘飛機抵達鄭州，由空軍13師保護起來。

方徨曾撰文回憶周總理批示大意是：“楊貴和林縣的工作過去是有成績的，說林縣是‘黑旗縣’，‘紅旗渠’是‘黑旗渠’是不對的。你們一定要保護好楊貴，早日把他解脫出來。……我們深深為周總理、劉建勛對解決林縣和楊貴問題的關切和重視而感動。”

楊貴回到鄭州次日下午，劉建勛專門趕到機場看望了他，向他詳細介紹了周總理批示和指示的內容以及執行經過，楊貴聽罷淚如泉涌。

河南局面逐漸平穩后，劉建勛找來《河南日報》負責人，交代他要專門“發一個消息，叫楊貴出來主持林縣的工作。還說，河南有幾個楊貴就好辦了。”劉建勛希望通過此舉，能夠有更多的革命領導干部盡快地“解放”出來參加“三結合”，穩定局勢、發展經濟。

1968年4月28日，林縣革命委員會成立，楊貴擔任縣革委主任兼縣武裝部第一政委。他立即投入了指揮紅旗渠支渠配套工程的戰斗，耽擱兩年的紅旗渠建設重新步入正軌。

1969年7月6日，支渠配套工程全部竣工。

李先念的老秘書程振聲曾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等職，他就曾專門詳細介紹過老首長與河南農業生產和林縣工作淵源的前因后果。這段距今久遠的歷史資料非常珍貴，故在此不吝筆墨，摘抄部分重要情節如下：

“…… 從1966年初先念同志開始接觸農業一直到五月份“文革”前，他對河南農業生產做了十條指示。這些指示實際上就是林縣的經驗。1966年4月，先念同志給王維群寫信，要樹林縣這個典型，抓好全省農業生產。

這是先念同志最早、最直接講林縣。

……

 

黨的九大后，先念（重新）進了中央政治局。那時周總理忙，先念全面主持國務院工作。林縣革委會成立后，一年時間就完成了紅旗渠配套工程，工作搞得很出色。1969年6月3日，《人民日報》情況匯編1560期反映：‘林縣大抓農業不斷壯大鞏固集體經濟。’對此先念批示‘印參閱文件，加發農業、水電、商業、輕工、化工部。’推廣林縣的經驗。

 

九大后，全國形勢一度趨于穩定，外交也開展起來了。1971年7月25日，外交部、外經部向國務院請示《關于同意宮石林治等人參觀紅旗渠等水利工程等單位》。先念同志批示：‘各國大使都可去參觀，當然可以去，你們就可以決定。’先念又把林縣這個典型推向了世界。”

（引自《楊貴與紅旗渠》三位作者中楊增和、李永生2005年4月15日訪問程振聲的記錄稿）

1970年底，周恩來總理在接見外賓時，代表國家自豪地向世界宣布：“新中國出了兩個奇跡，一個是南京長江大橋，另一個是紅旗渠的建成。”

《黨史二卷》中再次記述到：“河南林縣人民在1966年紅旗渠總干渠通水后，又于1967年進行紅旗渠支渠配套。他們頂住壓力，排除動亂的干擾……直至1974年8月，紅旗渠全部竣工。”

在后來的歲月中，楊貴和劉建勛在各自的崗位上分別經受了更大的考驗。他們在從未遇到的逆流困境中風雨同舟、苦撐大局。他們之間由共同理想和信念構架起來的戰斗友情日漸深厚。

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前后，林彪集團加快了從中央到地方搶班奪權的步伐。在河南，他們公開把矛頭指向楊貴和紅旗渠，誣陷“紅旗渠對外驚天動地很兇，對內灰心喪氣很空。”

1969年10月，楊貴被調洛陽地區任革委會副主任，林縣開始大規模的批楊貴、肅流毒。

11月，河南省革委副主任王新當面斥責楊貴說：修了一條小小的紅旗渠有什么了不起！隨后，他兩次派人到林縣“整風”，不僅錯誤地批判楊貴，還打擊了林縣大批的干部黨員和勞動模范。

1970年7月，圍繞紅旗渠建設這個大是大非問題再掀疾風暴雨。縣委和局委領導干部被統統集中起來，進行了為期90天的“整風”。 

此次，林縣的干部群眾又被牽連波及無數。

那時，劉建勛的日子同樣不好過。面對王新大砍紅旗渠、打倒楊貴的一意孤行，劉建勛仍然先后4次批評了他，可他卻執意不改。

李先念的老秘書程振聲還詳盡回憶了中央察覺王新問題嚴重性的過程：

“1971年9.13事件前，王新在林縣批紅旗渠，批楊貴，換班子。1972年3月12日，華國鋒轉來周總理關于‘林縣干部大換班，否定紅旗渠，群眾思想不通’的批件……1972年6月7日，紀登奎轉來群眾來信簡報第19期反映：‘河南省林縣第一書記張興吾全盤否定該縣建設成就，大講紅旗渠是假的。’先念批示：‘登奎同志閱，可轉劉建勛同志閱。經常接到林縣群眾來信，反映有人說紅旗渠是假的。怪！’”（引自《楊貴與紅旗渠》三位作者中楊增和、李永生2005年4月15日訪問程振聲的記錄稿）

1972年10月15日，朱德委員長的夫人康克清從林縣回到鄭州，當面向劉建勛、張樹芝反映楊貴和紅旗渠受到錯誤打擊的情況，并與他們交換了意見。隨后康克清又親筆給紀登奎寫信：“……情況和意見，已向建勛、樹芝同志匯報，他們都很重視。目前省里正開會。”她還向中央轉呈了著名記者、作家華山（粵劇表演藝術家紅線女的丈夫——筆者注）寫的林縣情況反映。

關于康克清的這封信，李先念后來親口對楊貴說：“我們都看了，周總理看了兩遍。他們把你整得好苦啊！”楊貴聽后滿眼噙淚。

三天后的10月18日，周總理親自點名讓楊貴和另一位挨王新整肅的開封地區領導人張欽禮一起到北京，參加了在京西賓館召開的河南批林整風匯報會。

會議中，周總理環視會場說：楊貴同志，你過來！

周總理站起來伸手把楊貴拉到自己身邊問：你今年多大了？

楊貴回答：44歲。

周總理一邊拉著楊貴的手，一邊怒斥王新說道：毛主席培養的好干部，你要整他們。我真是難過死了……說著說著，周總理動情地流下了眼淚。

葉劍英接著批評王新道：“你對林縣人民創造的豐功偉績不是贊揚而是咒罵、破壞。蘭考焦裕祿的事跡看了很動人，你也反對。從感情上看，你愛什么、恨什么是很明確的。”

11月4日，中央(1972)42號文件經毛主席批示“同意”后下發全黨。該文件充分肯定了林縣人民戰天斗地的輝煌成就，嚴肅批評了王新大砍林縣、蘭考兩面紅旗的錯誤。 

當天，李先念、劉建勛等與楊貴談話。李先念說：楊貴同志，這次會議就算給你平反了！總理對你很滿意，說你顧全大局。回林縣解決一下問題，就準備到省里工作。這是中央和建勛同志的意見。

就這樣，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自10月18日起，前后共用18天時間，在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紀登奎等中央領導同志的主持下，又一次解決了河南問題，再次給楊貴和紅旗渠平反。（引自楊增和、郝建生、李永生合著的《楊貴與紅旗渠》，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1973年2月26日，中央發文通知：楊貴擔任河南省委常委、省革委生產指揮部副指揮長。

6月12日下午，劉建勛向楊貴傳達說：“先念同志從北京飛往武漢，專門在鄭州停了停，傳達總理意見：讓你協助我抓省委全面工作。我送先念上飛機后剛回來，就給你談這個意見。楊貴同志啊，你可要理解總理和先念同志的意思啊！”

8月28日，經周總理親自提名，楊貴當選為黨的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在11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總理再次親自提名，派楊貴到公安部協助華國鋒（副總理兼公安部長）工作。他不負眾望，與“四人幫”安插在公安部的爪牙進行了不懈的斗爭。

1976年4月10日上午，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召開省會各界群眾大會后，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游行。楊貴（右）和劉建勛（中）、張樹芝（左）在首車上。 提供：原守成

1976年3月25日，華國鋒和紀登奎代表中央通知楊貴回河南幫助省委工作。4月10日凌晨兩三點鐘，楊貴與劉建勛、王維群乘機返回鄭州。上午9時，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召開了省會各界群眾大會，貫徹黨中央的指示，領導廣大干部群眾繼續堅持與“四人幫”及其在河南的爪牙進行堅決斗爭。

在那段艱苦卓絕的日子里，楊貴積極配合省委，作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

在此期間，楊貴仍在林縣兼職。盡管主要精力和工作時間是在河南省委和公安部，但他依舊支持和保護了后來被譽為“鄉鎮黨委書記好榜樣”的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吳金印。幫助吳金印的人還有領導輝縣人民大干的鄭永和。為此，20世紀70年代末，吳金印還曾因為“與楊貴、鄭永和關系密切”，一度被上面免職。

楊貴（中）和耿起昌（右1）、文香蘭（右2）深入工廠車間指導生產。攝影：魏德忠

楊貴還堅決執行李先念、王震、紀登奎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收留保護了郭小川、華山等著名文化人，許多受難領導干部如楊玨、趙易亞等人的子女們，都在林縣得到了很好的呵護和安排。

楊貴按照劉建勛的要求，在1977年春讓縣委副書記栗秀林請在林縣的國內頂級專家對原湖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王延春所患癌癥進行檢查確診，并制定了手術方案。最后由栗秀林帶領6人小組，護送王老夫婦安全返回長沙、成功實施手術。

兩年后，王延春“叛徒、走資派”的冤案才由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親自批示，得以徹底、公開平反。

這些看似與黃鐘大呂般紅旗渠建設主旋律無關的的插曲，折射出的正是楊貴和林縣人民的可貴品質和無量功德！

在結束本章節前，筆者還想提提李先念與紅旗渠的兩件事，后人可從中體味到革命前輩內心深處的紅旗渠情結。

1974年2月26日，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陪同贊比亞共和國總統卡翁達夫婦參觀紅旗渠。65歲高齡的老人家氣喘吁吁地沿著山道拾級攀登，他對身邊的省委領導耿起昌、楊貴、劉鴻文、文香蘭等人說：“林縣人民能把紅旗渠修到山上，你們就不能把路修到山上？你們沒錢我拿錢！”

現在通往青年洞的盤山公路就是在那以后修建的。可敬可愛的林縣人還把修路節省下的錢退還給了國家。

在青年洞前，李先念聽了楊貴的介紹后感慨說道：

“百聞不如一見啊！我看過紅旗渠的電影，也聽人講過紅旗渠，來到紅旗渠一看，更感到它的偉大，真是人工天河！不要說是一個縣在三年困難時期修建的，就是在豐收年份修成它也不可想象！”

卡翁達總統（前左）在紅旗渠分水閘工地上興奮地揮動鎬頭。李先念（后中）、耿起昌（后左）、楊貴（后右）。攝影：魏德忠

1976年1月下旬，李先念、林佳楣夫婦讓女兒紫陽、兒子李平做代表，從北京乘硬座來到鄭州，參加了筆者36元錢辦的簡單婚禮。 一貫嚴格要求子女的李先念、林佳楣夫婦，竟都同意讓紫陽、李平和筆者夫婦一塊兒去林縣和輝縣參觀、接受教育。紅旗渠等改天換地的偉大工程給我們每一個人都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丹心不改續寫“紅旗譜”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股抹黑、偃旗的思潮曾殃及紅旗渠。

楊貴遭人誣陷，受到不公正待遇。李先念、王震出面保護了他，將他調到位于黃河入海口的五機部渤海農場。他的老伴也受到株連，從區委機關下放街道辦事處，后因身心俱損，過早離世；大兒子被部隊提前轉業；小兒子考上大學卻被取消錄取資格后，患上嚴重的疾病，完全喪失了工作和自理能力……

“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這些常人難以承受、后人難以想象的折磨和痛苦都沒有擊倒楊貴。

 1982年底，在陳云、李先念、王震、宋任窮等中央領導的關注下，楊貴調任國務院三西地區農業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1986年，楊貴改任國務院扶貧辦公室的顧問。

1988年李先念在農業部領導要求恢復楊貴副部級待遇的信上批示：“同意”，并在“恢復副部級待遇”下邊劃了一道紅線，提醒有關領導予以重視。

1991年初，李先念在不到兩個月內先后為林縣兩次題詞。

當年8月，還是在李先念、王震等人的關懷下，中央恢復了楊貴的副部級待遇。

關于如何對待在“文革”中堅持工作的為數眾多的各級領導干部，李先念曾經反復多次地說：“那個時候你能不工作嗎？人民要吃飯，國家要建設，如果都不工作，難道把權都讓給‘四人幫’！”他還怒斥道：“說楊貴是‘四人幫’的人，扯蛋！”

一年后的6月21日，李先念與世長辭，享年83歲。他不僅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卓越功勛，也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而上述他對河南省委負責同志的指示，更是人們認識、解讀河南歷史和紅旗渠精神的指針和鑰匙。

1995年6月，楊貴離休，從工作崗位上退了下來。“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年近七旬的他始終魂牽夢縈地掛念著千里之外的紅旗渠和林縣人民。筆者每次到他家中探望，幾乎總能見到林縣的鄉親們。

到了1998年、1999年，又有8名老同志兩次聯名上書江澤民、胡錦濤，懇請徹底解決楊貴的問題和大批被以“楊貴幫派體系”為借口受到牽連的林縣勞模、干部群體的冤情。

直至2002年秋，安陽市政府下發文件，任羊成等4名老英雄始得享受省級勞模的待遇。

《楊貴與紅旗渠》第一版于2004年9月在全國公開發行后，引起了極大轟動，以致一冊難求。該書在2011年6月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之際再版。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題寫了再版書名，原河南省委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奎元撰寫了再版序言。

該書詳細曝光揭露道：

在林縣“揭批查”運動中，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從縣直機關到各公社、各大隊甚至車間、班組，層層揪斗‘楊貴幫派骨干’”，對3000多人進行了分期、分批地斗爭。其中，“被批斗縣委常委14人，占85%；部、委、局領導89人，占70%；公社書記、主任60多人，占一半以上。紅旗渠工地指揮長、特等勞模、縣委副書記馬有金和縣委常委、紅旗渠專家路銀慘死家中；抗戰時期入黨的縣委副書記劉章鎖和常委王守福趕到縣辦集體小廠當職工，生老病死無人管，英雄炮手常根虎、鐵姑娘隊長郭秋英等眾多勞模被清除出黨，“基層黨員干部受處分和牽連的2000多人。這些同志至今仍然戴著‘楊貴幫派體系’的帽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另有《紅旗渠》雜志提供的具體數字：

受“楊貴幫派體系”株連的縣委機關各部、委、局，縣直各單位、各公社的主要領導共有500多人被批斗免職；300多名一般干部和紅旗渠勞模被批斗處理；3500多名大、小隊干部被撤職；4005名黨員被除名；2200名全民和集體職工被清退開除。

2002年5月8日，錢正英給曾慶紅寫信，要求進一步徹底為楊貴平反。她再一次提到：“河南群眾中流傳一句話：‘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懷念三書記。’這三個書記是焦裕祿、楊貴、鄭永和……黨風所以難解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好干部不香，壞干部不臭’……”

2006年3月，胡錦濤代表黨中央推翻了強加在楊貴頭上三十載的全部不實之詞，給他徹底平反，恢復了名譽。

筆者清楚記得，這個消息是父輩和楊貴共同的老戰友楊玨打電話告訴自己的。這位親歷過“反潘、楊、王事件”的耄耋老人是那么激動、開心，不停地笑著說著……至今仿佛還在耳邊回響。

當年楊貴七十八歲，按照古人的說法已過喜壽之年，再也不能重返一線戰斗了。可他始終心系紅旗渠，情牽林縣百姓，不顧年事高邁，多次回到林縣撫今追昔、弘揚傳統，反復叮囑：一定要讓紅旗渠的建設百尺竿頭更進步、舊貌不斷添新顏。

據媒體公開報道，幾乎每一次楊貴都能夠受到林縣干部群眾人頭攢動、萬人空巷的歡迎，這令同行的許多領導同志感慨嘆服不已。

在中共黨史出版社為筆者父親出版紀念文集時，楊貴多次讓筆者到家中暢談，回憶他與父輩數十年的戰友情誼，最終，老人數易其稿，寫下了近八千字的憶文。后來，他還曾為筆者父母的畫傳題詞留墨。

楊貴在家中與筆者夫婦合影           

前些年，筆者更多的則是在北京醫院見到老人了。盡管常要帶著助聽器、吸著氧氣，但他依然顯得頭腦清晰、精神矍鑠。一提起與父輩們的那些事兒，一提起紅旗渠和林縣干部群眾，老人的眼中時不時就會泛起晶瑩的淚花。而打斷我們談話的，不僅是關心老人身體的醫務人員，更多的還是從全國各地聞訊前來慰問探視和慕名采訪的人們……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不久后，竟傳來被譽為“千年修得好書記，林州人民有福氣”的老人不幸仙逝的噩耗。

就在本文即將收筆時，筆者看到了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3月4日全國政協文學藝術界、社會科學界聯組會上的一段話：

“共和國是紅色的，不能淡化這個顏色。無數的先烈鮮血染紅了我們的旗幟，我們不建設好他們所盼望向往、為之奮斗、為之犧牲的共和國，是絕對不行的。”

習總書記的話言簡意賅、要言不煩。

楊貴的英名和紅旗渠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驕傲榮耀！是共和國紅色大地的濃墨重彩。必將永遠與日月同輝，與山河共存！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

楊貴叔叔，您就放心地在天堂安息長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