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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華北：《莫讓文風會風“新八股”再回潮》等時評十則
點擊：2773 作者：陸華北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18-03-29 10:39:46
一、莫讓文風會風“新八股”再回潮
中央八項規定出臺以來，各地認真貫徹落實中央決策部署，堅決整治“文山會海”，開短會、講短話成為常態，工作效率大幅提升，但時下有一些單位面對上級安排布置的工作，仍然堅持把“會議落實會議”作為推進工作的“主抓手”，不去研究開展工作的具體舉措和完成工作的保障機制，“有事就開會，開完就完事”，致使上級政策指令無法得到有效落實，工作始終處于“布置”階段，一遇檢查就拿“開過會”當“擋箭牌”。
一些“領導”只要開會就“無稿不歡”，講話更是“出新”，按照固定模式填充上級指示要求，外加“幾點新要求”通篇套話為主，空話為輔，幾百個字就能說明的問題，非要動輒十幾頁“A4紙”，習慣于“拿著話筒不撒手”，“大點套小點，小點分段來”，臺上“慷慨激揚”，臺下“套路鼓掌”，會也開了，話也講了，工作卻是始終“原地踏步”。
總書記說，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言之易，行之難”，作為黨員干部干工作就要一以貫之，就要腳踏實地，就要把學思悟踐充分結合起來，任何時候“擼起袖子加油干”比說再多好聽的話都要有用，都能讓人信服，千萬莫讓干事創業成為文字材料的“走臺秀場”。
二、警惕“職業標簽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近日，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對2007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86%的受訪者認為“職業標簽化”現象普遍。日常生活中，很多職業被貼上了特定標簽，也就是用一些特定詞匯概括某一職業的特征，有的職業還會被貼上負面標簽，這往往給此類職業從業者帶來諸多不便。
一是職業不信任感。任由一個職業的標簽化程度加深，往往會對這種職業從業者產生諸多負面影響。比如“醫生都是拿了紅包才會更負責地看病”，這就是給所有醫護人員都貼上“收紅包”的負面標簽，病人家屬送的紅包如果醫生沒有收下，會讓病人家屬認為醫護人員對病人病情“不上心”，這種不信任也會作用到醫護人員身上，最終導致兩個群體的互信程度降低。
二是打擊從業者信心。有些職業被貼上負面標簽會讓相關從業者覺得自己沒有受到尊重。比如近年來，在城市管理的進程中，有些人一看到城管執法過程中和商販發生沖突的消息，往往還沒弄清事實真相首先就會懷疑是城管在暴力執法，拍照發視頻到網上，引發不知情群眾大量圍觀和惡意攻擊，引發輿情事件，給城管工作帶來嚴重掣肘，影響城管執法隊伍工作信心。
三是固化職業的認知。現實中，由于很多人都喜歡用抽象的、概括性的詞匯去描述某一類職業，把一些詞匯、尤其是負面詞匯直接貼到某類從業者身上，造成人們對某類職業從業者的形象存在先入為主的思維認知。比如，一提到程序員大家就會把“格子襯衫牛仔褲，黑框眼鏡雙肩包”的形象直接和“呆板”一詞聯系在一起，嚴重誤導了公眾對這種職業從業者的認知。
四是特定群體被區別對待。部分從業者違反職業道德的行為會讓人們對該職業產生刻板印象，致使不能理性看待和某些職業相關的事件。比如，近年來，“保姆虐童”事件時常見諸報端，“杭州保姆縱火案”甚至出現人命事件。導致的結果，就是現在的家庭找保姆，首先關注人品和素質，還要進行大量背景調查，運用視頻監控等手段進行遠程監控，讓保姆從業者感覺沒有任何人身自由可言。
三、警惕校園“灰童謠”帶來的諸多危害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來這里。”“太陽當空照，花兒對我笑。”……這些經典兒歌曾伴隨不少人的快樂童年。而近年來，“亞文化”“負能量”的灰童謠卻在中小學校園內流行起來，亟待關注和重視。
一是肆意進行惡俗改編。“三年級的美女沒人追，四年級的帥哥沒人陪，五年級的情書滿天飛，六年級的夫妻一對對。”類似于“兒童邪典片”的此類校園“灰童謠”大都是學生們通過課外書本或網絡發現，在校園內進行“傳唱”的，有的甚至還對經典詩詞進行惡俗改編，“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雙截棍。”“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小區食雜部。”“東南西北，誰家有鬼，鬼來敲門……”個別灰童謠里還涉及暴力、低級趣味的詞匯。
二是阻礙青少年健康成長。青少年的人生觀、價值觀尚未成熟，語言、道德觀念、行為的可塑性比較強。一般來說，青少年好奇心強、模仿能力強，辨別是非和抗干擾的能力較差，長期傳唱此類“灰童謠”，容易在他們心中形成不良暗示，有礙孩子身心健康。
三是誘發校園暴力事件。近幾年來，校園暴力已經成為公眾關注的熱點。這些滿滿負能量的“灰童謠”被“創作”出來的“初衷”，就是為了諷刺其他同學的一些行為或個性，這極易給青少年帶來極大負面影響和心理挫敗感，甚至成為校園暴力的誘發因素。
四、激發農村無職黨員的干事活力
在廣大農村，無職黨員是黨員隊伍的絕對主體，是黨在基層干事創業最為厚重的隊伍依靠，直接關系到農村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發揮的強不強、好不好。
長期以來，由于少數無職黨員宗旨意識淡薄，對村級事務漠不關心，導致“書記主任二人轉、無職黨員旁邊看”“不是不干、沒活可干”現象時有發生。有些無職黨員甚至和村“兩委”“唱對臺戲”“喝倒彩”，嚴重影響各項村級事務的正常開展。出現這些現象，根源就在于無職黨員缺少“施展拳腳”的好舞臺，產生“無職就無位”的消極思想。
“有崗有位才能有為”，讓農村無職黨員真正發揮作用，需要我們鄉鎮黨委“整體統籌給法子”，村級黨組織“設崗定責給擔子”，定目標、定責任、定標桿，大力推行“黨員工作室”“黨員志愿者”“黨員致富帶頭人”“黨建示范點”等載體建設，用身邊優秀典型去激勵無職黨員自覺亮出身份、展現作為，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形成“比學趕幫超”的濃厚氛圍，就會讓這個群體真正有事干、能干事、想干事，最終還能干成事、干好事。
五、農村黨“源”足隊伍才更強
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速，越來越多的青年選擇到城市打拼，少數人受功利主義、拜金主義等不良思想影響，“不爭不搶”的“佛系青年”流行更甚，農村入黨積極分子的“源頭活水”消失殆盡，選人育人渠道受到制約，造成黨員發展對象嚴重不足，致使少數基層黨組織自身建設薄弱，班子軟弱渙散，活動開展困難，戰斗力凝聚力不強。
“控制總量、優化結構、提高質量、發揮作用”是發展黨員的十六字方針，意味著黨員發展就是要更加注重質量，體現優中選優。這就需要身處發展黨員一下的鄉鎮黨委、村黨組織創新方式，增強工作主動性，變“坐等上門”為“主動引導”，充分發揮“工、青、婦”等組織以及農村“鄉賢”“辨人識人”的作用，從返鄉創業青年、致富能手、鄉土專家等優秀群體中“廣撒網、細甄別、嚴考察”，多渠道地發掘入黨的“好苗子”。
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質量的農村黨員隊伍是最根本的政治力量，只有發展黨員的“源頭足了”“底子厚了”，真正實現“好中選優”“優中選精”“精中選強”，黨員隊伍結構才能不斷優化，整體素質才能不斷提升，先鋒模范作用才能不斷釋放，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就一定會持續增強。
六、織密干部監督的“大云網”
抓好干部監督是從嚴治黨的關鍵所在，也是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面對紛繁復雜的經濟社會環境，“隱性違紀”“八小時外腐敗”“新四風”等問題頻頻抬頭，干部監督工作面臨重大挑戰，亟需為干部行為“精準畫像”，實現快速研判，全覆蓋式的監督。
新時代需要新思維，干部監督工作同樣要與時俱進，隨著互聯網技術在各個領域的快速發展，運用大數據思維創新干部監督形式，不失為一種有效手段。通過把政府運行數據與經濟社會發展數據整合，進入“云端”，實現同平臺管控，為大數據技術全面應用掃清數據來源障礙，打破制約干部監督的“信息壁壘”，筑起干部監督的“數據鐵籠”，運用多類別數據庫對比交叉分析等方法，就能動態實現干部行為數據的實時收集、實時記錄和實時預判，最終織密干部監督的“大云網”。
七、跨地域傾倒垃圾事件折射三個問題亟待關注
近日，安徽省環保廳披露了一起萬噸工業垃圾跨省非法處置的重大案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來自江浙地區工業企業的有毒有害垃圾，經長江水路轉運后被非法傾倒在安徽境內，造成惡劣環境污染和難以恢復的生態損害。近年來，異地傾倒垃圾已成部分地區水源、土地污染的重要原因。據估算，我國每年危險廢物產生量超過1億噸，約有7000萬噸尚未納入環保部門統計之內，給環境保護帶來巨大壓力。類似“以鄰為壑”的異地排污事件頻發，暴露出三個問題亟待關注。
一是城市垃圾處理能力不足。由于大城市垃圾處理廠有限，垃圾分類政策落實不到位，循環經濟發展仍存在不少短板，造成一些城市垃圾處理能力嚴重不足。伴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各種垃圾不斷涌現和積累，許多城市都已到了“垃圾圍城”的境地。而發達省份環境標準較高，環境污染監管力度更強，于是受逐利思想影響，一些企業負責人打起“如意算盤”，把垃圾轉運到其他欠發達省份。偷倒成本大大低于處理成本，導致一些地方和企業心存僥幸，這就催生了跨省垃圾傾倒事件。
二是違法成本偏低。一些人之所以有恃無恐，就在于我國對非法傾倒垃圾行為刑罰起點太低。目前，工業垃圾傾倒達到三噸以上才會入刑，《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規定，未經批準擅自轉移危險廢物的，最高可處以20萬元罰款。由于境污染檢測程序費時費力，跨省取證難度較大，執法部門查處后一般只追究運輸者和處置者責任，廢物源頭方往往以處置方式“毫不知情”推脫責任。與高昂的垃圾處理成本相比，極低的違法成本，幾乎是在縱容偷倒行為。
三是跨區域監管執法面臨難題。跨區域偷排偷倒行為，鉆了執法地域分割、信息溝通不暢的空子，增加了環保執法難度。雖然我國法律規定了危險廢物轉移聯單制度，但受管理權限分割和地方保護主義束縛，加上違法者往往選擇偏僻地區傾倒，晝伏夜出、暗度陳倉，讓監管部門防不勝防。即便被發現和查處，監管部門只能處罰運輸者和處置者，對垃圾源頭產生企業卻很難進行執法。另外，像長江流域這樣的跨省大水域，目前仍處于“九龍治水”狀態，環保部門不具備水路執法權，而水路管理部門又不具備環保執法權，這使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機。
對此建議，一是加大源頭管控。污染產生地監管部門要切實擔起監管責任，對轄區污染物數量、流向、處置措施全天候監管，建立清晰臺賬，對轉移垃圾實施轉移聯單制度，敦促企業依法依規排污。同時，建立和完善生態補償機制，通過規范垃圾處理流程，平衡地區之間的垃圾處理能力。
二是創新執法監管形式。借鑒“異地用警”做法，采取環境監察異地執法，發現問題就地查出。同時，健全環保、安監、交通、海事、公檢法等相關部門工作協調機制，強化全過程監管，將垃圾產生、利用、貯存、運輸、處置等環節列入全面監管范圍，并與鄰省簽署聯防聯控合作協議，形成跨省聯防機制和打擊合力。
三是嚴格執法懲戒。除對異地傾倒行為實施者提高處罰標準外，還應擴大范圍，讓垃圾產生企業承擔連帶責任，情節嚴重的，要承擔污染環境刑事責任。
四是發揮公眾監督作用。充分調動專業環保機構、社會組織，以及與環境安全息息相關的當地居民的監督積極性，發揮好社會力量和公眾監督的作用。
五是提升垃圾處理能力。合理布局建設垃圾處理廠，積極倡導循環經濟，重視垃圾循環利用，制定合理的垃圾收費管理制度，落實垃圾分類收集責任，降低垃圾處理難度，建立政府和垃圾處理企業雙贏的市場機制。
八、 “網紅餐廳”被清算折射互聯網眾籌行業亂象待整治
日前，由“明星”張嘉佳與好友合伙創立的小龍蝦眾籌品牌“卷福與他的朋友們”，在堅持一年之后，8家店中7家已進行關店清算。近年來，隨著互聯網金融的發展，眾籌行業風生水起，但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眾籌項目相繼夭折，折射出行業發展亟待規范。
一是“明星”扎堆“蹭熱度”。自從眾籌在國內逐漸流行，尤其是京東、淘寶等大型電商加入眾籌領域，明星玩眾籌逐漸成風，郭德綱眾籌“德云紅酒”，“好妹妹樂隊”眾籌演唱會，謝霆鋒投身“鋒味曲奇”公益項目，高圓圓設計手工皂，汪峰開發音樂耳機等。相較于傳統營銷方式的局限性，眾籌門檻低、玩法新鮮、參與度高，更加迎合潮流的心理，明星參加眾籌一方面是為了使自身知名度“變現”，另一方面也存在“蹭熱度”的娛樂炒作心理，“反正錢是大伙的，賠了也和我無關”“上熱搜上頭條才是最終目的”。
二是公眾權益難保障。眾籌產品能否取得較好的市場反響，最終獲得成功，關鍵在于產品質量要過關。有些眾籌項目發起人往往對行業了解有限，人才建設、產品開發、市場拓展等方面存在冒進心態，很容易造成項目運行一段時間隨即夭折。作為項目中介的眾籌平臺因項目資金清算，以及共建人各自訴求和預期存在差異，很難發揮項目監管和糾紛協調作用，產生惡劣社會影響。2015年10月，長沙最大眾籌餐館“印象湘江”開業一年多關店，93位股東所籌100萬元“打了水漂”。由于缺少法律依據，證據搜集和維權十分困難，“眾籌”變成“眾愁”，項目共建人權益很難得到保障。
三是行業發展不規范。因互聯網眾籌缺少可依據的相關法律法規和行業政策，導致眾籌項目監管、審核、收益分紅、資金托管、經營責任劃分、共建人權益、風險管控等方面很難保障。在互聯網金融行業整治的大背景下，當前眾籌行業也在經歷洗牌期。據統計，截至2017年12月底，全國眾籌平臺共計280家，與2016年同期相比下降約33%。其中，全國互聯網非公開股權融資平臺共計76家，與2016年同期相比減少42家，降幅高達36%。
九、“加拿大鵝”羽絨服成網紅折射國內服裝品牌亟需轉型升級
剛剛過去的冬天，來自加拿大的Canada Goose（GOOS，下稱加拿大鵝）羽絨服突然在中國流行起來。國人寧愿花2萬元去買一件帶有這個加拿大商標的羽絨服，也不愿意花費2000元買一件質量非常好的國產羽絨服。“3分鐘買光一家店，中國游客瘋搶加拿大鵝”，折射出國產服裝品牌的尷尬境遇。
一是品牌認知度不強。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消費者特別是作為消費主力的80、90后們已經從追求低價轉變成質量為重、文化為本，產品時尚程度和文化內涵更能吸引關注。而國內諸多服裝品牌仍把重心放在提升市場占有率、廣告營銷上。“加拿大鵝”則學習奢侈品牌創建模式，創作了品牌背后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客戶的求知欲，賦予了產品厚重的歷史感，讓顧客對品牌印象更加深刻。與“加拿大鵝”相比，一些國產羽絨服品牌價格要便宜很多，質量也不差，但卻總是被嫌棄太“土”。
二是國際化程度不夠。在全球貿易國際市場本土化、本土市場國際化的今天，融入國際化是不可避免的過程，沒有國際視野的商業運作就沒有生存空間，國際視野與本土智慧的結合，正成為一種主流商業運作模式。“中國產的一些襯衫只賣100多元,而國外品牌賣到8000元，還有些國內生產的西裝500塊錢出去，外國的西裝能賣到5萬。”中國服裝品牌如何利用資本化斬獲收益，積極融入國際化競爭，用國際的、資本的概念，借助一些國際名牌提升民族品牌的研發水平，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打破“國外品牌要比國內服裝品牌強”的國人固有印象等方面，仍欠缺大量成功實踐，導致中國服裝品牌國際化程度遠遠不夠。
三是經營理念待創新。2012年前后，國外快時尚品牌進駐和電商崛起帶來的雙重沖擊，讓美邦、以純、森馬等一系列依靠大量布點的線下國內品牌陷入困境，幾乎所有本土服裝品牌在“后市場紅利時代”都在尋找突破口。“加拿大鵝”則把每年70%的營銷預算用在互聯網推廣上，其中大部分被用于“網紅營銷”，國內影視明星周冬雨等人的著裝示范效應，遠比單純打廣告效果要好得多，各類“明星”“網紅”自帶流量的特性讓宣傳輻射范圍更廣，品牌熟知度更迅速。今年2月，李寧品牌亮相紐約時裝周的新聞刷爆朋友圈，隨之而來的是訂單爆發式增長。這充分反映出服裝品牌去迎合消費者喜好的快速反應模式和根據市場需求進行設計生產的新行業發展理念亟需普及。
對此建議：一是專注細節，打造高質量服裝品牌。從產品著手，細化流程，嚴格把控，確保品質；根據市場調整品牌產品結構，提升文化價值；利用大數據手段，充分收集用戶數據，來決定產品銷售等模式。二是重視用戶，提升購物體驗。細化服務流程，精準把控客戶差異需求，實現線上線下同步，提升客戶舒適度和美譽度。三是立足自身，實現高效協同國際化。通過商務電子化，實現高效管理，降低資源浪費，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實現服裝品牌企業國際化發展，打造上下游供應鏈協同合作的資源共享模式，提升運營效率。
十、守好“三字訣”筑牢好作風
十八大以來，從群眾路線、“三嚴三實”、“兩學一做”，到八項規定、反“四風”等具體要求，黨的作風建設從立規、實踐逐步向縱深發展，隨之而來的是黨風政風為之一新，社會風氣大為好轉，贏得人民群眾廣泛贊譽。
好作風靠“管”。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作風建設同樣沒有“休止符”。黨的每一名干部都身背改革發展重任、肩挑為民服務重責，理應為理想、為信念、為人民，勇往直前、鞠躬盡瘁。近期出現的“變異新四風”也在警醒我們，作風建設一刻不能停歇，“管”就要一以貫之的“管”，從嚴從重的“管”，不斷健全作風建設管理機制，強化執紀問責力度，用“管”讓干部從被迫轉作風，變成自覺地行為意識和工作遵循，既“發自肺腑”，又“心甘情也愿”。
好作風靠“干”。“干部干部，就要干字當頭”。錘煉好作風，最重要的就是靠苦干實干。當下，仍有一些干部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干多出事、不干事不出事”的想法，不違法亂紀也不干事創業，整天渾渾噩噩、混天度日。殊不知，這種“門好進、臉好看、事難辦”的干部，讓群眾碰“軟釘子”的行為，造成的惡劣影響更大。好作風要靠在工作中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干”出來的，“干”就要心中有黨、心中有民、心中有責、心中有戒，面對新矛盾、新問題，勇于擔當，主動作為；“干”就要把自己擺進去，找短板、明方向，苦干、實干、帶頭干。
好作風靠“夸”。干部作風怎么樣，群眾是最有發言權的，群眾的心理始終有最公平的“一桿秤”。對群眾反映的問題不問也不動，面對群眾工作方法簡單粗暴，這樣的干部群眾是不會“夸”你的。群眾的“夸”肯定就是我們的工作幫群眾解了難題，為群眾干了好事；群眾的“夸”肯定是“打心里”的“點贊”，是真摯情感的流露。只有群眾對干部的“夸”是自發的、是主動的，好作風必能蔚然成風。
（作者單位：江蘇省南京市高淳區委辦公室；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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