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訂《廣場協定》的五國財長和央行行長
最近,中美貿易戰的硝煙瞬時騰起。一些人在分析相關話題時,拿中國當前的情境與上世紀80年代日本簽訂《廣場協議》時相比。對此,筆者以為,中國雖與日本不同,但確有經驗教訓可以吸取。
二戰后初期,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美國憑借自己的超強實力,主張貿易不平衡的責任在逆差一方,而非順差一方。因為當時,美國是最大的對外貿易順差國。但到了上世紀70年代,多年的資本輸出、制造業外流使美國漸漸變成了貿易逆差國,于是美國轉而追求順差方的責任。1985年簽署的《廣場協議》,就是美國為了扭轉財政赤字劇增、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增長而提出的。在那之前,日本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方,世界最大債權國,日本制造的產品遍布全球。
《廣場協議》要求美元逐步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并規定日元與馬克大幅升值。這次調整使得日本迎來日元突然大幅升值而產生的經濟下滑,造成短暫但急促的危機。后來,美國在松了一口氣后,允許各方調整政策。這時,患上日元“恐高癥”的日本趁勢把提上去的利率調低。但在當時日本經濟已經過熱的背景下,這種超低利率持續了兩年多,使得過熱的經濟最終變成泡沫。
但美國不能對中國使用匯率手段。由于處在經濟轉型期,我們的匯率政策方向更傾向于穩定,而不是像日本那樣的“恐高”。因此,美國很難用當初《廣場協議》的那套跟中國打貿易戰。
另外,中日之間存在的結構性差異,也讓美國動用關稅手段打壓我們的意圖很難得逞。當初日本制造業對美國制造業的沖擊可謂“真刀真槍”。由于以貿易立國,日本允許短期資本自由進出,以解決貿易貨款問題,而對本國進行直接投資的長期資本進行限制。因此,日本制造業幾乎100%都是本國投資,然后把自己生產的“真金白銀”出口到美國。美國在動用關稅、匯率等手段打擊日本的時候,也就打得實實在在。
而中國的政策正相反。我們的制造業,特別是出口企業,有相當一部分是外資的,而且是原料和市場“兩頭在外”,組裝加工在國內。這樣的情形使 得我們對美出口看起來很大,但大部分是外資甚至美國公司主導。那么美國對中國進口產品增加關稅的效果會大打折扣,反而對美國國內的福祉是一種傷害,造成新的不公平。
那么,美國精英這么多,為什么還使用關稅這種簡單粗暴的手段?我認為,一定是有后手。美國現在也就是叫牌,還沒有真正出牌。所以我們需要冷靜觀察,放眼長遠。日本當初就只想著眼前的“一畝三分地”,算計著能多出口一輛汽車到美國,結果忘了后面的大賬,沒看清形勢。跟美國對壘,要考慮下一步、甚至后三步。打仗很容易、打贏也不難,難的是戰后體制怎么安排。我們需要把眼界提高到這一層次,再去考慮跟美國的貿易戰如何打,不然就是盲目。中國的戰略思想非常豐富,且不說孫子兵法、三十六計,甚至圍棋十訣就已足夠偉大。但是我們更需要看到當前的世界經濟結構、新的制度安排朝什么方向發展,同時以斗爭和博弈追求新格局、新體制的達成。
(作者 劉軍紅 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本文由張旺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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