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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政治性是美國公民教育的本質屬性。美國公民教育作為一種社會歷史文化現象，其發生有著深刻的政治根源，其根本目標是鞏固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其內容本質上是維護資產階級統治和資本主義社會穩定所進行的政治教育。把握美國公民教育的政治性本質，給我們以深刻的警醒和啟示：思想政治教育必須旗幟鮮明地“講政治”，絲毫不能脫離和丟棄政治；彰顯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特質，在對個體精神世界的文化浸潤中充分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本質；要以方式方法創新為牽引，充分彰顯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本質。

“公民教育作為傳播美國民主價值觀的主要承擔者”[1]，無論是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抑或是一種現實的教育實踐，在型塑美國合格公民，增強美利堅民族認同，促進美國社會發展方面都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但對美國公民教育本質的問題上，長期以來有一種極其錯誤的觀點，即認為美國公民教育是一種“價值無涉”的所謂“政治中立”教育;甚至有人還頑固地堅持所謂政治教育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資本主義國家不搞政治教育，這種觀點有違事實，且荒謬至極。實際上，政治性是美國公民教育的本質規定。透過美國公民教育“華麗溫情”的表象及“精巧迷人”的程序設計去把握其鮮明的價值取向和政治性本質，是我們審視美國公民教育須持守的基本立場。

一、從發生根源看，美國公民教育滿足了獨立戰爭后培養適應新生合眾國的公民意識，培養忠誠于新共和國同質公民的政治需求

“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源和本質，必須走入人類政治生活的深處”[2]，對美國公民教育本質的探討也須走進美國歷史的源頭去審視其發生的政治根源。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歷史現象，美國公民教育孕育并發端于美國獨立革命戰爭時期，滿足了在美利堅合眾國國家構建基礎上，培養適應新生的民主共和國公民意識及同質公民，穩定政治秩序的社會需求。換言之，美國公民教育從其產生伊始就刻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

殖民時期的美國教育基本上是宗主國教育的翻版，從歷史源頭來看，美國公民教育萌芽于獨立戰爭時期。彼時，托馬斯·潘恩、富蘭克林、漢密爾頓等早期資產階級思想家紛紛著書立說，宣傳自由平等思想。啟蒙思想家的革命宣傳主觀上是為了傳播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爭取獨立戰爭的勝利，客觀上則是一場為爭取獨立而進行公民教育的過程，自由、平等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正是公民教育的核心內容。獨立戰爭勝利后，美國式的民主共和政體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在形式上得以建立，這是不同于以往以及當時歐洲政體的新形式，相應地要求美國人民在文化心態、思想意識、價值立場上繼續進行革命，以適應新生共和國的需要。但由于復雜的宗教環境和革命時期不同區域各自為政的歷史背景，美國建國后民族和國家意識還近乎空白，如何為美利堅合眾國的民主共和政體培養合格的公民和培養對美國國家的忠誠感，進而促使美利堅民族的實質形成，成為當時亟待解決的政治任務。正如本杰明·拉什所言，“戰爭已告終結，但就美國革命而言，則遠未終結。完全相反，這不過是偉大喜劇的第一幕剛剛完畢而已。我們還要建立和完善我們的新政府，當這個政府建立和完善后，還必須給我們的公民以新思想、新道德和新態度來適應這個新政府。”[3]136亦即，新國家的誕生需要“新人”與之相適應，這樣的“新人”應該具有自由民主國家所需要的道德、政治品性和公民人格。“只有當美國人成為有教養、懂禮儀、具有獨立意識的公民時，革命才算真正完成，共和國的基礎才能夠建立起來。”[4]這就要求在教育方向上必須實現從以培養效忠英皇的“臣民”到以造就共和國的“公民”為旨歸的根本轉換，這是美國公民教育發生發展最深刻的政治動因。

同時，“美國是世界上移民最多的國家，教育還需負起民族熔爐的特殊任務。”[5]5作為移民國家，美國需要把具有不同文化傳統和民族淵源的“異質”移民塑造成具有自己獨特民族特征、忠誠于美利堅民族的“同質”公民，這也是美國公民教育發生的重要政治根源。建國后美國迎來了幾次移民浪潮，特別是南北戰爭后，工業化和“西進運動”吸引了3000余萬新移民涌入美國，新到來的移民來自不同的政治體制，具有各自不同甚至敵對的政治背景。為了使移民盡早“美國化”，就須通過實施“美國化”教育，使移民放棄原民族或國家固有的政治觀點和宗教信仰，轉而認同美利堅民族和國家的核心價值。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在1797年的一次演說中提出，“不論出生于或選擇住在這個共同的國家的公民，這個國家有權要求你們感情專注地愛他。美國人這一名稱是屬于你們的，你們都是國民。這個名稱必須永遠凝聚應有的愛國主義自豪感，要高于任何因地域差別產生的名稱。”[6]101顯然，華盛頓洞見到了美國早已存在的移民的異質性，以及培養忠誠于新共和國的同質的公民的必要性。也就是說，將“異質”移民“同質化”，培養移民對美利堅合眾國核心價值認同成為一項迫切的任務。

扼要之，美國早期的公民教育適應了政治上美國化的需要，也就是把美國人培養成具有國家認同感、民族認同感和美國文化認同感以及具有公民美德的共和國公民的政治需求。正如法國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在19世紀30年代考察了當時的美國社會后所論，“在美國，對人們進行的一切教育，都以政治為目的” [7]78。

二、從根本目標看，美國公民教育旨在對公民進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灌輸與引導，鞏固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

美國公民教育究其一般目標而言就是幫助公民“對政治體系有所了解以及如何在實際上和理論上去開展工作，養成參與公民生活的技巧，增進公民能力，奉行民主制度原則的道德標準”[8]。緣于不同時期具體國情的特殊性，美國公民教育的側重點會隨著美國社會尤其是政治上層建筑的變化對公民素質和能力的需求的不同而變化，其目標體現著不同時代的差異性，但其根本目標則是對公民進行意識形態的灌輸與價值引導，為美利堅合眾國培養所謂民主、自由、平等的資產階級民主理念和民主行為的“責任公民”，鞏固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

獨立戰爭時期，建國政治家們就斷言“共和國的生存有賴于受過教育的公民”[9]。當時公民教育的目標是促進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維護國家的“生存”。建國初期，公民教育旨在使社會成員理解并認同美國的政治制度和國家理念，從而保證新生的共和國能夠得到民眾的支持和擁護。獨立戰爭勝利后，民主共和政體在形式上已經建立，這就要求美國人民在文化、思想意識、心態上繼續進行“革命”，以適應新的共和國的需要。兩次“移民潮”期間，公民教育旨在使這些“異質”移民盡早“同質化”，即培養外來移民對美國文化和美利堅民族的認同感，使之同化到美國政治體系中。兩次世界大戰及“冷戰”期間，公民教育的目標是教育公民抵制與其所在政治體“異質”的共產主義制度及其思想，捍衛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思想基礎，與此相適應，此階段的公民教育有強烈的“反共”色彩。特別是1957年蘇聯人造衛星成功發射使美國教育界受到了強烈震撼，美國聯邦政府開始對公民教育進行直接干預，公民教育在美國國民教育體系中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地提升，公民教育的政治功能也得以大大強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公民教育》一書將公民教育的目標定位于“使學生們了解重要的社會和政治趨勢;使學生能權衡和透視地方的、州的、國家的以及國際上的問題;同時使學生認識世界各國蘊含著相互依存的關系，以及認識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對于加強競爭和同情關系的必要性”[10]45。“9·11”事件的發生，使美國聯邦政府進一步認識到公民教育在國家發展和國家安全中的重要作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對公民教育的引導，強化國家認同。時任聯邦教育部長羅德·佩齊在概括“9·11” 事件對于美國教育影響時說，“9·11”事件使得教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它使得培養青年人的堅定品格和公民意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緊迫，現在我們認同教育對我們的國家安全以及增強我們的民主制度本身也十分重要。 2008年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西方社會制度的困境，美國領導世界的能力開始衰弱，美國國內社會階層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聯邦政府加大了對公民教育的調控，通過制定政策、頒布法規等多種措施來傳承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為內核的美國精神，培育、形成和強化美國國民的國家認同感。

受內外諸多因素的影響，美國公民教育發展的內在邏輯被隱藏在紛繁復雜的歷史表象中，被籠罩上了“價值中立”和“去意識形態”的迷霧，然而，從宏觀歷史視角觀察不同階段美國公民教育的核心目標，不難發現美國公民教育的演變軌跡與美國公民個體及社會政治的發展之間始終有著天然且緊密的聯系，以維持、鞏固國家政治制度作為公民教育的根本目標，以此引導政治參與行為教育，始終是美國公民教育的現實根基。而美國公民教育與政治的本質聯系，決定了公民教育的宗旨始終與國家政治需求相一致，也決定了公民教育必然會打上了意識形態烙印，成為統治階級教化和控制普通民眾的手段。

三、從基本內容看，美國公民教育本質上就是一種旨在維護資產階級統治和資本主義社會穩定所進行的政治教育

美國公民教育的內容構建與調整伴隨著時代的變遷體現出了一定的時代性和適應性，但其最內核部分——滲透著“美國精神”的價值觀和政治文化卻體現出了其一脈相承的延續性和歷史性。經過若干年的修正完善與歷史沉淀，美國公民教育基本形成了3大要素，即“公民知識”( civic knowledge)、“公民技巧”(civic skills)和“公民品性”(civic dispositions)[11]。

作為公民教育最基本的內容，公民知識是公民融入政治體系，參與政治生活所必備的知識構成。1991年出臺的《公民教育大綱》和1994年的《公民學與政府國家標準》規定，公民知識的組成一般是圍繞著5個中心問題而構建。分別是：什么是公民生活、政治和政府，美國政治體系的基礎是什么，由憲法確立的政府是如何體現美國民主的目的、價值和原則的，美國與其他國家和世界事務的關系是怎樣的，公民在美國民主中扮演何種角色。可以看出，作為公民教育的最基本內容，公民知識是使公民了解美國政府架構、政治體制、政治文化以及美國憲政民主的價值和原則，把握美國政治與政府的本質，充分體現了政治社會化的要求，而“政治社會化所傳輸的并不是人類世界普遍意義上的知識技能、行為規范和道德準則，而是有關政治制度的信仰系統以及關系政治活動和政治運作模式的認識體系，它是人的認識體系中居于主導地位并表現為觀念形態的政治。”[12]在傳授公民知識的基礎上，對社會成員進行公民技能的訓練也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內容。因為，在美國人看來，“公民作為自治共同體的成員，想要行使其權利并履行其職責，他們就不僅需要獲得一整套知識，而且還需要獲得相應的公民技能”[13]。

為適應民主社會的要求，美國人特別重視公民技能的培養，即通過教育，使社會成員“對政治體系有所了解以及如何在實際上和理論上去開展工作，養成參與公民生活的技巧，增進公民能力，奉行民主制度原則的道德標準，同時要有能力分析這些道德標準所產生的結果以及養成自重的習慣”[10]89。公民教育除了傳授公民知識、訓練公民技能外，培養公民品性也是其重要內容。美國《公民學與政府國家標準》確認了“那些對于個人的政治功效、政治體系的健康運作、尊嚴與價值意識以及共同利益意識起著重要作用的公民品性”。這一品性包括履行民主中成員的道德和法律義務;承擔公民個人政治的和經濟的責任;尊重個人價值與人類尊嚴;促進憲政民主的健康運作等。無論是公民知識，還是公民技能和公民品性，它們都深刻地體現并指導著美國公民的發展與美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和價值取向，具有顯著和價值取向性和政治導向性。

尤須指出，美國雖然是一個生活方式、社會文化多元化的國家，但公民教育卻始終堅守著一元化的價值導向。美國前總統門羅曾在1817年的就職演說中談到，“試想，要是美國人民被不同的主義所教育，我們還能擁有像目前這樣穩定持續的事業或享有如此成功的幸福嗎?[14]50美國教育家尼古斯·馬斯特也指出，“像教育這樣起如此重大作用的社會事業是不被允許在某一政體下自由游蕩的，擁有權利和影響的團體和個人在必要時刻，將會盡最大努力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塑造一個體系”[15]。200多年來，公民教育的核心內容——資本主義及其優越性的教育、反共產主義的教育及國民精神的教育，長期保持了穩定性和連續性。

四、美國公民教育對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的警醒和啟示

美國公民教育已形成一個滲透力極強且方法潛隱巧妙的理論和實踐體系，對政治性本質的揭示，理應給我們以深刻的警醒和啟示。

(一)思想政治教育必須旗幟鮮明地“講政治”，絲毫不能脫離和丟棄政治

“思想政治教育與政治有著天然的‘不解之緣’，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規定性。”[2]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內涵在于它“灌輸”的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表達的是統治階級的意志。美國公民教育以所謂“政治中立”“價值無涉”為幌子，實則一貫強化運用隱性教育，滲透式教育、柔性灌輸等方式，以“潤物無聲”的方式傳播以美國社會核心價值為內核的政治文化，在形式上具有極強的迷惑性和隱蔽性。連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曾經說過，“美利堅是一個高度重視意識形態的民族。只是作為個人，他們通常不注意他們的意識形態。因為他們都贊同同樣的意識形態，其一致性令人吃驚。”[16]345美國公民教育就是一種傳遞以“美國精神”為內核的政治文化、維護和鞏固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政治教育，是西方國家對其社會成員進行意識形態教育的重要形式。否認美國公民教育的政治性本質，更有甚者，否認美國存在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別有用心。實踐證明，無論外在環境怎樣變化，政治性作為思想政治教育最本質的屬性不能替代，弱化、淡化、邊緣化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行為，終將付出慘重的代價。在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價值多元化的今天，面對西方意識形態更頻繁更強勁地滲透，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色彩不但不應削弱，相反更應得到加強，“講政治”更應該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秉持的基本價值立場。

(二)彰顯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特質，在對個體精神世界的文化浸潤中充分實現政治性本質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鮮明的政治性，這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歷史實踐活動之最本質、最根本的屬性，同時，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文化性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根基與屬性。“只有堅持政治性，文化性的彰顯才不會迷失方向，只有融入文化性，政治性目標才會更好地實現。”[17]這就要求，須通過文化對個體精神世界的浸潤，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本質才能在真正意義上充分實現。與我國相比較，美國公民教育更多是以文化的態度、路徑與形式出現和展開的具有濃厚文化色彩的政治思想系統，而“通過與政治心理和政治價值的相互滲透、相互制約而實現其功能的”[18]。美國統治階級利用其在文化意識形態上的主導權，不斷通過教育、媒體、宗教、家庭和日常生活等社會化渠道，影響并控制大眾的思想觀念，使他們認同現存的社會秩序，服從資產階級的統治。盡管存在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治文化究其性質而言，與我們是異質、背離的，但其在公民教育及個體政治化過程中所秉持的文化態度、所實施的文化路徑都是值得我們批判地借鑒的，即要充分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特質，挖掘文化內在的形象、直觀、生動及輻射性與滲透性強的特性及的文化潛質，運用以文化人的教育方法，把對政治性本質的堅守貫穿、滲透、融入豐富生動的文化性中。

(三)以方式方法創新為牽引，充分彰顯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本質

政治性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屬性須通過一定的形式得以實現，這里所說的“形式”即指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載體介體等。如何用潛隱結合，潤物細無聲的方法充分彰顯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本質，也是做實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解之題。美國公民教育通過多種生活化、多樣化活動，巧妙地向社會成員施加意識形態的影響，使社會成員確立并增強對本國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的認同感，對自身的政治權利、政治義務產生明確的政治認知，從而維系政治體系的有效運轉，這也給我們以借鑒，即思想政治教育應利用知識優勢和思想優勢，把抽象的意識形態蘊含在生動活潑的表現形式之中，使主流意識形態超越理性概念與感性意識的間隔，實現主流意識形態同大眾政治觀的溝通對話，在最大程度上取得思想共識，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義所在。當然，我們也須看到，美國公民教育之所以能較多地以浸潤式、滲透式、隱蔽性的方式，除了與其文化傳統及中西方在政治觀念傳導機制上的差異有很大關聯外，也與其注重科學性的公民教育理論研究有很大關系。美國公民教育的歷程表明，公民教育莫不是以理論創新為先導和支撐，通過綜合運用教育學、倫理學、社會學、哲學等多學科知識和理論研究并指導公民教育實踐，使得美國公民教育始終循著科學、理性的方向發展，也為美國公民教育的實施提供了理論依托和方法模式的確證和選擇，而如何體現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與“科學性”的契合與統一，我們尚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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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一期。原標題《吳艷東：論美國公民教育的政治性本質及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