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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新華：如何正確認識和應對中國現在億萬富豪世界排名第一？

點擊：作者：簡新華來源：察網發布時間:2018-12-30 10:41:18

據報道，2018胡潤富豪榜：中國億萬富豪人數連續三年力壓美國居首，以819位億萬富豪連續第三年把美國(571人)甩在身后，而且增長速度也是全世界第一。胡潤說：“中國正在經歷一個驚人的創業時期，增加了210個億萬富豪。”[①]雖然2018年《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排行榜前100名富豪中，中國內地只有10名，但是數量也只是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而且新上榜富豪最多。[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8年2月28日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變價）的農村貧困標準計算，2017年，年末農村貧困人口還有3046萬人，而且城市也有貧困人口。此外，勞動收入比重偏低也是公認的事實。盡管現在對國際上通用的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標“基尼系數”中國到底是多少，國內外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是僅依據上述這些統計數據就可以判斷，中國現在的財富和收入分配差距已經不僅是擴大而且是過大了。那么，究竟應該如何研判這種差距、其原因和危害是什么、怎樣合理有效應對呢？這是中國現在面臨的一個最敏感也最尖銳突出而且爭論激烈、分歧嚴重的重大疑難問題，也是一個廣大人民群眾都知道或者感覺得到的客觀事實，是不能害怕、否認、回避、隱瞞的，更不能視而不見、聽之任之、不敢觸碰、知難而退、等待觀望、消極應付，必須實事求是、勇于面對、深入分析研究、正確認識判定、逐步穩妥地采取恰當措施、切實合理有效解決。

一、中國現在是否出現貧富兩極分化？

改革開放以來，在收入分配上中國貫徹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戰略方針，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義的偏差，調動了各個方面的積極性，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但是鄧小平也曾經明確地指出，“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允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③]還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④]

現在中國出現了數以百計的億萬富翁和數以千萬計的貧困人口并存的現象，能不能以此斷定中國已經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形成了新的資產階級、改革失敗了呢？筆者認為現在還不能作出這種結論。因為，雖然中國現在財產和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經相當大了，但是土地、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和集體公有，公有制經濟還在國民經濟中占有相當的比重、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還發揮著主導作用，全體人民都是公有制經濟的所有者，即使是被私有制企業雇傭的職工也不是完全的無產者，中國農民沒有分化成兩大對立的階級，城市居民也沒有分化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完全對立的階級，即使是私有制經濟也還要在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的約束下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服務于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從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來看，改革不僅沒有失敗，相反取得了世界公認的驚人成就，城鄉貧困人口由好幾億大幅度減少到只有幾千萬，即使地區、家庭、個人的差別有所擴大，但是總體水平都有了極大的提高。

當然，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如果公有制經濟的比重繼續不斷下降，財產和收入的差距繼續擴大下去，就非常危險了，就有可能出現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形成新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制度就可能演變成資本主義制度，以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為目標的中國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自然也就會變質和失敗。這種危險發生的可能性是中國現在特別需要警惕和防止的，這正是習近平同志和黨中央現在特別強調要做強做優做大公有制經濟、下定決心花大力氣精準扶貧脫貧、增加勞動者收入、讓發展成果共享的根本原因。

二、中國財產和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和利弊到底是什么？

合理有效縮小財產和收入差距，首先必須弄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財產和收入差距擴大以至過大的原因和利弊得失，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對癥下藥、藥到病除，而且沒有或者少發生副作用。

1.中國財產和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財產和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是中國經濟學界特別關注的熱點問題，發表了大量論著、提出了多種不同的看法。其中，大部分是符合實際的、正確的，但是都不全面，也有的還不準確。

比如，劉國光研究員認為，“私有制經濟超前發展的勢頭一直延續下去，‘到一定的時候問題就會出來’，‘兩極分化自然出現’。”[⑤]他還明確指出，“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除了前述的一系列重要原因外，跟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跟公降私升、跟化公為私的私有化和過度市場化過程有著解不開的緊密聯系，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⑥]而吳敬璉研究員則不同意“認為市場經濟是當前貧富分化加劇主要根源的觀點”，而提出，“事實證明，目前中國社會中存在的貧富懸殊問題，主要是由于機會不平等造成的，其中首要因素是腐敗”，“正是因為國家部門的強化使腐敗和不公愈演愈烈”。[⑦]筆者覺得，劉國光研究員的看法更符合實際，因為億萬富翁排行榜中的中國億萬富翁都是私營企業主；吳敬璉研究員的觀點可能不準確，因為億萬富翁排行榜中沒有國家官員和國有企業高管，即使國家部門和國有企業的腐敗分子或者說“貪官”中可能實際上也有億萬富翁，那也不能說中國現在的“貧富懸殊”主要是由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國家部門及其腐敗造成的。而且也沒有數據證明中國“貪官”中的億萬富翁比億萬富翁排行榜中億萬富翁還要多。

總結歸納各種不同的觀點，筆者認為導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財產和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是極其復雜多樣的，主要有：私有制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比重的大幅度提高，使得少部分人積累起巨大的財富，成為億萬富翁，是財產和收入差距擴大以至過大的最重要的原因；市場調節分配、市場競爭優勝劣汰、壟斷和不正當競爭、通過炒房、炒股、炒外匯等各種炒買炒賣暴富，是財產和收入差距擴大以至過大的重要原因；實行包括按資分配在內的多種分配方式、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收入分配政策，也是財產和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勞動力總體素質不高、充足價廉，資本嚴重短缺、享受各種優惠補貼、回報高，是勞動收入偏低、資本收入偏高的重要因素；經濟發展方式不科學、產業結構不合理、處于世界產業價值鏈的低端，使得經濟效益不高，主要只能賺取較低的加工費，是收入低特別是工薪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貪官污吏通過利用國企改革和發展市場經濟、對外開放之機，以權謀私、權錢交易、行賄受賄、貪污國有資產、化公為私等途徑謀取暴利，因此腐敗也是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特別是過大的重要原因。

從以上關于中國財產和收入差距擴大以至過大的原因的簡略歸納說明中可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存在的私有制經濟和市場機制優勝劣汰必然導致貧富差距擴大與社會主義最終要消滅剝削和走向共同富裕是存在矛盾的，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個重大難題，必須合理有效解決，才能真正縮小貧富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2.中國財產和收入差距擴大的利弊。

實事求是地說，財產和收入差距擴大有利有弊，不是有利無害，也不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貫徹了讓部分人和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戰略方針，發展了非公有制經濟，實行了多種分配方式，拉開了財產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義帶來的弊病，充分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這是客觀存在、不能否定的事實。這是適當擴大財產和收入差距的積極作用，說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財產和收入差距是有利的。但是，財產和收入差距過大，特別是勞動收入偏低，又是極其有害的。

財產和收入差距過大的危害，人們更多地看到的是差距過大會導致心理不平衡，引起老百姓的不滿，從而不利于社會和諧穩定。這種看法并不錯，但是不全面。實際上，收入差距擴大特別是過大，不僅是社會穩定問題，更是經濟發展問題；不僅可能造成社會動蕩，而且會減弱經濟增長的動力，甚至導致經濟危機的發生。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經濟學早已揭示的并且被世界經濟發展的實踐一再證明的客觀經濟規律。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和經濟危機，其深層次的原因主要不是金融家的貪婪、金融監管的缺失、虛擬經濟的膨脹、美國的過度消費模式，而是美國近年來的收入差距擴大。20世紀90年代在信息化的推動下，美國出現了歷史上極為罕見的所謂“三低一高”（低通貨膨脹、低失業率、低財政赤字和高增長）的“新經濟”。進入新世紀，信息化的推動作用大大減弱，美國經濟出現衰退。美國把房地產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希望通過房地產業的發展帶動整個經濟的增長。但是，由于收入差距的擴大，勞動者有購買力的需求不足，許多普通勞動者買不起房，為了擴大房地產的市場需求、刺激經濟增長，采用了次貸的方式。美國政府提供擔保、支持次貸、鼓勵住房消費、刺激房地產業發展，是這次危機發生的重要直接原因之一，但美國政府為什么要這樣做呢？最根本的原因不就是美國勞動者的收入不足以滿足住房消費的需求，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增長才采用支持次貸的方式以擴大市場需求的嗎！連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在危機發生后，寫給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建議信中，都認為收入差距擴大是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

財產和收入差距過大，特別是勞動收入偏低，主要有以下多重危害：

首先，勞動收入的比重偏低，使得廣大勞動者的消費很難增加，這是造成內需不足、擴大不易的主要原因，大大減弱了經濟增長的動力。而且，勞動收入的比重偏低，還會嚴重挫傷勞動者的積極主動性，也是導致“民工荒”發生的重要原因，也不利于推動經濟增長。

其次，勞動收入偏低也就是勞動力成本偏低，還可能導致技術進步的緊迫感和動力不足、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難以擴大，從而嚴重防礙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優化，使得主要依靠低勞動力成本、數量擴張、規模取勝，出口和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不易轉變為主要依靠技術進步、質量效益取勝，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

再次，勞動收入比重偏低、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可能導致貧富兩極分化，違背社會主義必須走向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難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使得少數人過上奢侈腐化的生活，敗壞社會風氣，導致奢靡之風滋生蔓延（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卻成了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市場），產生“仇富”心理，影響勞動者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認同感，使得勞資沖突不斷、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成為突發群體事件的誘因，增加社會維穩成本，有害于維護社會和諧穩定。而且維穩成本增加必然相對減少經濟社會發展的投入，也不利于推動經濟社會發展。

中國現在已經由以解決溫飽問題為主的生存型發展階段進入以實現全面小康和富足為目標的發展型發展階段，由拉開收入差距、讓部分人先富起來邁向縮小收入差距、讓發展成果共享的階段，必須合理增加普通勞動者特別是弱勢群體的收入，縮小收入差距，避免“低收入→低消費、低教育投入→低素質、低技能→低收入”的惡性循環，盡快進入“較高收入→較高消費、較高教育投入→素質和技能較快提高→高收入”的良性循環。

三、中國現在縮小財產和收入差距的合理有效途徑

鄧小平1992年在巡視南方的談話中指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來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當然，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梢栽O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⑧]雖然不能說中國現在已經出現了“導致兩極分化因而改革失敗了”的局面，但是貧富差距的確也夠大了，造成了勞動收入偏低、內需不足且難以擴大、嚴重挫傷勞動者生產經營積極性、使得勞資沖突不斷、經濟增長的動力減弱、無法維持社會穩定、難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和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等多重危害，中國現在已經到了由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轉向著力解決貧富差距、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時候了。必須在收入分配上把效率優先、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戰略調整為兼顧公平和效率、合理縮小貧富差距、共享發展成果的戰略。

由于中國現在的貧富差距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實行合理縮小貧富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新戰略，必須對癥下藥、多管齊下、綜合治理，主要應該采取以下戰略措施：

1.深入研究公有制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及其產生的原因，改革創新相關制度，真正做強做優做大公有制經濟，為縮小貧富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并且在繼續毫不動搖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同時加強對私有制經濟的引導和必要的管理，降低私有制經濟發展可能產生貧富兩極分化的影響；

2.健全市場體系、完善市場機制，加強市場監管、規范市場行為，防止壟斷和不正當競爭，緩解市場失靈、競爭優勝劣汰可能帶來的貧富兩極分化；

3.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農業現代化和經濟服務化的步伐，力爭進入世界產業價值鏈高端，提高效率，增加收入，為收入分配合理化提供有利條件；

4.切實轉變發展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推動轉向主要依靠創新和擴大內需驅動，降低成本和消耗，節約高效利用資源，提高經濟效益，也為收入分配合理化創造有利條件；

5.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千方百計增加就業機會，特別是采取多種措施讓低收入家庭成員增加就業，為收入分配合理化創造有利條件。

6.調整偏向資本、城市、強勢群體、發達地區的差別性政策，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東部支援中西部的方針，積極穩妥推進新型城鎮化，縮小勞資、工農、城鄉、地區差別；

7.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優化公司治理結構，降低生產經營成本，增加收入，恰當調整高管的過高收入，收入分配合理向職工傾斜，適當提高工薪收入；

8.下決心有效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切實兼顧公平和效率，堅決取締非法收入，保護合法收入，提高過低收入，調節過高收入，擴大中等收入比重，特別要節制資本、[⑨]注重在國家、開發商和失地農民之間合理分配和使用土地增值收益；

9.合理開征包括財產稅、遺產稅、房產稅、財產收益稅、累進所得稅在內的各種收入和財產調節稅，適當增加對弱勢群體和落后地區的轉移支付和扶持幫助，加大扶貧脫貧的力度并且切實有效防止返貧，適當減輕企業和工薪階層的稅收負擔，鼓勵投資并且使得低利企業有條件提高職工工資，增加工薪階層的實際收入；

10.增加教育和研發投入，改革完善教育制度和包括保護知識產權在內的科學技術進步制度，大力發展各級各類教育事業，特別是加強職業教育、崗位培訓，優化教育結構，提高教育質量和教育投資效率，提高國民素質，增強勞動力就業和創新的能力，為創新創業、科學技術進步、經濟結構優化、發展方式轉變提供必要的有利條件，進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增加勞動收入。

11.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加強民主法治建設和監督約束，堅持標本兼治、持續高壓反腐，減少不合理的等級特權，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減少由于特權等級和腐敗造成的財富和收入差別甚至暴富；

12.加快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步伐，建立健全城鄉統一、公平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努力實現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均等化，解除勞動力的后顧之憂，緩解貧富差距。

財產和收入差距過大、居民勞動收入占國民總收入比重偏低，是中國現在面臨的突出問題，也是非常嚴峻的要害問題，中國正在下決心予以糾正。必須清醒認識到的是，由于財產和收入分配的調整、貧富差距的縮小和相關制度的改革，涉及社會各階層和每個社會成員的切身經濟利益，提高低收入容易、討人喜歡，調節高收入困難、得罪人，特別是會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對、阻擾甚至破壞，是一個敏感、棘手、阻力最大的難題，弄得不好可能犯顛覆性錯誤、造成嚴重的社會動蕩。因此，收入分配改革是最難進行的改革，而要提高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所占的收入比重、降低處于強勢地位的資本和政府所占的收入比重，更是難上加難。中國進入21世紀以后，就提出要進行收入分配的改革，但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曾經8年難產，后來產出的也只是一個原則方案，不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切實可行的方案，其原因可能就是如此。所以分配改革，既不能操之過急、急于求成，又不能視而不見、回避退縮、消極應付；既要堅定積極，又要堅持頂層設計、長期規劃、穩妥有序、量力而行、合理分步推進。

四、中國現在應該重點做好、分好“蛋糕”

2010年前后，中國出現了做大、分好“蛋糕”的熱烈討論，有的強調現在應該重點是分好“蛋糕”，因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現在收入差距過大，分好“蛋糕”的問題更突出，只有分好“蛋糕”，才能更好地做大“蛋糕”；有的堅持認為中國現在重點仍然是做大“蛋糕”，因為發展是硬道理、“第一要務”，只有做大“蛋糕”，才能談得上分好 “蛋糕”；還有學者提出做大與分好蛋糕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因為生產決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產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做大、分好“蛋糕”都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和體現，兩者應該統一起來，但兩者并不是天然統一的或者說自然而然統一的，所以必須在做大“蛋糕”的同時注意分好“蛋糕”，兩者都要重視，都不可輕視[⑩]。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的確是應該在做大蛋糕的同時也分好“蛋糕”，但在不同情況下，關注的重點也應該有所不同。在一般情況下，特別是“蛋糕”嚴重不足時，首先、重點是做大“蛋糕”；當“蛋糕”分配不公，嚴重影響“蛋糕”繼續做大時，重點應是分好“蛋糕”。

近年來，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從歐美國家到北非、中東國家，之所以動蕩不已，其主要原因都不是做大“蛋糕”的問題，而是分好“蛋糕”的問題。

筆者認為，在做大、分好“蛋糕”的討論中，還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在做大、分好“蛋糕”的同時，還必須做好“蛋糕”！因為做大“蛋糕”只能更多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只有做好“蛋糕”，才能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不能根據發展是硬道理、“第一要務”，就認為做大“蛋糕”永遠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因為做大“蛋糕”只是經濟增長，而發展不等于增長，增長只是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發展還包括結構的改善、社會公平的實現、生活質量的提高，也就是包括做好、分好“蛋糕”。

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的重點是做大“蛋糕”，那么現階段的重點應該是做好、分好“蛋糕”。因為，中國現在“蛋糕”的質量問題和分配不公問題特別突出。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嚴重威脅人們的身體健康、生命安全，尤其是食品醫藥的安全形勢嚴峻，米面油、肉蛋奶、蔬菜、水果都出現問題，現在好像吃什么都不放心！“蛋糕”的質量問題嚴重影響到經濟增長的質量和人民生活的質量。“蛋糕”的分配不公，即收入差距擴大、貧富高低懸殊、勞動收入比重過低、發展成果不能較好地共享，導致內需不足、擴大不易，嚴重挫傷勞動者積極性，使得增長的動力減弱，公平正義難以實現，社會穩定難以維持，維穩開支大幅度增長，極不利于做大“蛋糕”。所以說，中國現在需要在繼續做大“蛋糕”的同時，重點是做好、分好“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