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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是涉全局性、戰略性、價值性、公正性、公平性的重大課題,對于推進社會發展進步、提升全社會文明程度具有深遠意義。無論發生多么巨大的變化,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始終是我們黨執政的一個核心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新時代的歷史維度,全面系統把握“社會治理”的深刻內涵,從推進社會的法治環境、誠信環境、公正環境、福利環境、安全環境建設等方面,對國家治理體系創新的戰略部署與頂層設計,并使之成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推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什么是治理社會主義社會,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戰略思想,繼承發展了馬列主義關于社會治理的理論與實踐成果,指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的正確發展方向。
馬克思恩格斯一生只遇到巴黎公社這樣一次短暫的社會主義革命實踐和僅存72天的巴黎公社政權的建設經驗。關于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問題,在他們的著作并沒有作出系統闡述。列寧在領導蘇維埃俄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創造性地回答了社會主義國家如何治理的問題,形成了一些列重要思想。正如他在《蘇維埃政權當前任務》中指出:十月革命勝利后,要把管理國家作為蘇維埃政權的“首位的任務”。可見治理社會主義國家在列寧心目中處于多么重要的位置。蘇聯時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實踐,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治理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和借鑒價值。
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實際和長期治理經驗,探索形成了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創造了不同于歷史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治理模式。這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在治國理政上的重要創新。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客觀評價了在以往的世界社會主義中關于“怎樣治理社會主義這樣全新的社會”的探索與實踐。強調指出:“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的原理很多是預測性的;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后不久就過世了,沒有來得及深入探索這個問題;蘇聯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這充分反映了我們黨對治國理政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反映了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治理國家的有效性、優越性,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人類社會發展和制度文明作出的巨大歷史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什么是治理社會主義社會,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戰略思想,豐富發展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探索形成的社會治理模式,指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的科學體系。
建立新中國后,如何治理社會主義社會,我國沒有現成經驗,一度搬了蘇聯模式,但很快發現蘇聯治理社會模式不適合我國國情。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光輝著作中,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體系學說,第一次科學地區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獨創性地把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強調在社會主義國家治理中,引導人們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并且采取正確的方法處理這種矛盾。……進而“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這是我們黨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模式的初步。
改革開放以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果斷地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道路,形成了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認識。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創新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時期關于中國如何發展的理論創新。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們黨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總結我國發展實踐,借鑒國外發展經驗,適應新的發展要求,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總之,從毛澤東講的“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到鄧小平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從江澤民提出“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到胡錦濤指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都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社會治理規律的研究把握和創新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四個全面” 戰略布局從目標、舉措兩個維度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進行了體系化設計。正如習近平指出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既充分表達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人民為中心的情懷,也指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的方向和目標。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什么是治理社會主義社會,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戰略思想,秉承發展了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同社會、天下為公”理想,指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的科學路徑。
在中國5000年的文明發展中,對大同世界的追求一直貫穿于中華民族的歷史。從最早提出“天人合一”思想的中國傳統文化經典《易經》,到老子為代表的道家所構想的“無為而治”的世界,從集傳統儒家對未來社會設計大成的《禮記·禮運》,到近代康有為為之追求并為之奮斗的《大同書》,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各個不同的學術流派都賦予未來社會以不同的倫理設計。如儒家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道家的“天下莫能與之爭”等。無論是儒家的“大同”社會,還是道家的“天人合一”的社會,都是先哲們各自在對世界及自然規律認識的基礎之上,提出的對未來社會的構想,對于后人對未來社會的倫理設計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馬克思主義認為,未來社會建設要體現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最終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與“共產主義社會” 是等同的概念。馬克思恩格斯這里講的“人”,是指人民群眾和全人類。在他們看來,未來社會人的社會解放目的與人的政治解放目的一樣,都是為了實現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最終目標都是為了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比如,在《自然辯證法》、《資本論》等論著中,馬克思恩格斯零散地強調未來社會建設要遵循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規律。在他們的理想中,未來社會是由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可以做到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生產,避免了為局部利益或當前利益而破壞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進而明確了未來社會治理的任務和目標。
我們黨在秉承中華民族對美好生活不懈追求優良傳統的基礎上,既立足于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又展望共產主義偉大理想,始終堅持把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黨的十八大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內容。這充分體現了我們黨是最高綱領和現階段基本綱領的統一論者,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建設思想。正如習近平強調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的最高綱領和基本綱領的統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綱領,概言之,就是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既是從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的,也沒有脫離黨的最高理想。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科學回答了“什么是國家治理,如何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重大課題。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已經提出但是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重大課題,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建設思想的豐富和發展,進一步指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的科學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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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京華夏文化交流促進會會長;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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