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國者，張東蓀
點擊： 作者：李小飛刀 來源： 補壹刀 發布時間:2018-12-31 11:29:05
1951年底到1952年初，當朝鮮戰場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中國國內反美情緒高漲的時候，曾爆發過一件震驚政界和知識界的大事。
張東蓀叛國案。
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政協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已進入“領導人”行列的張東蓀，被公安部門發現串通間諜，向美國輸送情報。
掌握到這一情況后，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內部講話中點了張的名，指他勾結美國人，泄露情況，不可容忍。
毛主席的講話很快在高校部分黨員干部和上層民主人士中做了傳達，震動知識界。馬寅初聽了通報后當即對周培源、湯用彤說：“要是我就把他槍斃了。”
馮友蘭則直接要求，應該把張東蓀從北大教職工工會和中國哲學研究會中開除，并撤銷張的教授職位。
北大圖書館館長向達聲稱：“別人有他犯的一件罪行，早就勞動改造去了，如果我泄露志愿軍出國秘密，怕早已回歸天外了”。
“愛國者”張東蓀
張東蓀，早年就讀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在此期間結識了來日本講學的梁啟超，受其影響，積極投身于挽救民族危亡的洪流當中。
他參加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會議，與梁啟超宣揚過基爾特社會主義，做過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府秘書，參與過國民黨對共產主義的文化“圍剿”，他創辦的《時事新報》“學燈副刊”，被譽為五四時期三大報紙副刊之一。
梁啟超送張對聯
1937年后，他秘密參加國民參政會，希望說服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合作抗日，卻被國民黨人士告知“國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誠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納”，從此對國民黨及蔣介石失望。
1941年12月8日，日本對美國宣戰，日本憲兵包圍并強占了燕京大學，張東蓀與其他十名燕大教授被捕，“受夠了苦痛與折磨”，日本人要求他向在拘留中的中國共產黨員加以勸誘，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張回答說：“共產黨不是捉、打、殺所能撲滅的”。
在獄中，張先后自殺四次而未遂，并與看守廝打。同被關押的洪煨蓮 （洪業） 曾描述張東蓀：“張公謾罵如狂癲，溷廁敗帚執為鞭，佩劍虎賁孰敢前。”日軍沒辦法，最終在判了他一年半徒刑，緩刑三年之后，放歸。
抗戰結束后，張東蓀一直保持著與中共地下黨的聯系，同時在政治上公開批評國民黨“一黨專政”，反對國民黨內戰政策。
張東蓀和燕京大學同事（1932年前后）。后排右一張東蓀
1946年，國民黨拉攏中間黨派參加被共產黨抵制的國民大會，時任民盟和民社黨領袖的張東蓀決意不從，為此與同道二十年的好友張君勱割袍斷義、再不相見。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所在地陜北延安被國民黨占領，張東蓀專門給毛澤東去信表示關切。
對張東蓀，中共也報以信任和好感。據楊奎松著《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后的書生與政治》一書所載（下文材料多轉引自《忍》一書），1948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籌備召開新政協會議，準備成立聯合政府，毛主席首先想到的邀請對象就有張東蓀。據楊奎松所看到的1949年初毛澤東所發出的信函電文中，張幾乎是唯一一位被單獨點名邀請到西柏坡的民主人士，“早已被內定為新政權的尊貴客人”。
在為爭取北平和平解放而與傅作義所進行的談判中，毛主席指定張東蓀作為和談見證人，幫助勸和傅作義，而北京城最終實現和平解放，也被張東蓀當做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就。
張東蓀這樣一個在日寇面前不降，在國民黨面前不屈，在新政權中獲得禮遇和優待的人，怎么會在短短兩年之內，就叛國了呢？
根源在于他對美國的態度，他怎么認識美國。
“叛國者”張東蓀
張東蓀沒有留過西洋，平時不穿西裝，以長袍馬褂的純正中國人自居。但洋裝不在身，并不代表他不崇洋。他內心深處對美國及其政治文化，還是充滿好感，甚至有崇敬之情的。他的幾個兒子或在美國留學，或在美國機構中工作。他本人一直倡導中國要走經濟上共產主義，政治上資本主義的“中間道路”，但他的思維內核，還是西方的有限政府、憲政和自由主義。
可以推測，雖然張東蓀倡導中國在美蘇兩個國家、兩種制度間走出“第三條道路”，但如果走不成，全面倒向美國是他可以接受的。
歷史的有趣之處，在于它的不同時期，常有著驚人相似的場景，人和故事。高度的相似。
今天我們一些平時“美美、親美”的知識分子，在中美貿易戰中表現出的濃重緊張焦慮、“恐美懼美”情緒，都能在當年的張東蓀上找到影子。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逐漸走向勝利的過程中，張東蓀看到，新中國有可能全面倒向蘇聯，他內心深處對美國政治與實力充滿敬畏，對新中國與美國對立充滿擔憂，這些都促使他想要代表明智的知識分子，在中美走向沖突的危險時刻，從中做一番調解的工作。
張東蓀要代替中國政府與美國去做溝通，想要使美國當局了解中國的內情，生怕因中共全面倒向蘇聯，美國方面會簡單地把中蘇視為一體，當成敵人。
在張東蓀看來，美國掌握有絕對先進的武器（原子彈），無論哪個國家與美國開戰都不可能取得勝利。他從當時的形勢分析出，美國出兵朝鮮，并封鎖臺灣海峽，是準備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在美國的幫助下，蔣介石將反攻大陸，到時候他們這些民主人士一定要人頭落地。
因此他幾乎是饑不擇食地盲目尋找溝通美國的辦法，急于想要讓美國人了解中國人并不想與美國對立的種種情況，
他相信志愿軍在戰場上一定要碰釘子，到時候中共也一定會轉回到現實主義路線上來，那時他就能夠有所作為，中國就能夠實行“中間路線”。
所以，雖然他也明白泄露機密不對，但內心深處認為自己不是“叛國”，是在“救國”。
他是怎么“救國”的呢？
據張東蓀自己后來交代。朝鮮戰爭爆發后，一個自稱“中建公司”經理叫王正伯的人來找他，說他做禁運品生意，跟美國人搭上了線。美國這回決心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麥克阿瑟總部已經做好了計劃。
張東蓀一聽就慌不擇路，急忙托王正伯到香港后傳達他的看法給美國官方，如果美國打贏了，一定不要讓蔣介石回來。
這個王正伯是個什么人？據當時負責特殊戰線領導工作的李克農所歸類，美國在中國的間諜，其基干部分是在美國、日本和菲律賓生活的中共華僑以及在外國留過學的中國人，許多是借各種貿易公司的掩護開展活動，不少人過去就是附敵分子，參加過日偽政府。
為換取“從事貿易”的王正伯的熱心，張東蓀特意把尚未公開屬于國家機密的政府財政收入預算份額情況和折算的小米斤數告訴了王。還專門拿給王一份他勾畫過的未公開的政協委員名單，告訴王說，那些用筆勾出來的人，將來時可以一起做事的。
更有接觸過張案資料的公安人員回憶，張東蓀曾將志愿軍出兵朝鮮的具體日期連同財政預算一道，轉道香港傳遞給了司徒雷登。
也難怪馬寅初說：“要是我就把他槍斃了。”
楊奎松在書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像張東蓀這樣在政治舞臺上活躍了二十多年的堂堂大教授，何以竟會被一個一望而知“好吹且能吹”的到處鉆營的小商人所蒙騙？
楊認為，在1949年前后轉向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中，像張東蓀一樣書生氣十足，甚至多少有點迂腐、執拗。缺少政治經驗卻自信滿滿的知識分子，并不少見。
張東蓀舊友俞頌華曾總結，“一言以蔽之，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學者，不是一個黨人，也不是一個政治家。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個黨人或黨魁，在政治舞臺上立功，那就不是他的知己”，“若使要他在政治上，尤其是在今日中國的政治上立赫赫之功，那是決不可能的”。
由于個性和觀念使然，身為中國人卻研究西方哲學的張東蓀，到底脫不開“治國平天下”的儒學教化。他們本質上都是中國古代的那種“國士”或曰“天下士”，抱負心極大。“退則為學術，授徒講學，著書立說；進則從政，治國平天下。”
張東蓀一家50年代中期于北京大學朗潤園
抱負心極大，政治上卻極端幼稚，是張東蓀走上“叛國”路的第一因。
但原因不止于此。
注意，張東蓀為什么要給王正伯看財政預算，顯然是為了爭取王對自己計劃的熱心。也就是說，國家機密成了張為爭取更大目標可以犧牲掉的代價，拿出來換的籌碼。
進一步說，在張東蓀的潛意識里，為了換取美國的理解、支持、不敵對，中國的部分國家利益是可以犧牲掉的。中國在走向以美國為代表的世界大道的時候，是需要給出一些籌碼的。
為什么不是美國的國家利益被犧牲掉？
美國這個“老師”
在中國百年來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對很多知識分子來說，美國是個重要的“老師”。
這不但是因為美國在這百年來所代表的物質和文化成就。
也是因為它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共和”理念，它把庚子賠款拿出來辦燕京大學的作為，跟單獨侵略過中國的英、日比起來不同，博得了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好感，讓他們產生了幻想。
復旦大學張家棟教授在他新近的文章中分析了這種心態的緣起與幻滅。
過去，美國的光芒過于耀眼，妨礙了人們對其問題和歷史事實的認識。其實，美國如今讓人們感覺失望的很多因素，從建國初起就已經存在。
美國一方面建立了最早的現代民主制度，同時也建立了人類歷史上最后一個奴隸制度;美國一方面強調人權與平等，另一方面又在國內排斥少數群體;美國一方面強調人道主義和兼愛，同時又通過很多旨在排斥外國人的法案;美國一方面聲稱要解放全人類，事實上也幫助了很多國家與人民，但同時又大肆擴張與侵略，造成了很多人道主義悲劇。
因此，美國一直就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兩個方向都被美國走向了極端。但長期以來，人們出于對美國以外世界的失望，而樂于把美國想象成一個理想國度，甚至是人類歷史的終點。
那么，當美國這個理想、“老師”的國家利益，與中國的國家利益產生沖突的時候，以美國為信仰的知識分子會怎么選擇呢？
張東蓀給出了他的答案。
一個在日寇面前寧死不屈的人，在“美國老師”面前，輕輕松松就跪下去了。
他對美國國家利益的認識如此清晰，對中國國家利益的認識又這么幼稚。
他對自己的見識能力如此自負，對中國的國家實力和潛力又這么自卑。
這也難怪，你信仰的是別人的東西，何來自信。
我們今天再去細看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的那段歷史，常常能做出這樣的驚訝：英國侵略軍原先只做海盜式的打算，中日武器裝備差距也沒有那么大，但在那些決定民族命運的關口上，失敗主義而不是奮勇之氣是怎樣一次次死扼住了中國人的咽喉。
這也是抗美援朝的深遠意義，為何值得我們反復回味，1953年以前，認為中國絕無資格與美國掰一掰腕子的絕不止張東蓀一個。是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國人的心氣。
國家民族要找到經得起考驗的自信自尊，是要經風雨的。
今天亦然。
參考文獻：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后的書生與政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
張家棟.《對今日美國的幻滅感因何而起》.環球時報.2018年10月25日.第4615期
責任編輯：紅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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