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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國投敵還是力盡被俘？——蔣介石和果粉偽造的“抗日英雄”方先覺叛國投敵分析

點擊：7356  作者： 匣中劍    來源：察網(wǎng)  發(fā)布時間:2018-11-06 11:25:27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高奏凱歌，德意日法西斯日薄西山。甚至在條件最差最艱苦的敵后戰(zhàn)場，主要以大刀長矛武裝起來的人民軍隊都已經(jīng)開始了局部反攻，開始成片掃除倭寇據(jù)點，不斷收復國土解放人民。可是在中國的正面戰(zhàn)場，不但沒有收復寸土，反而再次出現(xiàn)了一觸即潰一潰千里的豫湘桂大潰敗，短短幾個月內(nèi)百萬國軍被擊潰（其中被殲滅50萬），失地豫湘桂（146座大小城市被侵占，6000萬同胞淪為亡國奴），損失中國三分一的工業(yè)，最重要的稻米產(chǎn)區(qū)湖南被倭寇占領。

豫湘桂大潰戰(zhàn)的喪師辱國失地，再次證明了蔣家買辦王朝的腐敗無能和賣國求榮的本質(zhì)。一個害怕人民甚于害怕侵略者，寧可捆住人民手腳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片面抗戰(zhàn)的小朝廷，又怎么可能積極抗日？又怎么可能不出現(xiàn)這樣的潰敗？

假如國民政府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假如國民黨是一個負責任的政黨，本當引咎辭職，接受TG和民盟的倡議，廢除所謂黨治，還權于民，歸政于民，組建聯(lián)合政府；自蔣介石以下的黨國要人應自縛向軍事法庭自首，老實交代，等待人民的軍事審判，乞求人民的寬大。然而寡廉鮮恥的蔣家買辦王朝顯然沒有這種自覺性，不但沒有，甚至在潰戰(zhàn)進行中間，蔣家買辦王朝就開動其宣傳機器為自己腐敗無能的罪行拼命涂抹粉飾。

而衡陽城守就成為輿論的焦點，因為衡陽城守幾乎是豫湘桂戰(zhàn)役中的唯一亮點，第十軍愛國將士抗擊兩個師團倭寇的進攻，不但沒有一觸即潰一潰千里，還堅守了47天。于是蔣家王朝無限拔高第十軍的戰(zhàn)績，千方百計掩蓋方先覺等人的叛國投敵出賣將士換取自己“貴官”性命的真相，杜撰了一個又一個不近情理甚至自相矛盾的神話，企圖以此掩蓋自己的腐敗無能賣國投敵。

當然，這種掩蓋是徒勞的，軍事法庭雖然沒有對蔣家王朝做出宣判，但歷史已經(jīng)做出了宣判，中國人民早把蔣家買辦王朝丟進了歷史的狗屎堆。

然而，幾十年后的今天，卻又冒出這樣一些東西，它們愚蠢地杜撰歷史，幻想能替蔣家王朝翻案，它們自以為是反TG的斗士，自以為通過偽造歷史美化蔣家王朝就能曲折地反抗TG否定TG統(tǒng)治的合法性，其實它們的所作所為恰恰暴露了它們的奴性下賤。

我們自由人的邏輯是，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自由之樹是要以烈士和暴君的鮮血來灌溉的，捍衛(wèi)自由不僅是每一個自由人的權利，也是每一個自由人的義務。而奴才的邏輯和我們不同，它們下賤怯懦沒有勇氣反抗，它們最勇敢的幻想就是換個主子，本朝主子殘暴它們就美化前朝主子幻想前朝主子能拯救它們，于是有了果粉、民國粉、大清粉…..等等；本國主子殘暴它們就美化外國主子幻想外國主子能拯救它們，于是有了今夜美國人、蘇聯(lián)人、日本人、德國人……等等。它們自以為是斗士，可其實它們是不折不扣的奴性下賤。

我今天就來澄清這些圍繞衡陽之戰(zhàn)的夸大其詞乃至無恥讕言。

一、衡陽城守第十軍的戰(zhàn)績有多大？

為了突出方先覺，從蔣家王朝開始，就不斷往衡陽城守的戰(zhàn)績里注水，1945年5月蔡汝霖（時任第9戰(zhàn)區(qū)派駐衡陽保衛(wèi)戰(zhàn)督戰(zhàn)官兼炮兵指揮官）寫《四十七天衡陽保衛(wèi)戰(zhàn)》時就放了一個衛(wèi)星“消滅倭寇3萬余生力軍”。到葛先才（時任預十師師長）杜撰時就一躍而為“48000余人”，而且還是日軍將領說的。因為這樣吹水，于是衡陽城守成了所謂抗戰(zhàn)中唯一一場倭寇傷亡大大高于我軍的戰(zhàn)役（呃，不過他們吹噓薛岳時也是這么說的，別問我，我不知道他們語文里的“唯一”是哪個體育老師教的）。吹水得太厲害了，它們也覺得不好意思，于是又說，根據(jù)日方數(shù)字是19380人云云，其實也沒給出出處。

當然，直到今天注水還在繼續(xù)，比如陳桂芬（現(xiàn)系湖南環(huán)境生物學院講師）《衡陽保衛(wèi)戰(zhàn)概觀》里給出的史上最強注水數(shù)字是“殲滅日軍1.9萬多人，殺傷日軍3萬余人”，陳桂芬的玩法其實是把殲滅1.9萬的謠言和殺傷3萬的謠言加在一起，于是多達5萬人，這是“謠言+謠言=真相”的邏輯。

既然這些數(shù)字總是打著日方數(shù)字的旗號，那我就拿日方數(shù)字來推算一下衡陽城守的殲敵數(shù)吧。在日本防衛(wèi)廳戰(zhàn)史《湖南會戰(zhàn)》第七章“企圖解脫我對衡陽西部的包圍與我第三次進攻衡陽”第四節(jié)“第三次進攻衡陽”里登了倭寇第十一軍參謀長向日本陸軍部發(fā)出的《旭參電第532號（7月25日）》，其中提到，“開始作戰(zhàn)至7月20日”，倭寇第十一軍人員傷亡是19286（包括戰(zhàn)死3860，戰(zhàn)傷8327，戰(zhàn)病7099）。

咋一看這數(shù)字似乎和那些謠言數(shù)字相當，于是那些歷史發(fā)明家都興奮起來，更有人說前兩次進攻就如此大傷亡，第三次進攻再加上去，那就更不得了。可是這個數(shù)字倭寇說得清清楚楚，是“開始作戰(zhàn)至7月20日”，是整個湖南會戰(zhàn)的傷亡病數(shù)字。這個數(shù)字包含的是倭寇發(fā)動湖南會戰(zhàn)以來千里轉(zhuǎn)戰(zhàn)的傷亡數(shù)字，包括陷長沙的傷亡數(shù)字，以及在衡陽圍點打援的傷亡數(shù)字，甚至還包括中美空軍轟炸的傷亡數(shù)字。壓根兒不等于第十軍的殲敵數(shù)字。事實上，這恰恰否定了歷史發(fā)明家的所謂倭寇來源的19380的數(shù)字。

如果我們再往前翻到第四章“寧鄉(xiāng)、瀏陽、長沙附近的會戰(zhàn)”登了《旭參電第585號要點（6月27日）》，里面明確記載“自作戰(zhàn)開始至6月20日（大致攻克長沙為止）”，損失是死1503，傷3662，病約4000名，合計是約9165。而衡陽城守是6月23日開始的。也就是說圍繞衡陽進行的攻防戰(zhàn)阻擊戰(zhàn)倭寇傷亡僅在萬人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圍繞衡陽進行的攻防戰(zhàn)阻擊戰(zhàn)，倭寇的重兵是在阻擊打援，根據(jù)《湖南會戰(zhàn)》的記錄，倭寇投入的8個師團部隊，其中6個在打援，僅68師團和116師團的任務是攻城。68師團和116師團也并非全力以赴攻城，舉幾個例子吧，116師團133聯(lián)隊在6月21日夜殲滅我軍73軍、74軍2000人；116師團109聯(lián)隊飯島大隊7月5日在衡陽西南30公里的白鶴鋪阻擊我軍援軍5000人；68師團志摩支隊（有步兵3個大隊）則和116師團澤多大隊合作在衡陽以西8公里的二塘7月18日進攻企圖為衡陽解圍的我軍151師。等等。真正進攻衡陽的兵力如下：第一次進攻是6月28日開始，7月2日結束。68師團和116師團動用了15個大隊進攻衡陽。第二次進攻是7月11日開始，7月20日結束。仍然是68師團和116師團的15個大隊。第三次進攻時，為了彌補攻城兵力不足，又抽調(diào)了58師團的3個大隊歸116師團指揮。因此，并不能把所有圍繞衡陽進行的戰(zhàn)斗的倭寇傷亡全部算作第十軍的戰(zhàn)績，前來解圍的我軍十幾個師難道是來打醬油的？

根據(jù)《旭參電第532號（7月25日）》的各師團詳細傷亡列表，截止7月20日，68師團死752，傷1415，病878，計3045；第116師團死833，傷1665，病914，計3412；兩師團合計傷亡病6457。由于這個數(shù)字包括第一階段攻克長沙的傷亡數(shù)字，因此還要進一步區(qū)分。根據(jù)《旭參電第585號要點（6月27日）》和《旭參電第532號（7月25日）》，6月20日前的傷亡占7月20日前傷亡的9165/19286=47.52%。由于68師團和116師團是長沙作戰(zhàn)的主力師團（第一線展開的5個師團之2），因此該兩師團在第一階段（6月20日之前）的傷亡不會低于平均值。因此68師團和116師團在6月21日至7月20日之間的傷亡可以估算為6457*（1～47.52%）=3389人。這3389人里面還包括了被中美空軍轟炸造成的傷亡（根據(jù)《旭參電第532號（7月25日）》，“因敵機轟炸而損傷的人數(shù)約占10%”），還包括了阻擊我軍援軍的傷亡，假設阻擊援軍傷亡占10%（從使用兵力看，遠不止10%），在這些都按照10%刨除后，3389*（1～10%空軍轟炸～10%阻擊援軍）=2711。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按照倭寇的數(shù)字來推算，對衡陽的第一次攻擊和第二次攻擊，合起來倭寇傷亡病總數(shù)應該在2711這樣。

當然，這只是前兩次攻擊的數(shù)字，前兩次攻擊共持續(xù)15天，第三次攻擊從8月4日～8月7日，8月7日21:00，方先覺等人決定投敵做偽軍，星夜派人向倭寇求降，并于8月8日8時接受倭寇無條件投降的要求，只保全了幾個“貴官”的性命就欺騙廣大將士放下武器。因此第三次攻擊僅僅進行了4天。按照這個天數(shù)來推算，衡陽城守總共給倭寇造成的傷亡病總數(shù)當在2711*（15+4）/15=3434人左右，即使把最后4天估算的傷亡慘重一些，也不可能給倭寇造成超過4000人的傷亡。

不超過4000，這恐怕才是第十軍給倭寇造成傷亡總數(shù)的真相。

有的文章以倭寇計劃補充十萬新兵來證明衡陽之戰(zhàn)傷亡很大，但這個是沒有根據(jù)的，按照倭寇的計劃，湖南（長衡）會戰(zhàn)之后就要進行廣西（桂柳）會戰(zhàn)，倭寇原計劃估計在湖南、廣西會遇到80個師的國軍，其中長衡會戰(zhàn)會遇到半數(shù)，桂柳會戰(zhàn)還將迎擊半數(shù)。倭寇占領一個省需要十萬兵力，補充十萬新兵，才能保證桂柳會戰(zhàn)時，湖南有兵留守。另外倭寇在《旭參電第532號（7月25日）》原來估計假如戰(zhàn)斗持續(xù)到8月中下旬，會有5～6萬的戰(zhàn)病人員，也需要補充，但由于第三次進攻僅僅發(fā)動4天，方先覺就迅速投降，這種情況并未出現(xiàn)。

二、圍城倭寇真如渲染的那么強大嗎？

一些國軍官兵的回憶里，有意無意地夸大圍城倭寇的強大，這也是人之常情。比如蔡汝霖《抗日圣戰(zhàn)中的衡陽保衛(wèi)戰(zhàn)》說“抗拒敵第68、第116、第13、第40、第58等5個師團及獨立第五旅團共10余萬人的圍攻”；容鑒光《抗日戰(zhàn)爭“衡陽孤城血戰(zhàn)”60周年紀念》“敵軍：有形總兵力12.4萬，武器、裝備占絕對優(yōu)勢”；葛先才《國民黨將領葛先才抗戰(zhàn)回憶錄》“與十一萬之眾的日軍浴血奮戰(zhàn)四十七天”、“除各師團所屬炮兵大隊外，另有炮兵第一二二聯(lián)隊計一五點○公分重炮五門，一○○加農(nóng)炮以及其他山野炮共計百余門，炮彈四萬以上”。但如果當真做嚴肅的引用，那就可笑了。

在上一節(jié)里，我已經(jīng)引用倭寇戰(zhàn)史《湖南會戰(zhàn)》指出倭寇使用的攻城兵力只是68師團和116師團，第三次進攻再加上58師團的3個大隊。三次進攻，每次使用的兵力也只是十幾個大隊。根本不可能達到十幾萬人。倭寇投入衡陽一帶的的確有十幾萬，但主要是在阻援打援，圍城的兵力和第十軍相比并沒有那么懸殊。

其實葛師長的回憶對此是有老實交代的，如葛先才口述、李岳平校勘的《血戰(zhàn)衡陽》（在臺灣《中央日報》發(fā)表時名為《血浴衡陽》）里寫道“開始，日軍從第116、68兩個師團，17000多人的兵力向我守軍進犯”，這是對第一次進攻的敘述，比較符合實際，因為倭寇出動15個大隊，一個大隊800人，加上輔助兵力，17000人是比較符合的數(shù)字。對第二次進攻，葛先才也只提到這兩個師團。事實上，按照倭寇戰(zhàn)史《湖南會戰(zhàn)》在《旭參電第532號（7月25日）》提供的數(shù)字，68師團傷亡病3045，占25.9%；116師團傷亡病3412，占18.6%，反推算，68師團兵力約1.2萬，116師團兵力約1.8萬，合計也就是3萬人，還要抽出多個大隊的兵力用于阻擊打援，能一次進攻投入1.7萬已經(jīng)是極限了。只有第三次進攻，因為第十軍沒有抵抗住這次進攻，葛先才師長為了減輕自己戰(zhàn)敗投敵的罪責，這才胡說八道杜撰了什么十一萬的荒唐數(shù)字。

武器裝備方面，倭寇在第一次第二次進攻時，并沒有絕對優(yōu)勢可言。按照倭寇陷城后繳獲清點的結果，第十軍有“重炮、高射炮各1門，山炮6門，迫擊炮62門，速射炮、機關炮各12門，重機槍91挺，輕機槍429挺，自動炮7門，步槍3393只，中型坦克1輛（破壞），馬61匹，其他尚有大量武器彈藥。”而倭寇的裝備，以150毫米的榴彈炮為例，倭寇在第三次進攻前運到3門后才達到5門，也就是說，在第一次第二次進攻中僅有2門。比第十軍裝備有優(yōu)勢，但沒有絕對優(yōu)勢。

另外倭寇方面由于遭到中美空軍的打擊，其后勤補給十分困難的，限制了其裝備優(yōu)勢的發(fā)揮。倭寇的第二次進攻失敗的一大原因就是彈藥不足。這點就連國軍方面都觀察到了，比如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的第10軍參謀處作戰(zhàn)科長姚少一上校寫的原始材料《血戰(zhàn)衡陽脫險記》提到“20、21兩日，衡陽附近整整有兩天聽不到一聲槍聲”、“這就是勝敗的關鍵，敵人殺得疲倦了，我們也殺得累了，假若我們的援軍能適時趕到，勝利是決無問題地屬于我們的了。”“彈盡糧絕的敵人經(jīng)過兩天的休息，慢慢得著補給”。其實倭寇的“得著補給”也是很有限的，第三次進攻是很勉強的，倭寇戰(zhàn)史《湖南會戰(zhàn)》記載，到7月底才陸續(xù)送來彈藥，總共運到“150毫米榴彈炮3門，炮彈330發(fā)；100毫米加農(nóng)炮3門，炮彈450發(fā)；山炮1門、炮彈約100發(fā)；步兵炮1門，炮彈約90發(fā)”。不過是獲得了970發(fā)炮彈的補給，根本沒有葛先才夸張的炮彈4萬發(fā)！

由于彈藥不足，倭寇的重炮并不像第十軍官兵回憶渲染的那么可怕，翻閱倭寇戰(zhàn)史的記載，每次進攻只是打十幾發(fā)炮彈做掩護。要知道，日式裝備的中國志愿軍在朝鮮戰(zhàn)爭一、二次戰(zhàn)役中進攻美軍，美軍一分鐘就能打出8發(fā)150毫米榴彈，志愿軍仍然擊敗美軍，將他們趕到三七線。即使倭寇這種威脅有限的炮擊，事實上也很難堅持幾天，因為總共就只運到330發(fā)重炮炮彈，一個陣地一天爭奪幾次，打幾次一天幾十發(fā)就消耗掉了，到了第三次進攻的第4天，8月7日，倭寇戰(zhàn)史記載“將近黃昏的時候，接到支援進攻陣地的獨立山炮第5聯(lián)隊第2大隊報告稱：已將預定數(shù)量的炮彈用盡（注：按當時第11軍的命令必須保留約一成的炮彈，不得用盡）”。不但山炮炮彈用盡，重炮炮彈也將近耗盡，當7日黃昏方先覺動搖豎起白旗乞降時，“軍司令官命令野戰(zhàn)重炮部隊不惜消耗全部備用的炮彈進行猛烈的炮擊，即使天黑以后也不可停止”。這說明倭寇的重炮炮彈在四天后已經(jīng)消耗了大部分，需要使用備用的炮彈了。倭寇不是第一次這樣虛張聲勢，山下奉文攻略新加坡時，明明只剩下3發(fā)炮彈，也虛張聲勢開炮，嚇倒了本來就沒有斗志的英軍，而可恥的是，方先覺也被嚇倒了。

至于制空權，那是在中美空軍這邊的，這點就連倭寇都承認，倭寇在豫湘桂戰(zhàn)役中對中美空軍十分恐懼，倭寇空軍只敢利用早晚天色暗淡的短暫時間偷偷出動，在《岡村寧次回憶錄》和《湖南會戰(zhàn)》里對此都有記述，倭寇為了躲避中美空軍，甚至白天不得不放棄作戰(zhàn)，躲在悶熱的碉堡里。中美空軍轟炸掃射造成的傷亡竟占到倭寇傷亡總數(shù)的10%，相當驚人。

也由于失去制空權，倭寇的后勤補給十分困難，“陸路唯有利用黃昏”，有限的運能要用于炮彈等作戰(zhàn)物資的運輸，軍糧只能就地搶收當?shù)氐乃荆缓蠊碜觽儼阉痉旁阡摽铮媚景魮v成精米。沒有配菜只能以鹽下放。而衡陽城內(nèi)并不缺米，因為衡陽本來就是后方基地，糧食很多，守軍只是抱怨沒有菜，只能就著長著蛆蟲的醬菜下飯。

綜上所述，圍城倭寇對于第十軍具有兵力、火力方面的優(yōu)勢，但談不上絕對優(yōu)勢，是二比一的優(yōu)勢，十則圍之倍則戰(zhàn)之，僅僅是倍則戰(zhàn)之的優(yōu)勢。

三、第十軍是否真的已經(jīng)到了打不下去的最后時刻呢？

8月6日倭寇沖進小西門，8月7日擴大奪取了小西門東北和西南的高地，鞏固了對小西門的占領。衡陽破城，確實已經(jīng)很危險了，但是否不能再戰(zhàn)了呢？

顯然不是。小西門按照倭寇戰(zhàn)史的記載只是外圍陣地，8月7日雖然鞏固了小西門，倭寇旭參電第764號（8月7日23時）承認“敵軍抵抗仍極頑強”。倭寇戰(zhàn)史也記載受降時繳獲了第十軍大量武器彈藥，并沒到彈盡糧絕的程度。

國軍方面也同樣不認為抵抗不下去，葛先才師長的回憶錄是這樣記述的：“八月七日，敵橫山司令再度下達總攻令，傾其五個師團之眾，炮百余門加速發(fā)射，認定本日必下此城，全力向我軍猛攻。我軍全線皆在其熾烈炮火籠罩之下，掩護其步兵做瘋狂之沖刺，晝夜無休無止。我軍陣地雖多處被敵炮火摧毀，而我戰(zhàn)線只不過微向來后移而已，我除傷亡激增外，城內(nèi)外各防堵區(qū)，皆屹立無恙。敵毫無顯著進展，卻更增加了慘重傷亡，積尸如丘。”葛先才師長還引用了倭寇戰(zhàn)史的評價，“敵人之第十軍，畢竟是善戰(zhàn)之師，并未如其他戰(zhàn)區(qū)之守軍，一角之潰，而全般動搖，且抗拒益形激烈。”

至于國軍廣大中下層愛國官兵，就更不認同投降繳械了，這些將士甚至在被方先覺葛先才出賣之后，也仍然拒絕放下武器，關于這些愛國官兵的英勇形象，葛先才、臧肖俠等人在回憶錄里敘述備至，將士們不甘心投降抱槍哭泣，或者將武器搗毀。事實上，一些愛國官兵甚至在方先覺和四個師長都叛國投敵的情況下，盡管失去組織，仍然以高漲的愛國熱情和倭寇做著最后的殊死搏斗，方先覺在8日8時就下令投降，但葛先才記載，這種自發(fā)的抵抗一直持續(xù)到11時。倭寇戰(zhàn)史里也記載了這些愛國官兵的英勇戰(zhàn)斗，“一部分敵軍仍在城內(nèi)進行抵抗，廣部隊正在掃蕩中”。讀到這里我熱淚盈眶，雖然這種無組織的抵抗最終難免失敗，但這充分說明廣大中下層愛國官兵并不認同方先覺等高級將領叛國投敵的行徑。

一些人為了掩蓋方先覺葛先才等叛國投敵的事實，不惜篡改歷史事實。在葛先才的回憶錄里，陣亡一會七千余人一會六千余人，傷病員一會6000一會9000，可繼續(xù)作戰(zhàn)的兵員一會2000一會1000。說起來葛先才也真是很可憐，他顯然不擅長說謊，才會在同一個文章里前后矛盾如此嚴重。相比之下，一些職業(yè)歷史發(fā)明家的撒謊就完全屬于膽大心細的范疇，陳桂芬《衡陽保衛(wèi)戰(zhàn)概觀》里撒謊就隨心所欲，兩個嘴皮子一碰數(shù)字就來了“守軍陣亡7600余人，受傷約9000人”，言下之意，第十軍基本死光了傷光了，只剩下1000人可以打仗了，所以投敵有理。

但問題是，倭寇進城后統(tǒng)計的數(shù)字是，我軍陣亡4100，被俘13300人。4100人當然不是全部數(shù)字，倭寇提到部分尸體已被掩埋。查各種記載都提到我軍接近18000人，扣除被俘的13300，是還有幾百尸體被掩埋。但這不影響活人的統(tǒng)計。而傷病員6000是最可靠的數(shù)字，葛先才師長在絕大多數(shù)敘事的場合使用的都是6000這個數(shù)字，只有突兀的幾個總結性的場景使用了別的數(shù)字。白天霖《抗日圣戰(zhàn)中的衡陽保衛(wèi)戰(zhàn)》使用的數(shù)字是“衡陽陷落之日（8月8日）……此時仍有7000余傷患官兵”。容鑒光《抗日戰(zhàn)爭“衡陽孤城血戰(zhàn)”60周年紀念》記載是截止8月5日下午傷員6000多。黃少松《回憶葛先才當年重游衡陽戰(zhàn)場一席談》記述是“日本兵入城，受蒙難的官兵2000余人及傷患官兵6000余人”。甘印森《衡陽戰(zhàn)役回憶》記述是“衡陽戰(zhàn)役，自1944年6月22日至8月8日經(jīng)過48天的激烈戰(zhàn)斗，我軍傷亡官兵1萬余人”，由于陣亡人數(shù)4100多，因此傷員也是6000余。綜合上述記述，我認為傷病員人數(shù)在6000余。未負傷可戰(zhàn)之兵是13300～6000余=7000人這樣，并非不能繼續(xù)作戰(zhàn)。

還有些人詭辯說傷亡超過30%就會因為失去太多基層軍官士官而失去作戰(zhàn)能力，所以只能投降云云。但這純屬胡扯淡了。軍官和士官一樣可以由士兵中提拔，共軍和國軍的戰(zhàn)史上有無數(shù)這樣的案例，甚至第十軍官兵的衡陽城守回憶里，對于提拔軍官和士官都有無數(shù)案例。傷亡超過30%，只是說要利用戰(zhàn)斗空隙進行整補罷了，根本不是投降投敵的借口！

同時，我軍援軍已經(jīng)在逼近衡陽城，8月8日，衡陽西側(cè)援軍已達到13個師。倭寇戰(zhàn)史《湖南會戰(zhàn)》記載，“我軍第37師團尚未到達戰(zhàn)場，第一線各兵團自發(fā)動攻勢以來，兩月有余幾乎未得補給。”“必須在8月上旬攻取衡陽”，打通后方聯(lián)絡線，各兵團才能得到恢復。第三次進攻衡陽時雖然補給了970顆炮彈，但這些炮彈是用于攻克衡陽的，而且在衡陽到7日基本耗盡，阻援的倭寇部隊甚至出現(xiàn)了“我軍各隊傷亡累累，彈藥又缺乏，尤其是手榴彈已消耗凈盡，只好投石對抗手榴彈充足的重慶軍。甚至把重慶軍投出尚未爆炸的手榴彈拾起來再投過去，繼續(xù)堅持戰(zhàn)斗。”8月7日，我軍坦克出現(xiàn)在戰(zhàn)場，9日，倭寇戰(zhàn)史記載“只晚了一天，敵機械化兵團就出現(xiàn)了。”

由于方先覺沒有堅持最后5分鐘獻城投敵，本來斗志就不堅定的援軍在得知衡陽城陷的消息后，再次出現(xiàn)了令人痛心的慌亂潰散局面。本來已經(jīng)動搖的倭寇轉(zhuǎn)守為攻，我軍全線潰敗。

倭寇此時已經(jīng)彈盡，而我軍士氣旺盛，愛國官兵視死如歸，如方先覺等高級將領能再堅持最后5分鐘，是有可能擊退倭寇的第三次進攻的。正如倭寇戰(zhàn)史引用第11軍高級參謀島貫大佐的日記所說的，“我方部隊面對前來解圍的敵軍，多少有些動搖。戰(zhàn)爭的勝負誠然在于最后的5分鐘。如固守衡陽之敵誓死決一死戰(zhàn)，或?qū)⒊霈F(xiàn)‘英帕爾’的結局。”

誠然，以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內(nèi)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仍然很可能如擊退倭寇第二次進攻時那樣，錯失里應外合徹底勝利倭寇的機會，但擊退倭寇第三次進攻，肯定能迫使倭寇再轉(zhuǎn)入對峙去準備第四次進攻。而那要到8月底，倭寇自己估計在衡陽沒有奪下，后勤補給極度困難的情況下，如果拖到8月中下旬，將出現(xiàn)5～6萬的戰(zhàn)病，也就是英帕爾式的結局。

四、方先覺獻城投敵的真相

方先覺獻城投敵，這是什么性質(zhì)呢？

每次當我譴責方先覺動搖變節(jié)叛國投敵的時候，都有很多人指責我不寬容。他們認為一個士兵彈盡糧絕力盡了做戰(zhàn)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同樣理解，我不但不會指責那些戰(zhàn)敗被俘的士兵，相反我還會第一個跳出來為他們辯護，我會大聲疾呼，戰(zhàn)俘同樣是英雄！

但是叛國投敵和力盡被俘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zhì)的行為，方先覺的行徑是叛國投敵，而不是力盡被俘。力盡被俘就好好在戰(zhàn)俘營里待著，勇敢地活下去，找機會逃回來，這叫戰(zhàn)俘。可如果動搖變節(jié)屈膝事敵，那怎么配叫戰(zhàn)俘？那只能叫投敵！而方先覺投靠日本人，這就更惡劣，這叫叛國投敵！這叫漢奸！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鄧野先生對方先覺叛國投敵的性質(zhì)做有充分的論述，該文刊于學術期刊《歷史研究》2006年第5期136～148頁。我是在期刊《中國現(xiàn)代史》2007年第1期找到該文的，該文名為《蔣介石對方先覺投敵案的裁決》。網(wǎng)絡上可以找到文字版，網(wǎng)絡流傳的文名為《1944年方先覺投敵案》。鄧先生對方先覺投敵的幾個關鍵問題都分析非常到位，比如最后一電的真假、對國共雙方勢力消長的影響等等。我這里摘抄與投敵相關的部分。以下為引文：

【參與了全部過程的饒少偉提供了證言。饒說，8月7日傍晚，方先覺召集四個師長商討最后的行動方案。方說：“不是我們對不起國家，而是國家對不起我們；不是我們不要國家，而是國家不要我們！”爾后，方指示孫鳴玉擬出七項投降條件，大意：（1）要求保留第十軍建制；（2）要求日軍進城不殺害俘虜；（3）要求日軍對受傷官兵給以人道待遇；（4）要求日軍立即停火；（5）要求日軍派飛機送方先覺到南京見汪精衛(wèi)。另兩條饒已不能記憶。8月8日，日軍接受方部投降，但拒絕其條件，方最終接受無條件投降。】

方先覺由有條件變?yōu)闊o條件投降，形式上略有區(qū)別，然其性質(zhì)并無區(qū)別，都是投降。問題的核心在于，方提出了將其送往南京見汪精衛(wèi)的要求，而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這都是一個明確無誤的政治變節(jié)行為。

接下來的問題是，饒少偉的這個證詞是否可信？數(shù)十年來，方先覺一案所以眾說紛紜、真假莫辨，說到底，就是沒有人找到這份投降條件的原始記錄。其實，方的這份投降條件，重慶統(tǒng)帥部于衡陽失陷一周之后即已掌握。

8月15日，軍令部長徐永昌在日記中記載：“據(jù)逃出之梁團長子超在連絡站電話，圍攻衡陽之敵于七日突破三個缺口竄入城內(nèi)，方軍長派其副官處長向敵提出六項要求與敵接洽。其要旨如次：1.不解除武裝，不分割建制；2.指定地點集中訓練；3.受傷害官兵不得殺害；4.送往南京；5.保障生命安全；6.眷屬送安全地點。而結果被敵所騙，均未接受。將副師長以下干部充工頭，掃除街道。遇我飛機轟炸逃亡甚多。”[19]

梁子超的報告及徐永昌的記載，是目前所見方先覺投敵條件較為原始的記錄。這個記錄證實了兩個問題：首先，方之條件提出于8月7日城陷之前；其次，其中確有“送往南京”一條。前者足以證實方提出了投降條件，后者足以證實方之政治變節(jié)。梁子超的六條與饒少偉的五條，文字有出入，但內(nèi)容基本相符。將二者聯(lián)系對照起來，方先覺投敵變節(jié)問題可以做出肯定的結論。

以上為引文。鄧野先生抓住了關鍵，“問題的核心在于，方提出了將其送往南京見汪精衛(wèi)的要求，而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這都是一個明確無誤的政治變節(jié)行為。”饒少偉的回憶、梁子超的報告及徐永昌的記載，第十軍官兵的回憶，多個角度提出的證據(jù)都共同證明了方先覺的的確確有主動求做漢奸的政治變節(jié)行為。方先覺臨難茍且晚節(jié)不保，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有些人不愿接受這一點，有一條燕賤胚對我橫加辱罵，它提出一個觀點，國軍那么多被俘的將領，都活了下來，這證明了方先覺沒有生命之虞，因此它認為方先覺不可能因為貪生怕死而主動求做漢奸。但它這個觀點被我這樣問一句馬上就戳破了，我問它，“燕賤胚，請告訴我，哪個被俘且保命的國軍將領沒有淪為漢奸？”它無言以對，因為確實是舉不出一個反例，被俘且保命的國軍將領全部淪為漢奸。當然，賤胚之所以是賤胚，那是有道理的，這條燕賤胚居然這樣反問我，“你怎么能拿別的國軍將領被俘做漢奸來證明方先覺一定被俘做漢奸？”它這真是恬不知恥了，饒少偉的回應和徐永昌的日記就已經(jīng)足夠證明方先覺的動搖變節(jié)了，明明是它這條賤胚企圖拿別的國軍將領被俘后為保命做漢奸來做論據(jù)的，結果反而為我所用，加強了我的觀點！

方先覺政治變節(jié)動搖主動求做漢奸這是客觀事實，板上釘釘。但還是有人為方先覺辯護，他們認為不管方先覺有沒有做漢奸，但方先覺保全了部下將士的性命情有可原。事實上，幾乎所有第十軍官兵的回憶，上自葛先才師長，下自小兵，都說方先覺是為了保全部下性命，特別是保全傷員性命。所有為方先覺辯護的文章，也都著眼于這一點。

但是方先覺真的有努力保全部下將士的性命嗎？

我們來看看饒少偉師長的回憶：

【敵師團長首先發(fā)言，他殺氣騰騰地說：“本官以日軍最高指揮官的資格，向貴官提出無條件投降的要求。”他拒絕了方先覺的七項投降條件，并且威脅著說，“請即時答復。”方先覺在聽了翻譯的話以后，低聲答道：“服從這個要求。”最后敵師團長說：“貴官及各師長的生命，皇軍負保障之責。”

（《方先覺衡陽降日情況》）】

吼吼吼，原來方先覺只爭取到了自己和師長幾條“貴官”的小命啊，以保全傷員的名義為自己的乞降開脫罪責，可實際上卻壓根兒沒為部下、沒為傷員爭取到一星半點兒，只為自己爭取了活命。更無恥的是，根據(jù)第十軍幸存官兵的回憶，多人提到是受命放下武器的，特別是彭禮光《衡陽抗戰(zhàn)的回顧》、羅立三《衡陽戰(zhàn)役中見聞》都明確提到方先覺等人欺騙將士們說倭寇已經(jīng)答應了條件，要將士們放下武器。這實在是無恥到極點，拋棄忠勇的部下，只換了自己一條小命，已經(jīng)是不要臉了，還配合太君欺騙將士們放下武器！

如果方先覺無恥投敵后實話實說，“弟兄們，我已獻城投降太君，太君說不保證你們這些賤民的性命安全，只保證我這個貴官的性命安全，你們趕快放下武器任太君處置換我一條小命吧！”如果實話實說，有幾個將士會甘心放下武器！？這不是欺騙是什么！？這不是叛賣是什么！？

有些人為方先覺叛賣將士開脫，說方先覺當時爭取到了這些條件，只是日本人沒有信義欺騙了方先覺。他們還會列舉一些回憶作為證據(jù)，比如楊正華《方先覺和衡陽保衛(wèi)戰(zhàn)》里說方先覺是在周慶祥師長和敵聯(lián)絡官的陪同下去和倭酋橫山勇談判，方先覺在談判現(xiàn)場威風凜凜，不但明確說不降，甚至還要和橫山勇單挑決斗云云。楊正華作為第十軍政治部代主任，雖然當時在重慶受訓，根本不在衡陽，居然也寫得如此生動如臨其境，不愧是政工干部出身啊！可惜寫過頭寫成了神話，太扯淡了，橫山勇當時確實在衡陽親臨戰(zhàn)陣指揮，但他絕不會和方先覺進行談判，因為橫山勇的級別比方先覺高多了，方先覺不過是軍長，橫山勇是倭寇的方面軍司令，這個方面軍規(guī)模僅次于岡村寧次統(tǒng)帥的華北方面軍。倭寇的師團相當于我方軍制的軍，方面軍相當于集團軍司令。假如是王耀武、薛岳、陳誠、胡宗南、湯恩伯這個級別的乞降，橫山勇那才會出來談判，方先覺嘛，倭寇最重階級，師團長才符合其身份地位。更有趣的是，楊正華《衡陽喋血四十八天》里同樣寫了投敵談判，這次卻只出現(xiàn)了68師團師團長堤三樹男。哎，楊正華先生真不要臉啊！像這樣一些按照禿頭旨意偽造的破綻百出的材料，恐怕不足為憑吧？

需要指出的是，饒少偉60年代的回憶和倭寇戰(zhàn)史《湖南會戰(zhàn)》在投敵談判記述上有多處細節(jié)是相符的，比如8月7日第十軍就豎起白旗乞降，8月7日半夜第十軍參謀長孫鳴玉匆匆忙忙出城求降，8月8日凌晨方先覺和四個師長集體出城談判這些都是相符的。這種相符驗證了饒少偉回憶的真實性。

耐人尋味的是，葛先才師長的回憶錄里卻絕口不提自己參加了投敵談判，詭辯說自己既沒有參加前一天的投敵決策會議，且當時在師部，方先覺談妥后他和副師長參謀長等交代后才去軍部集中，然后被俘。葛先才師長到底有沒有參加投敵談判呢？暫編第54師參謀長甘印森的回憶雖然不承認有投敵談判一口咬定是被俘，但卻有這樣記述“當時各師師長均在軍部開會，未能回師掌握部隊。”看清楚了？葛先才等師長當時肯定不在師部，而在軍部。當然，軍長召集開會，師長不一定非去不可，但至少也要派副師長或參謀長出席，否則像話嗎？可是葛先才明明白白說彼時副師長參謀長都和他在一起，這就露馬腳了。葛先才師長當時肯定在軍部，而方先覺要談判也斷不可能不帶上四個師長，萬一正談著，某個師長忽然率部突圍，那怎么收拾？葛先才參加了談判是肯定。那問題就來了：葛先才為啥要隱瞞自己參加投敵談判的真相呢？假如這個談判真的如葛先才所說，只是談判保全將士們生命安全的條件（這些條件葛先才之前就說過了，并不丟人），假如沒有見不得人的其他事情，葛先才有必要隱瞞嗎？葛師長中心有愧，內(nèi)疚神明吧？

其實這些為方先覺叛賣將士開脫的詭辯毫無意義，因為倭寇明明白白有公布談判結果是無條件投降。驗證倭寇歷史上的受降案例，也從來沒聽說哪里是有條件接受投降的。誰能告訴我哪里有類似的情況卻答應有條件投降嗎？

最后我們來說說那些被方先覺欺騙而放下武器的我第十軍忠勇將士的悲慘遭遇。那些為方先覺諱的文字里總是試圖掩蓋將士們的死難真相，在他們筆下，比如葛先才的回憶錄里，“敵人對我官兵之處置做到其諾言之半，確實未傷害我官兵，亦未設置集中營，除編組一運輸大隊約三百余人，為其擔任運輸工作外，余者一律不聞不問，去留任便。敵外圍警戒哨兵，也聽憑我官兵自由出入，不加盤查留難。敵未做到其諾言另外之半，乃沒有為我傷者治療。雖如此，但我負傷官兵也得救了，能行動者有其戰(zhàn)友陪伴去各地醫(yī)療；不能行動者，亦由其戰(zhàn)友用擔架抬出衡陽治療。（敵所編之運輸大隊不久亦各自散去。）”葛先才雖然愚蠢，但還懂得捏造事實減輕自己叛賣將士的罪責，嘖嘖嘖！

真相如何呢？

根據(jù)徐永昌的日記，根據(jù)第十軍幸存將士的回憶，他們被叛賣被俘后，就被倭寇抓去做苦役，除了修工事、搬運物資、掩埋死尸，再就是負責舂米，倭寇軍糧不繼，就掠奪田里的稻子，讓戰(zhàn)俘們舂米供十幾萬倭寇的軍需，而戰(zhàn)俘卻只能挨餓。倭寇隨意毆打我軍戰(zhàn)俘，那些不服從的戰(zhàn)俘，那些想逃跑而被抓回的戰(zhàn)俘，那些被毒打受傷起不來的戰(zhàn)俘，就被殘殺了。

至于那些沒有利用價值的傷病員是最凄慘的，倭寇就讓他們挨餓著，一些傷病員爬出來摘冬瓜，倭寇立即槍殺。饒少偉回憶“原來被敵人集中關在船山中學的傷病人員有四五百人”，可是經(jīng)過倭寇的虐殺后，“我到船山中學時，活著的只有二三十人了”，僅僅其中一個關押傷病員地點就殘害我軍戰(zhàn)俘四五百人！

倭寇甚至直接集體屠殺傷病員，時任駐衡陽的第69兵站醫(yī)院護理長羅立三回憶：“僅在仙姬巷側(cè)邊一個大商場（臨時兵站）內(nèi)，就開槍打死不能走動的傷病官兵380余人”，這是倭寇入城初期對那些不能走動的傷病員的屠殺。后面還有更肆無忌憚的，周祥符團長（主降的周慶祥師長胞弟）承認倭寇在8月中旬一舉屠殺了3000多傷員，1945年1月孫鳴玉和周慶祥逃出后在獨山接受采訪也提到這個事情，而且還更具體提到是被活活燒死的。據(jù)說借口是方先覺不參加偽軍，吼吼吼，方先覺在8月7日主動提出參加汪精衛(wèi)“和運“主動提出做偽軍的人怎么可能拒絕參加呢？周祥符這樣詭辯可真妙，一方面掩蓋了方先覺叛賣將士的罪行，一方面又把一個主動提出投敵做偽軍的漢奸涂抹為民族英雄，吼吼吼！周祥符提到殺死這三千傷病員時葛先才師長是在現(xiàn)場的，葛師長居然說“確實未傷害我官兵”，看來葛師長需要吃腦白金來增強記憶力了。

最后究竟有多少將士被倭寇殘殺虐殺呢？戰(zhàn)后1946年2月葛師長去衡陽收尸，將士骸骨收集了三千具集中埋葬。葛先才說一些忠骸已經(jīng)被家人領走，一些忠骸沒有集中，因此他估計陣亡6000人。葛師長這樣說是必須的，因為葛師長已經(jīng)為了證明自己投敵有理，把戰(zhàn)時犧牲夸大為6000或7000人，又口口聲聲倭寇“確實未傷害我官兵”，那自然不能讓數(shù)字上升到更大。但一般估計第十軍將士在衡陽先后殉國萬人。查倭寇陷城時記錄是陣亡4100，俘虜13300，也就是說，倭寇陷城后又犧牲了6000余人，可憐我忠勇將士被方先覺等人為了自己的一條小命就叛賣給倭寇，放下武器后遭到這樣的虐殺，做苦役也罷了，竟半數(shù)被殺害！

有人說，就算半數(shù)被倭寇殘殺，方先覺的叛國投敵至少也拯救了另外半數(shù)將士。我要再次強調(diào)，方先覺和倭寇的投敵談判是無條件投降，壓根兒沒有為將士們爭取到一星半點兒。就算將士們被倭寇請去當?shù)埠头较扔X沒有一毛錢關系。第十軍將士沒有像南京那樣被全部殺害，僅僅是因為倭寇需要苦役干活，倭寇后勤不濟，需要第十軍被俘將士去割稻舂米（許多將士趁機躲在田里逃走了）。而對于那些沒有利用價值的傷病員，倭寇可是毫不客氣地直接屠殺了。這顯然是和倭寇的需要有關，和方先覺的保全沒有一毛錢關系。

當然，要說方先覺啥都沒保全也是不對的。方先覺投敵后成立了偽軍“先和軍”，倭寇于是把部分戰(zhàn)俘撥給方先覺做偽軍，這個數(shù)字有的說是幾百人，有的說是一千人。這些做了偽軍的戰(zhàn)俘的性命是方先覺保全的。只是，吼吼吼，假如這個也列為方先覺的功勞，我們何辭去譴責龐炳勛、孫殿英等幾十萬投敵漢奸將領？他們難道不同樣可以腆著一張二皮臉說自己保全了幾十萬偽軍的性命？！

五、方先覺叛國投敵出賣我忠勇將士的性質(zhì)分析

經(jīng)過上述事實剖析，方先覺獻城投敵的性質(zhì)并不難分析，真相就是方先覺等人在最后關頭動搖變節(jié)，屈膝求做漢奸，甚至還喪心病狂出賣部下一萬三千忠勇將士，欺騙他們放下武器來換取自己幾條“貴官”的小命！

這個性質(zhì)和力盡被俘是完全兩碼事。方先覺如果判斷打不下去了，他當然可以談判放下武器，然后老老實實去戰(zhàn)俘營做戰(zhàn)俘。如果方先覺是這樣做了，我不但不會有一個字譴責他，相反，誰說他不是英雄，我第一個站出來為他辯護！可是方先覺不是這樣啊，方先覺動搖了！變節(jié)了！主動跪求做漢奸！出賣部下來換取自己的茍活！我很痛心！

我愿意列舉幾個真將軍的事跡讓大家看看什么叫將帥之節(jié)！

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當倭寇占領劉公島炮臺從背后炮擊北洋水師的時候，丁汝昌組織突圍，但是部隊已經(jīng)失去掌握，部下拒絕執(zhí)行命令。丁汝昌知道大勢已去，于是他服毒自殺，讓部下拿著自己的名義去和倭寇談判放下武器。丁提督打仗是不咋樣，但是將帥之節(jié)無虧，自己視死如歸，還替部下承擔了放下武器的責任。

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兵敗大渡河，七千人被圍，力盡糧絕。石達開知道四川總督駱秉章希望活捉他來升官發(fā)財，于是石達開毅然提出，只要清軍放他部下一條生路，他就自去就擒。駱秉章答應了石達開的條件，先后有四千多將士得以逃生，最后剩下兩千多人時，石達開自投羅網(wǎng)。駱秉章背信棄義屠殺了剩下的兩千太平軍，石達開被千刀萬剮。石達開早知道自己不免一死，但他選擇了凌遲處死的慘烈，來換取部下的性命，真英雄也！

備中高松城城主清水宗治，頑強抵抗羽柴秀吉的軍隊數(shù)月之久，在城破之際，以赦免全城軍民為條件，從容前往敵營，經(jīng)敵方驗明正身之后，飲酒高歌，坦然切腹。

既為將帥，弟兄們浴血奮戰(zhàn)，信任你，把自己的性命托付于你，你忍心出賣弟兄們來換取一己的小命嗎？！相比這些真將軍，方先覺等人何地自容啊！寧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嗎？！

今天有些人掩蓋方先覺的叛賣罪行，故意混淆叛國投敵和力盡被俘的不同性質(zhì)，反而攻擊我們中國人不寬容，我們中國人什么時候不寬容了？你方先覺如果老老實實做戰(zhàn)俘，誰會說他一個字不對呢？

我們寬容戰(zhàn)俘，但憑什么要我們中國人寬容一個主動投敵的漢奸？憑什么要我們中國人寬容一個出賣兄弟以換取自己茍活的小人？

還有一些骯臟小人，以自己的骯臟來揣度我們?nèi)祟惖男男貧飧牛f什么假如你是方先覺，你也會如何如何。我們中國人還真干不出那些骯臟小人的勾當，要我拿一萬三千人的性命換我一人的小命，明明沒有得到任何保證卻欺騙他們放下武器任人宰割，這種事情想想都莫名驚詫，這是人干的嗎？

歷史上我們的民族飽經(jīng)憂患，幾次到達滅絕的邊緣，但哪怕是最衰弱的時代，哪怕皇帝賣國求榮，哪怕王公大臣們屈膝事敵，我們老百姓不服！中國人民從來是奮起拯救祖國，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大刀長矛向鬼子頭上砍去，死死扼住命運的喉嚨，最終總是戰(zhàn)勝外虜轉(zhuǎn)危為安。是我們老百姓拯救了祖國，而不是那些帝王將相！第十軍的中下層官兵，他們戰(zhàn)斗到最后一刻，甚至方先覺等人叛賣投敵之后，他們?nèi)匀粦?zhàn)斗不止，這才是我們中國人的榜樣！

有些人奴才成性，看不到人民身上蘊藏的巨大力量，看不到人民為抗戰(zhàn)勝利所做的巨大犧牲，只看到一小撮王侯將相，為了掩飾王侯將相的叛賣罪行，他們不惜篡改歷史，抹煞人民。他們之所以要千方百計美化方先覺以及方先覺背后的蔣家買辦王朝，是因為他們眼里，如果統(tǒng)治階級主子不抗戰(zhàn)，那么人民也不能抗戰(zhàn)，如果不能證明統(tǒng)治階級主子抗戰(zhàn)，他們就不知道誰在抗戰(zhàn)！他們的主子不抗戰(zhàn)，他們就認定中國人只能做亡國奴！這一切一切的荒謬，歸根結底是他們的奴性大發(fā)。

我可憐這些奴才！

然而，一個人自甘墮落淪為奴才，卻也不是別人能挽救的！

多說無益！

我就用國歌來紀念那個全民奮起抗戰(zhàn)的偉大時代吧！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

2015/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