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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的弟弟趙光義，命朝野上下開展了一場宋朝版的真理問題大討論，討論的主題是：

怎么對付日益強大的契丹（備邊御戎之策）。

當時，宋遼關系出了比較大的問題。

遼國自公元907年建立以來一直是東亞地區最成功的國家。尤其是趙光義在位時，遼國在圣宗耶律隆緒和著名的蕭太后執掌下，政治清明、經濟發展，全方位地再次偉大起來，史稱太平之治。

契丹人掌握著漢民族在五代十國時丟掉的京津冀地區（燕云十六州），牢牢卡住了宋朝的脖子：一來，中原地區失去了燕山山脈的屏障，大遼鐵騎可以長驅直入威脅宋都開封；二來，京津冀那時是產馬區，北宋組織不起騎兵部隊了。

趙光義在979年、986年兩次興師動眾想搶回京津冀，結果都被打敗，他當時也到了知天命的年紀，心里估計有點打鼓：接下來該怎么辦？

很多朝廷重臣都對此發表了意見。其中，公認對兩宋后來的政策影響比較大的，是時任太仆少卿張洎（音“即”）的獻策。

張洎把從古到今的御戎之道分為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憑借大山大河，廣積糧、高筑墻，敵人來了就防守，敵人跑了也別追（繕修城堡，依憑險阻，訓戎聚谷，分屯塞下，來則備御，去則勿追）。

中策是把刀槍都收了。既然蠻子好財好色，我們就準備好公主和金銀財寶，把外交文書寫得謙卑一點，向敵人求和（偃革囊弓，卑辭厚禮，降王姬而通其好，輸國貨以結其心。雖屈萬乘之尊，暫息三邊之戍）。

下策是主動進攻，長驅直入，決一死戰（練兵選將，長驅深入，擁戈鋌而肆戰，決勝負于一時）。

張洎認為，對北宋來說，因為遼國已經占據了燕云十六州，北宋沒有大山大河可守，那么上策已經實現不了了。

在中策和下策間，張洎認為形勢決定北宋只能選擇中策。他給出了幾點理由：

首先，戰爭與當時世界和平開放的主流價值不符，不是圣人所為（傷害仁義）。

其次，北宋與契丹爭奪中原，將士已經疲憊不堪，就算想打也打不贏。

再次，從歷史上看，為什么漢朝能夠享有四百年的天下？是因為漢高祖、文帝、景帝、光武那樣雄才大略的君主，也能拉得下臉，主動把宗室女打扮好了，向匈奴納投名狀。這是他們在歷史選擇期有戰略遠見、有遠見卓識的表現。

漢朝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海內田賦三十而稅一，太倉之米紅腐而不可食，內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都是建立在漢匈友好的基礎上。漢朝的和平，就是對匈奴和平；漢朝的開放，就是對匈奴開放啊。

現在，如果不顧宋遼和平這個大局，挑釁遼國，不但是用龐大軍費做無用功，干耗國家財力物力，更關鍵的是害苦了老百姓，不但要讓他們承擔巨額軍費和徭役兵役，過苦日子，還讓生活在邊境地區的民眾飽受戰爭之苦，所以從今天起就趕緊別折騰老百姓了吧（結好息民，正在今日）。

至于皇帝您丟了面子，這首先說明您有舍一人為千萬人的大氣量啊；其次，我們可以臥薪嘗膽、徐圖復興嘛。

張洎這篇宏論，飽含著對家國百姓利益的深切關注和憂慮，鞭辟入里、旁征博引、以古喻今、令人信服。有宋一朝的名著人物，如蔡京、張邦彥、秦檜、賈似道們，水平再高，也都沒有超過這篇宏論所給定的框架；在張洎的大仁大義、深謀遠慮面前，李綱、岳飛、韓世忠們，都顯得那么自私、魯莽、有勇無謀。

然而，與張洎同朝為官，曾被毛澤東評價為“大事不糊涂”的呂端，卻對張洎表示“呵呵”，認為他不過是揣摩透了趙光義想戰略收縮的心思才這么說的（洎不過揣摩陛下意爾，必無骨鯁之言）。

宋朝后代也有人認為，張洎不愿打仗，主要是不想再吃車馬勞頓之苦（沮講和之議者，意在避出疆之行）。

張洎主和，真像他所標榜的那樣是為國為民嗎？

我們無法給一千年前的人說話的主觀動機下個判斷，只能從這個人以往的經歷和歷史后事的效果來評價。

張洎以前是個習慣把國家利益擺在個人利益之上的人嗎？

在投降宋朝之前，張洎在南唐為臣，頗得南唐后主李煜的寵幸。宋與南唐兵力強弱懸殊，張洎不但不勸李煜作充分準備，還與李煜“兄弟宴飲，作妓樂”。

等到宋兵已經打到南唐都城底下了，張洎勸李煜不要投降，因為“根據占卜的結果，我們的宮城固若金湯，宋軍打不進來（玄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引退）。如果宋軍一旦打進來，我首先為國捐軀（茍一旦不虞，即臣當先死）。

沒過一會，都城被攻破了。張洎帶著妻子兒女來到李煜宮中，與光政使陳喬約定共同為國效死。可等到陳喬自盡氣絕后，張洎卻跑回李煜面前。李煜一看到他就問，你怎么還沒死呢？張洎解釋說，我與陳喬共同掌管國家樞密，國家亡了，本來應當跟他一同殉國。但考慮到皇上您還在，如果都死了，還有誰能為皇上辦事呢？我選擇不死，是想將來報答您。

張洎后來是怎么“報答”李煜的呢？李煜當了北宋俘虜后，生活十分拮據，而已經做了北宋大官的張洎還經常跑去向他要東西，李煜把白金打造的器具送給他，張洎還十分不滿意。

史書給張洎下的斷語是，“反復小人”。

那么，張洎之后那些繼承他精神的“投降派”們，真的像他們口口聲聲地那樣，把人民利益擺在個人利益之上嗎？

 “投降派”大佬秦檜把持朝政期間，公開向官員索賄，能當多大官就看送多少。每逢生日，各級大小官吏要向他獻上一份厚禮，總數達數十萬貫之巨。近20年間，秦檜搜括到的財產，比國庫要多數倍。

有一次，秦檜的孫女崇國夫人丟了一只獅貓，就命臨安城府去找，到了期限沒找到，就命官吏大肆抓捕老百姓，還要治官府的罪。臨安府嚇得不行，把城里所有的獅貓都抓了起來，還到處張貼獅貓畫像，最后沒辦法，委托崇國夫人求情，這事才算過去。

更不要說秦檜手下的黨羽到處強占民田民宅，貪污受賄，做了多少壞事。

遍觀宋史，“投降派”大多是有既得利益的文官，他們主和，不過是害怕戰爭打破了自己的好日子，怕自己那點草包水平在敵人面前現了原形。

而岳飛過的是什么日子呢？他在軍營里住的是簡陋的茅草屋子，與最下級軍人吃一樣的飯食。有次地方官請他吃飯，宴席里有“酸餡”（菜包子），岳飛驚嘆居然有這么好吃的東西，拿布包好了，帶回去給老婆吃。

更加有害的，是張洎們這種很有欺騙性和迷惑性的觀點，給宋朝上下帶來的長期腐蝕作用。

受張洎主張的來則備御、去則勿追限制，宋朝邊防軍長期不能主動出擊，無法打一場大勝仗來提振士氣，而契丹、女真以游擊戰術，來了就搶、搶了就走，嘗了甜頭以后繼續來搶，長此以往，敵人越打越強、越打氣勢越囂張，自己越打越弱，越打越沒心氣打。

軍隊將領們見上級“投降”，自己也樂得“享其富貴尊榮”，“朝游驀宴”，“孰肯環甲育，胃鋒摘，奮不顧身以拘國家之急峭？”

好日子誰不想過呢，是吧。

將領既然無仗可打，就把心思全花在怎么盤剝騷擾老百姓身上，“不治兵而治財”，學得和商人一樣（披堅執銳之士，化為行商坐賈者，不知其幾）。雖然朝廷拿出大量花銷來養兵，但經過層層克扣，一般兵士日子還是過不下去。

這些“投降派”把持朝政和輿論之后，還打擊“主戰派”，多年科舉取士，只有把他們那一套“漢朝納投名狀換取四百年和平”的邏輯不斷重復才能中榜。

一次次的合議、一年年的“歲幣”，雖然確實維系了宋遼、宋金之間的短暫和平，但從長遠來看，卻從沒有出現過張洎們口口聲聲說的臥薪嘗膽，宋朝也在一次次的和平當中，漸漸衰落下去，被遼人殺、被金人殺、被元人殺，多少次“不戰而潰”。

翻開宋史、元史，元軍打來了，“投降派”們是可以就地換主子的，可苦了老百姓，他們往往即便投降也免不了被屠城的命運，元人要么是為泄憤，要么是為立威，要么只是殺得興起。

為什么？

宋真宗朝宰相李沆曾對他的副手王旦說，我死之后，你肯定要當宰相，你那時千萬不要跟遼國講和，因為“外寧必有內憂”，這就如同人有病，只有病在眼前，人才會著急醫治。

王旦不以為然，等到他做了宰相，發現朝廷上下開始歌舞升平，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才明白李沆的遠見卓識，但已經來不及了。

中國兩千年封建王朝，沒有一朝一代，在它處于上升期的時候，因為外患而亡國的。都是在長時間的和平內耗當中，才消磨了斗志。

為什么？

孟子早說過了，我們都課后全文背誦過：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