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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杜絕特權，躬行垂范，對普通戰士的關懷、尊重，包括黨在軍內盡一切可能推行文化教育，提高普通戰士思想認識的努力，產生了在中國從來沒有過的一批年輕人，革命戰士，一批完全不同于舊中國、老中國那些魯迅先生為之悲哀憤怒的愚昧國民的新人。斯諾所到之處，每每被他遇到的紅軍指揮員和普通戰士震驚，令他這個西方記者懷疑是不是身處中國，因為這些人同他在中國其他地方看到的，以及從別人那里得來的對中國人的印象：麻木，愚昧，怯懦等，完全不同。他們自信，活潑，朝氣，頭腦清晰，意志堅強，富于行動力。這樣的一批年輕戰士、新人的造就，是革命成功最大的主體性因素。這些新人，這些戰士是人民的子弟，來自群眾，來自貧苦的破產的工農家庭，他們是覺醒了的群眾，人民軍隊的最初血液，他們創造了歷史，創造了新中國。

又是一年八一建軍節。節日意味著銘記，提醒著歷史，提醒不忘初心，不忘來時路。最近重讀了埃德加·斯諾那部著名的《西行漫記》，其大量的篇幅是在直接記述紅色軍隊的領導人和普通戰士，以及人民百姓對這支隊伍的印象評價。能夠感到，之所以這部書轟動了世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志士陸續前來革命的中國，同人民軍隊并肩戰斗，就在于書中那真實可感的人物和鮮活的實例。書中大量直接的采訪、見聞，向我們展示了人民軍隊早期的精神風貌。能夠看到，這支軍隊從一開始就是以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面貌出現的，讓人驚嘆，感動。

今天我們在回顧我黨我軍歷史，總結革命勝利原因的時候，可以有許多方面的系統論述，而《西行漫記》的珍貴就在于，它以歷史親身見證者的視角，提供了許多活生生的、一手的人物形象和實例，這些人和事穿透歷史，向我們撲面而來，讓創立之初的、剛度過了艱難而輝煌的幼年時期的“人民軍隊”真實可感地、有血有肉地呈現出來。這中間是一批前所未有的新人，是他們最后創造了一個新世界。他們給來自西方的斯諾最多的是“驚訝”，因為他從沒有見過或聽說過這樣的一群中國人。

在此，筆者就從書中舉出幾個方面的實例同讀者分享，跟隨作者一道重溫這些處處打動著當年的作者，也依然打動著后來人的歷史場景。

新人，新世界

首先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紅軍內部從上到下的嶄新的形象，這種新體現在領導人的艱苦樸素，普通戰士的自信昂揚；紅軍內部的官兵平等，消除特權，軍隊指揮員、領導人與基層士兵同甘共苦，打成一片，而這又是極為普遍且自然而然的。

《西行漫記》的作者斯諾在陜北蘇區每到一處，都驚訝于紅軍領導人的艱苦樸素和平易近人。僅舉出他對于同毛澤東、周恩來兩位最高領袖初次會面的印象：

【毛澤東和他的夫人住在兩間窯洞里，四壁簡陋，空無所有，只掛了一些地圖。……毛氏夫婦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頂蚊帳。除此之外，毛澤東的生活和紅軍一般戰士沒有什么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的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物——包括兩套布制服。他雖然除了主席以外還是紅軍的一個指揮員，他所佩的領章，也不過是普通紅軍戰士所佩的兩條紅領章。我曾幾次同毛澤東一起去參加過村民和紅軍學員的群眾大會，去過紅色劇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觀眾的中間，玩得很高興。】

【蔣介石懸賞八萬元要周恩來的首級，可是在周恩來的司令部門前，只有一個哨兵。我到了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凈，陳設非常簡單。土炕上掛的一頂蚊帳，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頭放著兩只鐵制的文件箱，一張木制的小炕桌當作辦公桌。】

這種艱苦樸素是普遍的，在紅軍中表現為官兵在生活上的平等一致。斯諾觀察到：

【從最高級指揮員到普通士兵，吃的穿的都一樣……他們弄到美味食物甚至大家平分——在我和軍隊在一起時，這主要表現在西瓜和李子上。指揮員和士兵的住處，差別很少，他們自由地往來，不拘形式。】

高級指揮員、領導人從心底里關懷士兵，斯諾聽一名戰士說，他曾經親眼看到“毛澤東把自己的上衣脫下來給一位在前線受傷的弟兄穿”。“他們又說當紅軍戰士沒有鞋穿的時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斯諾在同彭德懷一同觀看抗日劇團演出時，也親眼看到彭德懷脫下自己的棉衣披在旁邊的一個小號手身上。

黨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反映在紅軍隊伍中則是不分上下級的坦誠批評，互相幫助。紅軍的宣傳墻報上有專門表揚的“白欄”和專門批評的“黑欄”，斯諾看到：

【“表揚”的內容是稱贊個人或集體的勇氣、無私、勤勞和其他美德。在黑欄里，同志們互相進行嚴厲的批評，并批評他們的軍官（指名道姓的）。】

紅軍指揮員身先士卒，帶領而不是驅使，同普通戰士一起戰斗，是紅軍戰斗力的一個來源之一。斯諾記述道：

【紅軍指揮員中的傷亡率很高。他們向來都同士兵并肩作戰，團長以下都是這樣。一位外國武官曾經說，單單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說明紅軍同擁有極大優勢的敵人作戰的能力了。這就是紅軍軍官習慣說的：“弟兄們，跟我來！”而不是說：“弟兄們，向前沖！”在南京發動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最后清剿”中，紅軍軍官的傷亡率往往高達百分之五十。】

紅軍、蘇區的各種物資極為缺乏，要緊的物資就優先用到前線戰士身上。例如，作者斯諾在剛進入西北蘇區時，發現同行人員的坐騎除了老弱的驢、騾，就是不中用的瘦馬，就懷疑紅軍靠這樣的“瘦狗”如何能打仗，打勝仗。

同行的紅軍指揮員李長林答道：

【“不是！你會看到的！你的牲口‘壞啦’？就是因為我們把這種牲口留在后方，我們的騎兵在前線才不可戰勝！要是有一匹馬又壯又能跑，就是毛澤東也不能把它留下不送前線！我們在后方只用快死的老狗。什么事情都是這樣：槍炮、糧食、農服、馬匹、騾子、駱駝、羊——最好的都送去給我們的紅軍戰士！如果你要馬，同志，請到前線去！”】

果然，后來斯諾隨行到紅軍的騎兵部隊時，發現“李長林說的不錯。紅軍的好馬都在前線。……這些快騎比華北的蒙古馬高大強壯，毛滑膘肥。”

“最好的都送去給我們的紅軍戰士”，“就是毛澤東也不能把它留下不送前線”！的確，就是這樣堅決徹底的杜絕特權，才保證了紅軍隊伍和黨領導的革命在最艱難的條件下，靠著極為拮據的物資維持下來，在夾縫中發展壯大，取得勝利。財政人民委員林伯渠向斯諾表示：

【“我們的預算訂得很仔細，盡力節約。因為蘇維埃人員每個人都既是愛國者又是革命家，我們不要工資，我們只靠一點點糧食生活，我們預算之小可能令你吃驚。”】

斯諾在充分調查和觀察后，的確對紅軍和蘇區的儉省開支和充分利用資源的能力表示驚嘆：

【西北蘇區占地面積相當于英國，它的全部預算當時每月只有三十二萬美元！這個驚人的數目中將近百分之六十是用來維持武裝部隊的。】

他對此給出了解釋：“共產黨沒有高薪的和貪污的官員和將軍……在軍隊和蘇區中厲行節約。”而相比之下，“在其他的中國軍隊中，這些人（官員和將軍）侵吞了大部分軍費。”

他通過轉述林伯渠的話，介紹了紅軍和黨政機關如何通過周密的控制收支的機制，防止一切可能的舞弊和貪腐。而獨自掌握財政大權的林伯渠本人，用斯諾的話來說，他“在經濟方面似乎并沒有很‘得發’。他作為財政人民委員的‘補貼’是五元錢一個月——紅區的錢。”

杜絕特權，躬行垂范，對普通戰士的關懷、尊重，包括黨在軍內盡一切可能推行文化教育，提高普通戰士思想認識的努力，產生了在中國從來沒有過的一批年輕人，革命戰士，一批完全不同于舊中國、老中國那些魯迅先生為之悲哀憤怒的愚昧國民的新人。斯諾所到之處，每每被他遇到的紅軍指揮員和普通戰士震驚，令他這個西方記者懷疑是不是身處中國，因為這些人同他在中國其他地方看到的，以及從別人那里得來的對中國人的印象：麻木，愚昧，怯懦等，完全不同。他們自信，活潑，朝氣，頭腦清晰，意志堅強，富于行動力。

紅軍戰士的年輕而經歷豐富是斯諾反復提及的。在他遇到的隊伍里，普通士兵的平均年齡是十九歲。許多紅軍戰士已經作戰七、八年甚至十年，經歷了長征，但還只是十多歲、二十出頭的年輕人。而他們不言苦，不言累，對自己經受的苦難而傳奇的歷程不以為意。斯諾記述一位同行的“老戰士”：

【年方十七，實際看上去像十四歲。他作了這次長征，并不把它當作一回事。他說，如果紅軍要再長征二萬五千里，他就準備再走二萬五千里。】

此外，斯諾還記述了這樣一個戰士：

【我碰到一個十五歲的瘦少年，他是在甘肅河連灣附近的一所醫院里工作的少年先鋒隊和共青團的頭頭。……我不知道向西北的長途中跋涉在他年輕的腦海里留下甚么印象，但是我沒有能夠弄清楚，對這個一本正經的少年來說，這整個事情是一件小事，只是徒步走過兩倍于美國寬度的距離的小事情。

“很苦吧，嗯？”我試著問道。

“不苦，不苦。有同志們和你在一起，行軍是不苦的。我們革命青年不能想到事情是不是困難或辛苦；我們只能想到我們面前的任務。如果要走一萬里，我們就走一萬里，如果要走二萬里，我們就走二萬里！”】

多么可愛，多么讓人感動，讓人振奮！

斯諾就被深深地感動了，他評價這些年輕的戰士：

【在我看來，他們相當快活，也許是我所看到過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國無產者。在中國，消極的滿足是普遍的現象，但是快活這種比較高一級的感情，卻的確是罕見的，這意味著對于生存有著一種自信的感覺。】

斯諾初到陜北蘇區，在交通處就餐時，起初以為旁邊的幾個送飯的孩子是傭仆，滿不在乎地用“喂”來招呼他們，卻發現他們態度冷淡。交通處長李克農糾正他：

“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這些孩子是少年先鋒隊員，他們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這里來幫忙。他們不是傭仆。他們是未來的紅軍戰士。”

斯諾才意識到錯誤，向少先隊員道歉說：“謝謝你——同志！”

接下來，

【那個少年先鋒隊員大膽地看著我。“不要緊，”他說，“你不用為了這樣一件事情感謝一個同志！”】

斯諾大為驚訝：

【我想，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從來沒有在中國兒童中間看到過這樣高度的個人自尊。可是，這第一次遭遇不過是少年先鋒隊以后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開端而已，因為我深入蘇區以后，我就會在這些臉頰紅彤彤的“紅小鬼”——情緒愉快、精神飽滿、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發現一種令人驚異的青年運動所表現得生氣勃勃精神。】

這樣的一批年輕戰士、新人的造就，是革命成功最大的主體性因素。這些新人，這些戰士是人民的子弟，來自群眾，來自貧苦的破產的工農家庭，他們是覺醒了的群眾，人民軍隊的最初血液，他們創造了歷史，創造了新中國。

這也就不難理解是什么樣的人越過了長征路上的無窮難關，創造了無數奇跡。斯諾后來遇到長征路上奇襲安順場、飛奪瀘定橋的紅軍勇士，“對他們那樣年輕感到驚訝，因為他們的年紀都不到二十五歲。”

為人民者，天下歸心

新人來自新的信仰，不是信仰鬼神、祖先、強權、士紳，而是信仰人民，同人民一道解放自己，打破舊世界。

來自人民，為了人民的解放事業，同人民一起奮斗，這是人民軍隊壯大的根本所在。因而在長征路上，盡管有重重敵軍的圍追堵截，盡管條件異常艱苦，沿途仍然有許許多多來自人民百姓的子弟加入紅軍。長征的確是革命的宣傳隊，播種機。甚至在歷來仇視漢族人的少數民族聚居區，紅軍也取得了當地人的信任支持，吸收了各族青年參軍；到了陜甘寧回族聚居區，更是在紅軍中發展了數量可觀的回民隊伍。不斷有紅軍戰士倒下，也不斷有新的戰士加入。《西行漫記》記錄了長征路上的這般情形：

【他們大軍未到，名聲早就已經傳到，常常有被壓迫農民派代表團來要求他們繞道到他們鄉里去“解放”他們。當然，他們對紅軍的政綱是很少有什么概念的，他們只知道這是一支“窮人的軍隊”。這就夠了。毛澤東笑著告訴我有一個這樣的代表團來歡迎“蘇維埃先生”！】

正如斯諾多次驚訝地看到的，紅軍領導人盡管被南京國民黨政府出高價懸賞捉拿，但他們都旁若無人地在人群中走來走去。這正是出于人民的擁戴和對人民的絕對信任。而當斯諾告別蘇區回到西安時，正逢蔣介石要來督查“剿共”事宜，西安城里城外頓時如臨大敵，遍布憲兵和軍隊的崗哨，沿途農民都被趕出家門。剛剛經歷了紅色陜北之行，回憶起毛澤東等紅軍領導人“毫不在乎地走在紅色中國的一條街上”，斯諾由衷地感慨道：“這生動地說明誰真的害怕人民，誰信任人民。”

為人民者，天下歸心。紅軍初到陜北，很快發動了抗日東征，引起了廣泛響應，紅軍隊伍僅在一個月內就增加了一萬余人，影響波及遠在各地的愛國青年學生。在斯諾遇到的陜北蘇區各行各業的人群中，有來自全國五湖四海的人，其中不乏家境良好，受過高級教育的知識分子、技術人員，他們都是被感召而來，盡管條件艱苦，但無怨無悔。斯諾記述他在吳起鎮遇到的一個電氣工程師：

【一個名叫朱作其的很有才能但嚴肅認真的共產黨員。他的英語和德語都很好，是個電力專家，所寫的工程教科書在中國普遍采用。他曾在上海電力公司工作過，后來在慎昌洋行。最近以前，他在南方擔任顧問工程師，他是個很能干的人，一年收入可達一萬元。但他放棄了這樣的收入，丟下家庭，到陜西的這些荒山中來，盡義務為共產黨貢獻他的力量。這簡直是不可相信的！這個現象的背景要追溯到他敬愛的祖父，寧波的一個著名慈善家，他臨死時對他年輕的孫兒的遺言是要“把一生貢獻給提高人民大眾的文化水平。”朱作其于是斷定最快的方法是共產黨的方法。】

共產黨隊伍的真正抗日，為人民和民族解放的主張與實際行動，甚至打動了敵人。斯諾到陜北蘇區的路上碰到一些奉命圍剿紅軍的東北軍士兵，聽他們談話，都對紅軍抗日為民的政策深表認同，后來也的確有不少東北軍倒戈加入紅軍，許多同紅軍打過仗被俘虜的東北軍軍官被釋放后，開始向張學良介紹紅軍的面貌和共產黨的抗日主張。而這時，東北軍首領張學良已經被紅軍的抗日行動有所打動，開始把紅軍當做抗日的盟友而不是敵人，以至后來發生了逼蔣抗日的“西安事變”。

此外，據斯諾援引一個外國朋友的聽聞，賀龍的隊伍在長征前夕曾逮捕了一名為國民黨提供情報的瑞士傳教士，判處他監禁十八個月。長征開始時，這位傳教士的刑期還沒有滿，奉命隨隊轉移。最后刑期滿了，在途中釋放。這位傳教士目睹了紅軍、共產黨所作所為的，后來并沒有說什么壞話，反而為共產黨紅軍熱心辯護，他曾對他的外國朋友說：“如果農民都知道共產黨是怎樣的，沒有人會逃走。”

在《西行漫記》中，作者斯諾記述了太多的有關人民百姓對紅軍對共產黨支持愛戴，建立血肉聯系的見聞、聽聞，有沿途百姓的真實表露，有普通戰士的個人回憶，也有來自紅軍領導人的講述，在同斯諾講解紅軍的游擊戰術時，彭德懷列舉了一些實施游擊戰的要領和基本條件，最后強調：

【“最后，游擊隊絕對必需得到農民群眾的擁護和參加。如果沒有武裝農民運動，事實上就沒有游擊隊根據地，軍隊就不可能存在。只有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心中，只有實現群眾的要求，只有鞏固農村蘇維埃中的根據地，只有掩護在群眾之中，游擊戰才能帶來革命的勝利。”】

【“但沒有任何東西，絕對沒有任何東西，比這一點更重要——那就是紅軍是人民的軍隊，它所以壯大是因為人民幫助我們……戰術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數不支持我們，我們就無法生存。”】

作為論據，彭德懷講述了1928年冬天，他率領的部隊在湖南遭到包圍封鎖的情形：“我們病的病，餓的餓。農民們也好不了多少，他們剩下的也不多，我們不愿碰他們的一點點東西。但是農民鼓勵我們。他們從地下挖出他們藏起來不讓白軍知道的糧食給我們吃，他們自己吃芋頭和野菜。……許多人參加了我們的隊伍，幾乎所有的人都用某種方式幫助我們。他們希望我們取勝！因此我們繼續戰斗，沖破了封鎖。”

類似彭德懷講的上述例子，筆者想到解放戰爭期間中共中央轉戰陜北時的一個事例。1947年秋天，正值解放戰爭最困難的時候。為緩解胡宗南大軍進犯邊區的壓力，我軍計劃把地勢險要的佳縣打下來。但胡宗南部隊已將這里搶掠一空，而我軍又極度缺糧。毛澤東預計仗可以三天打完，部隊需要三天的口糧。戰斗打響了，佳縣百姓各家各戶都拿出僅存的糧食，收割了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宰殺了自家的牲口支前，給解放軍解決了三天的給養，而自己則吃了三天的樹葉和樹皮。戰斗勝利后，毛澤東到佳縣縣委視察工作，有感于百姓的舍身支持，親筆寫下了這樣的話:“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

“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這是人民軍隊的革命歷程留下的最寶貴的，最根本的啟示。

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曾講到“半條被子”的感人故事。紅軍長征期間，在湖南汝城縣沙洲村，3名女紅軍借宿在一名老人家中，臨走時，把自己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給老人。

紅軍戰士將僅有的被子剪下半條留給老百姓，老百姓也就會像對待自己的兒女那樣支持、保護他們。真正站在最大多數的人民一邊，為人民的事業奮斗犧牲，這是人民軍隊壯大和勝利的根本，也是人民軍隊造就新人新世界的源泉。

如今，人民軍隊已經走過了91年的光輝歷程。在黨的領導下，扎根人民，服務人民，汲取革命歷史的營養，繼承官兵平等的優良傳統，人民軍隊就能永葆青春，永遠保持初創時的朝氣和斗志，戰勝一切與人民為敵的勢力。

（來源：察網2018-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