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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是我軍戰斗文化創立和初步定型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戰斗文化，雖然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但卻區別于中國封建歷史上任何一支軍隊的戰斗文化。

“棄黑旗、打紅旗”，在共產黨的旗幟下戰斗

在戰爭中，旗幟就是方向，看到自己軍隊的旗幟就會充滿力量。然而鮮為人知的是，我軍在創建之初并沒有公開打出共產黨的旗幟，而是打著國民黨左派的旗號發動的南昌起義。這是因為，當時參加起義的隊伍，幾乎全數是國民黨的隊伍，如果立即打出共產黨的旗幟，可能會在一些對時局并不十分清楚的中下級軍官士兵中造成思想波動。因此，南昌起義成功后，前敵委員會按照中共中央關于這次起義仍用國民黨左派名義號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在當天南昌的《民國日報》上以國民黨左派名義發表了《中央委員會宣言》。

然而顯而易見的是，打著別人的旗幟去作戰，妨礙了黨的革命理論在部隊官兵中的傳播，妨礙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戰斗文化的形成。“八七”會議之后，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認為：“只有共產黨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才是紅旗，立刻堅決地樹立紅旗。”所以，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一開始就舉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的紅旗。當時組織的起義部隊，命名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并制作了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軍旗。軍旗旗底為紅色，象征革命;旗中央有五星，代表中國共產黨。五星內有鐮刀斧頭，代表工農;在旗面的右側與旗桿相連的白色旗褲上寫著“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這是我軍創立后的第一面軍旗。秋收起義后，1927年1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中，要求“凡是暴動勝利而有可能組織正式的革命軍隊的地方，本黨應當組織完全與雇傭軍不同的工農革命軍”。于是，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后的各地武裝暴動，都公開亮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旗幟。至此，紅軍官兵終于可以在屬于自己的紅旗下，為了完成黨賦予的任務而戰斗了。

“打土豪、分田地”，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明確地告訴官兵，紅軍是為了解放所有窮苦老百姓而打仗，也就是說，官兵們不是為了別人的利益而戰斗，是為了自己和自己的階級而戰斗。1928年11月28日，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說：“紅軍士兵都有了階級覺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工農等項常識，都知道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因此，他們能在艱苦的斗爭中不出怨言。”黨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因為土地是當時農民最大的利益，許多農民一輩子或者幾輩子都沒有擁有過土地，一旦獲得土地，為了保護屬于自己的勝利果實，可以不惜犧牲生命跟敵人拼命。

聶榮臻元帥在回顧和總結他在中央根據地的經驗時，談了七條體會，其中第一條就是“知道自己為了什么而斗爭的軍隊是不可戰勝的”。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充滿深情地談道：我在中央根據地的工作實踐中，有深切體會。試問我們的每一個紅色戰士，為什么要當紅軍，他們都會回答你是為了“打土豪，分田地”。確實如此，當每一名紅軍官兵都深刻地認識到自己不再是為了養活地主而勞作、不再是為了供養資本家而工作、不再是為了保衛封建官僚而賣命，而是真正地為了自己、為了自己的家人、為了自己的整個階級而戰的時候，他們就會義無反顧地拿起槍投入到戰斗中。

“宣傳隊、播種機”，左手拿宣傳單右手拿槍彈才能打倒敵人

我軍從建軍之始，就緊緊地把軍隊和老百姓聯系在一起，認為作戰只是紅軍的其中一項任務，紅軍決不僅僅是“戰斗隊”，而且應該是能夠有力地發動群眾、武裝群眾、團結群眾的“宣傳隊”。這也是我軍的戰斗文化區別于國民黨軍隊的最鮮明特征之一。國民黨軍隊奉行的是單純軍事觀點，習慣于僅僅從軍事的角度來考慮作戰問題。對于他們來講，軍隊是軍隊，老百姓是老百姓，這是“兩家人”。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則完全不一樣，他們從一開始就把軍隊和老百姓看成是“一家人”，反對單純的軍事路線，強調要把作戰和宣傳群眾結合起來才能打勝仗。1928年10月毛澤東就鮮明地提出：“共產黨是左手拿傳單右手拿槍彈才可以打倒敵人的。”1929年12月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通過的《古田會議決議》也強調：“紅軍的任務，在意義上，是一個執行階級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在工作上，特別中國現在的工作上，他決不僅是單純的打仗的，他除了打仗一件工作之外，還要擔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設政權等重大任務……離了對群眾宣傳組織武裝政權等目標，就完全失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根本失了紅軍存在的意義。”根據決議精神，1932年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分別成立戰士劇社、戰斗劇社、新劇團(后稱前進劇團)，創作并演出革命文藝節目。戰士們“一路行軍，一路歌聲”，官兵創作了《行軍歌》《紀律歌》《瓦解敵軍歌》等戰斗歌曲，雖然內容簡單，但符合我軍當時的作戰形勢，符合我軍作戰的需要，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所以收到了明顯的實效。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報、中國工農紅軍學校出版的《紅爐》等等，把黨的戰略方針和中心任務及時傳達給廣大指戰員。

“野菜和水煮”，在紅軍面前最嚴重的困難也能克服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長期在國民黨軍隊的“會剿”“圍剿”之下，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分布在各地域的紅軍部隊艱苦奮斗，長期戰斗在分散偏僻的農村山區，指戰員敢于面對物質生活的極端困難。紅軍戰士們為革命勇于吃苦，以苦為榮，用高度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集體智慧，戰勝了一切艱難困苦。1937年10月，毛澤東為抗日軍政大學題詞時寫道：“在共產黨與紅軍面前，一切普通所謂困難是不存在的，最嚴重的困難也能克服，紅軍在世界上是無敵的。”

長征時期，紅軍脫離了賴以生存的根據地，離開了親如家人的蘇區百姓，在沒有任何群眾基礎的廣大地域“左沖右突”，其艱苦程度令人難以置信。但是，任何困難都阻擋不住紅軍戰士前進的步伐。極端的艱苦，使紅軍指戰員鍛煉得無比堅強。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的南方紅軍游擊隊，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同樣發揚了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正如1936年夏天陳毅在《贛南游擊詞》中所寫道的那樣：“天將午，饑腸響如鼓。糧食封鎖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數。野菜和水煮”。

（文章來源：學習時報 2017-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