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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毛澤東和習仲勛的革命情誼

點擊：作者：江山來源：“中紅影視”公號發布時間:2018-12-31 1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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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

跟著毛澤東走就是勝利。——習仲勛

引子

寫下這個題目，引用兩位偉人的語錄，我心中的崇敬之情再次油然而生。毛澤東同志和習仲勛同志都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由于革命工作的分工和領導職務的不同、經歷閱歷的差異，毛澤東同志與習仲勛同志長期成為上下級關系。然而，毛澤東同志和習仲勛同志之間卻有著一種非常特殊、非常深厚、非常真摯的革命情誼。

我對毛澤東同志和習仲勛同志的革命情誼有三個“非常”的認知、認同、認識，是有真實史料和深入研究為充分依據的。2006年春夏之交，受習仲勛同志家人的委托，我們中紅網創建了《習仲勛紀念館網》。當時，全國還沒有建立任何紀念習仲勛同志的場館設施以及網上紀念館，所以我們中紅網是率先建立的中國第一個紀念習仲勛同志的“網館”平臺。從那時以來，我們一邊堅持和加強網站維護的軟件建設，一邊積極和主動到各地采訪收集習仲勛同志的史料。同時，我們持續開展習仲勛同志研究，先后舉辦了紀念習老誕辰100周年座談會、習老與黨的群眾路線專題座談會、習老與黨的改革開放專題座談會、習老與中華傳統文化專題座談會等多次專題研討活動。歲月匆匆，收獲多多。正是通過這12年來的史料挖掘、廣泛了解、深度研討，讓我找到了、看到了、聽到了許多關于毛澤東同志與習仲勛同志，在領導長期的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事業建設中，相互無比信任和傾心支持的感人故事，以及建立起來的讓人贊賞和感慨的深厚情誼。

歷史發展進入新的時代。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十分重視黨的建設，特別強調黨的干部要講黨性、講原則、講大局、講正氣。因此，今天我們重溫毛澤東同志和習仲勛同志在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中表現出的高風亮節、高潔品德，學習他們的高尚情操、高度自覺，就具有廣泛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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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習仲勛等中央領導在一起。前排右七為毛澤東，左五為周恩來，后排右一為習仲勛

南有瑞金蘇維埃政府毛主席

北有照金蘇維埃政府習主席

毛澤東同志和習仲勛同志的革命友誼，是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建立起來的。正是這個非常特殊和特別艱難的歷史時期，使兩位偉大人物的相遇及其后來的革命生涯具有傳奇般的色彩。

上個世紀30年代，毛澤東和朱德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不久又開創了中央蘇區。那是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著名論斷。會后，毛澤東到湖南、江西邊界組織領導秋收起義。接著，又率領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發動土地革命，創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毛澤東與朱德領導的起義部隊在井岡山會師，成立了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他任黨代表、前敵委員會書記。從此，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在國民黨政權統治比較薄弱的農村發展武裝斗爭，開創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和全國政權的道路。與此同時，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對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作了闡述。1930年8月，紅軍第一方面軍成立，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從1930年底起，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毛澤東、朱德的正確路線領導下，戰勝了國民黨軍隊的多次“圍剿”。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澤東被當選為主席。

無獨有偶。此時，在遠離黨中央的大西北，也活躍著一支由黨領導的革命隊伍和一塊“紅色割據”——這就是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為代表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和陜北紅軍。習仲勛于1930年開展兵運工作，1933年3月任陜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政委、中共陜甘邊特委軍委書記、陜甘邊革命委員會副主席。習仲勛參與創建以照金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時，才20歲；被人們稱為“娃娃主席”。1934年2月，習仲勛任陜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中共陜甘邊特委代理書記、軍委書記，陜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他與毛澤東一樣，參與領導了陜甘邊紅軍游擊隊和革命武裝，反擊國民黨軍的多次“圍剿”。

就這樣，兩位蘇維埃主席，一個在瑞金，一個在照金，一南一北，互相呼應，成為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陣線的一道亮麗風景。

毛澤東“停止捕人”指示救了習仲勛

習仲勛嚴正指出“是中央救了陜北”

1935年9月，陜甘邊根據地的黨和紅軍隊伍，遭到了來自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嚴重打擊和摧殘。在那些充滿危險的日子里，中央代表一到陜北，立即大搞“肅反”運動。他們把劉志丹、習仲勛等一批陜北黨和紅軍的領導干部為了加快發展革命力量、分化敵人而采取的“爭取敵軍上層起義，爭取中間力量支持紅軍”等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政策和策略，歪曲成“右傾投降”，定性為“反革命”，并據此認定陜北紅軍中特別是高級領導人中有許多“反革命分子”，

在這場腥風血雨中，劉志丹、習仲勛首當其沖被這些極左分子當做“反革命”關押起來。他們把習仲勛等人關在小黑屋里，逼迫他承認自己是“反革命分子”、陜北黨和紅軍領導人執行的是“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習仲勛則與他們展開面對面的斗爭，拒不認罪。對這段歷史，習仲勛這樣回憶：“我被關押了，起初在王家坪，后來押到瓦窯堡，和劉志丹一起關在一個舊當鋪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執行者搞法西斯審訊方式。在莫須有的罪名下，許多人被迫害致死。”

正在這個關鍵時刻， 1935年10月19日，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陜北吳起鎮，完成了史無前例的兩萬五千里長征。毛澤東在吳起鎮好幾處村落的墻壁和大樹上，看到張貼時日已久的《陜甘邊蘇維埃政府布告》布告，布告上署著“主席習仲勛”的落款。從此，毛澤東第一次知道了習仲勛的名字，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毛澤東聽說了劉志丹、習仲勛等人被抓的消息后，立即派李維漢、賈拓夫尋找陜北紅軍和劉志丹，證實西北蘇區正在肅反。毛澤東說：“我們剛剛到陜北，僅了解到一些情況，但我看到人民群眾的政治熱情很高，懂得許多革命道理，陜北紅軍的戰斗力很強，蘇維埃政權能鞏固地堅持下來，我相信創建這塊根據地的同志是黨的好干部。必須停止捕人。”

陜甘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是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老一輩革命家長期艱苦斗爭的結果。作為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全國“碩果僅存”的唯一一個革命根據地，陜甘革命根據地為經過艱苦長征到達陜北的中國工農紅軍提供了堅固可靠的“落腳點”，為黨中央和毛主席決策把中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為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挺進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前線，提供了堅固可靠的“出發點”。

1935年9月，王明“左”傾路線影響波及根據地，大舉肅反，把劉志丹、習仲勛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來。白匪軍乘機大舉進攻，邊區日益縮小，陷入嚴重危機。正是在這個節骨眼上，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主力進抵甘肅南部，他從國民黨報紙上看到蔣介石派大軍圍剿陜北“共匪”劉志丹等的消息后，對中央紅軍指戰員說：“到陜北去，那里有劉志丹的紅軍。”毛澤東還指出說：“從江西算起到現在，我們已走過十個省。走下山去，就進入第十一個省——陜西省了，那里就是我們的根據地，我們的家。“

10月19日，黨中央和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吳起鎮。

毛澤東對劉志丹、習仲勛等被關押的事件十分重視。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縣下寺灣召開常委會議，聽取陜甘晉省委副書記和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匯報工作。當他們匯報到“肅反”問題時，毛澤東講：“逮捕劉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錯誤的，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是‘瘋狂病’，應予以立刻釋放。” 并立刻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旋即，毛澤東指派剛剛擔任國家保衛局長的王首道，前往省委所在地瓦窯堡進行調查。臨行前，毛澤東還專門與王首道談話，叮囑他“殺人不能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出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要記住這一點，要慎重處理。”

接著，毛澤東還交代王首道，一定要向他們（指極左分子）講明白，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意見。為了使王首道的這次行動更有力量，毛澤東在征得中央其他主要領導同志的意見后，組成臨時中央工作組，指定王首道為工作組組長。王首道記住了毛澤東的話，他真正理解了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能殺劉志丹、習仲勛等人”的用心良苦。王首道受命后，以再快的速度趕到瓦窯堡，立即向那些極左分子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精神和毛澤東的指示，要求立即放人。在這樣的高壓情勢下，極左分子不得不釋放了劉志丹、習仲勛等人。

當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達到陜北、立足陜北后，又有一些極左分子別有用心地散布政治是非，說“是陜北救了中央”。習仲勛堅決反對這種說法。他在不同場合嚴正指出：“這句話應該倒過來，中央救了陜北。”“毛澤東和黨中央長征尚未到達陜北前，陜北根據地外受國民黨重兵圍剿，內遭左傾路線的危害，許多優秀的黨員干部、知識分子和下級軍事指揮員被槍殺、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陜北，陜北根據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沒有劉志丹和我們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們（左傾機會主義者）已給劉志丹和我們挖好了活埋坑。”

1978年12月20日，習仲勛在《人民日報》發表《紅日照亮了陜甘高原》的文章中，記述了當時的情景。文中寫道：“千里雷聲萬里閃。在十分危急的關頭，毛主席來了，我們這一百多個幸存者被釋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陜北的黨，挽救了陜北革命，西北蘇區又出現了團結戰斗的新局面。”

第一次見到習仲勛毛澤東十分驚訝“

原來你這么年輕”
第一次聽毛主席作報告，習仲勛

“我心里高興極了”

毛澤東率領中央機關來到瓦窯堡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見一見差點被殺頭的習仲勛。毛澤東是在一個窯洞里見到習仲勛的。毛澤東和習仲勛一見面，十分驚訝：“原來你這么年輕！”毛澤東這聲感慨發自內心，因為他是在長征到達吳起鎮后，先從“布告”上看見習仲勛的名字，再通過聽會議匯報了解了習仲勛。此刻見到了活生生的習仲勛，毛澤東更加堅信自己“刀下留人”的決定沒有錯。此時才23歲的習仲勛，見到如雷貫耳的毛澤東，精神十分振奮。毛澤東與習仲勛交談了許多話，從家世、經歷，一直談到當前的工作。通過交流，毛澤東對習仲勛的忠誠、赤誠、真誠，對習仲勛的才干、能力、水平，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習仲勛對“自己要永遠跟著毛澤東干革命到底”的敬仰、信賴之情，也油然而生。

在生死關頭，習仲勛堅持真理，敢于斗爭，毫不屈服，深受毛澤東的賞識。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解救”“的習仲勛，重新回到陜北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1935年12月27日，習仲勛參加了中共中央在中央黨校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在這次會上，習仲勛聆聽了毛澤東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這是他第一次看到和聽到毛澤東在大會上作大報告。毛澤東那政治家、軍事家的高大形象和充滿戰略思想、宏觀睿智的理論自信，在習仲勛的腦海里留下了深刻記憶。習仲勛在晚年撰寫的《歷史的回顧》一文中寫道：“我凝神諦聽毛主席的報告，覺得他講的完全合乎實際，路線完全正確。我感到迷霧頓散，信心倍增。陜甘邊根據地的革命斗爭，是全國革命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與全國各個根據地一樣有著共同的發展規律，這就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走井岡山的道路。”

黨中央和毛澤東對習仲勛則不斷委以重任：1936年6月，中央決定習仲勛參加西征，擔任中共環縣縣委書記；9月，中央決定調回習仲勛，任中共關中特委書記、游擊隊政委。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習仲勛任關中地委書記、專員公署專員、軍分區政委、關中警備區第一旅政委。1942年7月，中央調任習仲勛為中共西北中央局黨校校長。1943年2月，習仲勛改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兼綏（德）米（脂）警備區和獨立第一旅政委。1944年，黨中央、毛主席決定組建八路軍南下支隊；南下之前，毛澤東找習仲勛談話，講到“我們不能老困守在陜甘寧邊區，為了全國的解放，我想建議你隨王震一起南下”。過了幾天，毛澤東又找習仲勛談話：“我考慮再三，你還是應該留在陜北，讓我們一起首先把陜甘寧邊區建設好，鞏固好，這是當務之急。”1945年6月，習仲勛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7月，任陜甘寧邊區集團軍政委；不久，經毛澤東提議，中央決定習仲勛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毛澤東提名習仲勛當西北局書記
33歲的習仲勛成為毛澤東的

“肱股之臣”

黨中央、毛澤東不斷調整習仲勛的工作崗位，是有目的培養和鍛煉習仲勛。習仲勛沒有辜負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期望，在血與火、是與非、正確與錯誤的考驗中，不斷進步，健康成長為一名主持黨政軍全面工作的、有豐富經驗的、合格的領導干部。毛澤東對習仲勛的進步看在眼里，在多種場合給予很高評價，還一再在中央最高決策層中提議安排習仲勛更重要的領導職務，給習仲勛壓更重的擔子。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根據革命斗爭迅速發展的新形勢，黨中央、毛主席決定調整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領導班子。在遴選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明確說：“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的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勛同志。他是群眾領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這一年，習仲勛剛剛33歲。就這樣，1945年10月，年輕的習仲勛于擔任了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兼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成為當時舉足輕重的、獨當一面的“肱股之臣”。

習仲勛同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的崗位上，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特別是在后來展開的解放戰爭并取得偉大勝利，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做出了重大貢獻。

習仲勛同志勝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一職，除了政治上完全合格，在指揮軍事方面也有很強的才能。紅軍時期，習仲勛在擔任陜北革命根據地黨的領導職務時，就協助劉志丹開展陜北地區的軍事斗爭，多次直接參與謀劃軍事方略。毛澤東在推薦和決定習仲勛擔任重要領導職務時，對習仲勛軍事才能這一點非?？粗?。解放戰爭開始不久，為了讓習仲勛熟悉對大兵團作戰的指揮，毛澤東提議讓習仲勛擔任野戰軍大兵團的領導職務。中央完全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不斷對習仲勛委以軍事方面的重任。從1947年起，習仲勛歷任陜甘寧野戰集團軍政委、西北野戰兵團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副政委。

習仲勛不負黨中央和毛澤東所望。毛澤東轉戰陜北時，習仲勛協助彭德懷指揮在西北野戰兵團，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創造出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戰役“三戰三捷”的戰爭奇跡。接著，習仲勛又參與指揮了隴東和三邊戰役。在此過程中，習仲勛指揮大兵團作戰的軍事才能得到了進一步提高和發揮。彭德懷對習仲勛的軍事才能評價也很高。毛澤東也看到了習仲勛的軍事才干，決定在軍事上讓他得到更多的鍛煉。1947年7月，中央決定，習仲勛再次兼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與司令員賀龍一起，統一領導西北地方武裝和后方工作。1949年2月起，習仲勛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西北軍區政委。

毛澤東評價習仲勛已“爐火純青”
習仲勛函電毛澤東提出反對“左”

傾情緒

習仲勛的政治敏銳性和洞察力，為黨內領導同志所公認。特別是對“左”傾現象的察覺、防范和抵制、反對，旗幟鮮明，毫不含糊。

1947年冬季，各個解放區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在運動中，有些蘇維埃時期的老區、抗戰時期的半老區，發生了與新區土地改革不加區別的現象和過激行為。習仲勛敏銳地發現了這個問題，即于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的一個月內，就“老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問題”、“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緒”、“要按三類地區有區別地進行土地改革”等重大問題，向黨中央、毛主席發去3次函電，直言不諱地提出要反對和糾正“左”傾問題——

在1月4日給中央的信中，習仲勛指出：“如以一般概念進行老區土改，必犯原則錯誤”，“地主、富農占中國農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觀念，在老區必須改變”，否則“勢必犯嚴重錯誤。”“在老區發動群眾運動，要堅決反對‘左’傾情緒。”他列舉了陜甘寧邊區綏德分區發生的違犯政策的現象：在辛店賀家石村，邊區文化協會的胡采領導的工作團規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許多群眾斗爭會上，總有幾名打手，專門捆、打、吊、烤，弄得人心惶惶。他指出：“這種‘左’的情緒，不是群眾原來就有的，而是干部帶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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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同意習仲勛關于老區土改各項意見給賀龍、習仲勛及西北局的電報

毛澤東收到這份報告后，即于1月9日作出批示：“完全同意仲勛同志所提各項意見。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各縣的土改工作，務使邊區土改工作循正軌進行，少犯錯誤。”“華北各老根據地亦應當注意。”

1月19日，習仲勛就“義合會議”問題，再次致電毛澤東。

1947年冬，西北局在陜北綏德義合鎮召開陜甘寧晉綏邊區土改三查會議。由于在這個會上刮起的一股極“左”旋風，直接波及到土地改革運動，有些地方在所謂堅持“貧雇農路線”、反對“中農路線”的口號下，發生少數人起來亂斗、亂扣、亂打、亂拷、亂沒收財產、亂掃地出門的極端混亂的狀況。更有甚者，有人提出 “志丹四大家族”問題，將陜甘寧蘇區創建者、群眾領袖劉志丹和他的戰友馬錫五、王子宜、曹力如等的家屬，列入土改對象；部隊司令員張達志的弟弟被吊打，索銀洋；有的烈士家屬被掃地出門；有的勞動英雄因有余糧被當成斗爭對象。

習仲勛在電文中嚴正指出：“由于義合會議潛伏一種‘左’的情緒，由于晉綏直接影響，土改一到農村，就發生極‘左’偏向。”他又說：“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一切破壞得精光。”同時，習仲勛在電文中對老區的階級狀況，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作了科學分析：“在老區，有些鄉村貧雇農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災禍貧窮下來的。有的是地、富成份下降未轉化好的。有因好吃懶做，抽煙浪蕩致貪的。””“”由他們起來領導土改，就等于把領導權交給壞人。嚇得區鄉干部有逃跑的，有自殺的。”在報告最后，習仲勛科學作出論斷：“真正的基本好的群眾，在中農階層及一部分貧農中。”

毛澤東收閱這份十分重要的文件后，于1月29日作出批示：“完全同意習仲勛同志這些意見。華北、華中各老解放區有同樣情形者，務須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凡犯有‘左 ’的錯誤的地方，只要領導機關處理得法，幾個星期即可糾正過來，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糾正。同時注意，不要使下面因為糾正‘左’而誤解為不要動。”不久，黨中央向各個解放區發出了《關于老區半老區土改問題的決定》文件。周恩來同志根據毛主席的批示在起草這個文件時，充分吸收和采納了習仲勛的真知灼見。在全國解放戰爭正在進行中，習仲勛同志從實際出發提出的關于新老區土改的諸多思想觀點、工作建議，這不僅在當時的土地改革，而且在建國后的土地改革中，都發揮了很好的借鑒和指導作用。

習仲勛同志卓越的領導才能和工作成就，得到了黨中央、毛主席的贊賞和肯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習仲勛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此時的習仲勛，已經成為十分重要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全面主持西北地區工作的主要領導人。

1952年初的一天，毛澤東收到并批閱習仲勛從西安發來的報告——《關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會全體會議情況》。這個報告包括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統一戰線和民族工作等等，內容豐富，論述精辟，為中央領導對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社會復雜的大西北做好政治改革等各項工作提供出一個藍本。毛澤東閱讀后，對習仲勛的報告十分贊賞，內心也十分高興。這時，正好薄一波同志到毛澤東處匯報工作，毛澤東便朝薄一波說：“你講講，習仲勛這個同志怎么樣？”

薄一波脫口而出：“年輕有為。”早在延安時，薄一波就親耳聽到毛澤東贊譽過習仲勛。但此時薄一波并不是說好話，而是實事求是從內心佩服習仲勛。聽了薄一波的回答，毛澤東自言自語地說：他如今已經“爐火純青”了。

毛澤東稱贊習仲勛“你比諸葛亮

還厲害”
習仲勛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

團結基礎上穩慎進行”

西北地區，幅員遼闊，民族眾多，漢、回、藏、維、蒙等十多個兄弟民族，共有2350萬多人。同時，那里政治復雜，經濟落后。習仲勛在全面主持西北地區工作時，確立了一個完全正確的指導思想和符合實際的工作思路——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團結基礎上，采取“穩進慎重”的方針進行。在解決當時新疆地區民族矛盾問題上，習仲勛又適時提出 “爭取各民族上層人士，爭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發動，不可顛倒過來” 的基本方針。

1952年7月，習仲勛受毛澤東之命，親赴新疆，最終爭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戶“叛亂”首領項謙的歸順，妥善地解決了發生在那里的一場民族糾紛事件，穩定了新疆政治形勢，使各民族重歸于好，和睦如初。事后，毛澤東見到習仲勛時，說：“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這是習仲勛在西北地區解決眾多民族問題中的一個”代表作”——

項謙是西北地區一個擁有武裝力量和政治、宗教勢力的上層代表人物。爭取項謙的“歸順”，是黨中央、毛主席關于開展并做好民族地區工作的重要方面。1949年底，項謙與馬步芳100師師長譚呈祥、騎兵14旅旅長馬成賢等反革命武裝，組織所謂“反共救國軍”第2軍，發動叛亂。

為了盡快平息這場叛亂和穩定局勢，習仲勛親自領導這場斗爭。他高瞻遠矚，多次指示青海省委領導，正確解決昂拉叛亂，不僅對解決昂拉藏族同胞關系極大，而且對于我黨在青海其他藏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站穩腳跟，建立人民政權，開展工作關系極大；甚至對于甘、川、康藏區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響。他說：“必須堅持在充分軍事準備基礎上以政治爭取為主的方針，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決。對于項謙必須采取反復爭取，特別寬大政策。”

針對有些人急于軍事進剿的情緒，習仲勛電告青海省委書記張仲良：“決不能打，萬萬不可擅自興兵，只有在政治瓦解無效以后，才能考慮軍事進剿。”

1950年8月，項謙“歸順”，來到西寧，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后，卻又背信食言。1951年9月，對項謙第8次政治爭取失敗后，人們義憤填膺，在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會議上，代表們提議，堅決要求政府出兵昂拉進剿。

習仲勛收到這份電報后，當即復電勸阻：“爭取和平解決昂拉問題，于我政治上有利，應當仔細向喜饒嘉措、班禪行轅等許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爭取昂拉千戶。過去歷次所做爭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適當，也可以稍加總結，以便政治爭取工作做得更好。我們顧慮的是對廣大藏區的影響問題，如果我們功夫不到，且不說軍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竄所生的麻煩，即使打好了，對其他藏區工作仍會有許多不好的影響，給以后增加許多困難。如果我們政治方面工作還未做得周到(當然還有軍事上的準備)，軍事進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應當推遲。”

鑒于政治形勢的變化，習仲勛報經中央請示同意，于1952年5月1日至5月3日發起平叛戰斗，項謙隱匿在同仁縣南乎加該森林。此時，有些人認為再爭取項謙的可能性不大，沒有什么價值，必須堅決消滅。習仲勛即電省委書記張仲良：“只要將昂拉地區工作做好，不犯錯誤，爭取項謙歸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盡速派出項謙信任的漢藏人員向項謙誠懇表示，只要他歸順政府，則對他負責到底；項謙若回來試探，不管真誠與否，我們均應以誠相待，以恩感化。”

1952年7月11日下午，項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感召下，終于心悅誠服地從南乎加該森林回歸。8月11日，“歸順”政府的項謙負疚抱悔來到蘭州，握著習仲勛的手躬身認罪，向習仲勛獻上潔白的哈達，喜淚盈眶地向習仲勛舉杯謝恩。

從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統戰部長周仁山、藏傳佛教大師喜饒嘉措、藏族部落頭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身入虎穴，親赴昂拉，先后與項謙和平談判達17次之多。在復雜曲折、變化多端、頗具戲劇色彩的斗爭中，他們的工作自始至終得到了習仲勛的指示，收到了卓著的成效。

在貫徹執行黨中央、毛主席關于做好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時，習仲勛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一切從實際出發，分析研究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在本民族本地區的社會地位、社會作用、社會影響等的形成與存在；十分注重他們在各種政治制度下的政治活動、政治態度；尊重他們的宗教信仰，以及宗教信仰對他們思想意識和精神品德的教化效應。習仲勛以共產黨人的遠大眼光，坦蕩襟懷，博大愛心，與各少數民族上層人士以心相交，以誠相待，合作共事，使他們感受到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是他們本民族的真正拯救者、本民族利益的堅定保護者。

甘肅南部藏族首領黃正清，就是習仲勛與少數民族上層人士成為“至交摯友”的典范——

1953年春，甘肅臨夏原國民黨縣參議長馬良，在臺灣國民黨的指揮和援助下，糾集國民黨軍殘部和流氓慣匪，在甘(甘肅)川(四川)邊界藏族地區，繼續與人民為敵，氣焰十分囂張。同時，臺灣國民黨特務機關企圖用封官許愿、物質引誘的手段，“策反”已擔任我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的黃正清脫離政府，為馬良在甘南地區立足作亂提供基地和條件。

黨中央、毛主席發出指示，堅決徹底剿滅馬良反革命武裝力量，由人民解放軍第11師和幾個騎兵團前往進剿；任命黃正清為剿匪總指揮部副司令員。在離開西安前往剿匪前線時，習仲勛約黃正清話別，將自己攜帶多年的博克手槍饋贈給黃正清，說：“帶上它，好護身。”

黃正清接過手槍，頓時熱淚橫流，百感交集：自己身陷臺灣國民黨施行的“策反”詭計而遭到軍內外議論之際，共產黨的高級領導習仲勛卻信任不疑、賦予重任！黃正清就座后，習仲勛語重心長地說：“組織相信你能完成這次剿匪任務。這次去要大膽地工作，發揮你的影響。我們共事幾年了，都十分了解你，也相信你。今后有事可隨時打招呼。不管外面有人說什么，你都不要顧慮。”同時，習仲勛將有關方面獲得的情報坦誠地通報了他：臺灣國民黨正在到處找他，并已派飛機竄入甘南上空，給他空投了一封任命狀、一個關防、一部電臺，現都在馬良手里。當黃正清聽說了這些情況，面露難色時，習仲勛寬慰黃正清：“你到甘南后，如果有人將那些任命狀、關防、電臺給你送去，你不要怕，收下后，向上反映就行了。”

到達甘南夏河的第三天，黃正清果然收到馬良派人送來的一張由蔣中正簽署的“守備司令”任命狀和一枚關防印。黃正清當即將它轉交至西北軍政委員會。在整個剿匪戰斗中，黃正清堅決執行上級的命令，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后來，黃正清長期在習仲勛的領導下工作，成為至交摯友。習仲勛晚年患病期間，黃正清千里迢迢趕來探望；倆位老戰友的手緊緊握在一起。

毛澤東評價“習仲勛是一個政治家，

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
習仲勛表示“我的資歷,經歷,能力，

恐怕到中央工作還不夠”

習仲勛主政西北時期所表現出來的全面領導工作水平和能力，得到了黨中央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充分肯定，特別是得到了毛澤東的更加賞識。建國初期，為了加強中央國家機關的領導力量，中央決定選調部分地方干部到中央來工作。毛澤東不僅把習仲勛作為上調中央工作的重要人選之一，而且要委以習仲勛重任。在決定習仲勛動議時，毛澤東的考慮很高遠：習仲勛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全面型領導人才，有豐富的地方工作經驗，但不能局限于地方工作；把他調到中央，讓他在一些重要崗位上經受鍛煉，提高他在中央的全面工作能力，為今后讓他擔任更重要的領導職務，積累更多的領導經驗。因此，毛澤東親自向中央提議，調習仲勛擔任中央宣傳部長。

毛澤東的提議獲得黨中央的通過后，毛澤東還向在中央工作的、理論水平較高的其他領導同志宣傳推介習仲勛，以讓全黨和更大范圍了解和熟悉習仲勛，為習仲勛到中央工作建立更加充分的平臺——

有一天，毛澤東見到林默涵和胡喬木，對他們說：“告訴你們一個消息，馬上給你們派一位新部長來。習仲勛同志到你們宣傳部來當部長。他是一個政治家，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

1952年9月，38歲的習仲勛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建國初期，盡管當時領導干部都相對年輕化，但以這個年齡主持中央一個十分重要部門的領導工作，還是不多的。從這一點來講，可以看出毛澤東對習仲勛的特別信任和看重。習仲勛在主持中宣部工作并主抓教育工作后，根據黨中央工作部署，制定了“整頓提高、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16字方針，正確領導和指導了建國初期全國的宣傳思想和文化教育工作，為建立和完善毛澤東新時期黨的宣傳工作思想，提供了新的實踐和理論依據。1953年9月，毛澤東又提議讓習仲勛到政務院擔任重要領導職務；習仲勛改任政務院秘書長。1956年9月，習仲勛當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習仲勛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

1952年奉調中央工作之前，習仲勛曾向毛澤東匯報自己的真實思想：按照自己的革命資歷、工作經歷和水平能力，恐怕擔當不起全國宣傳文教的領導工作。毛澤東微笑著聽完習仲勛的“想法”，說：“蛇，看起來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應手；關鍵在于真正謙虛地摸到事物的客觀規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習仲勛記住了毛澤東的諄諄教誨，肩負使命，充滿信心，走馬上任，把黨中央和毛主席交給自己的工作做得風生水起——

1953年3月，擔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常務副主任的習仲勛，出席第一屆電影藝術工作會議，發表了長達兩個多小時的重要講話。這篇講話，在文學藝術界引起熱烈反響，得到作家、藝術家的異口稱贊。在講話中，習仲勛認為一些作家進城幾年不出作品的現象，作家固然有責任，但是作為黨的領導也有責任。他講，領導應為作家創造條件到群眾中去。對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場觀點上的錯誤，就不能完全否定；即使是立場觀點上的問題，也要耐心幫助，反復修改，而不是亂找岔子，夸大缺點，使作家無所適從。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也不能像工廠加工訂貨那樣，限期交貨，要給作家充分的創作時間。文藝批評也要有高度的批評藝術，批評的恰到好處，而不是傾盆大雨，狗血淋頭，結果弄得不歡而散。他反對上綱上線，扣大帽子，不實事求是，亂找岔子。他要求各級領導機關和協會組織，要善于引導作家前進。要鼓勵作家的旺盛士氣，要激發作家的創作熱情。習仲勛的這篇講話，是對當時存在在文藝工作領導上的官僚主義的針砭；多年以來，一直為廣大藝術家稱道贊譽。

習仲勛對作家、藝術家的甘苦深知入微，與他們有著密切的聯系。早在1945年任西北局書記時，他曾親自領導和支持由著名電影演員陳波兒編導的、以譽滿解放區的勞動英雄吳滿有為原型的電影故事片《勞動英雄》的拍攝工作。建國以后，他在西北局工作期間，對著名京劇藝術家程硯秋、著名豫劇藝術家常香玉、陳素貞和著名秦腔藝術家李正敏等，在政治上、藝術活動上以及生活上，都備加關懷，無微不至。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他對常香玉巡回義演捐獻1架飛機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的行動，不僅熱情支持，積極鼓勵，并且作了具體安排。詩人柯仲平在創作反映陜甘革命運動的史詩時，作家柳青在創作長篇小說《種谷記》、《銅墻鐵壁》、《創業史》時，杜鵬程在創作《保衛延安》時，以及劇作家馬健翎處在工作與創作之間矛盾的苦惱時，都得到過習仲勛的支持、幫助與鼓勵，并解決了創作條件上的種種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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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習仲勛和周恩來在十三陵水庫工地上與勞動者一起吃午飯

習仲勛擔任政務院秘書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期間，協助周恩來總理處理了大量國家事務，很快熟悉了中央和自己分管的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全面工作能力進一步提高。周恩來對習仲勛十分信任和賞識，許多重大問題直接交給他處理，成為周恩來工作上的得力副手。

毛澤東勉勵習仲勛：要逐步精通

馬列主義
習仲勛回憶：毛主席的教誨，

使我心里亮堂了

毛澤東有意識地培養和鍛煉習仲勛，除了在工作上給他壓擔子，還在學習上給他提要求。1947年的一天，毛主席在聽取習仲勛工作匯報后，勉勵習仲勛說：“你們長期做實際工作，沒有時間學習，這不要緊，沒有時間可以擠。我們現在鉆山溝，將來要管城市，現在就要抓緊理論知識的學習。你一年讀這么薄薄一本，兩年不就兩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這樣，十幾年就可以讀十幾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馬列主義了嘛！”毛主席接著又說：“一個人的經驗是狹隘的，它受時間、地點、條件的限制，要使經驗上升到理論，就得學習。只憑老經驗辦事，不能適應新形勢。”

毛主席這番話，使習仲勛受益匪淺，視野大為開闊。從此，習仲勛無論是在艱苦的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繁忙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都念念不忘加強理論學習，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豐富和涵養自己的理論知識，并十分注重理論聯系實際，指導革命工作實踐。習仲勛在晚年回憶說：”毛主席的教誨，像一團火，使我感到溫暖，也使我心里亮堂了。““”“毛主席既放手讓干部工作，又注意具體指導。””毛主席對革命高度負責，對下級關懷備至的革命精神和優良作風，我永生難忘。“

習仲勛被康生無端陷害
毛澤東指示周恩來保護習仲勛

康生與習仲勛結仇，是因為在1943年“整風運動”中，習仲勛曾堅決抵制康生搞“搶救運動”，搞逼供信，把在白區工作的地下黨打成“紅旗黨”等錯誤的做法；是因為在解放戰爭中，習仲勛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抵制康生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線。在大是大非面前，習仲勛光明磊落，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辦事，按照毛澤東的一貫思想辦事，堅持原則，決不妥協。實踐證明，習仲勛是正確的。但陰險的康生卻在心里恨透了習仲勛，居心叵測，伺機報復。

康生的陷害，是借小說《劉志丹》大做文章。劉志丹是著名的革命領導人，是習仲勛的老領導和老戰友，于1936年4月紅軍東征作戰期間不幸犧牲。為了紀念劉志丹，1936年5月，蘇維埃政府將他的故鄉陜西保安縣改名為志丹縣。毛澤東對劉志丹評價很高，親筆為劉志丹題詞：“群眾領袖，民族英雄。”1956年，為了宣傳、紀念劉志丹，作家李建彤寫一部記述劉志丹事跡的小說。并請當年擔任過陜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勛審閱小說稿。習仲勛懷著對老領導老戰友的深厚感情，認真閱讀了書稿，之后，于1960年春兩次約請作者談自己對書稿的意見。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報》開始連載《劉志丹》部分內容；《中國青年》、《光明日報》也發表了作品的部分章節；在讀者中產生良好影響，許多讀者深為劉志丹的革命精神所感奮，提高了思想覺悟和工作熱情?？瞪盏匠植灰庖姷娜说男藕螅⒓匆行客ㄖ鲌罂粶士l小說《劉志丹》，說《劉志丹》“是利用宣傳劉志丹來宣傳高崗”，借機整習仲勛。康生陷害習仲勛的手段也是獨出心裁。本來，《劉志丹》已寫出第六稿，稿子中已經根本沒有提到高崗了?？墒牵瞪赖谌逯刑徇^高崗，便下令工人出版社將已經被習仲勛否定的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會議審查。陰謀家的險惡，善意的人們是難以想象的。正如作者日后所說：“當初我還以為這種先定案、后求證的做法是出于誤會，沒想到竟是一個大陰謀。”

1962年8月，康生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借小說《劉志丹》之事陷害習仲勛，把習仲勛等人定為“習仲勛反黨集團”，要開除習仲勛的黨籍和公職，把他置于死地。關鍵時刻，毛澤東讓周恩來出面保護了習仲勛。按照康生給習仲勛定的“罪名”，習仲勛是“反黨集團”的頭子，是應該被的。但毛澤東沒有同意，而是保留了習仲勛的黨籍和公職。周恩來在中央會議上提出，不能把習仲勛定為“敵我矛盾”，他還是我們的同志。周恩來提出，可以把習仲勛安排到中央黨校附近，找個安靜的房子，讓他住在那里學習。中央接受了周恩來的意見。毛澤東的打算是，過了這個風頭，再讓習仲勛出來工作。

被隔離的習仲勛并沒有消沉。他利用自己獨居、環境清靜的條件，認真讀書。他讀馬克思、列寧、毛主席的著作；同時也讀了許多經濟、文化方面的書籍。習仲勛借此機會又進一步提高了自己的馬列主義理論素養。1965年，習仲勛下放到洛陽礦山機器廠當副廠長。康生利用“文化大革命”運動，再次迫害習仲勛，鼓動北京的紅衛兵串連西安的紅衛兵、河南省以及洛陽市的紅衛兵去洛陽機器廠揪斗習仲勛；之后，又把習仲勛拉到西安揪斗。

在習仲勛處境困難時，毛澤東一直惦記著他。毛澤東一直想著習仲勛的功勞，記著他的才干。而周恩來則對于曾是自己得力助手的習仲勛更加關心。當周恩來向毛主席提到習仲勛的處境和保護習仲勛的意見時，毛澤東表態同意。在這種情況下，周總理讓身邊工作人員打電話，制止造反派和紅衛兵無休止地揪斗習仲勛，還說，毛主席說過，習仲勛是群眾領袖，不再批斗他，才是執行毛主席愛護干部的政策。由于長期被揪斗，習仲勛的身體受到嚴重傷害。1968年1月3日，周恩來報請毛澤東同意，對習仲勛采取特殊的保護方式，用飛機將習仲勛從西安接回北京，交給衛戍區監護；習仲勛的處境改善了許多，不再受到揪斗，身體狀況也逐漸好了起來。1972年冬，在周恩來的關懷和安排下，習仲勛與家屬子女終于見到了面。1975年春，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關懷下，習仲勛被解除監護。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習仲勛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保護下，康生欲制習仲勛于死地的目的沒有達到。習仲勛得知此事后，內心十分感動。1978年4月，習仲勛正式恢復工作。1979年7月14日，中央為習仲勛的冤案徹底平反。習仲勛復出后，曾先后擔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領導職務。

毛澤東題贈習仲勛：“黨的利益在

第一位”
習仲勛發出心聲：“跟著毛澤東走

就是勝利”

綜觀毛澤東與習仲勛在長期的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建立起來的革命情誼，我們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毛澤東重用習仲勛，是建立在對習仲勛 “天生有材”“和“高風亮節”的基礎上；習仲勛忠誠毛澤東，是建立在對毛澤東“心悅誠服”和“高山仰止”的認同上。

毛澤東重用習仲勛，至少有三個方面的考慮或曰理由：群眾領袖，年輕有為，素質全面。

習仲勛年紀輕輕，就走上了領導崗位。1932年3月，他在甘肅兩當發動兵變，失敗后曾轉赴渭北、三原開展革命工作，時年19歲。1933年3月，他擔任了陜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政委、中共陜甘邊特委軍委書記、陜甘邊革命委員會副主席，參與創建以照金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時年20歲，被人們稱為“娃娃主席”。1934年2月，他擔任了陜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中共陜甘邊特委代理書記、軍委書記，陜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參與領導軍隊反擊國民黨軍“圍剿”，時年21歲。1936年9月中央破格決定讓他第一次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年23歲。1943年2月，他擔任了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兼綏（德）就是抗日戰爭勝利后，他擔任了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兼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時年32歲。1947年，他擔任了陜甘寧野戰集團軍政委，西北野戰兵團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副政委。協助彭德懷指揮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戰役，三戰三捷。同年7月再次兼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與司令員賀龍統一領導西北地方武裝和后方工作，時年34歲。1949年2月，他擔任了西北軍區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時年36歲。1950年9月，他擔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時年37歲。1953年9月，他擔任了政務院（后為國務院）秘書長，時年40歲，是當時最年輕的國務院主要領導之一。習仲勛被毛澤東贊譽為“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時，時任中共中央組組織部副部長的習仲勛33歲。

習仲勛政治上強。當聽到陜北根據地有少數老同志議論，是“陜北救了中央”；習仲勛嚴正指出“這句話應該倒過來，是中央救了陜北。”他列舉了毛澤東和黨中央在長征尚未到達陜北前，陜北根據地“外受國民黨重兵’；內遭‘左’傾路線的危害，許多優秀的黨員、干部、知識分子和下級軍事指揮員被槍殺、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陜北，陜北根據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沒有劉志丹和我們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了。

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凝聚起來的對毛澤東的無比忠誠，矢志不渝，矢志不移。195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誕辰30周年之際，習仲勛以《跟著毛澤東走就是勝利》為題著文，真誠地禮贊我們的黨、軍隊和人民，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和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從勝利走向勝利。“跟著毛澤東走”，成為習仲勛終生不棄的信條。

毛澤東對習仲勛的政治覺悟、政治品格、政治素養，有一個非常精辟和具有高度的評判：習仲勛始終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為此，毛澤東親筆題寫”黨的利益在第一位“的條幅，贈給習仲勛。習仲勛把這幅題詞長期帶在身邊，成為鞭策他努力為黨的事業奮斗終生的座右銘和指路燈。就是在特殊年代受到不公正待遇后，習仲勛總是講毛澤東的偉大功績，講要堅持用毛澤東思想指導工作；直到晚年，仍然把《毛澤東著作》作為自己愛讀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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