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 起
馬克思在實現政治經濟學科學革命中，十分重視“政治經濟學規律最先以怎樣的歷史路標的形式被揭示出來并得到進一步發展”的研究。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歷史路標”的探索，對于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特征和時代意蘊有著重要的意義。
基本遵循
1956年初，在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確立之際，毛澤東就把如何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提上了治國理政的重要議程。當年3月，他對蘇共二十大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變局和中國共產黨的對策作出戰略性判斷，并指出：“應該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了。”“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自此，以“第二次結合”為根本原則，獨立思考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和發展的基本遵循。當年8月，在黨的八大召開之前，毛澤東更為明確地提出：“我國是一個東方國家，因此，我們不但在民主革命過程中有自己的許多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也帶有自己的許多特點，而且在將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以后還會繼續存在自己的許多特點。”
1956年4月，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從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入手，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國防建設、黨的建設、外交政策和國際戰略等方面的內容作出全面探索。遵循從發展的觀點看經濟建設問題的基本理念，堅持“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的發展方向，在《論十大關系》及之后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他緊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中的“關系”“矛盾”和“問題”等關鍵點，對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了開創性探索，形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理論，統籌兼顧、注意綜合平衡理論，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理論。這三大理論是那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為顯著的貢獻。
歷史起點和理論主線
開啟改革開放進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起點。
1977年8月，為了破除“文化大革命”留下的錯誤思想和觀念，鄧小平提出要從根本上撥亂反正的四個理論問題。其中，除了“三個世界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之外，其他三個理論問題，一是要突破“兩個凡是”的思想藩籬，二是要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所謂“批判”，三是要澄清按勞分配問題上的誤解。這三個理論問題，是事關能否走出思想解放第一步的關鍵問題，后兩個問題直接涉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之后不久，1978年3月，鄧小平更為明確地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歷來的觀點。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馬克思就說過：機器生產的發展要求自覺地應用自然科學。并且指出：‘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的這一論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形成過程中煥發出新的理論活力和魅力。
鄧小平指出：“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講全”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聯系的問題，是改革和發展相結合的問題，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主線所在。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因此，“只有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作自然歷史過程”。
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理論的提出，緊緊扣住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水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實踐發展和理論探索提供了“可靠的根據”，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主線。以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為基點，才能搞清楚并把握住當時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主要矛盾，增強對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特征和本質的認識；才能理解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根本性質；才能厘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布局和經濟關系多樣性的現狀，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綱領的本質規定；才能堅守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選擇的內在要求，明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路徑和目標；等等。
“初稿”的“新話”及其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不懈探索、勇于創新的理論建樹，是中國共產黨對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偉大貢獻。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適合于當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際的“新話”。鄧小平認為：“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這些“新話”，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政治經濟學的內容。正是在“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的過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初稿”不斷得以豐富，確立了特定的對象和方法。
首先，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道路、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改革和發展為顯著特征，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深化和拓展。
其次，凸顯了“剝離下來”和“結合起來”的方法論要義。馬克思認為，在經濟思想史上，經濟范疇的形成大多經歷了“極其艱難地把各種形式從材料上剝離下來并竭力把它們作為特有的考察對象固定下來”的過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探索過程中，通過“剝離下來”的方法，我們黨從資本主義經濟中“剝離”出市場經濟這個一般范疇，從而實現了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的結合，使全社會充滿了改革發展的創造活力。以“剝離開來”為抽象化過程，以“結合起來”為綜合、具體化過程，實現“剝離開來”和“結合起來”的有機統一，體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要義。
“初稿”的續寫和發展
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運行體制的總體探索中，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八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以下標志性理論成果。
——經濟改革論。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完善和發展，根本上就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創新。改革開放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以貫之的核心思想。
——基本制度論。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堅實、可靠的制度保證。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使得經濟發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市場經濟論。黨的十四大之前，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循序漸進，走過了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體制的歷程。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問題作出了初步探索。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黨的十五大到十六屆五中全會，涉及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黨的十七大以后，進一步深化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
——科學發展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關注中國經濟的發展問題。從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的主要目標是發展”，到“必須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等，體現了對發展問題的深邃見解。
——對外開放論。實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和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集中體現。正確處理對外開放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關系，大力推進自主創新，實現自主發展，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則成為這一理論的核心要義。
新時代的新境界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緊密結合新時代的新實踐，推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開拓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2014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從治國理政的新高度，要求堅持、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斷提高推進改革開放、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2015年11月，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結合新時代國際國內經濟格局的新變化，特別是結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要求，提出“面對極其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面對紛繁多樣的經濟現象，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有利于我們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更好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提高領導我國經濟發展能力和水平”。
2016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提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要加強研究和探索，加強對規律性認識的總結，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推進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的系列講話，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內涵。
從根本上講，在經濟學理論基礎和學理依循上，要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大講特講，不能被邊緣化。與此同時，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并不排斥國外經濟理論的合理成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既注重吸收和借鑒各種經濟學理論的菁華，又善于摒棄和批判其糟粕。對于外國的各種經濟學說，不應當妄自菲薄，將其視為“信條”而頂禮膜拜，也不應當妄自尊大，將其說得一無是處而拒絕予以研究和借鑒。事實上，面對各種不同的經濟學思想和流派，我們已經形成了交流、交融和交鋒等多種對待方式。
“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首次概括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得到了新的發展，續寫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初稿”的新篇章。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并第一次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作出概括。這些“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是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實踐經驗和理論探索的系統總結。
一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為了人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部署經濟工作、制定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都要牢牢堅持這個根本立場。
二是堅持新發展理念。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是在深刻總結國內外發展的經驗教訓、深入分析國內外發展大勢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對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發展新的實踐的理論升華，蘊含著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要堅持用新發展理念引領和推動我國經濟發展，不斷破解經濟發展難題，開創經濟發展新局面。
三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推動各種所有制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
四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努力推動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不斷健全體制機制和具體政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續增加城鄉居民收入，不斷縮小收入差距。
五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
六是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要善于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要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經濟思想要義
2017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是在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做出初次概括的基礎上的又一次理論升華。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以“七個堅持”為主要內涵和理論要義，即：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保證我國經濟沿著正確方向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穿到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之中；堅持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立足大局，把握規律；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決掃除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堅持適應我國經濟發展主要矛盾變化完善宏觀調控，相機抉擇，開準藥方，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變革產生深遠影響；堅持正確工作策略和方法，穩中求進，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底線思維，一步一個腳印向前邁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是黨和國家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必須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
新發展理念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初步形成了新時代推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套制度體制框架。
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兩大理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本質特征和核心立場。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以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根本上就是把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經濟發展新常態、經濟體制機制改革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三大理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關于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理論支柱。經濟發展新常態理論，強調準確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新特點和新要求，立足大局、把握規律，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根本上是要“走出一條質量更高、效益更好、結構更優、優勢充分釋放的發展新路，推動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深化經濟體制機制改革的理論，涉及兩個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的問題：一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既要發揮市場經濟的長處，又要發揮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優越性，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二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核心是“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這兩個問題根本上都是要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掃除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強調適應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堅持完善宏觀調控，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
堅持問題導向和堅持正確工作策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根本方法。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在根本上就是要聚焦突出問題和明顯短板，回應人民群眾的訴求和期盼。堅持正確工作策略，在根本上就要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經濟效益為中心，堅持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加強預期引導，深化創新驅動，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
（來源：光明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