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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晏智杰教授閉眼不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經濟危機，閉眼不看帝國主義通過發動對海灣國家的戰爭掠奪這些國家的資源，閉眼不看美國通過以武力相威脅或通過挑起國際和地區的緊張局勢和戰爭的辦法向這些國家推銷武器彈藥等物品，閉眼不看美國憑借美元霸權地位和國際貨幣的發行權剪世界勞動人民的“羊毛”，閉眼不看列寧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帝國主義的腐朽性和過渡性的理論發展，而津津樂道地以所謂的資本主義“巨大發展和成就”，以所謂的“生產力標準”來替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辯護，這確實是一個基本世界觀、基本方法論和根本的階級立場問題。

　　實事求是地講，晏智杰教授早年也曾堅持過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寫過一部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論文和著作。但是自2000年以來，晏智杰教授的理論研究工作明顯地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在經濟思想史的歷史分期問題上，馬克思以唯物史觀分析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發展歷史得出結論：“1830年，最終決定一切的危機發生了。資產階級在法國和英國奪得了政權。從那時起，階級斗爭在時間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他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1]也就是說，馬克思以1830年前后英法資產階級奪得政權為界，將資產階級經濟學劃分為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具體說來，1830年以前資本主義處于上升時期，以英國和法國為主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是古典政治經濟學。1830年以后，由于資產階級的階級地位的變化，資產階級經濟學由科學的經濟學轉變為庸俗經濟學。上世紀90年代之初，晏智杰教授還是堅持上述馬克思主義立場的。然而，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在新世紀來臨之際，晏智杰教授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徹底放棄了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晏智杰教授由批判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轉變為替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翻案“專家”、“學者”。

　　（一）晏智杰否認資產階級經濟學經歷了從古典經濟學到庸俗經濟學的轉化是非歷史的

　　首先，晏智杰用“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一百多年來經濟的巨大發展和成就”來推斷西方經濟學的進步性質。晏智杰教授說，如果馬克思的劃分是正確的，“就是說，現代西方經濟學一直處于不斷庸俗化、進一步解體和總危機之中，那么，該如何解釋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一百多年來經濟的巨大發展和成就(盡管走著一條曲折的路)呢?除非斷定這種發展同流行的這種或那種經濟學說無關，但是這樣一來，我們歷來強調的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為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功能到哪里去了呢?”[2]晏智杰教授在這里力圖要證明：資產階級經濟的所謂“巨大發展和成就”，等于資產階級經濟學說的巨大發展和成就。這里我們要提醒晏智杰教授注意：第一，資本主義經濟的所謂巨大發展和成就，是資產階級政府通過政治的、經濟的、武裝干預的等各種辦法對內加強對本國工人階級的剝削，對外進行侵略擴張等各種手段綜合作用所取得的，而不單純是靠所謂的經濟學的科學性而取得的。對于晏智杰教授所津津樂道的這種經濟的“巨大發展和成就”，以工人階級為其階級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顯然是不屑一顧的。第二，近年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所慣用的經濟政策伎倆是，“一方面，對外輸出經濟自由主義，指責和制裁發展中國家經濟保護主義;另一方面，對內實行國家保護主義”。晏智杰教授作為外國經濟學說史研究的專家，似乎對此事是一無所知。但是我們必須提醒晏智杰教授的是，政治經濟學是有階級性的，政治經濟學運用也是為一定的階級服務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明明知道經濟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不是一勞永逸地有利于一個國家民族經濟的發展。在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自己不實施經濟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他們卻要求發展中國家必須實施這種政策，這就是他們的階級利益所在，也是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的生動體現。因此，不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和為資產階級攫取經濟發展的“巨大發展和成就”是并行不悖的。

　　其次，晏智杰教授關于庸俗經濟學的下限時期的理論。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批判西尼爾“節欲論”時，馬克思談到“城市無產階級在里昂敲起了警鐘，而農村無產階級在英國又燃起了熊熊烈火。海峽此岸在傳播歐文主義，海峽彼岸在傳播圣西門主義和傅立葉主義。庸俗經濟學的喪鐘已經響了。”[3]晏智杰教授把“庸俗經濟學的喪鐘已經敲響了”的時間，看作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下限。由此晏智杰教授批評堅持1830年以后資產階級經濟學仍然是庸俗經濟學的觀點。他認為，1830年以后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是庸俗經濟學的觀點“并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晏智杰教授興奮地寫道：“大家知道馬克思說古典派喪鐘敲響了，是指它要壽終正寢并被庸俗經濟學所取代;同樣他說庸俗經濟學喪鐘已經敲響了，也是指庸俗經濟學已經完結，要被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所取代，他不止一次地指出過這一點。在馬克思的心目中，決沒有后人所說的庸俗經濟學進一步解體、庸俗化和總危機”[4]在這里，“馬克思說古典派喪鐘敲響了，是指它要壽終正寢并被庸俗經濟學所取代”，晏智杰的這個理解是正確的。不過我們在這里還要補充的是，“被庸俗經濟學所取代”是就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和演變而言的。但是，馬克思絕沒有說經濟思想發展這個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不能被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所取代。馬克思曾明確指出“德國社會特殊的歷史發展，排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在德國取得任何獨創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沒有排除對它進行批判的可能性。就這種批判代表一個階級而論，它能代表的只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后消滅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5]因此，資產階級經濟學喪鐘敲響，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范圍內是庸俗經濟學泛濫，而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范圍來看，就是無產階級經濟學的產生。至于晏智杰認為馬克思“說庸俗經濟學喪鐘已經敲響了，也是指庸俗經濟學已經完結，要被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所取代”[6]。我們認為，晏智杰對“庸俗經濟學已完結”，顯然是做了形而上學的理解。“已完結”，絕不意味著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不會以花樣翻新的形式進行所謂的“理論創新”。“已完結”只是意味著各種所謂的“理論創新”沒有任何真正的科學價值。由此可見，“在馬克思的心目中，決沒有后人所說的庸俗經濟學進一步解體、庸俗化和總危機”，是晏智杰教授將其個人偏見強加給了馬克思!晏智杰教授指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堅持1830年以后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仍然是庸俗經濟學。他批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沒有理解馬克思著作的原意。究竟誰的觀點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我們認為，這種正確觀點，不是真的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而是不符合由晏智杰教授強加給馬克思的晏智杰教授的個人偏見!

　　（二）晏智杰教授為庸俗經濟學科學性辯護的具體論據是不能成立的

　　晏智杰教授在從總體上對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劃分進行否定以后，又分別從科學性、方法論、社會作用等各個方面為傳統庸俗經濟學翻案：第一，“傳統觀念中的庸俗經濟學果真同科學無緣嗎?”[7]在這一標題下，晏智杰針對馬克思當年嚴厲批判過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包括薩伊、馬爾薩斯、西尼爾等人以及德國早期的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逐一的予以翻案。他認為從一個較全面的觀點來看，這些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的貢獻是主要的，個別理論錯誤是次要的，馬克思對庸俗經濟學的看法存在片面和不妥。問題在于，我們說一個經濟學家是一個庸俗經濟學家，或者說一種經濟學說是一種庸俗經濟學說，我們都是就總體評價而言的。庸俗經濟學與科學無緣，這確實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常識。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對德國經濟學家和德國經濟學的論述，已經把這個道理講得明明白白。另外，像晏智杰這樣，把薩伊的生產三要素論和經濟學的三分法奉為是科學;不問時間、地點和社會歷史條件將經濟自由主義作為薩伊對經濟學的貢獻。所有這些，要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欣然接受，的確需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首先放棄它們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第二，“傳統觀念中的庸俗經濟學在研究方法論上一無是處嗎?”[8]在這里，晏智杰教授首先輕描淡寫地承認庸俗經濟學以現象掩蓋和代替本質，以一般代替特殊等等一些庸俗經濟學的特點。然后晏智杰就把矛頭指向了傳統觀念。他認為：“以往的看法總是過頭：否認描述現象的科學價值，否認經驗歸納的必要性，否認經濟生活中存在‘一般的’規律性。由此出發，必然低估甚至完全抹殺所謂‘庸俗經濟學’在方法論上的歷史貢獻，同時又必然不恰當地抬高抽象演繹法的意義，滿足于高度抽象的據說是揭示了事物本質和規律性的理論，將本來異常豐富、生動的‘一般’與‘特殊’、‘本質’與‘現象’辯證統一的思想發展過程，簡單化為生硬干癟的教條集成。”[9]晏智杰教授是在以批判傳統經濟學為借口來批判馬克思。我們這里只需指出，晏智杰所批判的這些所謂的方法論上的缺陷，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都是不存在的!第三，“就傳統觀念中的庸俗經濟學的社會作用來說，問題更明顯了。”晏智杰的意思是，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經濟學代表和反映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不應該叫庸俗經濟學。晏智杰在這里杜撰了一個所謂“生產力標準”。他說，“問題在于，他們的學說和主張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否代表和反映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力。一旦這樣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任何一位不存偏見的研究者就不難發現，以往的所謂古典和庸俗的劃分就完全站不住了。因為這種劃分所依據的標準不是在與他同生產力發展的關系，而是看他是否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本質。”[10]晏智杰教授在這里把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本質，與代表和反映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有利于發展生產力，這兩者對立起來了。在晏智杰看來，馬克思在評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經濟學說時，是以其是否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剝削本質為標準的。而晏智杰教授所提出的新標準則是，評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經濟學說時，可不必問津其是否揭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剝削本質，只看它是否代表和反映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力。在這里，晏智杰教授遇到了一個如何對待經濟學的科學性和經濟學的適用性的關系的問題。馬克思在評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經濟學說時，是以其是否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剝削本質為標準，這充分體現了經濟學科學性的要求。一種經濟學作為科學，它必須是對客觀事物及其發展的規律性的正確認識和反映。否則這種經濟學就不能成其為科學。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是資本對雇傭勞動的剝削，因此，對這種經濟制度進行研究的經濟學的科學性，就在于是否正確地揭示和反映了這種經濟制度的本質。因此，經濟思想史研究，涉及到對一種經濟學說進行評價時，提出以這種經濟學說是否客觀地反映了這種經濟制度的本質作為標準，這是很自然的。這和數學史研究中涉及數學家的數學思想評價時，只要以其是否正確地反映了自然界物質變換中的數量關系作為評價標準是一致的。在這里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首先是科學性。一種學說只有具有了科學性，才能談到它的適用性。如果一種學說的科學性被證偽了，那么也就不會有人再去以其具有適用性而加以弘揚。晏智杰教授將經濟學的科學性和經濟學的適用性對立起來，拿出所謂的經濟學說評價的“生產力標準”是不能成立的。另外，按照唯物史觀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相互關系的原理，一方面，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另一方面，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有反作用。經濟學說屬于社會意識形態，它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等這些社會存在的反映。馬克思強調：“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11]就是說經濟學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它對生產力的作用還要通過上層建筑、經濟基礎、生產關系等諸多環節才能體現出來。因此，不存在立竿見影的經濟學對生產力發展的作用。

　　綜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晏智杰教授以馬克思預言“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這個非常現實的目標至今也沒有實現為“依據”替庸俗經濟學所做的辯護是不能成立的。事實上，不是“馬克思的語言和論斷有歷史局限性、過于激進”，而是晏智杰教授，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階級的根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晏智杰教授閉眼不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經濟危機，閉眼不看帝國主義通過發動對海灣國家的戰爭掠奪這些國家的資源，閉眼不看美國通過以武力相威脅或通過挑起國際和地區的緊張局勢和戰爭的辦法向這些國家推銷武器彈藥等物品，閉眼不看美國憑借美元霸權地位和國際貨幣的發行權剪世界勞動人民的“羊毛”，閉眼不看列寧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帝國主義的腐朽性和過渡性的理論發展，而津津樂道地以所謂的資本主義“巨大發展和成就”，以所謂的“生產力標準”來替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辯護，這確實是一個基本世界觀、基本方法論和根本的階級立場問題。

　　注釋：

　　[1]馬克思《資本論》第二版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44卷，第17頁。

　　[2]晏智杰：《古典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1頁。

　　[3]晏智杰：《古典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頁

　　[4]晏智杰：《古典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頁

　　[5]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頁。

　　[6]晏智杰：《古典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頁。

　　[7]晏智杰：《古典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頁。

　　[8]晏智杰：《古典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頁。

　　[9]晏智杰：《古典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4頁

　　[10]晏智杰：《古典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頁

　　[11]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頁。

　　（丁堡駿，吉林財經大學副校長、經濟學二級教授。本文節選自《現代西方經濟學仍然是庸俗經濟學》，作者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