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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歷屆中央領導集體都高度重視并一再強調中國改革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十八屆中央委員會更是鄭重地承諾：中國改革不能犯顛覆性的錯誤。吳敬璉作為當代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經濟學家，他為中國改革開出了許多藥方，而且他所開出藥方幾乎都會引起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并采納。然而，如果我們深入研究吳敬璉為中國改革所描繪的最終藍圖，我們就會愕然發現：在他的總體藍圖中，沒有社會主義的任何要素。吳敬璉強調：“改革的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面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的法治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私有化的道路”。所謂“政治文明下的法治市場經濟道路”，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歐美國家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道路;所謂“權貴私有化的道路”，就是俄羅斯共產黨蛻變后所走的資本主義道路。那么，中國改革為什么不存在一條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光明道路呢?是吳敬璉疏忽了，還是另有原因呢?本文將試圖通過分析吳敬璉改革思想的歷史觀來揭開這個謎。

一、 吳敬璉改革理論的歷史觀

吳敬璉在《重啟改革議程》一書第十九講“重啟改革議程”中用如下一段文字描繪近代史上的革命性質： “從人類在20世紀進行的將近100年改造社會的歷史大實驗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賢顧準所說，不管立意多么真誠美好，沿著1789(法國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夠獲得的決不會是人們曾經許諾過的地上天國，而只能是大災難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原處。”在這里，吳敬璉不區分1789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和1871無產階級的巴黎公社革命以及1917年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不同性質，而是籠而統之地將這些革命痛斥為“大災難和大倒退”。

把巴黎公社歸于激進的暴動，把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說成是列寧斯大林暴政，是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的一貫立場。我們再來看吳敬璉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的立場。吳敬璉寫道：“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一直在‘起義——新王朝——新暴政——再起義’的歷史怪圈輪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更確切地說給我們帶來了顧準所說的‘1789——1871——1917這股潮流’。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我們許多人都認為，問題已經徹底解決，歷史的‘周期率’將不再重復。但是，事與愿違，革命取得勝利17年后，中國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內亂中。用顧準的話說，‘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為什么激進的沒能帶來人民的福利和社會進步，相反卻轉化成了雅各賓式的或斯大林式的專制主義?顧準的回答是：這一思潮的領導者設定了建立地上天國的終極目標，自認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來實現這一目標。”在這里，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所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連同我們黨已經有定論的“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文化大革命，都被吳敬璉一概痛斥為：“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痛斥為：“領導者設定了建立地上天國的終極目標，…，使用一切手段來實現這一目標。”在吳敬璉的邏輯中，沒有“革命理想高于天”、沒有以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沒有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的中國共產黨!這就是吳敬璉唯心主義的歷史觀!

二、吳敬璉的歷史觀來源于新自由主義思想家哈耶克

從以上吳敬璉對自己歷史觀的敘述中，我們看到吳敬璉并不將這種歷史觀據為己有。吳敬璉謙虛地將這一歷史觀的著作權分享給已故經濟學家顧準，自己則甘為顧準的嫡傳弟子。最近，顧準的女兒顧秀林卻撰文要求學術界要將吳敬璉和顧準切割開。由于時間關系和篇幅所限，本文不能考證顧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后是如何反思歷史的。因此我們既不對顧秀林“吳敬璉消費顧準，別忽略獨立人格”發表意見，也不對吳敬璉關于“顧準嫡傳他重要歷史觀”的說法表示贊同。因為，第一對于文化大革命中在受政治沖擊以后顧準是否有追問“娜拉走后怎樣”的歷史研究，我們還不能確認;第二，退一步說，即使顧準有追問“娜拉走后怎樣”的歷史研究，甚至假定即使顧準在追問“娜拉走后怎樣”的歷史研究中有吳敬璉所敘述的只言片語，那么這種歷史觀的發明權也不在顧準! 從時間順序來看，中國的反右派斗爭發生在1957年，文化大革命發生從1966年起，由此我們可以斷定：吳敬璉所敘述的歷史觀，即使沒有任何疑義確屬顧準思想，那么，這種歷史觀的最初闡述最早也要發生在20世紀60至70年代。然而，這一段無從考證的歷史年代和這一段無從考證的語言敘述，對我們來說并沒有什么決定性的意義。因為，為我們找到了這種歷史觀的更原始的更權威的表述。

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道路》一書被西方經濟學界認為是“標志新自由主義創立的憲章”。在這部著作中哈耶克寫道：

“尚未為人認識的最大悲劇是，在德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些有著良好愿望的人，也就是這個國家被尊奉為楷模的人，如果不是他們創造了的話，至少也準備了這條道路，準備了現在正為他們所憎恨的那些勢力。…還很少有人愿意承認，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興起并不是對于前一個時期社會主義趨勢的一種反動，而是那些趨勢的必然結果。甚至當共產主義俄國和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內部制度許多令人憎惡特點的相似性已廣為人承認的時候，大多數人還不愿看到這個真理。結果，自以為與納粹主義的荒謬絕倫有天壤之別并真心誠意地憎惡其一切表現的人們，卻同時在為一些實現起來就要直接導致可憎的暴政的理想服務。”

從這里我們看到：首先，哈耶克將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歸因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其次，哈耶克將列寧和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等同于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最后，哈耶克總結出的“普遍規律”是，“有著良好愿望的人，也就是這個國家被尊奉為楷模的人”，自以為與納粹主義的荒謬絕倫有天壤之別并真心誠意地憎惡其一切表現的人們”，因為主觀上信奉共產主義，按照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才最終在客觀上導致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說得好聽一點，希特勒、列寧、斯大林等都是好人干壞事兒。換言之，實現共產主義是人們的善良愿望，可是由于存在某種哈耶克所謂的“真理”，人們干共產主義事業必然最終轉化成為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這就是哈耶克的歷史唯心主義宿命論!

現在我們就來將吳敬璉的歷史觀與哈耶克的歷史觀進行對比。首先，從共同點來看，無論是哈耶克還是吳敬璉，他們都將堅持資本主義看作是永恒的、不可改變的社會制度。任何歷史人物要變革資本主義，要讓資本主義通過社會革命的辦法變成一個更好的新社會，都只能是好人干壞事，都難以避免“好人干壞事兒”的悲劇發生。其次，我們再來看二者的區別。我們看到，哈耶克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并不關心資本主義是從哪里來的和如何來的，他只是反對用革命的辦法將資本主義變革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與哈耶克相比，吳敬璉則更加徹底。吳敬璉不僅否定了資本主義可以通過無產階級革命而過渡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甚至還否定了資本主義社會是通過資產階級革命從封建社會變革來的。換言之，在吳敬璉那里，資本主義制度是沒有歷史的，是天然存在的。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吳敬璉是比新自由主義者哈耶克更徹底的歷史唯心主義者。

按照唯心主義歷史觀，人類社會是沒有一個能夠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是沒有以共產主義為最終奮斗目標的中國共產黨的;是沒有以全心全意的為人民服務為目標的人民政府的。在這種歷史觀看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到斯大林，再到中國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他們與希特勒都沒有什么本質上的區別。他們中最好的也就只能是那些有美好愿望的比較善良的人，可是他們的最終結果都是給人類帶來法西斯主義。

綜合我們以上的分析，我們完全可以得出結論說吳敬璉完全徹底地繼承和發展了這種唯心主義歷史觀。在吳敬璉那兒，從來不存在什么“英特耐雄納爾”，從來不存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有的只是“永恒”的資本主義。因此，我們不得不提醒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不得不提醒我們的各級黨委和政府，在面對吳敬璉為中國改革所開出的藥方時，一定不要忘記辯證地分析其歷史唯心主義世界觀在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上的表現，一定不要忘記摒棄其唯心史觀遺毒，一定要深思熟慮審慎地接受他的意見。

[1]吳敬璉馬國川著：《重啟改革議程——中國經改革二十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一月版，第10頁。

[2]吳敬璉馬國川著：《重啟改革議程——中國經改革二十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一月版，第295頁。

[3]吳敬璉馬國川著：《重啟改革議程——中國經改革二十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一月版，第295頁。

[4]安德森：《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和教訓》，見李其慶主編：《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頁。

[5]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頁。

【丁堡駿，吉林財經大學副校長、經濟學二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