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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敏：田國強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如出一轍

點擊：作者：許敏來源：《當代經濟研究》發布時間:2018-09-14 09: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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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田教授所倡導的是要中國實行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然而，以“大市場、小政府”為模式的發展路徑已給資本主義經濟帶來了非常嚴重的問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不斷爆發就是證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強調人民政府的職能，顯示出了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所在，也就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之路劃清了界限。

田國強教授在《學術月刊》2016年第7、8期發表了《現代經濟學的本質》一文。文章指出，當前中國要深化市場導向的改革，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立長治久安的包容性制度，就必須正確認識和理解現代經濟學的本質及其視野之下的市場制度。

田教授按照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說法將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稱為現代經濟學，并提出要將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用于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究竟是不是科學的經濟學？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能不能以這種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為指導？這是涉及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向何處去，中國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正確的方向等原則性問題。本文試圖就《現代經濟學的本質》一文與田教授商榷。歡迎學術界同仁批評指正！

一、何謂現代經濟學

科學的現代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及其當代的新發展。一種經濟學能否稱之為科學須看其是否正確認識和反映了特定研究對象的客觀性及其發展規律。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繼承了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科學成就，運用唯物史觀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進行深刻分析，創立了以剩余價值學說為核心內容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實現了政治經濟學史上偉大的科學革命。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現代政治經濟學是順應時代潮流而形成的科學經濟學。19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法國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資產階級由一個代表時代前進方向的先進階級轉變為阻礙時代前進的反動階級，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喪鐘敲響，資產階級經濟學淪為了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庸俗經濟學。

無產階級在與資產階級的對抗過程中，階級意識逐步覺醒，無產階級開始登上了世界歷史舞臺，整個世界的歷史進入了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為了順應時代發展需要，馬克思和恩格斯于19世紀40年代創立了符合工人階級利益和要求的現代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

當今我們所處的社會歷史時代，是馬克思所闡述的人類社會歷史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歷史時代。當今世界從總體上而言仍然是資本主義占主導和統治地位的時代。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壟斷組織不僅控制了本國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而且通過資本輸出把全世界納入到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體系中，實現了對全世界的統治。資本主義在其所能容納的社會生產力所允許的限度內達到了空前地發展。

資本主義全球化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生了局部調整與變化，盡管如此，資本主義的本質并沒有發生變化。經濟全球化使得發達國家的資本剝削國際化，不僅剝奪本國的無產階級，全世界人民也被卷入世界市場中，受到少數發達國家的國際資本的掠奪，這不僅加劇了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也加劇了資本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2008年由美國華爾街金融危機引爆全球性的世界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各種矛盾至今仍在繼續蔓延就是明顯的例證。

資本主義當代社會現實中的種種新現象，是資本主義本質自身中的矛盾在當代社會現實中多方面的外在表現，而資本主義的未來與終結則是資本主義本質自身中矛盾的轉化與解決。[1]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進行深刻剖析時，科學論證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2]874揭示了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滅亡的基本規律，得出社會主義必然會代替資本主義的科學結論。

從而，無論資本主義發展到什么新階段，無論資本主義創造了多少先進技術，只要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只要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質沒有發生變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本質的理論就依然沒有過時，我們今天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歷史、發展現狀以及未來趨勢就仍然要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唯一科學的理論依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仍然是當今科學的現代的政治經濟學。

帝國主義階段是資本主義的最高和最后階段，這一階段資本主義生產力得到巨大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生重大變化，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也日益激化和復雜，針對資本主義社會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領域所發生的新變化，列寧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深入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新情況和新變化，科學地分析了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及其實質，揭示了壟斷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和歷史趨勢，形成了科學的帝國主義理論，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分析，為人們進一步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奠定了基礎。

因此，以《資本論》《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及其當代發展，為我們正確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以及通過批判資本主義揭示科學社會主義的必然性提供了理論基礎。20世紀初隨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誕生，形成了以蘇聯為首的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打破了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世界格局。

雖然20世紀末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社會主義事業遭到重創，但作為十月革命的繼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卻顯示了勃勃生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無疑表明了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現代理論。現時代雖仍處于資本主義體系下，社會主義只能在夾縫中生存，但社會主義最終必然戰勝資本主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中給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主張，這一系列主張正是無產階級革命實踐家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理論依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給社會主義建設提供的建設藍圖和建設方案使得社會主義從空想變為科學。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構建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正是在馬克思主義關于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指導下形成的，這正是保證全體人民向共同富裕邁進的科學的現代理論。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關系仍然是當今世界最基本的階級關系，在無產階級仍肩負著推翻資本主義統治、實現自己和全人類解放的歷史使命的現時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仍然是我們研究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科學的現代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的學說在今天仍然散發著閃耀光芒，就在于馬克思主義是與時俱進的學說體系。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創造性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后繼者能夠根據時代發展變化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揭示人類社會新變化的規律，能夠用于指導社會實踐，推動時代向前發展。

列寧在充分占有大量實際材料的基礎上，運用馬克思理論的分析方法對壟斷資本主義時代作科學分析，創立了科學的帝國主義理論，證明了無產階級革命道路和無產階級的光明前途。

習近平總書記在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的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并沒有定于一尊、一成不變的套路，只有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同本國具體實際、歷史文化傳統、時代要求緊密結合起來，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才能把藍圖變為美好現實。”[3]

馬克思、恩格斯對未來社會經濟關系的性質及其特征做了科學的論證，為我們進一步研究經濟問題提供了出發點和研究方法。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等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觀點和方法，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見解。

比如，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后依據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以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分析了俄國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理論和經濟政策，在實踐中提出了俄國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過渡到社會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等相關理論。

斯大林在對蘇聯30多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經驗總結的基礎上，科學地闡述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

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鄧小平以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為準繩，深刻揭示社會主義本質，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形成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體系。習近平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中國具體的社會經濟發展，帶領中國人民步入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然而，有些學者卻通過制造“蘇馬非馬”論、“前馬非馬”論等種種謠言，意圖制造思想上的混亂來徹底否定馬克思主義及其當代發展。比如，“蘇馬非馬”論認為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指導思想并不是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國家送來的只是經列寧斯大林篡改的馬克思主義，并不是“原本的馬克思主義”，意圖在于通過批判“蘇馬”，來尋找“原本的馬克思主義”。如果“蘇馬非馬”論成立，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怎么能夠取得勝利、改革怎么能夠取得成功呢？

還有人在構建體現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時，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理論僅包括鄧小平及其以后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一些重要論斷。其實，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恰恰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脈相承的。沒有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作指導，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源泉”。沒有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就沒有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有人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實踐來源僅僅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經濟的重大發展，可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前30年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特別是在人力資源與較完整工業體系方面的積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經濟也不會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們不能割裂歷史，我們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厚今薄古。

因此，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無產階級觀察和認識世界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們始終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并不是僵化的、停滯的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是不斷發展的學說體系。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家以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為基礎，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規律進行探索，所形成的豐碩理論和實踐成果大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科學的現代的政治經濟學。

二、田國強所謂“現代經濟學”并不是科學的現代經濟學，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

田國強教授對于在《現代經濟學的本質》一文中所述的“現代經濟學”推崇備至，認為其是符合現時代的科學現代經濟學，其實，田教授在充當國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學生、盲從者和模仿者，是外國大商行的小販”，[2]18他所推崇的是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

田教授認為“現代經濟學”主要是在20世紀40年代以后發展起來的，然而，我們不能因產生或流行于現時代就貿然判定田教授的“現代經濟學”是科學的現代政治經濟學。具體我們還須看田教授的“現代經濟學”的理論來源和內容。

他指出，“現代經濟學”是“起源于由托馬斯·馬爾薩斯和大衛·李嘉圖將斯密的理論整合而成的古典經濟學，它不僅包括如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創立的新古典邊際分析經濟學和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理論這樣的基準理論，也包括許多更為現實的經濟學理論。”[4]

從田教授對所謂“現代經濟學”的定義來看，筆者認為，它仍沒有超越馬克思對于1830年以后的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定性——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馬克思說：“1830年，最終決定一切的危機發生了。資產階級在法國和英國奪得了政權。從那時起，階級斗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無私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爭斗，不偏不倚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2]17

不僅如此，馬克思還具體指認了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起止時間。馬克思寫道“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5]239與此相對照，馬克思把馬爾薩斯、薩伊以及以后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稱為庸俗政治經濟學。

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到庸俗政治經濟學的演變過程，就是馬爾薩斯、薩伊等拋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成分，發展了其庸俗成分的過程。對此馬克思曾明確地說“我斷然指出，我所說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是指從威·配第以來的一切這樣的經濟學，這種經濟學與庸俗經濟學相反，研究了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內部聯系。而庸俗經濟學卻只是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它為了對可以說是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為了適應資產階級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復咀嚼科學的經濟學早就提供的材料。”[2]99

從馬克思為資產階級經濟思想史所繪制的坐標系來看，田教授所指的古典經濟學就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同時，馬克思在相關著作中，在對馬爾薩斯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已將其界定為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那么，在繼承了庸俗的“古典經濟學”基礎上的“現代經濟學”，從學說體系上來講已經是毫無科學性可言，只是淪為了資產階級統治辯護的庸俗經濟學。

田教授的“現代經濟學”所服務的社會性、代表的階級性決定了其應用是有地域和國界限制的，不能夠是普適的經濟學。田教授認為，“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就像數學、物理學、化學、工程學等自然科學及其他們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無地域和國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獨立于他國的經濟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可以用來研究任何經濟環境和經濟制度安排下的各種經濟問題，研究特定地區在特定時間內的經濟行為和現象。”[6]田教授認為，“現代經濟學”是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不同，并不具備意識形態性，同樣也不需要做價值判斷。

其實，“現代經濟學”并非是一門普適的學科。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就已指出了經濟學的階級性問題：“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自由的科學研究遇到的敵人，不只是它在一切領域內遇到的敵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質，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2]10

不僅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于經濟學的階級性問題有所論述，著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凱恩斯對此問題也有直觀表述：“如果當真要追求階級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屬于我自己的那個階級的利益…在階級斗爭中會發現，我是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一邊的。”[7]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為了創造出最符合資產階級統治的意識形態，就給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進行各種包裝，披上了各種神秘的外衣，偽裝成新興的經濟學說。馬克思曾經指出：“對這個社會阿諛奉承的人，尤其是對這個社會的上層階級阿諛奉承的人，他們的首要業務就是，在理論上甚至為這些‘非生產勞動者’中純粹寄生的部分恢復地位，或者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過分要求提供根據。”[8]

因此，田教授所謂的“現代經濟學”作為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重復和翻版，所折射的價值觀念、反映的意識形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要求的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截然不同，并不能夠引領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向更高階段。

田國強教授所述的“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仍屬于資產階級經濟學教科書中所普遍使用的庫恩范式，尊崇邏輯實證主義。田教授指出，“現代經濟學由假設、約束條件、分析框架和模型以及若干結論（解釋和/或預測）組成，其中一個核心假設是利己性假設，這些結論從假設、約束條件和分析框架及模型中嚴格導出，因而是一種具有內在邏輯的分析方法。”[4]“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僅僅注重形式邏輯的嚴謹，從不追求內在邏輯的嚴謹性，對于解決現實的事件中的問題沒有任何幫助。

誠如田教授所言，現代經濟學由假設、約束條件、分析框架和模型以及若干結論構成并沒有什么錯誤。因為這是任何科學的共性。但是，問題的關鍵就在于，經濟學的這些假設條件都是具體的、歷史的，而不是抽象的永恒的關系。恰恰就是在這樣一些關鍵問題上我們與田教授有原則性的分歧。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田教授的意見。

具體而言，“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在資源稀缺和個體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如何決策的社會科學，通過內在邏輯分析方法及科學的觀點來研究個體和社會選擇問題，建立在對選擇問題的系統探索上。具體說來，它是一門研究人類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及追求自身利益的個體（含個人、家庭、企事業、團體、政府、國家）如何對有限資源進行最佳權衡取舍的學科。”[4]同時強調，“個體行為的自利（利己）性假設，是經濟學研究中一個最基本、最關鍵、最核心的假設。”[7]

田教授在這里所表達的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個體在面對資源稀缺和信息不對稱時可以獲得最大利益的社會選擇。筆者認為，田教授的所謂“現代經濟學”看似有著嚴密的邏輯結構，實則非常經不起推敲。

在經濟學理論研究中，人的行為為什么是利己的，資源為什么會稀缺，這是我們應該要去研究的問題。現實中的人不是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的人，是處在一定社會關系中的個人。現實中的人的行為是基于其階級關系和利益所做的選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就了“自私”的資產階級和“無私”的無產階級。所以，人的利己性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前提性假設并不合適，而應該是分析經濟過程之后所得出的結論。資源稀缺與否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并不是絕對的狀態。

田教授把這些未經證明的前提條件當作理論研究的假設，完全是主觀臆斷，其目的是要讓現實世界與這些假設相符，而不是假設與現實世界相符，這完全是犯了形而上學的錯誤。

那么，該如何進行科學研究呢？毛澤東同志在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進行批注時，就曾經指出：“研究問題，要從人們看得見、摸得到的現象出發，來研究隱藏在現象后面的本質，從而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的矛盾。《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就是用這種方法，總是從現象出發，找出本質，然后又用本質解釋現象，因此，能夠提綱挈領。”[9]

田教授在這里給出的“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卻是將對研究問題的本質起干擾作用的一些現象作為經濟學論證的起點、前提，而這些現象都需要我們進行科學分析、論證以后才能具體得出。“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實質是讓人們承認這種不平等的占有關系，承認私有制，在這個前提下來進行選擇。而這種選擇對于一無所有的無產者而言，除了選擇淪為雇傭工或被餓死，別無選擇，這種選擇并不符合追求美好生活的中國人，也不會是中國社會向更高階段發展中所能容忍的。這種選擇與馬克思曾經批判過的把分配作為現代經濟學本題的那些經濟學家是如出一轍。“

正因為如此，力求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中來理解現代生產并且（主要）是研究生產的經濟學家李嘉圖，不是把生產而是把分配說成現代經濟學的本題。從這里，又一次顯出了那些把生產當作永恒理論而把歷史限制在分配范圍之內的經濟學家是多么荒誕無稽。”[10]

在《現代經濟學的本質》一文中，田教授還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個體在面對資源稀缺和信息不對稱時實行收益最優從而社會最優的理想參照物進行了探討。他認為，能夠解決現實問題的經濟理論，應該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理論作為參照系和基準點。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假設經濟信息完全、交易成本為零、偏好和消費偏好和生產集都是凸的等正則性條件，論證了只要個體逐利，自由競爭市場自然就導致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現代經濟學也是以自由競爭市場為參照系，構建市場經濟制度的理論基礎，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作用。“現代經濟學之所以一日千里，發展迅速，沒有這些理想狀態下的經濟理論作為基準點和參照系是不可想象的。”[4]

田教授在這里明確了追求最優利益的個體所要做出的社會選擇，就是要構建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誠然，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對于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從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邁進時，“歷來受人稱贊的競爭自由已經日暮途窮，必然要自行宣告明顯的可恥破產。”[11]496這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可是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然是過去式，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必然集中于少數愈來愈大的企業手中，生產的集中必然導致競爭的困難，從而產生壟斷的趨勢。如果在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今天仍宣揚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只是開歷史的倒車，逆時代而發展。因此，我們不能訴諸于已經被歷史所否定的、在現代社會經濟結構中所不存在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來解決新時代所面臨的經濟問題，這樣只會犯唯心主義錯誤。

田國強教授在給出了現代經濟體制的參照系以后，對市場的客觀規律研究基礎上論證個體（如消費者、廠商）的行為將會最優。他認為，“市場制度是一種信息分散決策、自愿合作、自愿交換產品和服務的經濟組織形式，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之一，是迄今為止人類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最成功的手段。市場制度的建立并沒有經過人類自覺的、有目的的設計，而是一個自然的發展演化過程。”[4]

筆者認為，田教授這實質是在用資本主義生意經和行話來掩蓋資本主義深刻的經濟關系，他把這種社會經濟關系中虛偽的假象和表象當作社會經濟的運行規律來看待，這也是符合庸俗西方經濟學的蹩腳做法。“庸俗經濟學無非是對實際的生產當事人的日常觀念進行教學式的、或多或少教義式的翻譯，把這些觀念安排在某種有條理的秩序中。”[11]941

田教授把西方庸俗經濟學的日常觀點上升到經濟關系層面來進行探討，這也是受其階級立場的局限性所致。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注釋中就曾經指出：“庸俗經濟學則只限于把資產階級生產當事人關于他們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陳腐而自負的看法加以系統化，賦以學究氣味，并且宣布為永恒的真理。”[2]99

隨著封建末期，家庭手工業的解體，“使小農轉化為雇傭工人，使他們的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轉化為資本的物質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時也為資本建立了自己的國內市場。”[2]857市場制度的建立與發展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而逐步發展和穩固的。

這就表明，在市場制度這種資源配置方式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起主導作用，生產資料歸少數資本家掌握，而無產階級除自身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這樣兩大對立且不平等的階級如何能夠實現自愿合作、自愿交換產品和服務呢？對于無產階級而言，只能是一種被迫與無奈的選擇，談不上是自愿的合作和交換。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市場經濟這一資源配置形式就無法解決人類現在面臨的經濟問題，從而也不可能是最成功的手段，這樣一種制度只能是任由大資本家掠奪廣大人民群眾并且廣大人民群眾還得感恩戴德的奴役制度。

田教授一文還對市場制度如何發揮作用進行了具體論證。他認為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是通過價格機制來實現的。具體指出，價格在組織經濟活動時履行了三種功能：第一，傳遞信息；第二，提供激勵；第三，決定收入分配。

筆者認為，首先，資本主義生產面對的市場是一個無序的市場，價格機制在面對以追求剩余價值的資本家時絲毫不起任何作用，價格機制并不能夠調節資本主義生產的供求狀況。“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為銷售而生產，是為市場生產商品。而管理生產的是單個的資本家，他們各干各的，誰也不能準確知道市場上究竟需要多少產品和需要哪些產品。他們盲目地進行生產，所關心的只是要超過對手。這樣，產品的數量就可能不符合市場上的需要，這是很自然的。”[12]

其次，誠然，價格影響產品的供求，從而使得買者和賣者對產品的供給和需求狀況進行調節。同時勞動供求狀況的變動也會引起勞動力價格即勞動收入的波動，但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由聯合的少數資本家掌控時，僅限于緩解勞資矛盾的勞動收入的波動并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收入分配的不均狀態。并且，隨著現代生產技術的進步，社會大生產狀況要求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機器越排擠工人，工人淪為失業大軍的人數也就越多，勞動力的供給遠超需求，工人為了能有一份維持自己生存的工作，只能接受較低的收入報酬，并且為了使自己不被解雇，還得接受資本家無理的加班要求，為資本家創造更多的產品。這樣一來，工人為資本家創造的財富越多，其所獲得的勞動報酬就會越少，收入分配就會越來越不均衡。

田國強教授指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離不開一個暗含的假設，就是這里存在一個有限而定位恰當的有效政府。他指出，“一個好的、包容的及有效的現代市場經濟應該是對個人的私利的極力保護，而對政府及其公權力則盡可能地限制和制衡，從而它是一種契約經濟，是法治經濟，受到商品交換契約的約束，受到市場運行規律的約束，受到信譽的約束。”[4]

田教授在此表明，好的市場經濟應該是市場充分發揮作用，政府只起“守夜人”作用，市場經濟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

筆者認為，首先，如果好的市場經濟是對個人的私利進行極力保護的話，那么，政府征稅的行為就變得不合時宜，而如果政府不征稅，政府部門就難以維持正常的運營，政府只能關門，從而連基本的“守夜人”職能也無法發揮；

其次，如果有效的市場經濟是保護個人的私利，限制政府的作用的話，那么在這樣的經濟運行方式中形成的契約關系只是保護少數人的私有財產和利益的經濟運行方式，政府發揮“守夜人”作用，就是為了不干涉少數資產階級在市場經濟中為了個人私利的為所欲為行為；

第三，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只不過表明，市場經濟是運用法律手段來保障少數人的利益不受侵犯。在階級社會中，法律是階級統治工具，這其實就是運用法律來保障少數人的剝削掠奪行為不受政府的干預，運用法律來為少數人謀取利益提供保障。

可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任由市場經濟這一資源配置方式發揮作用，而將政府的行為僅限于“守夜人”的作用，這樣的市場經濟資源配置方式僅僅有利于少數資產階級，而對于大多數無產階級而言并不是一個公平的經濟平臺。并且，“大市場、小政府”這樣一種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已經被按照西方模式實施新自由主義道路的拉美等國的經濟陷入空前的絕境而證偽。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就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看，與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等相比，田教授所謂的現代經濟學也不是什么科學的現代經濟學，而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只有馬克思恩格斯開創的，經過列寧等馬克思主義者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才是科學的現代經濟學。

三、用“現代經濟學”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事業必然帶來災難性后果

既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既然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以后的一種全新的社會生產方式，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要有它自己獨立的政治經濟學。恩格斯強調：“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里，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

從弓和箭，從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野蠻人的交換往來，到上千馬力的蒸汽機，到機械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于同一規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5]153

現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既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的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更不同于田國強所謂的現代經濟學，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丁堡駿教授在《論〈資本論〉俄國化和中國化》一文中指出，“《資本論》中國化，就是要將其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出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國化。”[13]這個理論體系是以馬克思的《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和《反杜林論》中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為主體，當然也包括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例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和習近平等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最新發展。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這個科學體系的最新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必然是這個理論體系的勝利。田國強教授低估和看不起的正是這個理論體系。他張嘴閉嘴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就是要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理論體系不“現代”。他張嘴閉嘴現代經濟學研究是規范分析，他的潛臺詞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這個理論體系的經濟學分析是不“規范”的。

田教授多次撰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獻謀獻策，他也期冀中國能走上一條富國強民之路，也許這種愿望是善良的。然而，無情的是，經濟學具有階級性。誤把現代資產階級的庸俗經濟學當成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并用于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必然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在經濟思想史上，法國重農學派的經濟學說就曾經蒙蔽了魁奈、米拉波等一批經濟學家。馬克思曾經深刻地指出：“一種理論體系的標記不同于其他商品的標記的地方，也在于它不僅欺騙買者，而且也往往欺騙賣者。魁奈本人和他的最親近的門生，都相信他們的封建招牌。直到現在，我們的學究們也還是如此。”[14]

我們寧愿相信，也許田國強教授也是被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科學外衣所蒙蔽的。即便是這樣我們也有責任幫助田教授澄清思想認識。田國強教授由于對于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對于科學社會主義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無知和歷史虛無主義，所以導致他對于中國社會主義，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兩個“三十年”的歷史認識的錯誤。

田教授對于中國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經濟成就和制度安排是持全盤否定態度的，他說：“改革開放前所采用的計劃經濟體制，強調‘一大二公’，否認個人利益。到‘文革’結束時，中國經濟幾乎處在崩潰的邊緣。”[6]他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實行的并不徹底，讓改革大業面臨了極其復雜的局面，所以要實行徹底的市場化改革才能較好地解決。

“中國要改革、轉型，就一定要有目標，有目標就一定要有改革取向的基準點和參照系。既然中國要進行市場化改革，將新古典，特別是一般均衡理論所論證市場最優經濟環境作為基準點，將競爭市場作為參照系，進行這樣取向的改革就非常自然和必要了。根據這些基準點界定的經濟環境，我們需要松綁放權的市場化改革，反對政府壟斷資源和控制行業準入。同時，我們知道市場在許多情況下會失靈，一般均衡理論正好嚴格地界定了市場機制的適用范圍，起到了界定市場有效邊界的巨大作用。所以，研究經濟問題，推進改革，特別是改革的大方向問題，都要從經濟學的基準點說起，違反這些經濟學常識，改革只有失敗，這些基準點和參照系嚴格地給出了市場導致有效配置，從而成其為好的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而這些前提條件正好指明了改革方向。”[4]

筆者認為，田教授給出的中國經濟改革的路徑與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性作用論”觀點如出一轍。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性作用論”，主張市場是萬能的，市場能夠自發地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市場的自發力量能夠在供求不平衡時自動使得供求趨于平衡，任何政府的干預在市場的萬能作用下都顯得收效甚微、蒼白無力。然而，這樣的發展路徑并不適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夠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后順利進入新時代，正是在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始終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堅持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正是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始終引領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才使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現持續健康的發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雖然發揮決定性作用，但不是全部作用，同時要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達到一個“強政府”和“強市場”雙強的局面。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15]這表明我們國家并不是按照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論”來發展，我們國家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決定論”，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不容小覷。

我們的政府要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旗幟鮮明地為堅持公有經濟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而工作，而不能有絲毫的軟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府必須一方面要考慮市場經濟的通行規則，另一方面更要考慮我們的人民政府如何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對公有制生產資料行使所有者和經營者的權利和義務。[15]

田教授所倡導的是要中國實行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然而，以“大市場、小政府”為模式的發展路徑已給資本主義經濟帶來了非常嚴重的問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不斷爆發就是證明。從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強調人民政府的職能，這就顯示出了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所在，也就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之路劃清了界限。

在田教授的市場化改革的路徑中，同時要求發揮企業家精神，要求將國有企業民營化，發展壯大民營經濟。他指出，“無論是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國有經濟，還是混合所有制的經濟，實現資源有效配置所需要的信息一定比競爭市場機制需要的多，即需要花費更多的成本來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這個結論對中國為什么要搞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國有經濟民營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并且指出，“市場經濟保持長期活力的根本就在于創新和創造，這源于企業家精神，源于企業家不斷地、富于創造性地破壞市場的均衡，也就是他所說的‘創造性破壞’。要形成創新的土壤，鼓勵和保護創新，基本要靠逐利的企業家和民營經濟。”[4]他認為，“對于國企而言，由于先天缺乏承擔風險的激勵機制，不可能去冒這樣的高風險。而對于民營經濟，由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強烈動機，最敢于冒風險，從而最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力。”[4]

筆者認為，首先，如果國有企業真沒有競爭力，那么也不會在市場經濟浪潮中涌現出無數發展壯大的國有企業，比如，中國建材集團、中國醫藥集團等。其中有些國有企業還躋身于世界500強。前段時間，在美國《時代周刊》上，美國的一位政治學家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認為，中國經濟未來會超過美國，源于“中國有能力利用國有企業來提升其國外影響力”。

其次，如果國有企業真沒有創新意識和創新動力，不能承擔高風險的話，那么，這應該是那些鼓吹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國外資本家及為其服務的學者們樂見其成的，而沒必要在這里為國有企業民營化鼓與呼。并且，國有企業并非是政府壟斷起來的，壟斷是自由市場競爭的結果。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在競爭中大企業必然比小企業更具有抗風險能力，從而，生產也逐步向大企業集中，最終必然形成壟斷。從而，壟斷不是人為形成的，而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同時，在這里，田教授還指出，市場經濟的活力依靠企業家的創新和創造精神。然而，企業家的創新和創造都是源于普通勞動者的勞動創造，沒有普通勞動者將勞動力出賣給企業家，也就沒有企業家的創新和創造。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已經非常明確地指出正是勞動者把勞動力作為商品讓渡給資本家，才使得資本家不費一絲一毫的力氣就能有那么多的創新和創造。“資本家支付勞動力價值或偏離這一價值的勞動力價格，在交換中取得對活勞動力本身的支配權。

他對這種勞動力的利用分為兩個時期。在一個時期，工人只生產一個等于他的勞動力價值的價值，因而只生產一個等價物。這樣，資本家與付出勞動力的價格，得到一個價格相等的產品。這就好像資本家是在市場購買現成的產品。而在剩余勞動期間，勞動力的利用為資本家創造出無須他付出代價的價值。他無償地獲得了勞動力的這種利用。”[2]611

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過度鼓吹市場化、將國有企業民營化，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和發揚企業家精神的目的，在于要否定我們國家公有制的經濟基礎，走向私有化的發展道路，從而顛覆社會主義政權。

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雖已鄭重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16]然而，新時代并不意味著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取得偉大勝利以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已實現。我們為了實現偉大夢想，還必須進行偉大斗爭。斗爭首先就要對一切削弱、歪曲、否定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行進行堅決反對。于是，對于具有明顯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所謂“現代經濟學”我們就要堅決批判、堅決抵制，讓諸如田教授之流的“現代經濟學”的神甫們的無知無所遁形。同時，我們政府官員、高校學者、研究人員應始終堅持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及其當代新發展，占據主流的意識形態，避免我國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被異化，避免我國走上改旗易幟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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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8-05-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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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田國強.現代經濟學的本質（下）[J].上海：學術月刊，2016（8）：5-15.

[7] 凱恩斯.勸說集[M].蔡受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224-225.

[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8.

[9] 毛澤東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9.

[1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747.

[11]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