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資本浪漫主義”故事為什么講不下去？
點擊： 作者：郭松民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8-09-11 11:55:59
“要救中國，就只能靠凝聚起工農大眾的力量，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如此才能為中國的實業開辟光明的前景。“資本浪漫主義”文藝不了解或故意忽視了這一歷史邏輯，所以他們的故事就總是虎頭蛇尾，講著講著就講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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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位學者曾這樣感嘆，今日中國很像十八、十九世紀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歐洲。
這個判斷，如果單從財富快速積累、貧富差距迅速擴大、人欲橫流等角度上來看，我是同意的；但如果從文學／文化的角度上來看，我就不能同意了。
為什么這么說呢？
這是因為，在19世紀的歐洲，主流的文學流派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
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大師們在自己的作品中，廣闊而深刻、真實而生動地反映了當時歐洲的社會風俗、人情、國民性和階級矛盾等，深入地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精神童話，把人間的一切苦難，都形象且淋漓盡致的昭示給了讀者。
盡管他們的出發點僅僅是改良資本主義制度，但對現實的強烈批判，則在客觀上表達了廣大人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滿和抗議。
所以，高爾基曾經高度評價它為“十九世紀一個主要的，而且是最壯闊，最有益的文學流派”。
比如，法國著名作家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深刻地揭露了金錢統治所造成的種種罪惡。
其中，《歐也妮·葛朗臺》寫出了葛朗臺這個資產階級暴發戶一生的歷史，活化出葛朗臺極其貪婪、極端吝嗇“守財奴”的典型性格，無情地嘲弄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之間赤裸裸的金錢關系。
再比如，狄更斯的《霧都孤兒》則真實地展現了社會的黑暗，鞭笞了所謂“慈善機構”虐待兒童的罪惡，抨擊了當時的“新濟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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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目前的中國，雖然正在經歷著和十九世紀的歐洲相近似的歷史進程，然而非常令人不解的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在主流卻幾乎連影子也看不見。
看到的則是筆者稱之為“資本浪漫主義”文藝的東西（當然由于技術的進步和觀眾欣賞習慣的改變，誠如一位論者所言，長篇電視連續劇已經取代了長篇小說）。
比如，《紅頂商人胡雪巖》、《錢王》、《天下第一樓》、《白銀谷》、《龍票》、《大宅門》、《大染坊》、《喬家大院》、《走西口》、《闖關東》、《新安家族》等等……
與歐洲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筆下的那些貪婪、吝嗇、狠毒的主角不同，中國的這些“資本浪漫主義”電視劇故事的主角，個個都是義薄云天的商業英雄、財富英雄，甚至是民族英雄。
他們投身于商界、實業界的目的，不是單純地為了發家致富，而是為了扶貧濟困、造福鄉里、兼濟天下，甚至干脆就是為了振興中華。
對他們的塑造，完全遵循了三突出的創作原則[注釋]，毋庸諱言，“資本浪漫主義”文藝的特點在于美化資本家／民族資產階級，賦予了他們推動歷史進步、挽救民族危亡的色彩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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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以新生的資產階級為主角，人物為什么會有如此不同？
美國學者漢德森曾經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重要的是講述神話的年代，而不是神話所講述的年代”。
要理解“資本浪漫主義”作品，也應該從今天這個“講述神話的年代”開始談起。
這40年來，總的來看是以市場化、私有化為取向，在這一個過程中，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又再次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萌芽到發展壯大的歷史過程。
雖然和國際資本、買辦資本相比，他們仍然弱勢，但和原來的公有制經濟相比，他們已經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
在政治上，他們也早已不復當年吳下阿蒙，脫帽加冕，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并被特許代表先進生產力。
“資本浪漫主義”文藝系列的影視作品，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
和19世紀歐洲的知識界、文化界對精明勢利的新生資產階級持強烈的批判態度不同，中國的知識界、文化界對他們是高度認同的，“人間正道私有化”可以說是中國主流知識界、文化界的基本共識。
為什么會這樣？原因主要有兩點：
其一是在這個“新階層”身上，寄托著中國主流文化界推動中國社會向西方模式轉型的希望；
其二是知識分子在經濟上的依附性所決定的，這一點同樣毋庸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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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資本浪漫主義”的文藝大師，在重新講述民族資產階級的神話時，遭遇了一個無法突破的瓶頸——那就是近代以來的客觀歷史證明，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先天不足，后天失調。 無論是徽商、晉商，還是浙商、蘇商，或者別的什么商，又無論他們如何精明強干、機關算盡、大義凜然，卻都承擔不了挽救中華民族于危亡之中的責任！ 不僅如此，他們自己在國際壟斷資本、買辦資本以及官僚資本的重壓下，一直是處于氣息奄奄、日薄西山的狀態。 可以說，在揭示民族資產階級的宿命方面，茅盾的《子夜》是文藝作品中的一座高峰，至今無人超越。 待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一起，遵循“覆巢之下，寧有完卵”的鐵律，民族資產階級如果不愿意落水當漢奸，也就破產的破產，逃難的逃難了。 對于資本浪漫主義的文藝大師們來說，一個最難以逾越的門檻是：實業救國已經被晚清以來的歷史證明是一條失敗的道路，中國不能抵御日本的大舉入侵就證明了這一點。 因此，前述所有“資本浪漫主義”文藝的系列作品，在講述到1937年時，調子都會變得悲壯起來——因為無法直面悲劇，所以只能悲壯，但悲壯卻無法掩蓋悲劇的本質。 要先救中國，才能救中國的實業。 要救中國，就只能靠凝聚起工農大眾的力量，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如此才能為中國的實業開辟光明的前景。 近代一百多年以來的歷史反復證明了這一點。 “資本浪漫主義”文藝不了解或故意忽視了這一歷史邏輯，所以他們的故事就總是虎頭蛇尾，講著講著就講不下去了。 “三突出”是中國wg期間的文藝指導理論之一。 最早由于會泳在1968年5月23日在《文匯報》《讓文藝界永遠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陣地》一文中提出，受到江青等人的贊同和推廣，被稱為“文藝創作塑造無產階級英雄人物必須遵循的一條原則”。 其主要內容為：1、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2、而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3、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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