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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洪教授的“中國經濟學之路”到底是一條怎樣的路？

中國經濟學到底應該是一門怎樣的經濟學?該朝著哪個方向奔?往哪條路上走?洪教授在他的“中國經濟學將會如何演變?”(或“中國經濟學之路”)一文中從不同的角度為我們作了明示。

首先，他在對過去30年中國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回顧中為我們作了這樣的點化。他認為，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在過去30年中一直處于“從以政治經濟學和計劃經濟理論為主的理論體系，轉為以市場經濟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現代經濟學”(所謂現代經濟學就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或現代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筆者注。以下同。)的“深刻的轉型中”，對此表示了由衷的肯定與贊譽。他說：這是中國經濟學領域的“巨大進步”，希望中國經濟學家們“繼續追蹤”，“努力縮小與現代經濟學最先進的教育和研究水平的差距”

其次，在談到中國經濟學家今后的任務與中國經濟學未來走向時，洪教授又為我們作了這般提示。他說：

【“中國經濟學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主要任務，是運用現代經濟學先進的理論與研究方法，結合中國經濟現實進行理論創新，從理論上解釋中國經濟現實并指導中國經濟實踐。在這一過程中，必須吸收全世界包括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實踐中的經驗教訓和理論創新的所有合理成分，為我所用。”】

另外，在談到中國經濟學的實質性內涵或所謂特色時，洪教授也為我們作了如此闡釋。他說：

【“市場經濟理論，主要就是研究在市場條件下，經濟決策者如何對稀缺資源進行最優配置的一門科學，其基本框架、基本原理、基本分析方法是無國界之分的，可以用來研究實行不同經濟制度，同樣運用市場調節機制的所有經濟體。因此可以說，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只有一個。”】

還說：

【“運用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基本分析方法，結合中國實際，用符合現代經濟學規范和國際慣用的術語與方式，來解釋中國經濟實際運行的規律......而不是試圖去獨創另一套有別于現代經濟學基本原理的經濟理論。這就是‘中國經濟學’的實質內涵，也是‘中國經濟學’的特色，有望形成Ronald Coase所說的‘中國經濟學派’。”】

最后，在談到中國經濟學學術評價方式與評價標準時，洪教授又為我們作了這番說明。他說：

【“在中國高校的經濟學教育與研究，特別是學術型研究生教育和學術研究方面，應該有一個主要的、比較客觀的學術評價方式和體系。而真正能夠體現學術水平和科學價值的是高水平的、經過匿名審稿的經濟學學術期刊，特別是海外高水平的經濟學學術期刊的論文。以在高水平經濟學學術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作為中國高校經濟學者最主要的學術評價標準”。】

他還說：

【“隨著將國內外一流經濟學學術期刊論文作為經濟學研究最主要甚至唯一的學術研究評價標準，中國高校經濟學研究目前相對比較浮躁的學術氛圍將大大改善，中國經濟學研究水平也將大幅度提升。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經濟學在經歷過這次深刻的轉型過程后，將成為一門既與現代經濟學接軌，又能為中國經濟改革和全球化實踐提供理論指導的科學，形成具有廣泛國際學術影響力的中國經濟學派。”】

這就是洪教授為我們中國經濟學所指出的一條所謂演化之路，或轉型之路。

讀罷上述諸點，筆者不免心中發怵，感到不寒而栗，大有被奴化與被殖民化的感覺。因為不論從哪種角度看，洪教授給我們指引的路說穿了，就是要我們“運用現代經濟學先進的理論與研究方法”，“以國際同行慣用的術語和方式”來說明、解釋并指導中國現實，用現代經濟學的標準作為“最主要甚至唯一”標準來評價、規范中國經濟學，讓中國經濟學“與現代經濟學接軌”，并且強調“而不是試圖去獨創另一套有別于現代經濟學基本原理的經濟理論”。總之，中國經濟學只能走西方經濟學之路，以西方經濟學作引領，最后完全“與現代經濟學接軌”，成為西方經濟學的被殖民者。中國的經濟學若真的是朝著這個方向奔、按著這樣的路子走，那還是中國經濟學嗎?不言而喻，它只能是西方經濟學或現代經濟學的被殖民者。那時，我們的中國經濟學只能成為西方經濟學的附庸，隨西方經濟學亦步亦趨，為首是瞻;同時，中國經濟學家也只能成為西方經濟學家的應聲蟲，跟著他們隨聲附和、人云亦云。想到此，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好像馬上就要被扔進地獄一樣似的。

二、中國經濟學為什么不能走西方經濟學之路？

眾所周知，經濟學是一門具有鮮明階級性和意識形態特征的社會科學。經濟學從產生到現在幾百年的時間里從來就是如此。這一點，洪教授自己也是認可的，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是這么明明白白說的。經濟學，自從以一門獨立的學科出現以來，馬克思就認為，它有著“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和“勞動的政治經濟學”之分。“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它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所以它被稱為“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而“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則是為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其它勞動人民的利益服務的，所以它也被稱為“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學”。“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由于它的特殊階級屬性，再加上它又是由一些西方國家的學者創立的，所以亦被稱為西方經濟學。按照馬克思的理解，“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又有古典政治經濟學與庸俗政治經濟學之分。所謂“現代經濟學”屬于“資產階級的經政治濟學”的后一類，即庸俗經濟學。而“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則屬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它是由馬克思親自創立的，其代表作是他的鴻篇巨著《資本論》，這是真正科學的政治經濟學。《資本論》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為研究對象，[2]8創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與該生產方式的階級本質、運行規律、發展趨勢及歷史結局，是一部宣告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戰斗祭文。此外，它還是一部指導世界工人階級、勞動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科學指南。中國經濟學，筆者認為，理應屬于這一類，即“勞動的政治經濟學”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可見，所謂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就其根本性質來說是相互排斥與根本對立的，二者風馬牛不相及。盡管它們在若干具體問題上可能有些可相互借鑒、相互融通的地方，但這不能抹煞二者之間根本質的差別。有鑒于此，請問：這種與中國經濟學根本對立的所謂現代經濟學能說明、解釋我們的現實嗎?能指導我國的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大業嗎?筆者認為，不能。因為這里首先有一個“姓資姓社”的問題。西方發達國家從根本制度上來說，它們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雖說各自實行的都是市場經濟體制，但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即使生產資料為其國家所有，但其最后的本質仍然是私有制，因為資本主義的國家不過是那種“理想的總資本家”而已。而我們的市場經濟卻是建立在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基礎之上的，即使它還很不完善、很不充分，遠沒有達到馬克思恩格斯所預想的那種程度。然而，無論怎樣，它畢竟為全體國民共同所有而非為個別人或少數人所有。由于中西各方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不同，所以，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也就根本不同。這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理論說明、解釋不了我們的現實，指導不了我國的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大業。尤其是所謂現代經濟學，它是西方經濟學的庸俗部分，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演化與積累，特別是經過上世紀80年代“華盛頓共識”的武裝之后，它潛心推銷其“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的政治主張與政策措施，使之在庸俗化的道路上越滑越遠，成了極端庸俗化的理論。這樣的理論更不可能說明、解釋中國的現實，更指導不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大業。

洪教授說：

【“不管是私有制，還是中國目前的以公有制為主導的混合市場經濟制度，都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通過市場機制進行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實踐者，無論是公有制企業的法人代表，民營企業家，還是消費者個人，均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都是在維護自身所代表的利益的前提下，根據市場價格信號，從事經濟活動(的)”。】

對此，筆者認為，問題沒有那么簡單。因為，雖然不管是以私有制為基礎，還是以公有制為主導的市場經濟都要通過市場機制來進行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各經濟主體，無論是公有制企業的法人代表、民營企業家、還是消費者個人，都要根據市場價格信號來從事經濟活動。但是，建立在不同所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自然有不同的特點、不同的運行規則與發展規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西方市場經濟，其運行與發展只接受資本主義一種經濟規律的指導和約束(包括資產階級國家的指導與約束)，而在我國現實條件下，市場經濟是建立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基礎上的，所以，它除了要接受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指導和約束外，更要接受(不論其廣度還是深度)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指導與約束。此外，它還要接受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即國家法律、政府政策、國民道德、傳統文化、歷史習慣等因素的影響與作用。因為我們的市場經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高度統一的市場經濟，而不是那種完全或充分自由的市場經濟，也不是現代某些西方發達國家的所謂“有管理的市場經濟”。因而，在這種情況下，同是市場機制、價格信號，它們卻有不同的作用機理和實現方式。我國經濟的這種現實及其所面臨的具體問題，是現代經濟學過去從未碰到過的，因而，它無力面對我國的社會現實，不可能為我們提供有效的理論說明、解釋。

此外，進而言之，筆者還認為，現代經濟學不僅不能說明、解釋中國的現實，指導不了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大業，而且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問題也說明不了，解決不了。因為它不是科學。那種西方經濟學(包括現代經濟學在內)是科學、乃至唯一科學的說法，只不過是西方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用以欺騙公眾、愚弄公眾的一種手法。就其本質而言，它是一種偽科學與反科學的東西。眾所周知，西方經濟學、包括現代經濟學在內，它的理論體系都是建立在由一系列假設條件作前提的基礎上的。這些假設條件因為是假設的，所以就沒有任何客觀依據，而只能由經濟學家們頻自己的主觀意識作任意想象。并且這些由經濟學家們想象出來的種種假設條件還極其苛刻與復雜，可以說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這如一些西方經濟學家自己所說的那樣，幾乎是到了要把整個世界變成一個沒有任何摩擦力和空氣阻力的世界。這豈不荒唐?具體情況無需細言，僅以所謂“經濟人”假說為例。經濟人假說，是全部西方經濟學，包括現代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得以建立的第一個、且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前提。它認為，人并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種社會關系的總和，而是一種所謂的“經濟動物”，其秉性就是自私，乃至極端的自私。人的一切活動都是按照“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法則進行的，并且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的私利可以不擇手段。如此而已。

這樣的假設豈不荒謬，令人恐怖?建立在這樣一種基礎上的理論還有科學性可言嗎?正因為如此，所以，它的原創者亞當·斯密在他進行《國富論》創作的過程中，也沒有放棄對道德哲學的研究，并且還抽出時間對他的《道德情操論》進行修訂，在1767年出版了第3版；1774年，《國富論》寫作完成，斯密又一次對《道德情操論》進行修訂，出版了它的第4版。此后的16年中，斯密除了對《國富論》僅做過一次修訂外，其余全部時間一直在潛心修訂《道德情操論》一書，出版其第5、6版，直至他的人生終點。這一情況是否表明斯密對所謂“經濟人”假說一事本來就心存疑慮?

在這種假設前提下建立起來的理論能是科學嗎?這樣的理論，能真正說明、解決資本主義的現實問題嗎?試問：那種困擾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一、二百年的經濟周期問題為什么總是得不到排除或遏制?或者那種市場需求不足、勞動就業不充分，或者所謂流動性時而過松、時而偏緊的難題為什么總是與資本主義如影隨形、纏綿繾綣?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別的且不說，就以本世紀來發生的源于美國次貸危機爾后又危及整個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機，那些宣稱可以將經濟活動數字化、信息化，對經濟運行作精確計算、準確預測的現代經濟學，為什么事先沒有絲毫覺察，作出點滴反應?面對如此重大的事件，美國15000多位經濟學家全都成了聾子、瞎子!危機爆發后，英國女皇到倫敦經濟學院向經濟學家們發出“為什么英國經濟學界沒有人預測到這場危機?”的質問時，在場的經濟學家們個個目瞪口呆、無言以對，全都成了啞巴和傻子!試問：現代經濟學的所謂科學性、權威性到哪里去了?這能讓人們相信現代經濟學是科學嗎?否!不僅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度的人們不相信，而且連那些生活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們，即使是那里的政府高官也不相信，甚至包括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也不例外。面對如此洶涌澎湃的金融危機，他們并不熱心去請教那些所謂現代經濟學的大師，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而是抱著一顆虔誠的心去請教那位已經離世100多年的馬克思，如饑似渴地去拜讀他的《資本論》。一時間，在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掀起了一股馬克思熱、《資本論》熱。由此，還掀起了一股經濟學改革浪潮。這豈不是令人啼笑皆非，不可思議嗎?這正好從另一方面對現代經濟學的所謂科學性、權威性作了個最好的詮釋。

上述可見，現代經濟學的理論不能說明、解釋和指導中國的現實，至于它的研究方法，乃至表術用語就更是不值得一說了。因為研究方法、表術用語是為一定原理的闡述和理論體系的建立服務的，有什么樣的理論要求就會有什么樣研究方法和術語來為之服務。由于現代經濟學的偽科學性，自然，那種所謂一定要把現代經濟學的標準作為評價、規范中國經濟學的“最主要甚至唯一”標準的主張也是完全錯誤的，極端有害的。同樣，那種所謂中國經濟學只能“快速轉型”，“與現代經濟學接軌”，而不能“獨創另一套有別于現代經濟學基本原理的經濟理論”的主張更是荒唐、怪謬與霸道。試問：一種連西方資本主義的現實都說明不了、解決不了，因而連西方人都不相信的理論，怎么又可以解釋、說明和指導中國現實呢?既然如此，那為什么又要將它強加給中國，而不讓我們獨創一個有別于它的中國經濟學呢?這是誰家的理論、誰家的邏輯?這不是明明白白地要將中國經濟學往被殖民的路上引嗎?這樣的理論、這樣的邏輯我們絕不接受，這樣的路子我們絕不走!我們一定要奮發努力，另辟蹊徑，創造出有我們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當然，我們這么說，并不意味著我們會完全拒絕整個西方經濟學，包括現代經濟學。西方經濟學，若對某些具體原理作具體分析，還是有著某些合理成分可以為我們借鑒的，如其中的彈性原理、邊際原理等等。此外，還有那些階級性不太強、意識形態特征不太重的應用學科，如生產力經濟學、產業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統計學、會計學、市場營銷學等等。這些都是可以為我們所借和鑒利用的，我們決不會將之一律拒之門外的。當然，這種借鑒與利用也是有選擇、有條件、有分寸的，決不是多多益善，來者不拒。

三、中國經濟學到底應該走一條什么樣的路？

中國經濟學既然不能走西方經濟學之路，而需要另辟蹊徑，那么，這條路又該如何走?習近平同志在視察中國人民大學《資本論》教學中心時的講話為我們指明了方向。他指出：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兩大理論成果，追本溯源，這兩大理論成果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指導之下取得的。《資本論》作為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之一，經受了時間和實踐的檢驗，始終閃耀著真理的光芒。加強《資本論》的教學與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要學以致用，切實發揮理論的現實指導作用，進一步深化、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這就告訴我們，中國經濟學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尤其是馬克思的《資本論》作為我們的基本理論遵循和方法論指導，研究和總結我國市場經濟的具體實踐經驗，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給予理論抽象與升華，創立獨具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對此，洪教授有自己的看法，他不主張、不支持我們的選擇。洪教授說：“在中國經濟學快速轉型、日益與現代經濟學接軌的過程中，人們不可避免地會提到中國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之間的關系。.......其實這個問題，不用回避，也不必擔心。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主要是馬克思的《資本論》，特別是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這是馬克思在吸收亞當·斯密、李嘉圖等前人的經濟理論研究成果、總結他那個時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寫出的有關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政治經濟學。《資本論》顯示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質的非凡觀察力與洞察力，這一點至今無人能出其右。”還說：

【“由于時代和實踐的限制，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最近幾十年人類的一項嶄新的實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在市場機制條件下如何運行的研究非常少。事實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運行與實踐，在馬克思逝世后的100多年來，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關于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如何運行這方面的研究卻不夠。”】

云云。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包括馬克思的《資本論》不適用，有局限，不能作為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構建中國經濟學的指南與依據。

對此，筆者只能這樣來回答洪教授：“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馬克思的《資本論》只是“在吸收亞當·斯密、李嘉圖等前人的經濟理論研究成果、總結他那個時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寫出了“有關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政治經濟學”嗎?馬克思主義，包括克思的《資本論》不能作為我們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構建中國經濟學的指南與依據?洪教授真是錯得太遠了!實際上，馬克思的《資本論》除了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揭示其剝削本質、發展規律與歷史趨勢之外，還有很多創新和與發展。并且，這種創新和發展是全面的、系統的、歷史性的。正是因為這樣，所以，《資本論》的誕生，實現了人類思想史上的一次深刻革命。

首先，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著述《資本論》的過程中，運用了由他自己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法，這是迄今為止，人類正確認識與研究自身歷史及一切社會現象最根本的世界觀與方法論。這也是我們研究一切社會經濟問題的總的指導思想與根本方法。這種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精髓集中體現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貫穿于他的《資本論》的全書。馬克思就是憑借這一世界觀與方法論，完成了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考察與研究，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規律，最后得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科學結論，并且對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作了一系列科學預言與構想。《資本論》的誕生，完成了對歷史學、政治經濟學與社會主義思想的最后批判，獨創了一宗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馬克思的這一世界觀與方法論，具有永恒的真理性與科學價值，值得我們永遠恪守與遵循。這也是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在構建中國經濟學時必須始終遵循的思想原則。

其次，即使在經濟學領域，馬克思的《資本論》也不只是“在吸收亞當·斯密、李嘉圖等前人的經濟理論研究成果、總結他那個時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寫出了“有關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政治經濟學”，而且也有許多創新與發展。馬克思如是說：我的這部書即《資本論》從理論方面來說，有“三個嶄新的因素”。這就是：一是對剩余價值與它的具體形式地租、利潤、利息等作了區分，揭示了地租、利潤、利息的本質;二是從商品的二因素中發現了勞動的二重性，為破解資本主義經濟的全部秘密找到了“生理解剖刀”;三是將工資形式與其本質作了區別，揭穿了資本主義工資的欺騙性和資本主義剝削的隱蔽性。如此等等。

實際上，《資本論》的創新與發展并不就是這些，除了這些之外，首先是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創新與創造。這是史無前例的。當然，僅就理論方面來說，也不只這三個方面，而是全面的、系統的。馬克思的這種創新品格、創造精神也是激勵我們構建中國經濟學的強大精神動力。構建中國經濟學是一項十分艱巨、復雜的創造性勞動，沒有先例，沒有捷徑，完全靠我們自己去創造，沒有創新品格與創造精神，是絕對不行的。《資本論》正好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了難得的精神激勵，這是比金子還要寶貴的精神財富。

另外，《資本論》還創造了一個由眾多經濟學科構成的科學體系，完成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集大成。愚者見，在《資本論》中，還蘊藏著馬克思的市場學、市場經濟學、生產力經濟學、土地經濟學、時間經濟學、人口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經濟倫理學，以及生產關系再生產理論、資源配置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收入分配理論、消費者理論，等等，等等。事實上，《資本論》是一座無盡的思想寶庫，只要我們潛心研究，深入開發，還將會有更多的發現。怎么能說《資本論》只寫出了“有關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政治經濟學”呢?《資本論》中如此豐富的思想寶藏不是我們構建中國經濟學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理論資源嗎?尤其是其中的市場經濟學。

筆者認為，如果不懷偏見，任何一個有良知的學者，都會明白《資本論》也是一部真正科學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學。眾所周知，《資本論》研究過商品與貨幣、市場與價格、供給與需求、競爭與壟斷、分配與積累、生產與再生產、世界市場與國際貿易等。這些，都是一般市場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問題，它關于這些方面的原理，也都是一般市場經濟學的重要內容，如商品及其價值理論，貨幣本質及其流通規律理論，市場及價格變動理論，供給與需求相互關系理論，競爭與壟斷相互關系理論，分配與生產、消費及積累相互關系理論，生產、再生產的本質及其相互關系理論，世界市場與殖民的理論，國際貿易與國際價值理論，等等。

如果我們的思維不僅限于此，《資本論》中那些即使是關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具體或特殊范疇、規律與原理，只要我們通過科學抽象，將其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的那種特殊生產關系撇開，其所剩下的部分對于其他形式的商品經濟，特別是那些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商品經濟也是普遍適用的，因而，它們都是構成一般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原理的重要內容。比如，《資本論》關于資本及其有關范疇。資本，按照馬克思的規定，它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是資本家支配雇傭勞動的一種特殊權力。如果我們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予以撇開，就可將資本視為能夠在生產過程中發生價值增殖的某種生產條件。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今天在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過程中，也仍然保留了資本這一范疇，即使是是在公有制經濟內部也不例外。再如，關于剩余價值及其有關范疇。剩余價值，在《資本論》中，它是指由雇傭工人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那個超過勞動力價值的價值，體現著資本家對工人一種剝削關系。如過撇開其特有的社會生產關系，作為那種超出勞動者自身需要以外的剩余勞動。這種剩余勞動，不論在哪種社會狀態下也都是存在的。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它不僅可以體現在剩余勞動產品中，而且還會體現在它的價值形式上。剩余勞動產品的這種價值形式，不論人們怎么稱呼它，但作為一種價值余額它總是一種客觀存在的。這樣，作為剩余產品的價值存在自然也就成了所有商品經濟社會共有的經濟范疇。既然如此，那么，與此相關的利潤、利息、地租等范疇也一樣。因為它們都不過是剩余產品價值形式的一種變相的存在或別稱而已。這些范疇即使在我們今天仍然是存在的。

既然資本、剩余價值這些核心經濟范疇都可以是所有形式的商品經濟社會存在的一般范疇，那么，《資本論》中，一些與此有關的如資本增殖、資本積累、個別資本的循環與周轉、社會資本再生產與流通、利潤平均化等范疇及其相關原理，也一樣是適用于所有其它形式的商品經濟社會的。如在資本增殖與積累方面，通過采用新的技術手段，節約物化勞動與活勞動，增強資本的價值增殖能力的方式與方法;在個別資本循環與周轉方面，各種職能形式的資本空間上的同時并存、時間上的相互繼起和數量上的按比例分配，確保資本運行的連續性，以及最大限度地節約流通時間，加快資本周轉，提高資本盈利率的原理;在社會資本再生產與流通方面，社會生產各部門在物質形式與價值形式上必須在其質與量的兩個方面相互適應，保持均衡狀態，以及貨幣在其流通中的重要作用的原理;在利潤平均化方面，關于資本競爭與資本轉移，促進資源流動，實現合理配置的原理;此外，還有關于銀行的作用及其與之有關的經濟參數如利潤率、利息率、股息率等對社會經濟活動調節作用的原理，如此等等。這些也都是對商品經濟一般原理與規律的揭示，它對所其它有形式的商品經濟、尤其是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也都是適應的。

總之，《資本論》是一部關于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的經典文獻，是真正科學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學。其基本原理與研究方法適用于研究任何形式的市場經濟。如果洪教授的“市場經濟原理只有一個”的說法是成立的話，那么，它就是馬克思的市場經濟學，而非所謂現代經濟學。此外，在馬克思的思想寶庫里，除了這些關于市場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之外，還有關于社會主義的一系列科學原理，尤其是《資本論》更是一部關于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教科書。馬克思在著述《資本論》的過程中，可以說，他吸收了自己和恩格斯以往全部文獻中關于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精華，因而在這里他最早對社會主義的本質及其特征作了清晰明白且集中的闡述。同時，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活動、尤其是那些制度性的矛盾時，也往往對社會主義作出過許多、乃至一系列科學預測與構想。因而，在《資本論》中，有馬克思主義非常豐富的社會主義的科學原理。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將這二者結合起來，用以指導、總結我們今天的具體實踐，這既是我們構建中國經濟學的根本指導思想和基本遵循，也是其主要的理論資源。

上述可見，洪教授把馬克思的《資本論》看著只是“在吸收亞當·斯密、李嘉圖等前人的經濟理論研究成果、總結他那個時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寫出的有關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是輕率的，錯誤的。洪教授之所以如是說，這么做，是為了兜售他的所謂現代經濟學，排斥馬克思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學構建中的指導作用與主導地位，將中國經濟學引向西方經濟學之路。然而，在另一方面，洪教授還向中國學者奢談什么中國經濟學的所謂“中國特色”、“中國學派”，云云。這不是出爾反爾，自相矛盾嗎?一個洪教授說“市場經濟原理只有一個”即現代經濟學，中國“而不是試圖去獨創另一套有別于現代經濟學基本原理的經濟理論”，因而中國經濟學只能“快速轉型”，“與現代經濟學接軌”。而另一個洪教授又來一個所謂“中國特色”、“中國學派”之說。這到底讓人們相信哪一個洪教授呢?筆者認為，我們應該相信前一個洪教授，因為他道理講得最充分，并且把馬克思的《資本論》都排斥掉了。后一個洪教授則是信口開河，言不由衷，不可相信。

四、簡短的結論

綜上所述，使我們看到，現代經濟學由于它固有的階級屬性和一系列以庸俗的假設條件為前提的立論基礎，使它的理論不可能被全人類共同接受。特別是還由于這一理論經歷過“華盛頓共識”的武裝，達到了庸俗經濟學的極點，成了西方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欺騙世界人民的手段，使它越來越不得人心。洪永淼教授的“中國經濟學將會如何演變?”或“中國經濟學之路”向中國學者力推現代經濟學，要中國經濟學“快速轉型”，“與現代經濟學接軌”的主張是錯誤的，極其有害的。它既嚴重脫離我國的基本國情，也根本背離我國經濟學的發展方向與發展目標，更是完全違背我國一批真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志向與意愿，只能把中國經濟學引入歧途。

同時，還使我們明白，面對當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事業，我們必須要有我們自己的經濟學。中國經濟學只能是社會主義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能指導我國具體實踐的經濟學。因而，我們必須另辟蹊徑，走自主創新之路，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尤其是馬克思的《資本論》，作為我們的基本理論遵循和方法論指導，研究和總結我國的豐富實踐與寶貴經驗，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給予理論抽象與升華。

因此，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尤其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成了我們構建中國經濟學的首要任務和必須練習的基本功。沒有這項基本功，那我們就只能是坐而論道、紙上談兵。當然，我們還要認真學習我們中國領導人、尤其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關于構建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戰略思考以及形成的一系列理論成果，這是最新、最活、最現實的中國經濟學的理論泉源。如關于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關于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關于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思想;關于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的思想;關于“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思想;關于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并使之相互協調、良性互動、深度融合的經濟發展的理論;關于進一步擴大開發，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積極參與世界濟經治理，確保國家經濟安全的思想，等等。這些都是非常寶貴的理論成果和重要的思想資源。它不僅為我們構建是中國經濟學提供了重要指導思想，而且還直接提供了的重要思想資源，成為中國經濟學的重要理論瑰寶。

最后，筆者相信，只要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刻苦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我國領導人關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并以此作為我們重要的指導思想和理論武器，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的豐富實踐經驗，使之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由此可以想見，構建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愿景不要多久就會變成現實。事實將證明，這才是我們唯一可行的道路。

“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

【屈炳祥，武漢大學市場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經濟學家圈”，原標題《非此，即彼!——就“中國經濟學之路”與洪永淼教授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