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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2019年1月3日在京成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賀信中指出，“希望中國歷史研究院團結凝聚全國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在這一史學界的盛事之際，筆者也想簡單談談應該如何用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歷史，并簡單評析目前若干流行的觀點。

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理論

現在的史學界當中，受到攻擊最多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觀點。一部分歷史學家宣稱，中國古代的皇朝普遍采取了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并不符合地主階級的利益，所以并不存在什么代表地主階級的問題；中國古代的農民戰爭實際上主要的參與者都是流民，努力種地的農民一般不會參與農民戰爭，所以所謂農民戰爭的提法本身就是錯誤的；辛亥革命時期有聲望的大資本家一般并不支持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所以辛亥革命不是資產階級革命；國民黨掌權時期和農村地區的地主之間也有不少沖突，所以不能說國民黨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今天的美國等發達國家政府也采取過一些“反壟斷”的措施，所以說美國政權代表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是不對的……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應該怎樣看待這些觀點呢？事實上，這些觀點都只不過是先歪曲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理論然后再批駁，類似于射箭之后再畫靶子。只要我們真正了解一點兒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理論與中國的史學發展史，就會看出相關觀點其實不過是民國時代那些反共文人被批倒批臭的謬論又沉渣泛起了而已。

一方面，按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階級整體并不等于階級當中具體的個人。說某個政權代表某個階級的利益，其實也就是強調其統治中心是維護某種生產方式的存在，并不是說和這個階級具體的個人之間就不存在沖突。我們強調古代封建王朝都是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是因為地主剝削農民這種生產方式如果滅亡，他們也就無法再統治下去了。其采取一些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恰恰是為了地主能夠更持久的剝削農民。這種代表地主階級整體利益的做法和一部分地主個人之間的眼前利益發生沖突，絲毫也不奇怪。國民黨集團和今天的美國也類似。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強調一切剝削階級都必然滅亡，一個重要的論據就是剝削階級內部的矛盾同樣是不可調和的。今天的某些史學家不斷的炒作剝削階級政權和某些剝削階級個人之間的沖突，其實非但不能否認階級的存在，反而恰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正確性與科學性。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一個基本觀點是，在歷史上發揮過進步作用的那些被統治階級，同樣也有著不同成分的區隔。在整體利益一致的前提之下，由于具體受到剝削壓迫的程度不同，所以革命性也不同。按照這個理論，古代社會的佃農要比自耕農的革命性更強，農民階級當中失去土地難以生存的成員革命性才是最強的。近代社會的民族資產階級也可以分為上層與中下層，上層因為和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聯系較多，普遍支持君主立憲或者其他的改良措施，受壓迫較多的中下層才主張用革命的手段，但是較之后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普通群眾的革命，仍然是不徹底的。

因此，今天的某些史學家拼命炒作失去土地的農民才是農民戰爭的主力軍，辛亥革命時期上層出名的資產階級不支持革命而支持改良等案例，同樣不能否認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科學性，反而恰恰證明了被統治階級當中，受到剝削壓迫越嚴重的人往往革命性越強的這個基本原理。

順便說一下，一些歷史學家總是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為基礎的歷史研究在“宣揚仇恨”，是“仇恨史學”。其實，這種觀點同樣是不值一駁的。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愛勞動階級就必然仇恨剝削階級，反之亦然。像那些反對“仇恨史學”的專家就只是反對宣揚地主對農民的剝削，讓人們仇恨地主，卻從來不反對鼓吹土改時地主受到的“迫害”，讓人們仇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二、要注意史料的傾向性和社會的共同規律

除了上面這些直接否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言論，當前史學界當中更流行的一種傾向是鼓吹“去政治化”，自詡“客觀公正”，宣稱歷史研究應該“一切從史料出發”。

這種觀點有著很大的迷惑性，很多人真的認為“這才是真正科學的態度，歷史就應該這么研究”。然而事實上，這也只不過是撿胡適、錢穆為代表的某些民國反共大師的殘渣剩飯。“一切從史料出發”這種理論要害實際上就是否認了史料出處的主觀傾向性，是以“去政治化”的面目迎合了掌控話語權的剝削階級那種“政治正確”。

比如說，如果要是我們認真的檢索古代歷史著作當中關于農民起義的論述，可以保證絕大多數都是否定農民起義的。如果單純看史料，那么我們幾乎必然會得出“農民起義糟得很”這種結論來。然而事實上，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的原因就是古代能夠掌握話語權的本身就是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在記載這些東西的時候當然也是帶有階級偏見的。這就好像今天全世界的話語權基本上掌握在美國的壟斷資本家手里，后人如果單純靠史料研究我們今天的世界歷史的話，那么肯定會認為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體制是最先進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體制是最糟糕的。

當然，這并不是說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研究就可以不要史料，而是說在利用史料時，必須考慮到史料的主觀傾向性和話語權的不均衡性。比如說，新中國成立以后研究李自成時發現，官方正統史學對于李自成是全盤否定的，宣稱李自成是無惡不作的流寇；而一些不太得志的地主知識分子在總體否定李自成的同時，也指出了李自成并不像正統史書所書寫的那么殘暴；而在“李闖王渡黃河”等一些民間傳說當中，李自成就成了一個完全正面的人物。這表面上是三種不同的歷史記述，而實際上是三種不同的階級立場，分別代表了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勞動群眾對于農民戰爭的看法。

還有一種變相否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做法就是突出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差異，從而否認社會發展的共同規律。

比如說，現在很大一部分史學家否認五種社會形態說，特別是否認中國古代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存在。他們宣稱中國從來沒有經歷過奴隸占人口多數的社會，分封建國的制度在秦代以后就基本不存在了，所以五種社會形態的學說并不符合中國的國情。

事實上，這也只不過是重新翻出來了民國時根本沒有看過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簡單化的望文生義的某些大師的陳腔濫調。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奴隸社會只不過是以人身依附為基礎的生產關系占主導的社會，從來不是以奴隸人口的比例作為標準的，更沒有把古代雅典城邦那種商品奴隸制作為唯一的形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就明確把家庭奴隸制作為奴隸制的最早形態，蘇聯與新中國初期在相關著作當中也是給奴隸制劃分為了多種類型，其中宗法家長模式的奴隸制在國家當中才是占多數的。同樣，馬克思主義下的封建社會也不是以分封建國的政治制度為標準，而是指以土地依附為中心的生產關系占主導的社會。

這當然不是說，一切國家和民族都要經歷這五種社會形態。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還是蘇聯與新中國初期的史學家都認為，日耳曼人就沒有經過奴隸社會而直接進入了封建社會。但是，這并不等于就可以胡亂歪曲馬克思主義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等概念來否認中國經歷過這幾個社會形態，更不能否認人類社會的發展存在著共同規律。整體看，人類社會的確經歷過以人身依附為主到土地以依附為主，再到資本依附為主這種共同的規律，至于叫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等名字是否合適則是另一個問題。

三、要注意歷史研究對現實社會的作用

與此相關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一個基本觀點是，一切歷史學都是有現實作用的，因此，妄圖讓歷史脫離現實的觀點，本身就是荒謬的。

事實上，今天某些反對歷史具有現實作用，強調就歷史應該“去政治化”的歷史學家同樣并沒有脫離現實政治。就拿那些否認人類社會的發展存在著共同規律，宣稱“五種社會形態說”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歷史學家來說，恐怕其中有不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要表達“馬克思主義不符合中國國情”，進而表達“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執政不合法”這種弦外之音。

其他一些看似不太重要的觀點同樣帶有濃厚的現實政治色彩。比如說，在現在的近現代史分期問題上，有很多歷史學家反對把鴉片戰爭和五四運動分別作為近代史開端和近代史的重要轉折點，鼓吹應該按照王朝體系研究清代歷史、民國歷史。這不能排除一些人是真的糊涂，但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如果否定了鴉片戰爭和五四運動在近代史分期當中的標志性意義，其實也就否定了“鴉片戰爭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才能救中國”這種話語體系，從而損害了中國共產黨在現實當中的執政根基。

還有，一些人否定“中華文明是唯一延續至今的古老文明”這種說法。他們繼承了湯因比在《歷史研究》當中的觀點，認為西羅馬和東羅馬在西方文明史的地位是差不多的，西羅馬滅亡以后，東羅馬一直存在到文藝復興初期。而和西羅馬滅亡大體同時的西晉滅亡則讓中國的統治中心不復存在，南方地區西晉和之前在中國的地位遠不如東羅馬在羅馬帝國時的地位。所以，中華文明的斷裂程度要比西方文明更加嚴重。其實，這種觀點完全無視了西羅馬滅亡以后西方語言文字和自我認同有了很大變化，相反中華文明在西晉滅亡以后的語言文字和自我認同仍然存在等事實。因此，其實質上也只不過是為了宣揚西方中心主義和逆向民族主義的政治觀點罷了。

這當然不是說，歷史研究就應該簡單的照搬現實政治，更不是說可以不顧歷史的真實情況。只是說，學者們在做歷史研究時要考慮對現實的影響，注意讓自身的研究發揮積極、正面的作用。

最后筆者想說的是，在這篇文章當中所談到的這些，大都是過去按馬克思主義編寫的歷史著作當中早都說爛了的觀點。但是不少朋友可能會感到頗為陌生，反倒是對于筆者所提到的那些史學界流行的謬論聽到過不少，而且還不知道怎么反駁。這種狀況本身就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一個時期以來在一定程度上處于“失語”狀態，中國的史學界在“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