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6日,新華社報道了部分紅色經典在新的統編義務教育語文教科書中回歸的情況。(《義務教育統編語文教材突出加強革命傳統教育》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8-05/17/c_137184948.htm)的確,近一個時期以來,中央注重傳承紅色基因。以賀敬之的《回延安》為代表的部分紅色經典重返了語文教科書,以周紹義的《暴風驟雨》為代表的另一些紅色經典也被列入了語文的推薦書目。
這一切無疑是巨大的進步。筆者也在此前的一些文章中進行了肯定。不過,除了文學作品的選擇,對于文學作品的解讀也很重要。如果要是某些教師按照公知的話語胡亂解讀,一樣會出問題。筆者在此就簡單談一下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公知們是怎樣胡亂解讀蘇聯紅色經典的情況,僅供大家參考。
在這里,筆者主要是以狂熱反共著名的右翼自由派阿格諾索夫所編寫的在葉利欽時代使用的中學教科書——《20世紀俄羅斯文學》為例介紹一下俄羅斯公知歪曲紅色經典的相關情況。因為這本書很早就被譯為了中文,而且影響巨大。某些專家宣稱其“既肯定了蘇聯時期一些得到正面評價的作品,又肯定了蘇聯時期受到批判的一些作家作品,所以是客觀公正,沒有任何政治偏見的”。
遺憾的是,事實卻與這些專家所說的恰恰相反,且不說這些書中對于很大一部分影響了幾代人的紅色經典,諸如富爾曼諾夫的《恰巴耶夫》,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等作品都只字不提。即使是作品之中所提到并且肯定的紅色經典,編者也進行了胡亂的歪曲,把他們全部都說成是因為體現了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傾向才取得成功的。
比如說,在20年代描寫十月革命當中的文學作品里,該書唯一選取的是法捷耶夫的《毀滅》。眾所周知,這部小說歌頌了以萊奮生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批判了以密契克為代表的某些知識分子在退化與動搖。魯迅先生曾經在30年代將其翻譯成中文,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將其作為文藝發展的樣板:
【“大后方”的讀者,不需要從革命根據地的作家聽那些早已聽厭了的老故事,他們希望革命根據地的作家告訴他們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為革命根據地的群眾而寫的作品,才愈有全國意義。法捷耶夫的《毀滅》,只寫了一支很小的游擊隊,它并沒有想去投合舊世界讀者的口味,但是卻產生了全世界的影響,至少在中國,像大家所知道的,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但是,這部教科書卻對于這部紅色經典的奠基之作給予了截然相反的解讀,認為法捷耶夫把這部小說命名為《毀滅》就充分體現了其對于十月革命的反感,認為革命戰爭只能帶來毀滅,不會帶來其他的任何東西,其能夠取得藝術上的成功也正是因為這種對革命的強烈批判傾向:
【小說的結局也不乏雙關的含義。萊奮生依然活著并“履行著自己的職責”,為的是從隊伍毀滅后他所見到的還很遙遠的人中間,從大地上勞作打出糧食的人中間,再召集起一支隊伍。“把[這些農民]變成自己親近的人,就像一個緊跟著一個默默行進的那十八個人一樣”,并沿著國內戰爭的道路引導他們走向新的毀滅,因為在這樣的戰爭中從來不會有勝利者,全部毀滅的結局是不可避免的。法捷耶夫認為萊奮生的這一思想無可爭議。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不能否認法捷耶夫更多的是個藝術家而不是政論家,因為小說題名為《毀滅》而不是《凱旋》。】
這顯然是與法捷耶夫的本意相去甚遠,如果要是法捷耶夫還活著恐怕也會被再氣死一次。但是這種對紅色經典的解讀卻在這部俄羅斯公知編寫的語文課本中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說幾乎成了一種標準化的公式。
比如說,隨著30年代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蓬勃開展。文學界產生了兩種紅色經典。一種主要是書寫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建設小說”,另一種是教育青少年應該怎樣生活的“教育小說”。前者最為出名的是馬雷什金所寫的《來自窮鄉僻壤的人們》,描寫了一批普通人通過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實行自我改造,取得了國家建設與自身發展雙豐收的事跡。后者最著名的就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部作品大家都很熟悉,筆者在這里就不多說了。
但是,這部俄羅斯公知所編寫的語文教科書中卻宣稱,馬雷什金這部謳歌社會主義建設的小說不僅是在“用隱蔽的形式展現出了集體化的弊病,譴責了國家官方教條的殘酷”,還是在使用影射手法為布哈林鳴不平。甚至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其也宣稱,這部小說是在揭露蘇聯當權者的蛻化變質,體現了社會主義給人帶來的悲劇。這顯然是與作者們的原意完全相反了:
【在悲劇性的1937年,出版了A.馬雷什金(1892-1938)的《來自僻壤的人們》。此書通過在假想城市克拉斯諾戈爾斯克建立工廠,描寫了以前的棺材匠伊萬.茹爾金,雇農吉什卡,知識分子奧爾加.濟比納和其他許多俄國人的命運是如何被改變的。大規模的建設不僅給每個人找到了工作、而且使他們充分發揮出創造的潛力。更重要的是,他們感到自己是生產的主人,對建設項目的命運負有責任。作家出色地(既運用心理描寫,又依靠象征性的細節)傳達出人物性格的變化過程。不僅如此,馬雷什金雖用隱蔽的形式卻展示出了集體化的弊病,遣責了國家官方教條的殘酷。而通過一些復雜的形象,如中央報紙的編輯卡拉布赫(他使人聯想起到晚年明白了集體化悲劇的布哈林),出身于被沒收了財產的富農家庭、后當上記者的尼古拉.索烏斯京,教條主義者濟比納,使讀者看到國內事態的復雜性。其至連偵探小說式的情節(在當時很通行),也沒有使這部作品減色。
人們對革命中和革命后變革生活中人的心理變化,產生了很大的興趣。這使教育小說這種體裁趨向活躍。H.奧斯特洛夫斯基著名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就屬于這體裁。它成為(當然不無官方的支持)幾代蘇聯青年的新約書。這看上去是講保爾.柯察金成長過程的并不復雜的作品,其中卻可以看出經過獨特折射的俄國文學傳統,不僅有高爾基、而且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傳統。痛苦與對人的強烈愛心使保爾的性格變得如“整塊金屬鑄成的”,鋼鐵般的,表達他生活目的的幾句話,不久前還是幾代人的道德法典:“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要不為虛度年華而悔恨......這樣,臨死前他就可以說:“整個生命和全部力量都獻給了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業一一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不久前人們才了解到,奧斯特洛夫斯基這本書被編輯們刪去了浪漫主義者柯察金遭遇孤獨的悲劇那一段。盡管如此,在發表的版本中,仍可以看出作家的痛心,他發現已掌權的舊日積極分子中許多人在道德上蛻化了,為此而感到憂慮。】
從30年代直到衛國戰爭期間,蘇聯最出名的紅色詩人要數伊薩科夫斯基,想必年長一點的人們還都記得他那首《喀秋莎》:
【正當梨花開遍了天涯,河上飄著柔曼的輕紗;喀秋莎站在那竣峭的岸上,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
喀秋莎站在那竣峭的岸上,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
姑娘唱著美妙的歌曲,她在歌唱草原的雄鷹;她在歌唱心愛的人兒,她還藏著愛人的書信。
她在歌唱心愛的人兒,她還藏著愛人的書信。
啊這歌聲姑娘的歌聲,跟著光明的太陽飛去吧;去向遠方邊疆的戰士,把喀秋莎的問候傳達。
去向遠方邊疆的戰士,把喀秋莎的問候傳達。
駐守邊疆年輕的戰士,心中懷念遙遠的姑娘;勇敢戰斗保衛祖國,喀秋莎愛情永遠屬于他。】
但是,聰明的俄羅斯公知卻從《喀秋莎》當中嗅出了不一樣的氣息。強調伊薩科夫斯基最好的作品都“沒有歌頌黨和人民”,顯然是體現了其對于蘇聯通過農業集體化建成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不滿:
【共同的“合唱”生活的主題(來自東正教的群體性,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中的集體原則),貫穿于30年代抒情詩人M.伊薩科夫斯基(1900-1973)的創作。在早期的作品中他講到,革命給農村帶來了電和收音機:革命為把單個生活活的人們聯成一體創造了前提。但集體化的“經驗”看來會使作家大為震驚,后來他再也沒有談及這些問題。在他最好的歌詞中(《卡秋莎》,《送別》,候鳥在飛》,《偵察兵走在換崗歸來的路上》,《噢,我的霧》,《敵人燒掉了家鄉的房屋》和其他許多詩歌),沒有傳統的對黨和人民的贊頌,他歌唱的是俄羅斯人內心的抒情氣質,對家鄉的熱愛,再現了生活中的矛盾沖突,轉達了抒情主人公內心最細膩的感情。】
通過對以上幾個有代表性的例子的分析,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在這部俄羅斯公知所主編的語文課本當中,從十月革命到衛國戰爭的所有紅色經典都沒有半點紅色,反而通通都是強烈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這哪是什么“客觀公正,不帶任何政治偏見”,簡直是除了政治以外就一無所有了!
有的朋友可能會說,那是不是俄羅斯公知的確掌握了相關的一些材料,所以才做出了新的解讀呢。當然不是,這些紅色經典的作者有許多忠于社會主義的言論,也有很多難以被曲解的紅色作品,只不過全都被編寫教材的俄羅斯公知選擇性失明了。比如說,伊薩科夫斯基并不像教材中所說的30年代起就不再歌頌黨和人民了,而是到1949年斯大林70壽辰時,還寫下了如此熱情的歌頌蘇共領袖的詩句:
【感謝您,在那嚴峻考驗的年代,
是您幫我們站穩了腳跟,
對于您,斯大林同志,
我們是如此的信任,
或許超過了信任自己,
也超過了信任父親母親。】
順便說一下,這部俄羅斯公知主編的文學教材當中所描寫的所謂“蘇聯共產黨對于作家的殘酷迫害”也絕大多數源自荒誕不經的段子。比如說,課本當中談到著名的右翼自由派作家特里豐諾夫時,宣稱斯大林曾經親自把特里豐諾夫的名字,從斯大林文學獎的一等獎名單移到二等獎名單里:
【特里豐諾夫作為人民敵人的家屬,克服了重重障礙,考入了文學院,他的第一部作品長篇小說《大學生》(1950)就得到了國家的認可,獲得了斯大林獎金。據說,斯大林曾問過,這是不是那個特里豐諾夫的兒子,小說寫得真好嗎?兩個問題都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后,就親筆把特里豐諾夫的名字從一等獎的名單里移到了二等獎的名單里。不過,獲獎并沒能使青年作家在文學院里免遭被開除出共青團的厄運,因為他參加作家協會時隱瞞了人民敵人的出身。幸運的是,區委沒有批準這個處分,年輕的天才得以從文學院畢業并得到工作。】
這個段子的確編的繪聲繪色,以至于不僅俄羅斯把這個段子長期寫入中學課本,而且很多中國專家也信以為真,在介紹特里豐諾夫的時候都要寫上這一段。遺憾的是,無論是最初編造這個段子的蘇聯公知,還是后來的教材編者,都忘了查閱一下歷屆斯大林文學獎的獲獎目錄。其實,在特里豐諾夫獲獎的1950年,其《大學生》并不像段子中所說的獲得了二等獎,而僅僅是獲得了三等獎第11名。全部獲獎名單如下:
因此,所謂“斯大林親自把特里豐諾夫從文學獎的一等獎降為二等獎”純屬無稽之談。而諸如這種一戳就破的謠言段子在這部被不少中國學者稱之為“客觀公正”的葉利欽時代俄羅斯中學課本當中比比皆是,由于篇幅所限,筆者就不再一一駁斥了。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那些號稱“文學要去政治化”的俄羅斯公知與中國專家其實是最講政治的。他們只不過是不許別人講社會主義與廣大勞動人民的政治,只允許講反共的資本精英政治。我們也應該從俄羅斯公知對蘇聯紅色經典的解讀當中吸取教訓,即只有旗幟鮮明的講政治,不僅要在教材當中恢復紅色經典,而且要對紅色經典的解讀提出明確規范,防止某些教師胡亂解讀,才能夠傳承紅色基因。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鹿野:公知們最講政治——俄羅斯公知是怎樣解讀蘇聯紅色經典的?
2018-11-11林愛玥:比起乘客搶司機方向盤,公知試圖搶國家“方向盤”的危害要大得多
2018-11-08比起乘客搶司機方向盤,公知試圖搶國家“方向盤”的危害要大得多!
2018-11-08? 昆侖專題 ?
? 十九大報告深度談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