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今世界正處于巨大的變動之中,大國關系和布局發生了深刻變革,每一個國家都是從各自的權益出發,以與本國家權益相一致的原則來處理國際問題。世界經濟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趨勢,一方面全球經濟呈現出2008年以來最為強勁的增長態勢,另一方面,國際能源格局發生了重大調整。但同時,當今世界經濟也面臨著國際貿易沖突、美元美國債務縮表去杠桿、全球債務危機、全球性通貨膨脹、局部戰爭等不確定性風險。面對當今世界的發展變革,美國已成為世界不確定性的根源,而中國則是世界經濟的“穩定之錨”。面向未來,中國將繼續堅持經濟全球化、貿易便利化、貿易自由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通過互聯互通、共享發展機遇,改變世界發展格局。
當前,世界正處于百年之未有的大變局中,變動中的世界向何處去?中國在這個變動中起到了什么作用?這是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發展中的重大問題,也是全球各國各界關心和聚焦的重大問題。如何以全新的視角分析和評判這些問題,對于在變動的世界中把握主動權和先導權具有重大戰略價值和意義。
一、變動中的世界
當今世界格局正在發生深刻的調整、變化和演化,大國關系和布局發生了深刻變革。從冷戰時期的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當年的蘇聯,發展為后來的連續幾十年的一超多極,也就是一個超級大國美國,以及歐盟、日本、中國、東盟等多級。
近些年,這種格局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開始轉為合縱連橫,出現了類似春秋戰國時代大國博弈、強人政治、新威權主義的新格局。與兩個超級大國和“一超多極”時期不同的是,過去這些大國之間有明顯的陣營,其他國家和地區要進行陣營的選擇。但現在各個大國之間處理國際問題的基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每一個國家都是從各自的權益出發,以與本國家權益相一致的原則來處理國際問題。
可以說,現在不僅有“中國夢”,全世界大國都有自己的夢想。
中國有中國夢,即到本世紀中葉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國共產黨的兩個百年目標,使中國人民過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美國有美國夢,美國夢早就有,但是現在特朗普又點燃了新的夢想,就是實現美國第一、美國利益至上,不惜把美國利益凌駕于其他國家的利益之上,凌駕于全球之上,從而讓美國再次偉大。
俄羅斯普京也有夢想,其夢想就是再次恢復曾經的輝煌,創造和管理一個強大的俄羅斯;印度莫迪總理夢想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印度,要追趕中國、超越中國。
日本有日本的強國夢。安倍晉三從2013年上臺到現在,結束了日本“十年九相”的歷史,現在還在準備爭取連任,希望把“二戰”以后日本作為戰敗國的地位扭轉過來,使日本變成一個正常國家,所以他修改憲法,使日本軍隊可以參戰;推進日本的建設和創新,使國家的實力,特別是創新能力走在世界第一位。
其他國家也都在做強國夢,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馬克龍、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他們的夢想都是要使自己國家不斷強盛。
所以,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會始終與美國站在一邊。美國一共有88個盟友,但堅定不移的盟友只剩下澳大利亞。新加坡也曾經站在美國一邊,不過現在有了很大的轉變,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美國《華爾街日報》撰寫了長篇文章批評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
由此可見,現在整個世界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已不是過去可以劃分的兩個陣營——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目前大國之間的競爭博弈、比拼、發力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明顯。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還按照以前非此即彼、非好即壞、非你即我的固定思維方式來處理國際問題,就會在戰略上失去更多的選擇空間,在戰略的博弈中找不到方向。中國作為世界大國,也應在世界格局的變化中進行戰略上的調整。日本、韓國曾經都是美國的盟國,但是隨著美國退出TPP、向其他國家征收高額關稅,使這些盟國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轉變。
因此,每個國家的態度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也不會像以前那樣可以非常清晰地劃分出所處的陣營。如何利用好世界格局的這一變化,對于中國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在這樣一個新的格局中,中國參與大國博弈的空間不是變小,而是變大了,因為利益關系的調整會出現不同的排列組合,這是對國際形勢大的判斷中最重要的一點。
二、變動中的國際經濟
目前,世界經濟出現了2008年以來首次廣泛而強勁的增長。
按照IMF的預測,全球75%的經濟體出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或經濟的復蘇。IMF今年4月17日的最新預測表明,全球2018年GDP增長會達到3.9%,過去5年平均增長為3.5%,世界經濟經過10年的底部運行已基本上走出低谷,呈現廣泛而強勁的增長。
世界銀行今年6月份的最新預測表明,世界經濟2018年的增長速度會達到3.1%,雖然比IMF的預測稍微低一點,但也認為全球2/3的經濟體會呈現快速增長和復蘇的態勢。
美、日、歐三大經濟體經濟按照預測都好于去年,IMF預測美國2018年GDP會增長2.9%,比去年底的預測調高了0.6個百分點。
美聯儲的預測比較樂觀,認為美國2018年GDP增長會達到4.5%。美國有些經濟學家更樂觀,估計美國下半年有可能達到7%,全年有可能超過6%。
歐元區2018年的預測是增長2.4%,比原來調高了0.5個百分點。日本2018年全年預測增長1.65%,但調低了0.5個百分點,去年年底的預測是1.7%。
IMF對中國的預測是2018年增幅達到6.6%,比去年年底調高了0.1個百分點。中國前5年GDP年均增速7.2%,去年GDP增速是6.9%,今年上半年數字剛出來,是6.8%,全年6.6%的預測較為客觀準確。
新興經濟體方面,IMF預測全年將達到4.9%或5%,其中,亞洲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速會超過6.5%;而發達經濟體2018年的預測平均增長2.5%,比去年年底2.2%速度增加了0.3個百分點。
由此可以看出,全球經濟經過10年的底部運行,現在開始復蘇、增長,而且呈現出強勁增長的態勢。
當前全球第五輪產業轉移已經開始。
從全球制造業中心的演進來看,第一輪制造業基地是在歐洲的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他們是當時世界制造業的中心。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發明了蒸汽機和紡織機床,使歐洲的工業尤其是紡織工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第二輪制造業的中心轉移到美國,當時美國由于電的發明和電力的應用而成為世界制造業基地,“二戰”時期美國制造業產值占世界產值的比重曾高達50%。
第三輪制造業的中心由美國轉移到了日本,當時日本的制造業產值占到世界的16%。
第四輪產業轉移是向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工業國家,尤其是向中國進行轉移,中國現在的制造業產值占世界制造業產值的比重已經高于當年日本所占的比重。
目前,第五輪制造業轉移也已經開始,這一輪是從中國向東南亞、南亞、非洲這些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低的地區轉移,這些地區的勞動力成本大多在100到200美元之間,而我國的農民工月工資已經接近4000元人民幣,即700美元左右。此次的制造業的轉移必將形成全球產業鏈的重構,是世界經濟布局的重大變革。
國際能源格局發生了重大調整。
以前傳統的石油產出國主要是俄羅斯、西亞、中亞和南亞,以及中東地區,而需求方主要為美國、歐盟等西方發達國家。現在全球能源格局已發生重大調整,首先從未來長周期看,能源的供求關系發生調整,整體上出現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傳統的化石能源、傳統的非化石能源——石油,以及新型能源——風電、水電、生物、智能、光電、太陽能等能源的總供給將超過總需求。石油價格從前期的146美元一桶下降到最低的28美元一桶,又回升到70多美元一桶,其價格調整的背后是國際能源格局的大調整,能源的區域布局將從東方為主要供給地,西方為主要消費地變成消費東移、供給西移。
目前第一大能源消費國是中國,第二是印度,再加上日本這些國家,整個亞太地區已經成為能源的最大需求方;而目前最大的供給國,日產石油排在第一位的是俄羅斯,日產1100萬噸,美國超過了沙特阿拉伯,6月份最多的一天已經達到1050萬桶,成為僅次于俄羅斯的第二大石油供給國。美國的目標是成為石油、天然氣以及石油產品最大的出口國。現在石油價格上升,美國的因素是非常大的。
目前中國對美國進口的產品中,第一類是汽車,第二類是牛肉,第三類就是能源。2017年中國從美國進口的能源中,油氣產品同期增加了8倍,特朗普2017年10月到中國簽署了2553億的經貿協議,其中有一項占到50%以上,就是讓中國作為投資方在美國修建一條油氣管道,這個油氣管道直接修到拉斯維加斯,然后從那個地方把油氣產品再進行海洋運輸。其目的就是要打開中國的能源市場,但是貿易戰的發生可能會打斷這個進程。
值得注意的是,當今世界經濟面臨著一些不確定性風險。
第一大風險就是國際貿易沖突引發的市場風險。
全面開戰引發的這種市場風險乃至經濟風險將會打斷或者影響全球經濟復蘇的態勢。全球的貿易沖突集中在中美之間,中美之間的貿易沖突加劇、貿易摩擦加劇。
從目前形勢看,我們一方面要以戰止戰,以此來維護中國權益;另一方面要以變止戰,要通過更大力度的改革開放來引導和控制戰局。
第二大的風險比貿易戰風險還要嚴重,就是美元霸權和美國任性的金融政策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
從國際角度講,美國可能會從以下幾方面給世界帶來金融風險:
一是美元加息。從2015年12月第一次加息開始,到明年美國可能將連續加息12次。從歷史上看,美元的連續加息后都伴隨著大規模的金融危機。每次美元連續加息都會使全球資本、全球產業、全球財富加快向美國回流,創造了美國的繁榮盛況,但是卻會抽干美元在全球的流動性,使大量經濟脆弱的國家破產。緊接著美元進入貶值通道,對全球眾多國家“剪羊毛”。
二是美國債務縮表去杠桿,此次縮表的整個盤子是45000億,最終目標是壓縮1.2萬億。縮表的過程也是收緊美元的過程,配合著美元的升值,也在回收美元。這一輪美元的升值和貨幣政策收縮使很多國家經濟受到重創,不少國家到了破產的邊緣,出現了一些負利率的國家,也導致了一批國家貨幣的大幅貶值,對我國經濟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第三大風險是一些國家公共政策調整以及美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可能引發的全球性債務風險。
目前全球債務風險不斷加劇。國際金融協會最新的權威性分析結果顯示,到2018年一季度,全球債務已經達到了247萬億美元,比全球GDP70多萬億美元高出將近4倍。全球債務比10年前增加了70萬億美元,相當于增加了全球的一年度的GDP總量,其中發達國家增加了50萬億美元。全球債務風險在一定條件下會轉化為巨大的經濟風險,如曾經的歐債危機。
第四大風險是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將引發的通脹風險。
發達國家在前十年都處于通縮狀態,中國去年在2%以下,但今年出現了通脹上行的趨勢。大宗商品價格中石油天然氣、鐵礦石、非能源類大宗商品的價格都出現了較快的上漲。
第五個大風險是軍備競賽將引發的局部戰爭風險。
2018年美國軍費高達7000億美元,是中國軍費的4倍多。印度、俄羅斯、日本、歐盟都在增加軍費支出,軍備競賽可能引發局部戰爭,這也關系到全球經濟格局。一旦戰爭發生會導致災難性的后果,難民潮將成為世界經濟政治外交上最大的問題之一。
三、今日中國成為世界發展的“穩定之錨”
世界經濟的五大風險可能斷送當前經濟發展的良好態勢。而且隨著美國退出聯合國相關組織、違背WTO規則,破壞現行國際治理、國際規則,使國際秩序受到了嚴峻的挑戰,使世界充滿了更多的不確定性風險。
目前的美國已成為世界不確定性的根源,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產生巨大負能量的變量。
縱覽全球,中國仍是世界經濟的“穩定之錨”。中國在新的國際格局中,大的戰略、站位,以及策略總體上是成功的,美國的一些錯誤做法也從反面證明了中國的大國氣派和大國力量。由于中國維護多邊主義、維護經濟全球化、維護貿易自由化便利化,主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商共建共享,這使得中國已經成為可預期的、對世界經濟起到穩定作用的最大的定量。
目前,美國的大國信用正在加快損耗,大國影響力正加快降低。特朗普一系列不靠譜的做法,既給了我們壓力,也給了我們動力,提高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威信,這對中國來說是重大的歷史機遇。
在改革開放的40年里,中國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從1949年到今天,中國的發展走過了不尋常的道路。習近平主席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非常準確、凝練地將其概括為9個字:“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
1949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翻三座大山,成立了新中國,實現了中華民族的站起來。但是當時的新中國是建立在廢墟之上的,建國初期我國鋼鐵的年生產能力只有幾十萬噸,但現在全國鋼鐵總產能超過12億噸,中國的鋼鐵產量比排在第二到十二位的國家生產的總和還要多。
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的40年是中國迅速發展的40年,也是中國走向經濟大國,實現從窮變富的40年。當然,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們的人均GDP還排在全球70多位,還僅為美國的1/5,即使未來和美國GDP的總量持平,我們也還只是美國的1/4。因此說,改革開放的40年中,中國雖然由一個窮國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大國,但還不是強國。
從總量上看,2017年中國的GDP總量達到了12.2萬億美元,美國為19.36萬億美元,中國占美國GDP總量的67%;在國際貿易上,中國占到全球的接近12%,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體,現在是120多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是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排在全球第二位;從制造業發展來看,中國建立起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可以生產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確定的所有工業品種、品類,以及世界貿發組織確定的525個品種、品類,其中225個產能排在世界第一位。2016年,中國制造業產值占全球產值的比重達到25.5%。中國市場規模在改革開放初期,連美國的5%都不到,2017年中國的市場規模和美國持平,2018年中國的市場規模將超過美國。改革開放40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幅在13%以上,近幾年也高于GDP增量,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這一系列經濟成績的取得是令世界震驚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通過扶貧、減貧、脫貧計劃,現在貧困人口只剩3000多萬,按照習近平主席在十九大報告和中央關于脫貧工作的部署,到2020年我國將實現零貧困,這個目標是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沒有的。目前中國脫貧的人口占全球脫貧人口的76%,如果這個目標在2020年實現,那么中國脫貧的人口將占世界脫貧人口的80%。
作為一個中國人應該為中國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但不應是盲目驕傲,不應認為取得這些成就就全面超越了美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全面超過了改革開放初期,全面超過了我們自己,全面超過了很多發展中國家,在有些方面超過了一些發達國家。
總體來看,改革開放從四個方面重塑了中國:
第一,改革開放重塑了中國的經濟制度,使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邁向了市場經濟體制。
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鄧小平及其之后的歷屆領導人則帶領中國人民建立了一個新的經濟制度,這個新的經濟制度使人煥發出原動力、原創力和原沖動,極大地釋放了生產力,也使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改革開放的40年中,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中國加入WTO以后有5年過渡期,在獲得市場經濟地位后有15年過渡期。雖然15年過渡期結束之后,美國歐盟日本沒有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但仍有100多個國家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我們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至少有三點已經達到了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
一是微觀經濟基礎再造已經完成,國有、民營、外資、私人的各種企業主體結構的調整已經完成,基本實現了市場的充分競爭與優勝劣汰。
二是人從原來單位的、地域的附屬物變成了可以自由流動的個體,變成了可流動的生產要素。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的大遷徙超過了歷史上三次南北大遷徙,而那三次人口大遷徙主要是政府行為所推動的,這說明改革開放再造了一個經濟制度,釋放了人的能動性和流動性。
三是實現了從產品的生產到商品的生產。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國實行計劃生產,生產出來的是產品,而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生產出來的產品是為了交易、交換的商品。現在除了農民的自留糧之外,幾乎所有的產品都已商品化,工業品商品化率達98%以上,農產品的商品化率達80%以上,蔬菜、水果、肉禽商品化率達95%以上。可以說,中國已經形成了完備的商品經濟形態,而且商品的品種、規格、種類已經達到世界之最。改革開放初期,按照計劃經濟生產的產品總類為十幾萬種,現在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品種種類就已經達到180萬種,中國的制造業和農業的商品品類現已超過500萬種,是目前世界上種類最多、規格最多、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國家。
中國的改革開放實現了經濟制度的重塑,中國最為成功的產業政策不是具體的技術層面的政策,而是改革開放創造的制度供給。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就是最大的產業政策,如果沒有經濟制度的重塑,民營企業、企業家群體以及面向微觀主體的產業政策等就不會產生,企業的自主選擇權以及市場經濟環境也將是不存在的。
第二,重塑了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方式。
建國初期采取的計劃經濟體制主要在于當時國際社會對我們的封鎖,卻也因此使我們處于封閉、半封閉狀態。改革開放后我國以打開國門對外開放、實行農村承包、打破流通領域固定價格、固定環節、固定行政區域劃分等作為突破口,漸進式地推進各項改革。打開了我們和世界的聯系。在缺乏技術、人才、管理經驗,以及成熟的商業模式的情況下,采取“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引進資源、資本、人才、管理經營和商業模式,在開放中向國際社會學習,并遵守和履行了西方主導的WTO、世界銀行、國際基金組織、聯合國等框架下的國際秩序與國際規則。
改革開放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實現了從最初的引進來,到20世紀90年代、2000年初期的逐漸走出去。特別是2001年12月21日中國加入WTO之后,一些國內企業開始在歐洲、美國并購他們的先進制造業以及研究機構,主動在國際市場上進行資源的配置。改革開放重塑了中國和世界的聯系方式,使中國經濟從封閉、半封閉狀態邁向了一個完全開放的新型開放型經濟體。而且這種開放在當代還有非常大的進展:
一是原有的開放是從東南沿海漸進式地向內地推進,現在形成了全方位的開放格局。不僅東南沿海地區,內陸尤其是內陸的邊緣地區,如中西部、邊境等這些原來的開放邊緣和末端地區,現在正在變成新一輪開放的前沿和橋頭堡。云南現已成為我國面向南亞、東南亞經濟走廊的起點,新疆的最南端喀什也已成為中巴經濟走廊的起點。現在我國已在沿邊地區批準建立了七個開放試驗區,沿邊已成為新一輪開放的高地。
第二個新的進展是我國對標高標準的貿易規則,建設了一系列的試驗區和試點區。目前國家級新區已經達到19個,國家級的各類試驗區達21個,國家級開發開放試驗區有7個,自貿區試點有11個,其中第一個是2013年的上海,然后是廣東、重慶、福建等4個,第三批是遼寧、廣西等7個。
第三,重塑了我國的大國形象。
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中國的大國影響力日益增長,國際地位日益提高,國家形象在世界上已經確立,中國從區域性的、邊緣的大國正在邁向世界舞臺的中央,這是習近平主席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的原話。因此,中國在G20會議、金磚國家會議、上合組織會議、APEC會議、中阿會議等一系列國際場合發出了清晰的中國主張。雖然有人批評中國太高調,但個人認為,我們在經濟發展實力比較上應看到差距,不過在國際社會上詮釋中國主張、提出中國方案、發出中國聲音是不能削弱的。
我們從一窮二白的國家發展到現在,已經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應該在國際舞臺上發出中國聲音,使中國站在世界的道德、道義、人類命運、世界和平的制高點上,使中國的道路得到世界的認可,這是為中國創造無形資產,是用較低的成本塑造中國的軟實力。但同時,我們又要看到我國在發展上仍存在差距。
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按照PPP購買力評價法測算中國當年的GDP總量達到17.68萬億美元,而美國則是17.28萬億美元,據此認為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中國不承認這種評價標準,只承認按一般匯率進行的比較和評價。
美國皮尤中心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人占比高達46%,認為美國最強大的只有30%多;歐洲的德國、英國、法國等國也認為中國現在最強大。這些國家把中國制造2025年的目標,以及習近平主席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當成了今天的現實。
美國戰略家班農在日本演講的時候說,美國應該很好地學習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報告,美國之所以對中國產生誤判,就是因為沒有學好中國十九大報告。世界上很多的國家,包括我們自己的一些學者,也曾作出錯誤判斷,認為中國已經全面超越了美國。
在這種情況下,有著深厚霸權文化思維基礎的美國社會展開了一場對華政策的大討論,最后得出了美國對華政策是全面失敗的結論,由過去數十年鷹派主張變成了特朗普政府戰略轉向的全面行動。他們認為,我們歡迎中國進行改革開放,歡迎中國加入WTO,并對中國采取最惠國待遇,但結果卻是中國現已發展成為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所以,美國對我國的發展未來充滿了恐懼,對美國保持世界第一地位的產生擔憂。這導致美國將中國作為其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視為美國勢均力敵的敵人,并給我國戴上了貿易恐怖主義、經濟侵略者、國家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國家等帽子。
美國把我國作為最大的對手,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強大已經威脅到了美國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這是由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們應為此感到驕傲。能成為世界第一大強國的對手,雖然給了我們極大的發展壓力,但也將成為我們繼續前行的動力。
第四,重塑了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最大的變化就是由于中國的崛起改變了南北關系,調整了整個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關系。中國代表著新興經濟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這個群體在世界經濟中占的比重已經接近60%,導致了南北關系的根本性調整,使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和話語權有所提升,也導致了對冷戰時期就已形成的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規則的調整和改善。
目前出現的大國博弈現象,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一些國家從中國身上得到了啟示,他們看到中國通過走自己的道路,選擇自己的發展模式,汲取世界最先進國家的經驗、制度為我所用,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發展道路,并最終取得了成功。這使很多國家感覺到,他們也可以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并依靠自己的選擇取得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人民群眾有獲得感。
因此,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推動世界變革重大的力量,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改革開放,來自于經濟制度、世界關聯方式,以及大國地位的重塑。
四、更加自信和開放的中國
總體來說,中國的發展是順應歷史潮流的。堅持經濟全球化、貿易便利化、貿易自由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其目的是為了使全球更多的國家能夠參與其中,通過互聯、互通共享發展機遇從而改變世界發展格局。“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是中國加強與世界的互聯互通,形成新型國際關系原則的重大探索。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建設經過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倡議提出和響應階段。從2014年3月份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外交部對外發布“一帶一路”愿景與行動倡議,2014年3月份習近平主席在博鰲論壇上發布關于成立亞投行的倡議到現在,全球已有87個國家申請加入亞投行,成為亞投行的成員。現在亞投行已經成為僅次于世界銀行的第二大銀行。
第二個階段是從形成共識到成為全球公共產品的階段。2017年5月14日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130多個國家派出了自己的代表,1300多名來自國際上的代表、29個國家的元首參加了論壇,習近平主席親自主持了元首會議并發表了重要的演講。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致辭中說,“一帶一路”倡議和聯合國宏觀目標是相同的,都是向全球提供公共產品。目前,已經有8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和中國簽訂了“一帶一路”的合作協議。從2014年3月中國提出倡議到全球公共產品再到全球共同行動,這是非常大的進展和收獲。
第三個階段是構建“一帶一路”理論體系、規制體系與可持續推進體系。在五年實踐的基礎上,總結并上升為指導實踐的理論、規制與體制機制。
“一帶一路”的建設對世界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是互聯互通,通過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空中絲綢之路、網上絲綢之路,以及冰上絲綢之路,即陸、海、空、網、冰五位一體絲綢之路的空間布局,實現全球更大范圍的互聯互通。互聯互通會降低全球各個國家的流通成本,提高各個國家發展的效益。美國高級專欄記者帕拉格·康納在其著作《超級版圖》中指出,互聯互通將改變世界版圖。如果全世界都取消關稅,可能會使全世界的成本下降5%左右,如果全世界實現了互聯互通,沒有壁壘,那么可能會使全世界的成本降低15%。
第二,“一帶一路”倡議將給世界提供處理新型國際關系的一些基本原則和內涵。周恩來總理曾經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變成了全世界都公認的處理國際關系的原則。中國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這是“一帶一路”建設中處理國家與國家關系的一個基本原則,也是它的內涵。一個開放的世界,國家和國家的關系到底怎么相處,是把一個國家的利益凌駕在全球利益之上,凌駕在其他國家利益之上,唯我獨尊,還是共商、共建、共享,這關系到世界未來發展的方向性選擇。
第三,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的探索,可以留下讓世界聽得懂的、看得見的、摸得著的、能夠指導行動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今天我們應該從哲學和文化價值觀的視角來看待和研究“一帶一路”,正如英國學者所著的《新絲綢之路》所展現的,應從幾千年歷史的角度,從哲學、文化、歷史的角度來詮釋“一帶一路”。例如,從新型經濟全球化的角度來理解“一帶一路”應如何把世界經濟推向新型經濟全球化,而不是把其拉回到19世紀,變成封閉的、保守的、自我保護的、自利的經濟狀態;從全球產業布局的角度來解析“一帶一路”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服務鏈、價值鏈的重新布局中應發揮怎樣的作用,如何才能使全球形成更為合理的產業和區域布局,使全球的資源配置更加公平?再如,從實現聯合國新千年計劃以及全球公共品的角度來理解“一帶一路”如何幫助貧困的國家脫離貧困,以及從新舊動能轉換的角度來研究“一帶一路”的未來產業布局,促進新經濟條件下的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人工智能的發展,使這些新技術能夠通過“一帶一路”為更多的國家所用,形成網上絲綢之路、數字絲綢之路,實現“軟聯通”。
“一帶一路”的推進要打破原來的陸上、海上兩個維度,形成陸、海、空、網、冰五位一體的新空間維度。海洋的連接指的是航線的連接,不是道路的連接,國際貿易80%以上依靠國際航運。因此,應改變過去較多注重鐵路、公路、港口建設這種硬投資的方式,多關注海上航線、中轉港之間的通關制度、中轉速度等方面的設計。要建設空中絲綢之路,實現空中的互聯互通。目前鄭州已經和186個國家開通航線,在鄭州設立了6個國家的一類口岸,包括農產品、生態產品、牛肉、豬肉等肉制品等,這一做法值得其他地區學習。未來應更多地關注空中絲綢之路航線的連通,以及落地之后的口岸通關等問題,進一步提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競爭力。此外,還有冰上絲綢之路,就是要推動中俄共同開通建設北極通等。“一帶一路”建設已經形成了一個海、陸、空、網、冰五位一體的格局,也使我們國家的沿邊地區成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和橋頭堡,提升了中國在更大范圍的影響力,為各國企業提供了更大的投資空間。但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一方面要繼續拓展合作領域,另一方面還要防范行政干預造成的投資風險。
當今世界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是開放還是封閉,是前進還是后退,是霸道還是王道,是單邊主義還是多邊主義,是把一個國家建立在全球利益之上,只講我這個國家絕對第一,本國優先而非基于全球化的規制體系,還是像“一帶一路”倡議所提出的實現共商、共建、共享,推動世界的和平發展,這是關系到人類發展的命運問題,這不僅關系到中國自身的發展,而且是關乎世界發展與未來的重大問題。
(作者系著名經濟學家,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執行局副主任、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研究室原司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來源:“陳文玲評說”微信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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