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親眼觀察的大量事實證明,顯而易見,華北民眾對中共的支持是這樣廣泛深入,已經不可能再把這個現象看成是他們為了騙外國來訪者而演戲了。”
1944年至1947年,美國曾先后派遣100多位各軍兵種的軍事專家進入延安和晉察冀、晉西北、冀中等敵后抗日根據地,深入調研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動員人民群眾投入抗日戰爭的情況。觀察調研中,他們向美國發回大量機密觀察檔案。
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反法西斯研究中心對這批已揭秘的檔案進行了系統收集、梳理、研究。塵封多年的檔案表明:當年,在所有參與觀察調研的美國軍事專家眼中,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中當之無愧的中流砥柱。
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反法西斯研究中心主任呂彤鄰教授帶領中美學術團隊,收集整理這批珍貴檔案,嘔心瀝血,終于得以還原一段塵封的歷史。
1944年2月9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駐華外交官戴維斯、謝偉思的建議下,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日軍的主力集中在華北,但是那里以及東北的消息來源很有限。因此,希望能盡快與延安建立關系。
1944年7月,經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和延安中共中央同意,首批美軍觀察組成員被派往延安,主要任務是準確收集有關中共抗日能力和決心的情報,看看有沒有可能利用中共武裝力量,減少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人力物力損失。
不久后,美國駐華總參謀長史迪威將軍派出一批精銳的情報人員到延安以外的敵后抗日根據地開展考察,以了解真實情況。因為他當時聽到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一種是說共產黨如何堅持抗日、功不可沒;另一種是說延安在演戲,弄虛作假、游而不擊。
1944年10月,時任美國駐華使館二秘的雷蒙德·盧登以及高林、杜倫、惠特賽等情報人員踏上了危險的考察之旅。他們分別在晉綏、晉察冀、冀中,以及熱河、遼寧一帶敵后根據地對中共武裝力量進行了4個月的考察。
在考察期間,每位美軍觀察組成員詳細而認真地收集了中共游擊戰的情報,并盡可能從各個角度對中共的軍事組織結構、武器裝備來源、衣食住行、受老百姓支持力度、抗日實力、戰略戰術,以及收集日本情報的潛力等方面作出了較為系統的職業化與綜合性分析。
很快,日本情報機構也獲悉了美軍觀察組的行程,以每人幾千美元的價格懸賞捉拿,死活不論。一路上,觀察組成員幾經歷險。其中,惠特賽和中國翻譯李建華在太行山遭遇埋伏,被日軍殘忍殺害。
杜倫在冀中考察,遭遇偽軍圍剿,不得不在地道中躲避了10多個小時。當地一位農村大娘堅決不告訴敵人地道的出口,被砍掉了幾個手指。
檔案顯示,1945年2月,盧登給美國軍事情報助理參謀長寫了3份實地考察報告。他在報告中說:“經過在晉綏與陜甘寧邊區4個月的旅行考察,我堅信中共充分證實了他們所說的受到了人民擁護與支持的事實。”
盧登還在調研報告中這樣描述八路軍的領導人:“每個八路軍領導人,無一例外,都是堅韌不拔的,久經考驗的志士,而且都能為老百姓提供一個充滿活力的領導方案。無疑在今天的中國來講,他們是最現實的,最腳踏實地的,最堅強勇敢的群體。”
他最后總結道:“在中國現代史中,第一個完全由中國人自己領導的行政機構,在廣闊的行政區得到了老百姓的真正支持和積極參與,正在發展壯大。”“我們親眼觀察的大量事實證明,顯而易見,華北民眾對中共的支持是這樣廣泛深入,已經不可能再把這個現象看成是他們為了騙外國來訪者而演戲了。”
美軍觀察組檔案還顯示:中共控制下的敵后根據地是美國軍方在華搜集情報的主要來源之一。尤其在抗戰后期,美國很難從國民黨軍隊那里及時獲取準確的日軍情報,這也是促使美軍觀察組堅持要到延安開展調查的重要原因。
比如,為美軍飛行員提供了更安全的飛行條件,保障了對日本本土實施的戰略轟炸任務。
美方認為“幾乎在日占區的每一個角落,延安方面皆有常駐情報人員或武裝力量。因為他們不斷與日軍發生戰斗,他們擁有敵軍戰俘與情報的出色資源。”
美軍觀察組負責人包瑞德在給戰略情報局的報告中寫道:“這一點完全可以看清楚,只要有共產黨人的合作與協助,你們所做那種工作(情報搜集)在華北一帶是沒有任何限制的。”同時,觀察組成員克洛里少校認為,中共的根據地是“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敵后軍事情報來源”。
通過實地調查,許多西方軍事人士開始意識到:游擊戰是中國戰場上打擊日本侵略者最可行的方式。例如,美國海軍陸戰隊隊長、羅斯福總統的親信卡爾遜前往根據地深入觀察了解之后,對中共的態度發生巨大轉變。
他曾在《關于中國西北部軍事活動的報告》中說,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廣大民眾具有一種嶄新而且不尋常的民族主義精神;八路軍的領導人發展了非常有效的游擊戰模式;日本步兵很大程度上依賴現代武器的幫助,日軍在應對傳統軍事戰役時效率較高,但面對沒有固定章法可循的游擊戰術卻無所適從。
美軍觀察組高度重視中共的“心理戰”(即宣傳動員),僅專門記載中共對日本戰俘宣傳教育過程與成就的報告就有71篇。在延安,美軍觀察組成員還與延安工農大學的150名日本戰俘展開廣泛交流,努力爭取日本軍人投誠,為抗日作出貢獻。當時,美國作戰部在重慶的負責人費舍爾在觀察組的幫助下,把中共對日本俘虜的“心理戰”運用到美國在太平洋一帶對日作戰的實戰中,打破了日軍寧死不降的神話。
美軍觀察組對中共領導的敵后抗日戰場高度評價令蔣介石非常氣惱。檔案顯示,1944年蔣介石曾給國民黨外交部長宋子文發了一封電報。電報中說:“駐渝外國大使館向其政府提出國共形勢之報告,常偏袒奸偽。查奸偽對外宣傳無孔不入,于此更可見其深入。反之,亦可見我外交干部缺乏政治訓練。”
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第三任組長威爾伯·彼得金在政治上屬于右翼。在根據地考察期間,他從不掩飾個人的反共立場。通過對敵后根據地的考察,彼得金告訴晉察冀軍區政委程子華等人:“我雖然不同意你們的主義。但你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都非常同意,并且予以贊賞。”盡管意識形態不同,彼得金回到美國后多次舉行演講,向美國社會介紹中共不為人知的“地道戰”“地雷戰”所取得的軍事成就。
“美軍觀察組成員大部分是軍人和傳教士,傳統上屬于右翼。他們對中共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好評,從另一個層面充分證明了:八路軍、新四軍開展的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確實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呂彤鄰說,“中共領導的對日作戰卓有成效,在中國基層社會具有強大的號召力,并且在政治上、軍事上具有難以估量的發展潛力。顯然,這就是吸引大量西方人關注敵后戰場、愿意與中共開展戰略合作的現實基礎。”
然而,由于“二戰”后的冷戰思維,美軍觀察組成員在麥卡錫時代遭到了集體迫害。他們的觀察報告不僅在當年沒有得到美國政府的重視,至今仍然塵封在檔案館里無人問津,成為西方學術界的“隱形禁區”。
目前,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反法西斯研究中心已編纂完畢第一期“外國觀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戰檔案匯編”6卷,即將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該出版社還獲得中央檔案館的支持,首次解密中央檔案館收藏的77件美軍觀察組檔案和21幅珍貴照片,并將出版“中央檔案館藏美軍觀察組檔案匯編”。將同一歷史事件的中英文原始檔案一同公開出版,以還原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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