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收入不平等是常態,而不是例外。香港之所以顯得例外是因為它的政府再分配力度太弱,而大多數與香港人均GDP相若的經濟體再分配力度要強得多。要緩解香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僅在初始市場收入上做文章,改善的可能性恐怕不大。真正重要的是,香港必須加大政府再分配的力度。只要香港的再分配力度達到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其最終收入的基尼系數就可以降到0.35左右。不過,香港政府真有可能改變其“不干預”的哲學嗎?
富裕而不平等的香港
世界銀行曾一度稱贊包括香港在內的東亞“高效經濟體”創造了一個奇跡:1960~1990年期間,它們不僅持續高速增長,而且收入分配高度平等【1】。至少就香港而言,這種夸獎有點不著邊際。
不錯,戰后以來,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享受了經濟增長的豐碩成果。從1950年到2008年,香港的GDP年均增長率高達6.9%。在此期間,香港人均GDP也快速攀升,年均增長率達4.8%(圖1)【2】。1950年,香港的人均GDP遠低于歐美任何一國;而到2009年,香港已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區之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的統計顯示,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其人均GDP已名列世界所有經濟體的前十位以內【3】。快速的經濟增長提升了香港家庭的收入水平。現在香港家庭住戶的收入狀況普遍比過去幾十年改善良多。1971年香港家庭住戶月收入中位數只有區區708港元,到2006年它已提升至17250港元,增長了近24倍之多。因此,無論怎么看,香港的經濟發展都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經濟奇跡。
然而,家庭收入平均水平提高是一回事,增長了的收入是否在不同家庭住戶之間公平分配則是另一回事。與世界銀行前述判斷截然不同,香港收入分配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開始就是嚴重不平等的。早在1957年,衡量家庭住戶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數已經處于0.48的高位【4】。雖然此前沒有可靠的數據,但不平等水平一定也很高。因為那時失業率經常在15%~17%之間徘徊【5】。從圖2可以看出,香港的不平等狀況只是在1963~1973年這十年間稍有緩解。但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不平等態勢持續惡化,從未改善,基尼系數在2006年攀上頂峰,高達0.533。
這種變化趨勢在圖3中也許可以看得更清楚,它顯示的是,不同收入水平家庭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分享整體收入。很明顯,1966~2006年這40年間,只是在1976年以前,低收入家庭的相對份額有所增加。此后,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分享總體收入的比例越來越少;收入層次越高的家庭,分享比例越來越高。2006年,最富裕10%的家庭擁有整體收入的41.4%,而最貧窮10%的家庭卻只占不到1%的整體收入。即使下層50%家庭的收入加在一起,也還占不到整體收入的16%。換句話來說,從1970年代中期以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長速度遠低于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長速度。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下去,已經嚴重不平等的香港會變得更加不平等。
在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的過去三十多年里,世界上不少國家的不平等狀況都惡化了。但相比于其他經濟體,香港的貧富差距顯得尤為突出。一項2005年的研究比較了香港、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的收入分配狀況【6】,它發現,在20世紀最后20年,香港的基尼系數在所有四小龍中位列首位,在這八個經濟體中僅比泰國略低【7】。
如果與高收入經濟體相比,香港不平等狀況的嚴重程度便顯得更加突兀。圖4表明,在人均收入高于20000美元以上的29個經濟體中,有9個的基尼系數在0.3以下(北歐國家一般在0.25左右);有17個經濟體的基尼系數介于0.3~0.4之間;只有3個經濟體的基尼系數高于0.4,它們分別是美國、新加坡與香港,而香港位居榜首,基尼系數達0.475。需要指出的是,圖4與圖2中不同,其中“收入”已不是家庭的“市場收入”或“初始收入”,而是“最終收入”,即經過再分配(納稅與享受種種福利待遇)以后的收入。它表明,即使考慮到政府再分配政策的影響,香港的不平等狀況依然十分嚴峻。在圖4包括的142個經濟體中,按基尼系數從高往低排序,香港位于第32,前31個經濟體幾乎無一例外全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或南美國家。
以上數據讓我們看到一個反差極大的香港。一方面,就人均收入而言,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經濟體之一;另一方面,就家庭收入不平等狀況而言,它卻是世界上最糟糕經濟體之一,而且情況還在不斷惡化。
關于收入不平等的討論由來已久。學者們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初始市場收入上,忽略了最終收入的分配狀況。本文致力于分析政府再分配政策對最終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響。通過與其他經濟體進行比較,我們將凸顯香港政府再分配力度嚴重不足,并指出這種不足是香港最終收入分配極度不平等的關鍵所在。
前面已經提到“市場收入”與“最終收入”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因為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從市場經濟活動中獲得的收入并不是他們最終可以支配的收入。一方面,他們可能要依法向政府納稅;另一方面,他們可能會享受到政府提供的種種福利(包括現金與實物)待遇。只有經過這一增一減之后剩下的收入才是他們的“最終收入”。換句話說,在“市場收入”與“最終收入”之間還有個相關的概念,叫做“稅后收入”。它們之間的關系用圖5表示:最終收入的分配在多大程度上平等,不僅取決于市場收入的初始分配,也取決于政府通過稅收與福利政策進行的再分配。
上面我們已經看到,香港的市場收入分配十分不平等。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政府的再分配達到一定力度,最終收入的分配還是可以比較平等的。反之,如果政府的再分配意愿或能力很弱,最終收入的分配則不可能很平等。圖6反映了香港近年來的實情。
毫無疑問,香港政府在再分配方面還是發揮了一定作用的。從市場經濟活動中獲得初始收入之后,香港居民往往要繳納薪俸稅和一些與房地產相關的稅費(如物業稅、差餉、地租),其中薪俸稅是帶有一點累進性的,即稅率隨著收入增加而逐步遞增。同時,香港居民也享有幾項福利待遇,如教育、醫療、公租房與政府資助房。以2006年為例,市場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533,稅后收入的基尼系數降至0.521,降低了2.25%;最終收入的基尼系數再降至0.475,累積降低了10.88%。
雖然最終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比市場收入的不平等降低了一些,在香港這個700萬人口的城市,最終收入的基尼系數仍然高達0.475,比存在巨大地區差距、城鄉差距的中國內地還要高。這還是讓人不解。是不是香港的市場收入太不平等了,僅靠政府再分配政策無濟于事呢?作為對比,我們可以看一個初始市場收入不平等水平與香港不相上下的例子——英國(圖7)。
圖7顯示,在新自由主義的“撒切爾革命”期間(1979~1990年),英國迅速兩極化。“鐵娘子”上臺前,衡量市場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基尼系數是0.43;到她下臺前后,市場收入的基尼系數已上升至0.54,比當時的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與此相應,從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英國稅后收入與最終收入的基尼系數也雙雙升至峰值。然而,與香港不同的是,英國政府再分配的力度強得多。在1977~2004/2005年期間,與市場初始收入相比,稅后收入的基尼系數平均下降了29.3%,最終收入的基尼系數更是平均下降了42.8%。因此,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英國最終收入的基尼系數一直在0.3左右波動,雖然比1970年代末的水平高一些,但比香港要低得多。
其實,像英國這樣的例子還有一些;當然也不是所有經濟體的再分配力度都像英國這么強。那么,到底是哪些經濟體政府再分配能力比較強一些,哪些像香港一樣比較弱一些呢?從圖8我們可以得出幾個有意思的觀察。
就初始市場收入而言,幾乎所有國家都不太平等。在圖8涵蓋的42個經濟體中,有13個基尼系數在0.5以上,也就是說與香港差不多;其余經濟體市場收入的基尼系數也都在0.4以上;只有瑞士與荷蘭是例外,基尼系數不到0.4,但也相當接近0.4。即使以平等著稱的瑞典,市場收入的基尼系數也高達0.468。這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下,初始市場收入的不平等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這方面,香港似乎不是例外,而是與其他經濟體沒有太大的差別。
然而,就再分配力度而言,這42個國家之間的差別就顯現出來了。它們可以被分為三組。第一組有17個經濟體,它們的再分配力度很強,可以將市場收入的基尼系數消減35%以上。這主要是一些西歐、北歐國家。經過再分配以后,它們最終收入的基尼系數一般在0.3以下。第二組有10個經濟體,它們的再分配力度次之,可以將市場收入的基尼系數消減15%以上、35%以下。這主要是一些南歐和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經過再分配,它們最終收入的基尼系數一般在0.4以下。在第二組經濟體中,美國是唯一的例外,因為它市場收入分配的差距太大,也因為它再分配力度僅僅比第二組的最低門欄高一點點(將市場收入的基尼系數消減了15.21%),其最終收入的基尼系數仍然高達0.418。實際上,美國已處在跌入第三組的邊緣。第三組有15個經濟體,它們的再分配力度較弱或很弱,至多能將市場收入的基尼系數消減15%。這主要是拉美國家,但也包括香港、新加坡與俄羅斯。即使經過再分配,它們最終收入的基尼系數依然在0.45左右。在巴西與智利,稅收與福利則完全沒有帶來收入分配的任何改善。
由是觀之,與新加坡一樣,香港在人均收入方面上屬于第一世界,但在再分配力度方面則屬于第三世界;美國也相去不遠。
香港的再分配力度為什么如此之低?從體制上看,原因其實并不復雜。一方面,香港稅收體制不利于再分配。不錯,香港的薪俸稅是累進的,收入越高、稅率也越高。但薪俸稅的最高稅率很低,近年來在17%上下。也就是說,年收入50萬的人與5億的人適用的稅率相同。公司所得稅的最高稅率也只有16.5%。另外,香港沒有開征其他地方常見的再分配稅種,如遺產稅、股息稅、資產增值稅。因此,香港是富人的稅收天堂。而博彩稅的大頭來自那些熱衷于賽馬的底層民眾;賣地收入的負擔實際上也最后落到了一般老百姓頭上。由于稅種少、稅負低,香港的總體稅負很輕,政府財政收入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一般在20%以下,與OECD國家一般在40%以上不可同日而語【8】。
正是因為政府干預少、美國保守智庫“傳統基金會”幾乎年年把香港評為“最自由經濟體”【9】,香港不少人對此也一向引以為傲。但政府財政收入少的直接后果是它無力擴大社會轉移支出。在社會轉移支出方面,雖然香港政府提供近乎免費的醫療服務、為12年義務教育免除學雜費以及為30%左右的低層民眾經營公租屋,但香港沒有失業救濟、沒有退休保障(公務員除外);社會救助(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規模也遠遠低于大多數歐美國家。這反映到圖9上:就社會支出占GDP比重而言,香港(黑色粗線)一直大幅偏離絕大多數OECD國家,只與兩個經濟體為伍,即韓國和墨西哥。到2005年,即使這兩個經濟體也都已超過香港,盡管它們的人均GDP還遠低于香港。
圖10包含91個經濟體的數據,它清楚表明,政府社會支出占GDP的比重與最終收入不平等水平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社會支出越大,不平等水平越低;反之,社會支出越小,不平等水平越高。富裕的香港之所以如此不平等,它的“小政府”(政府干預小、政府財政收入少、政府社會支出少)看來難脫其咎。
在大多數討論香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研究中,關注點一般放在初始市場收入的分配上。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的確有必要深入了解為什么市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會發生變化。然而,僅僅把研究停留在初始市場收入分配上是不夠的。如本文所揭示的,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收入不平等是常態,而不是例外。香港之所以顯得例外是因為它的政府再分配力度太弱,而大多數與香港人均GDP相若的經濟體再分配力度要強得多。
這告訴我們,要緩解香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僅在初始市場收入上做文章,改善的可能性恐怕不大。真正重要的是,香港必須加大政府再分配的力度。只要香港的再分配力度達到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其最終收入的基尼系數就可以降到0.35左右。不過,香港政府真有可能改變其“不干預”的哲學嗎?什么因素可以促使香港政府作出這樣的改變?這些就不是本文可以回答的了。
注 釋:
【1】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8, 28-32. 這份報告的圖1-3用一種特殊的方式證明香港與新加坡、中國臺灣、韓國同屬一類,都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將收入不平等維持在一個很低的水平。
【2】歷史數據來自Angus Maddison的網站。
【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世界銀行的數據。
【4】基尼系數衡量收入不平等收入的常用指標之一,它介于0與1之間,0意味著完全平等(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的收入)、而1意味著指完全不平等(一個人擁有所有收入)。因此,基尼系數越高意味著不平等的狀況越糟糕。
【5】Tzong-biau Lin, “Growth, Equ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cies in Hong Kong,”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Vol. XXIII, No.4 (December 1985), pp. 397-398.
【6】除菲律賓外,這些經濟體正好是世界銀行1993年報告所說的“高效經濟體”。
【7】Ragayah Haji Mat Zi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East Asia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cent Trends,”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19, No. 2 (Oct. 2005), pp. 36-54.
【8】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數據計算……
【9】見傳統基金會網頁。
(作者:王紹光,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主任、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蘇世民書院特聘教授;來源:《比較》2010年第4期,出版日期2010年10月1日,原題《再分配與不平等:香港案例對中國大陸的啟示》,昆侖策網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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