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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鴉片戰爭

作者：劉禾；翻譯：郭嬋君

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之后，大英帝國和晚清政府于1840年8月29日開始中英《南京條約》的談判。英國政府除要求戰敗國割讓領土和賠款之外，還特意把“平等”（equality）列為談判議程的第二重要的議題，因此才有了欽差大臣琦善被迫簽署的《南京條約》中的一款內容，其中明文規定大清國應如何“平行”（平等）對待大英帝國，這就是第11款。文中寫到：

英國官方認為，文書是否得體，稱謂是否恭敬，它與國際貿易的收支平衡同等重要，關乎到英國貴族和白人種族的體面和名譽。我們知道，《南京條約》是近代不平等條約的開端，它不僅使中國喪失了對香港的主權和其他口岸的主權，而且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多方面向英國和其他西方列強做出了大量的讓步。但在“平等”議題上，大英外務大臣巴麥尊(Palmerston)仍不滿足，他認為駐華全權公使義律(Charles Elliot)談判不夠強硬，于是將其革職，指認璞鼎查(Henry Pottinger)接替義律，就任維多利亞女王的新任英國駐華全權公使。

中英簽訂《南京條約》

璞鼎查1841年5月一上任就開始新一輪的中英條約談判，他在所謂“平等”議題上，態度尤為強硬，明確提出把對漢字“夷”的禁令寫入《南京條約》。中方代表團談判成員張喜在其《撫夷日記》中對此有詳細的記載，有關談判發生在1842年8月26日。璞鼎查指出“夷”字不善，應停止使用。清政府方面的主要談判代表之一咸松圃，引用孟子之言“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反駁英方提議。由于中英雙方無法在“夷”字的定義上達成共識，談判陷于僵局, 最后“夷”字的禁令沒有被寫入《南京條約》的法律條文。盡管如此，璞鼎查對清政府施加壓力，不許“夷”字在《南京條約》的中文版本中出現。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夷”字的禁令才在中英《天津條約》的談判中，正式寫入法律條約。

簽署“不平等條約”的理由，據說是為了捍衛“平等”的道義，這個理由有些荒唐，甚至自相矛盾，其實不然。我們姑且看看19世紀的英國人期待世界上別的國家如何對待他們。赫爾曼·梅里韋爾（Herman Merivale）曾在1839年出版《關于殖民化和殖民地的講座》（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此書大為暢銷，于1861年再版（兩次出版的年份都恰好是兩次鴉片戰爭發生的時候）。在書中，梅里韋爾是這樣來描述英國在殖民帝國中的地位的：

梅里韋爾不到40歲就晉升為牛津大學德魯蒙德政治經濟學的講座教授，這些講座最初就是講給牛津大學的學生聽的。從1848年開始，他在英國殖民總署（the Colonial Office）里擔任高級職務長達12年,在英國殖民政策方面具有相當的權威。梅里韋爾的講座在19世紀對英國公眾的影響巨大，到了20世紀還有人評價他說：“認真研究大英帝國的人，必須研究他的這本書，它里面蘊藏著優秀無比的思想，蘊藏著成熟和豐富的經驗，充分展示了殖民統治史上的一個重要和特點鮮明的階段。”

梅里韋爾所說的民族尊嚴和種族優越，自然不是空洞無所指的，它建筑在英國與其殖民地屬民和外國人日常交往的基礎之上，具有明確的官方政策的含義。比如，維多利亞女王在1841年1月26日在給上、下兩院的講話中，如此重申英國的官方政策：“鑒于有必要向支那沿海派駐軍艦和軍隊，有必要對支那皇帝的官員對我臣民的傷害以及對一位皇家代表的侮辱進行索賠，我特此委任幾位全權公使與支那政府接洽相關事宜。”維多利亞女王這里所說的傷害和侮辱包括我在上面提到的文書交往形式和尊稱的問題。

除了梅里韋爾那樣的官方立場，19世紀的英國大眾文化對此也有充分的表達。穆雷特·艾理斯（T. Mullet Ellis）在一本名為 《神仙們的愛好》的兒童讀物中，為我們勾繪了各國朝拜維多利亞女王的朝貢圖：

從生動的文字描述到1872年的那幅描繪緬甸公使雙膝跪地向女王獻禮的畫（見圖示），在我們眼前展現出的帝國夢與平等無關，而表達了另一種愿望。從孩童時代起，英國人就被灌輸了大量的關于財富和種族特權的夢想，他們期待其他的種族，尤其是這些種族的國王和皇帝，向大英帝國進獻寶物，表示恭敬。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當年英國特使馬戛爾尼爵士（Lord Macartney）在進諫乾隆皇帝時，要不要履行“叩拜禮”的細節變得那么重要，困擾了英國人幾乎兩個世紀；它同時也解釋了為什么在19世紀，英國官方本來就不打算平等地對待清政府的官員。

圖示. W. B. Wallen《女王接見緬甸使節》（1872）

還有一個細節很能說明問題，1842年8月在“皋華麗”（Cornwallis）號戰艦正式簽署南京條約。在這之前的九天前，英國正翻譯官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事先通知清朝欽差大臣耆英及其隨從，告之按英國禮節，“皋華麗”戰艦要向尊貴的客人鳴炮致敬，客人級別越高，鳴炮次數越多，最多為23響（詳見張喜《撫夷日記》，5:390；鳴炮21響可能被誤記為23響）。簽約這一天，英國全權公使璞鼎查登上“皋華麗”號時，鳴炮19響向其致敬。而中方欽差大臣耆英率領的代表團登上“皋華麗”號時，僅聽到3響禮炮。這種精心策劃的羞辱終于讓耆英及其隨從明白了英國人的“平等”思想是什么。于是四天之后，在雙方約定在陸地會面的場所，清朝官員如法炮制，他們也用3響禮炮向英國官員報以平等的致敬。中英雙方以此相互較量的方式，上演了一幕幕的歷史悲喜劇。

不過，問題還有另一面。在當時，清政府對英國和所有其他國家采取“一視同仁”的外交政策，對它們實行同樣的“最惠國”待遇。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對此有過一段解釋。他寫道：“在1842-1844年間，參加條約談判的滿人代表愿意把古人對所有野蠻人一視同仁的思想也都帶到談判桌上來。由于皇帝習慣性地懷柔遠人，那么他的大臣幾乎連想都不用想就把跟英國簽署的條約也適用于美國。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不讓英國人自己向美國人提供這些特權，否則美國人原本應該對清朝皇帝的感激之情就會變成對英國人的感激。”這是不是事情的真相？清朝皇帝為什么寧可放棄自己的利益也要一視同仁（平等）地對待各個國家呢？費正清的判斷屬于心理主義臆測，其實根本不著邊際，因為它沒有可信的檔案文獻的支持。事實上，清政府采取“一視同仁”的外交政策，不是為了什么“感激之情”，而是出于國際政治考量，因為它早已認識到英國獨霸世界的野心。

馬戛爾尼覲見乾隆帝

早在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時候，乾隆皇帝就認為英國使節來華是“居心叵測”。而英國人眼里的乾隆皇帝，是個高傲自大的君主，因為他故意表現得對與英國通商毫無興趣，這在乾隆給英王喬治三世的信中寫得很清楚。但經常被人忽略的一點是，乾隆皇帝同時寫給他的親信大臣的諭旨中，已幾次流露出他的不安情緒。他最擔心英國人通過排擠其他與中國有長期貿易關系的國家，借機壟斷在廣州的對華貿易。乾隆五十八年（1793）10月2日,皇帝頒布諭旨，其中提到：“英吉利在西洋諸國中較為強悍，且聞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國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帶夷人，畏其恣橫。今不準其人留在京，該國王奉到敕諭后，或因不遂其欲，籍此生事，不可不預為之防。”（《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頁21327）乾隆皇帝命其親信長麟趕在馬戛爾尼返程之前到達廣州，通告廣州的外國商人，皇帝沒有賜予英國任何經商特權，也不許英國人聲稱他們有權代表其他外國商人與清政府進行貿易，從中牟取暴利。

乾隆的預感半個多世紀后變成了現實，英國人果然在幫助鎮壓太平天國叛亂期間，乘機控制了大清海關總稅務司。回溯歷史，從18世紀初年直至19世紀，清政府在向外商發布的公告中一再重申“一視同仁”政策，目的都是為了抑制英國在大清國的擴張。當印度和周邊的東南亞國家一個接著一個淪為英國殖民地的時候，清政府的政策成功地抗拒了英國在18世紀末殖民中國的野心。

《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沖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劉禾 著

對英國駐華全權特使璞鼎查來說，但凡有一線希望把對“夷”字的禁令寫入他們在1842年簽署的南京條約，他都會不遺余力地去做的。璞鼎查會這樣做的原因，倒不是出于對“平等”的要求，而是決心洗刷英國皇室的名譽。

在《雅利安人與英屬印度》一書中，托馬斯·特勞特曼（Thomas Trautmann）重新考察了英國人為什么在印度要炮制雅利安人的故事。有關雅利安人的敘事，使得英國人和印度人之間出現了遠古的血緣關系，將殖民統治的現實一下子變成了親情故事和家族團聚的故事。友情話語在英屬印度的殖民關系中顯得格外重要，這讓我們對情感經濟在殖民統治中的作用有一定的了解。

特勞特曼寫道：“英國人對印度政策的問題上爭論不休，但中心問題是，如何使印度人傾慕英國人的統治。”亞洲協會的創始人和首位主席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認為梵文研究是建立雅利安人血緣關系的根本。從梵文到更龐大的語言文字研究，這項學術工作的目的是要證明印度文化本來就是“西方”文化。這樣一來，借用羅伊·哈里斯（Roy Harris）的話來說，英國人到印度來“不是為了掠奪東方財富，也不是殖民冒險家了，他們是為了讓偏遠地區的古老雅利安文明回到現代世界的懷抱，重新在這個世界的政治地緣內部找到自己的正確位置。”對于殖民統治來說，強調傾慕、友誼、還有情感眷戀的重要性，應該不難理解，這和所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男人和女人、強者和弱者之間的心靈博弈是相通的。當英國人來到中國的時候（往往從英屬印度乘船過來），他們對于清朝政府以及當地居民如何看待自己，是有期待的。換句話說，他們是不是也同樣期待著那里的人民對外來征服者的傾慕？

法農（Frantz Fanon）在《黑皮膚，白面具》一書中曾寫道：“每當人們追問，為什么當年的歐洲人，或外國人，被[非洲人]以“vazaha”（尊貴的陌生人）來稱呼？每當人們追問，為什么那些航海遇險的歐洲人始終在異國他鄉受到熱情的禮遇，而從不被人當敵人來看待？[西方的]學者們從來不用“人道”、“善良”、“禮節”，或者用塞澤爾（Césaire）曾稱之為“古風”的那一類習俗去回答這些問題。西方學者反倒不厭其煩地說，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白種人是人類翹首以盼的主子，而此事早已銘刻在古人“命定的象形文字”之中，也銘刻在人類的潛意識之中。”歐洲殖民者把“vazaha”（尊貴的陌生人）魔術般地變成“人類翹首以盼的主子。”因此，英國人指責滿清官吏在語詞上對他們不敬，自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

法農和他的《黑皮膚，白面具》

南京條約簽署10年之后，署任兩廣總督柏貴對于英國全權公使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屢屢抗議“夷”字的使用，備感困惑，不明白這個字為什么會引起事端。柏貴所不知道的是，文翰閱讀的是漢文正史辦公室翻譯的英文版照會，其中“夷”字是被寫成 barbarian的。“夷”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爭論的焦點，兩國之間往來的外交照會中多次出現英方指責，中方否認的僵局。清政府官員一再說“夷”字無關大體，強調英方的指責無根據。事情果真如此嗎？如果英國人覺得這個字“夷”可以侮辱他，那么“夷”字肯定不是無關大體的。果然在第二次鴉片戰爭，1858年中英簽署《天津條約》，英方在第50款規定所有往來中英文書必須以英文版本作為正確無誤的原文（而中文為譯文），接著在第51款簽署禁用“夷”字。這就意味著，《天津條約》強制性地規定barbarian是“夷”字的正確譯名，而且是唯一的譯名。

在理論上，我把這種跨語際的表意鏈稱為“衍指符號，”即“夷”字的意義由漢字系統之外的文字barbarian來規定。問題的結癥在于，“夷”字無處不在的傷害英國官員的力量同樣來自于“夷”與barbarian的所謂對等性。中方和英方都無法抓住它的原因是，這個衍指符號既不完全由漢字符號所驅使，也不完全由英文符號所驅使，“夷”字恰恰進入了跨語際誤釋的中間地帶，游移在兩個語言之間，成為怪誕十足的衍指符號。

我們再來看英國人聲稱被“夷”字傷害的原初情景怎樣的：中國人對英國人說“夷”字，可英國人聽見的是barbarian，也就是說，衍指符號“夷=barbarian”的指稱功能本身已成為重復翻譯的情景。讓事情更復雜的是barbarian這個英文詞，它本身源自拉丁語和希臘語的外來詞。長期以來，這個詞在各種歐洲語言中被不斷翻譯，不斷轉義。有些歐洲國家和地區把另一些歐洲國家和地區的人稱為barbarian，歐洲人稱殖民地的人為barbarian則是定例。大英帝國的殖民官員們帶著他們熟悉的 barbarian的殖民話語來到中國，他們自然不能接受自己在別人的語言里充當barbarian的荒謬。大衛·波爾特（David Porter）的研究提出了足夠的證據，表明英國文人從18世紀開始，就把中國人歸入barbarian的行列。傳記作家詹姆士·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在1778年采訪大文豪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兩人之間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在《帝國的話語政治》一書的第六章，我詳細地分析了近代歐洲比較語文學興起時，語言和種族之間的關系是如何建立起來的，這里先不贅言。從我所查閱到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的證據看來，可以準確無誤地說，英國人至少在1721年就開始使用barbarian來稱呼中國人，這大大早于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日子。然而，有些近代史學者從馬戛爾尼“叩拜禮”的事件出發，指責乾隆皇帝傲慢，錯過清朝向世界開放的良機，最終導致天朝崩潰，這一解釋不足為信。

中英天津條約談判期間，擔任翻譯官的英國人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就張口閉口稱華人為barbarian。在鎮壓太平天國期間，英國政府推薦李泰國1861年出任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的司長，成為清政府的高級雇員。李泰國不打自招地說，自己“受雇于支那政府的外國人，替他們執行一定職責，但不從屬于他們的領導”，理由是“讓一位紳士接受亞細亞野蠻人（an Asiatic barbarian）的領導是極其荒唐可笑的”。荷西·巴盧·莫爾斯（Hosea Ballou Morse）的編年史顯示，李泰國從清政府支取長達八年的薪水。再舉一個鎮壓太平天國的實例，指揮中英艦隊的海軍上校實納·阿思本（Sherard Osborn），也同樣在“亞細亞野蠻人”手下工作，他也從清政府那里領取薪水。這兩個人總是被一個道義難題所困擾：“我們是歐洲出身的軍官和水手，現在幫助一個野蠻君主（a barbarous sovereign）打仗，怎能保證不被強迫做一些我們自己國家所譴責的不道德行為呢？”

《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劉禾 主編

從18世紀末乃至整個19世紀，都是中國人被種族化的歷史。19世紀中葉，中英《天津條約》簽署的同時，歐美科學家正忙于把支那人頭顱骨的形狀、面頰的角度、皮膚的內部組成以及有種族特點的手形等等，與支那人的智力和道德缺陷聯系在一起予以論述（原文編者按：詳見《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也是在這一段時間里，“支那人”在所有歐洲的語言中，從白皙人種變成了所謂的“黃種人”。因此不奇怪，德國人殖民青島的時候，德國駐京總領事的夫人伊麗沙白·海靖（Elizabeth von Heyking）在她的日記中毫不客氣地寫道：“不管支那人從前是什么樣子，現在都不過是一群骯臟的野蠻人，這些人不需要歐洲國家派大使來，他們需要歐洲主人來統治。”

中英兩次鴉片戰爭談判期間，英國人名為要求“平等”，實質上是要求大英帝國對于大清國乃至整個世界的統治。在這個意義上，飽受爭議的“夷”字，恰如其分地點出了殖民話語邏輯的要害。對于“文明人”來說，誰是真正的“野蠻人”？如何恰當地回答這個問題，這里充滿了各種焦慮和不確定因素。當衍指符號“夷=barbarian”成為現實的那一刻，當殖民者言說中的barbarian開始滲透漢語的那一刻，就必然造成傷害和逆轉，甚至出現認知對象被顛覆的危險。從這種意義上說，“平等”話語的殖民性在中英《天津條約》對“夷”字的禁用上，得到了充分的表達，它也是英國人發動戰爭的法律依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