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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國家安全應有哲學思維

江  涌

目  錄

一、防控風險首先要識別風險

二、識別防控風險關鍵在于“仁者心動”

三、風險研判的技術分析與哲學思維

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今天，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2019年9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中青年干部培訓班的開班式上強調，廣大干部特別是年輕干部要經受嚴格的思想淬煉、政治歷練、實踐鍛煉，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頑強奮斗。全黨要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充分認識這場偉大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發揚斗爭精神，提高斗爭本領，不斷奪取偉大斗爭新勝利。就矛盾性質而言，安全所面臨的要比發展所面臨的往往更直接、更復雜、更急迫、更具有剛性，有鑒于此，發展靠競爭，安全靠斗爭，即發展主要集中于市場引導企業競爭，安全主要集中于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斗爭。

一、防控風險首先要識別風險

中國的國家安全法指出，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于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1該定義明確了國家安全是一種狀態（沒有危險和威脅），更是一種確保沒有危險和威脅、處于安全狀態的能力，這比原來將國家安全只定義為一種沒有危險和威脅的狀態有了很大改進。但是，根據實踐要求，該定義似乎仍有改進的地方。實際上，國家安全不僅是一種客觀狀態（國家沒有危險和威脅），還有一種主觀感受（國民安全感）。例如，“杞人憂天”只是主觀感受，一種錯誤的主觀感受，實際上沒有現實威脅的客觀狀態，但是杞人認定自己的安全處于威脅狀態而惴惴不安，吃不下飯，睡不好覺。今天的美西方等國總覺得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崛起，威脅了他們的安全，真可謂“杞人憂天”。美西方根據他們的感覺而采取行動，錯誤的判斷導致錯誤的行動，但是由錯誤行動而產生對他國威脅的狀況是客觀存在的。“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無疑是一種非常危險的狀態，但是盲人瞎馬不知，自以為處于一種沒有危險和威脅的安全狀態，馬照跑，人照騎。因此，國家安全是融客觀狀態、主觀感知以及主客觀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保障能力的集中體現。橫看成嶺側成峰。我們可以從不同視角理解國家安全，在此基礎上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有效維護與積極塑造國家安全。

總體國家安全觀要求以防控風險為重要底線。“不讓小風險演化為大風險，不讓個別風險演化為綜合風險，不讓局部風險演化為區域性或系統性風險，不讓經濟風險演化為社會政治風險，不讓國際風險演化為國內風險。”2風險防控必須以風險被準確感知、認知為前提，倘若判斷失誤，不能準確及時判斷風險的有無、大小、輕重、緩急，那么不僅可能無險可防，或對既有風險防控無補，而且還會徒增新的風險。1958年5月20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這樣說：“唐朝有個劉知幾，是個寫歷史的人，他主張寫歷史要有三個條件，就是才、學、識。才是才能，學是學問，識就是識別風向。我現在特別提醒同志們注意的是，我們應該有識別風向的能力，要提高這種識別力，這一點有極端的重要性。一個人盡管有才有學，如果不善于識別風向那還是很遲鈍的。斯大林講過要有預見性。所謂預見性，就是識別風向。”3國家安全工作必須增強識別風向的預見性。“要加強對各種風險源的調查研判，提高動態監測、實時預警能力，推進風險防控工作科學化、精細化，對各種可能的風險及其原因都要心中有數、對癥下藥、綜合施策，出手及時有力，力爭把風險化解在源頭”。4習近平總書記這番告誡，實際上彌補了《國家安全法》相關概念定義的缺陷與不足。

風險的準確感知、認知需要科學的方法和相應的知識。“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5“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三者必須結合。”61963年5月9日，毛澤東主席對中共浙江省委辦公廳印發的《一批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改了標題并寫上批語：“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7近代以來，生產斗爭、階級斗爭、科學實驗三者結合，相輔相成，對于完整、嚴密、科學的思想之形成至關重要，三者不可偏執，缺一不可。倘若有偏有缺，作為整體的人的知識思想體系發育成長就不正常，國家就不能科學決策。其實，很可能是中國人愛走極端，所以我們的老祖宗早就諄諄告誡，要守正持中，執兩端而用其中，過猶不及。

前幾十年倡導“以階級斗爭為綱”，搞階級斗爭一抓就靈，后幾十年盛行“階級斗爭熄滅論”，誰說階級或階級斗爭，誰就是“左”就是“另類”，很顯然，從一個極端滑向另一個極端，其實都不是科學的可取的態度。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綱舉目張，實際上偏執舉綱而忽視目張，生產斗爭與科學實驗沒有得到應有地重視，生產力沒有得到充分發揮，人民物質生活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長時間停留在描繪層面，這樣在與西方的全方位競爭中，因為缺乏堅實的物質基礎，缺乏直觀的生產力支撐，缺乏說服力，沒有底氣，于是就會出現赫魯曉夫式的對社會主義理想信念的動搖。1959年蘇聯最高領袖赫魯曉夫訪美，被美國的經濟繁榮震驚了、休克了，“美國商店里琳瑯滿目的商品簡直要把貨架壓塌，而我們商店里即便很是有限的品種往往也是空空如也”。短缺經濟（曾被刻畫為計劃經濟的典型特征，代表社會主義）在過剩經濟（市場經濟的常態，代表資本主義）面前，抬不起頭來。

階級與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的，不僅科學社會主義講階級、運用階級分析，而且民主社會主義（本質上仍舊是資本主義）從來都不回避階級與階級分析。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這一鴻篇巨著中，以階級為基礎，就落落大方地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皮凱蒂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至多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本質是資本主義，毫無疑問是一個資產階級學者。一個資產階級學者，用階級分析方法，不是同情、感興趣的問題，而是必須直面階級這個客觀存在。所謂客觀存在，就是不隨你的意志為轉移，你感不感興趣、否定還是肯定、視而不見或充耳不聞都無所謂，它就在那里，而且按照自身規律運行，發揮它自身的作用。除了理論學術研究探討，實際中，美西方頻繁使用階級分析方法，并用意識形態劃線，兩大陣營對立，搞冷戰，搞和平演變；蘇東劇變后，搞強權，搞“顏色革命”。在國內，毫不吝嗇使用資產階級專政，對抗各種群眾組織，鎮壓工人和群眾運動，遠一點的如里根政府鎮壓航空管制員工會，近一些像奧巴馬政府鎮壓“占領華爾街運動”。

近幾十年，我們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悶聲不響發大財。生產斗爭與科學實驗得到充分運用，人與物、物與物的關系得到充分重視，生產力得到充分釋放，“中國制造”所代表的物質財富被極大地創造出來，中國經濟總量于世界坐二望一。但是與此同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以階級斗爭所代表或折射的人與人的關系，被高度掩飾、屏蔽、規避，很多人對于階級與階級斗爭談虎色變，諱莫如深。然而，問題矛盾風險挑戰并沒有因為我們回避了階級、“熄滅”了階級斗爭而得到順利解決，相反在一定范圍內、一定程度上更加尖銳，社會、文化、政治、生態以及包括經濟在內的各種風險不斷上升，按下了葫蘆，浮起了瓢。這是因為忽視階級斗爭，三大知識思想來源缺了重要方面，科學認知缺了重要方法，這樣幾十年來的中國人在認知體系上存在嚴重缺陷。我們有一個很有趣的陳述，“對內求發展、求變革、求穩定，建設平安中國，對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贏，建設和諧世界”。和平豈能祈求得來，中國的經驗、世界的經驗清晰地顯示，和平是斗爭而來的，是打出來的，“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以斗爭求合作則合作存，以妥協求合作則合作亡。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8鄧小平同志科學界定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性質。他指出：“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敵特分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有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新剝削分子，并且這種現象在長時期內不可能完全消滅。同他們的斗爭不同于過去歷史上的階級對階級的斗爭（他們不可能形成一個公開的完整的階級），但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或者說是歷史上的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9黨的幾代最高領導人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階級與階級斗爭的認識是一貫的和一致的，顯示出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應有的堅定立場、鮮明觀點與科學方法。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2月17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班講話中指出，“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有人說這已落后于時代了，這種觀點是不對的。我們說階級斗爭已經不再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并不是說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不存在了，在國際大范圍中也不存在了。”10

信息化、全球化、貨幣化使得國家安全高度系統化。木桶盛水量不僅取決是否有短板，更取決于底部是否有漏洞，短板高低決定水的多少，而桶底漏洞決定水的有無。生產斗爭與科學實驗是國家安全木桶的板，而階級斗爭是桶底的洞。人是生產力的核心因素，是生產關系的關鍵要素。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主要解決人與物、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階級斗爭不僅關乎生產關系、生產力的問題，更關乎人與人的關系。國家安全問題不僅是人與物、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問題。隨著生產力的不斷進步發展，人與物、人與自然的矛盾會得到緩解，物質生產重要性（即經濟基礎性）會相對降低，物質分配重要性不斷提高，生產關系（人與人關系）調整的要求會不斷提高，社會、文化、政治、生態等作用不斷凸顯。生產斗爭與科學實驗的作用也會相對下降，各種社會矛盾、國家間矛盾（集中體現為階級斗爭）更加突出。由于缺乏對階級（斗爭）的正確認知，例如認定，中美關系，好，好不到哪里；壞，也壞不到哪里。所以，我們對和平演變、“顏色革命”、中美摩擦、香港暴亂等一系列事件感覺遲鈍，應對乏力。歷史教育值得借鑒，1921-1933年中共中央在上海期間，“文藝青年”占據領導崗位，將殘酷的現實斗爭、階級斗爭當成網絡電子游戲，仔賣爺田，玩光近乎所有家底，大批革命志士的無謂犧牲也喚醒不了那幫神經質的書呆子們的理性，如此，書呆子們革命，一萬年也沒有成功的可能。國家安全在缺乏有效感知認知之中、相關風險在缺乏有效識別的情況下，問題矛盾風險挑戰日趨突出，黨和國家因為廣泛而深入的政治腐敗，甚至可以說一度是岌岌可危。

二、識別防控風險關鍵在于“仁者心動”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進入各種風險挑戰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面臨的重大問題矛盾只會增加，不會減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以及黨的建設、國防軍隊建設、港澳臺工作、外交工作等方面的情況日趨復雜。相關人士要有草搖葉響知鹿過、松風一起知虎來、一葉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見微知著的能力，對潛在的風險有科學預判，知道風險在哪里，表現形式是什么，發展趨勢會怎樣，科學診斷，精準預判，對癥下藥，堅決斗爭。

識別防控風險、維護塑造國家安全關鍵在人，在專群結合。就“專”而言，需要一支絕對忠誠、盡職恪守而又精干內行的隊伍。前文所述，寫歷史需要具有才能、學問和識別風向三個條件或能力，識別防控風險、維護塑造國家安全，除了才能、學問和識別風向這三個條件或能力外，更要有心有意有擔當有作為，耿耿忠誠于黨和人民的事業、國家安全事業。有這樣一個故事：禪宗六祖惠能在給弟子講經時，忽然輕風吹過，旗幡飄動，引起了兩個弟子的爭論，一個弟子說是風在動，一個弟子說是旗幡在動，惠能插口解釋說：非風動，非幡動，仁者心動。宋代詩人釋本先評曰：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后水云人欲曉，祖師直是好知音。惠能禪語名揚天下，給后人以深刻啟迪，今人對之仍褒貶不一。從積極意義來看，每一個國家安全的理論研究者、決策執行者都應當是一個仁者，一個追求真理、捍衛真理的仁者，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福利的新時代仁者。這個新時代仁者，見幡動而知風動與風向，知風動與風向而生預見，并積極采取行動，維護好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不辜負黨和人民的重托。“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始終不渝地把國家安全事業當成自己的事業，始終不渝把為人民謀福利、為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

近代以來，西方傳教士的足跡遍及世界，踏遍千山萬水，歷經千辛萬苦，排除千阻萬難，努力布道傳教。使命感以及隨之而來的榮譽感與成就感，驅使傳教士一如既往，勇往直前。二戰后不久，美國開啟冷戰鐵幕，中央情報局時任局長艾倫·杜勒斯就向隱蔽行動的戰士們發出動員令，“戰爭將要結束，一切都會有辦法弄妥，都會安排好。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用什么辦法來做？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同意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11美國特工們拿出“傳教士般”的毅力、虔誠、精神等，積極從事和平演變蘇聯及東歐陣營的工作，堅定地打一場顛覆社會主義政權的持久戰。

美西方和平演變蘇東地區可謂鍥而不舍，馳而不息，久久為功，最終外因通過內因起了作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西方強權勝出，美國一家獨大。對照比較美國和蘇聯的“安全衛士”在冷戰期間尤其是后期的所作所為，不難發現，美方兢兢業業，始終保持“傳教士般”的毅力、虔誠、精神；蘇方一開始精神飽滿，斗志昂揚，總體防守但是局部有進攻，給美西方制造了不小的麻煩與障礙，但是精神斗志沒有持續，而且再而衰，三而竭，到后來則是慵懶散漫，甚至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大廈傾覆之際，完整龐大的軍警憲特，作壁上觀，竟無一人是男兒。蘇東劇變，冷戰結束，“歷史終結”，但是美國情報機構、安全衛士們并沒有因為時代主題是“和平與發展”而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他們又有新的使命——“顏色革命”，讓廣大發展中國家“拿走的，給我拿回來；吃下去的，給我吐出來”。實際上，這個世界沒有什么真空地帶，一如“思想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必然要去占領”。正義力量不去革命，反動勢力就必然要反革命。“顏色革命”就是反革命。“顏色革命”的實質是改頭換面的新殖民主義，是對二戰后發展中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成果的“秋后算賬”。

對美西方熱衷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進行觀察分析，在使用歷史的望遠鏡之后，再使用技術的顯微鏡細致觀察，不難發覺，美西方“顏色革命”謀劃者策動者實施者，一如先前“傳教士般”的執著。實際上，美國在諸多國家搞“顏色革命”實屬不易，客場作戰，天時地利人和難以把握，勢單力薄，人少物寡，但是最終屢屢得手，一個重要原因，“顏色革命”的謀劃者策動者實施者對他們的“事業”的虔誠與執著，盡心竭力，積極善于利用外力，利用當地資源，廣泛拉攏凝聚東道國反對力量，結成“統一戰線”，壯大強大自己的力量。有“顏色革命之父”之稱的基恩·夏普是從“極左分子”蛻變而來的，他充分吸收社會主義革命運動那一套做法，用于“反革命事業”。相反，相關東道國那些反“顏色革命”的安全衛士，盡管人多勢眾，主場作戰，貌似團結，但是更多是烏合之眾，混日子的多，把工作當職業而不是事業的人多，大敵當前，人們尤其是一些“關鍵少數”首先為自己打算，愛惜羽毛，為自己謀出路留后路，什么理想情操，什么優秀傳統，什么國家人民利益，早就拋棄到九霄云外，搖搖欲墜處，岌岌可危時，不敢擔當，不會作為，不善于斗爭，因此總是被動挨打。

在國家安全維護與塑造上，美西方有很多經驗值得借鑒。首先戰略層面上，他們信奉進攻是最好的防守，安全塑造勝過安全維護。其次在戰術層面上，他們利用實力，擴張勢力，把硬實力較好地轉化為軟實力乃至“巧實力”。冷戰開啟迄今，美西方在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等方面總體上長期占據主動，一方面與美西方生產力占優的戰略形勢有關，另一方面也與美西方靈活的政策策略有關。在美國看來，國家安全既是事業又是商業，華盛頓與華爾街逐漸走向一體，華盛頓熱衷政治利益，努力讓更多的國家成為它的附庸，華爾街貪戀經濟利益，在世界各國剪羊毛，試圖讓一個個經濟體成為它的“提款機”。華盛頓要命，華爾街要錢，華盛頓華爾街沆瀣一氣，既要命又要錢。國家利益集團如此，相關“安全衛士”也是這樣。他們執著地從事顛覆他國政權的事業，與此同時能從這份職業中獲得豐厚回報，優厚待遇使得相關個人及其家人過著優裕而體面的生活，一個融“高尚事業”與高回報商業于一體的職業，誰還不會兢兢業業？從和平演變到“顏色革命”，既是讓對象國成為美西方的實質附庸的目的，也是借機從對象國撈取錢財的手段，在相關國家，亂社會亂政治與亂經濟亂金融于一體。被稱為“全球金融界的壞孩子”的金融家喬治·索羅斯很早就成立開放社會研究所以及基金會，積極致力于“顏色革命”的理論研究與實際操作，把顛覆他國政權并從中賺錢當作事業、當作商業。那些倒霉的對象國為了保命（避免成功的“顏色革命”）往往不得不（實際也是顧不了）舍財，任憑華爾街等金融大鱷在金融市場上做空而賺得盆滿博弈。

今日中國依舊是發展中國家，依舊并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世界叢林中，很可能長期處于食物鏈的中低端。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等突出的政治安全，也將長期伴隨中國的發展過程。樹欲靜而風不止。中國不輸出革命，但是不得不抵御反革命——“顏色革命”；中國不熱衷于階級斗爭，但是不得不防范他人他國施加的各種斗爭。為了有效防控風險、開展斗爭，維護與塑造國家安全，我們既應當充分吸取蘇東等相關國家反和平演變、反“顏色革命”的教訓，也應當合理吸收美西方實施和平演變、“顏色革命”以及維護塑造國家安全的經驗。合理借鑒各類經驗教訓，為我所用。中國人似乎自古就沒有一個虔誠的非恪守不可的宗教信仰，共產黨人更是無神論者卻有著共同理想和偉大夢想，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那種“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爭取勝利”的革命意志，那種“愛國、創造、清貧、奉獻”的革命精神（方志敏精神），我們要充分弘揚。共產黨人不是傳教士，但是應當具備比傳教士更優秀的品質，凝聚更宏大的力量，去堅持真理，去實現理想。共產黨人是辯證和歷史唯物主義者，直面現實，維護和塑造國家安全的偉大斗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做好理想信念信仰和實際利益的統一，事業與商業、職業的統一。維護和塑造國家安全的偉大斗爭，一定要堅持專群結合，做好專群結合，“專”關鍵在“關鍵少數”。“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12仁者愛人，新時代仁者愛人、愛民、愛黨、愛國，新時代仁者集中在“關鍵少數”，立場堅定，清正廉潔，勇于擔當，敢于斗爭，善于斗爭，起模范帶頭作用，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過去，“人民群眾是戰爭勝利最深厚的偉力”；13今天，人民群眾是國家安全最堅強的保障。維護和塑造國家安全必須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最終確立起國家安全的鋼鐵長城。

三、風險研判的技術分析與哲學思維

國家安全工作重心應是在斗爭中維護，維護國家安全的核心在防控風險，防控風險的前提需要精準識別風險，精準識別風險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是一個戰略問題，需要哲學思維，需要一個相對完整的、嚴密的、科學的知識體系，需要有心有意有擔當有作為的新時代仁者。然而，多年來我們的認知體系是有欠缺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知識思想來源少了一個“階級斗爭”；我們的仁者往往是缺位的，一些“關鍵少數”守土失職，仁者愛人，是個人家人，而不是他人，不是人民群眾，更奢談衷心地愛黨愛國；在如火如荼的生產斗爭中，我們倚重的是不平衡發展、不充分發展的路子，每一個發展進步近乎都在相應地積累一份風險，前一階段發展的果往往會成為后一階段不安全的因。由于風險識別問題，由于態度擔當問題，由于防控能力問題，由于時間地點條件變化問題，或由于風險本身的復雜性急迫性等等問題，導致國家安全態勢狀況在應該的樣子（應然）與實際的樣子（實然）之間存在落差，實際態勢狀況往往比應該的態勢狀況要差，一些領域很可能差得很多。

其一，辯證唯物主義：安全與發展、競爭與斗爭不可偏廢。

經過建國70年的發展、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實力、綜合國力早就不是昔日吳下阿蒙了，中國國家利益可謂點多、面廣、量大。2010年中國名義GDP超過日本，成為坐二望一的世界經濟大國。世界銀行曾經發表報告，稱根據購買力評價理論，2014年中國經濟超過美國；按照西方多個機構的數據，到21世紀20年代，亦即未來十年，中國肯定會超過美國。隨著實力的上升與勢力的擴展，中國國家利益將延伸到全世界、遍及全世界。今天，中國的國家利益已經滲入、拓展世界各地，可謂點多、面廣、量大。過去有一個說法，哪里有海水，哪里就有華人；哪里有華人，哪里就有中國的利益。現在，地球變暖，冰層溶化，海水上升，北極很快全年通航，華人、中國人的足跡遍及世界，中國的國家利益正在遍及世界。有領導說，我們在非洲養了一大群羊，但是，既沒有牧羊人，也沒有牧羊犬，結果羊毛長齊了，被人家剪了，羊養肥了，被人家套走了。像利比亞，中國砸下了幾百億美元，正等著收取回報的時候，發生了戰亂，巨額投資，連本帶利，都打了水漂。這些年，在海外，凡是中國利益成規模地集中所在，那個地方往往就會出亂子，動亂、禍亂、戰亂，或者“霍亂”，即類似埃布拉這樣的奇異病毒出現，把當地搞亂，中國的利益受損嚴重。

國家安全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有效維護國家利益。國家利益有發展利益與安全利益，有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和一般利益，有政治、經濟和其它利益，有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有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總體國家安全觀要求統籌兼顧，統籌兼顧各個方面的利益。但是，實際情形是，我們顧不過來，在于能力，力不從心，更在于意識，意識不到。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一直向我們兜售“世界是平的”，我們企業與國人只要“走出去”，一馬平川，有播種就有收獲，投資就能獲得收益。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歷史上，英美等西方國家，無不是仗劍經商，甚至直接充當海盜，明火執仗。亦盜亦商，宜盜則盜，宜商則商。當今世界的實際情形是，美元流到哪里（即美國企業投資到哪里），美軍、美諜就跟進到哪里，三者協同推進，一個都不能少。美諜發現并跟蹤風險，美軍控制并清除風險。中資企業單兵突進，甚至裸奔，其風險可想而知。發展靠（市場）競爭，安全靠（政府）斗爭。只有統籌安全與發展兩件大事，兼顧競爭與斗爭兩類手段，中國的國家利益才能得到切實有效保障。

其二，歷史唯物主義：需求發展推動安全意識提高。

生產活動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人們通過生產活動謀取自己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物質資料。“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停止勞動，不用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也要滅亡”。14生產需求即勞動就業需求應是人的第一位需求，直接決定著生活需求，生產需求的質量決定著生活需求的質量。今天的人們尤其是年輕人，不再滿足于一般勞動就業，他們努力規避臟活累活重活體力活，期盼著投入少、見效快而收益大。盡管持續快速發展了七十年，但是因為起點低、基礎差、底子薄，所以迄今中國依舊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社會能夠提供穩定、體面且高薪的勞動就業很是有限，與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的期待有很大落差。實際上，引發人們不安全感的不只是絕對收入，更多的是相對收入。由于國家長期實施不平衡發展戰略，外加市場調節的“馬太效應”，曾經一度縮小的地區、城鄉、腦體、行業乃至企業的生產力差距進而收入薪酬差距，近幾十年來不斷拉大，東南沿海地區、一線二線及省會城市、知識精英、金融高新技術行業的收入與其對應的地區、城鄉、群體、行業的收入差距很大，而且還越來越大，由此導致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不滿。因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政府承擔無限責任”，所以老百姓的不滿自然會集中到黨和政府身上，在所謂的反復“非合作博弈”中，老百姓愈發“老不信”，不斷強化自己是利益受損的群體，甚至是“弱勢群體”，官民愈發對立，“塔西佗陷阱”也由此生成。

隨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斷邁進，隨著脫貧致富邁小康進行的不斷加快，中國中產階層群體迅速增加，且日趨龐大。城鄉居民特別是中產階層的安全意識在不斷提高。早先時候，人們關注衣食住用行等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重在量的滿足，期待解決生產不足、市場短缺問題，問題集中表現為憑票供應、排隊購買。衣食住用行基本解決了，數量問題解決了，人們更加關注相關衣食住用行的品種品質。衣，不只是蔽體、保暖，還要時尚、考究；食，不只是充饑、飽腹，還要營養、健康；住，不只是擋風、避雨，還要寬敞、明亮，南方居民更喜歡擇水而居，水代表財；用，不僅是耐用、適用，還要精巧、美觀；行，不只是出得去、回得來，還要方便、快捷、舒適。此外，隨著居民（集中為中產階層）積蓄存款日漸增多，對投資與投機需求也會增加。人們的需求持續不斷地提升，相關產品與服務的品質需要相應跟進，一旦出現落差，而且落差過大，相關矛盾就會凸顯，安全問題（如食品安全、醫藥安全等）便由此而生。

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斷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即便是普通民眾也不只是停留在生產需求、生活需求等經濟需求的改善提高，更有社會需求和政治需求。當今世界，在（新）自由主義長期浸淫下的有錢有閑的中產階層，多半成了（新）自由主義的俘虜和擁躉，他們往往要求的權利多多，主動承擔的義務卻少少，即渴求權利，規避義務。解決了衣食住用行，他們關注藍天和白云。政府說，要從我做起，每周少開一天車，減少排放，緩解擁堵，他們就不樂意。繼藍天白云之后，他們還要自由、民主和人權，因為他們擔心“雷洋案”很可能就發生在自己身上。他們認定，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可以保證他們的特殊需求與安全。總而言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們的需求不斷增加和提高，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解釋揭示了這樣的需求，在各類需求中，安全需求（對應的是安全意識）不斷提高。人們形形色色的需求對國家（黨和政府）管理體系與管理能力提出了挑戰。

其三，函數與變量：世界秩序的順應者與改變者。

當今中國，影響力越來越大，不僅中國領導人舉手投足、音容笑貌廣泛深刻地影響著世界，就連中國普通老百姓的言行舉止也牽動著世界，比如說中國大媽，她們炒黃金，據說炒到華爾街銀行家都不敢小覷；中國大媽，跳廣場舞，跳到全世界，影響全世界，盡管目前來看負面效應似乎要多一些。這就是影響力，不管是好的壞的，都是有影響力。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大陸累計出境人次只有27萬，2016年、2017年、2018年中國累計出境人數分別是1.1億、1.3億、1.5億人次，相當于一個日本國的人口都跑出去了。出境的中國人，有投資者，有留學者，更有觀光旅游的消費者，他們所到之處就會買買買！潮水般的民眾到香港自由行，據報道，把香港市場上的奶粉買光了，香港小孩的都沒吃的了，最后實行限購，大陸觀光客每人次只許購買2桶；中國觀光客蜂擁到日本，把日本的馬桶蓋都買光了，日本商家笑得合不攏嘴。

近14億人口的中國是一個巨大市場，是巨大的消費市場與投資市場，是世界最大而且增長最快的市場，誰也不敢忽視這個市場。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改變世界局面局勢的最大力量，亦即最大變量，無疑是中國。物美價廉的“中國制造”（相關商品與服務）、平等互利的“中國方案”（“一帶一路”倡議）、獨立自主的“中國模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當今中國對世界的“三大貢獻”。這“三大貢獻”已經且仍在廣泛而深刻地改變著世界，但是世界似乎剛剛覺察，很多中國人似乎還沒有覺察，中國的專家學者就“大變局”寫出汗牛充棟的文章，都在外求于境，而不是內求于身。實際上，中國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不僅帶來資源能源、市場、收入與財富分配等諸多經濟壓力，更有社會、文化、政治、環境等因素相互交織而帶來的壓力，還有周邊國家、美西方國家對中國快速崛起而作出的不適應反應的壓力，這些壓力形成的合力廣泛而深刻地改變著世界。

很長一段時期，中國和世界是“被隔離”的，中國從小學、中學乃至大學課本，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中國地理和世界地理都是分開的，中國是中國，世界是世界。實際情形是，即便改革開放后很長一段時間，中國也是習慣地隨著世界的改變而改變，世界變動，中國跟著變動，中國是世界的函數。然而，當美西方針對中國制造一個個摩擦且不斷擴散加碼時，中國人才愈發覺察到，中國的快速發展使得中國成為世界的變量、關鍵變量、甚至重要變量。在這個方面，我們仍有模糊認識，認為關鍵變量比重要變量還重要。我們知道，保持平衡的天秤，在任一邊放上一個小砝碼，天秤就失衡了，這個小砝碼就是關鍵變量。西方政治選舉，勢均力敵的大黨是重要的、起基礎作用的政治力量，而很多小黨往往成為關鍵，關鍵少數，它倒向誰，誰就可以組閣。因此，新時期新時代，中國不只是要成為世界的關鍵變量，更要成為世界的重要變量。中國說話，世界都在傾聽，但是聽了之后，很多不當回事，不把中國當個數，不拿村長當干部。甚至一些小國時而不時地欺負我們這個大國。因此，在未來的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中國如何把實力變成勢力，把硬實力變成軟實力，非常關鍵、非常重要。

其四，事物結構決定性質與功能：相互依賴的對稱性。

中國高校中盛行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說，國家之間相互依賴、相互捆綁就是安全的。這個說法似乎有道理，但是經不起推敲。事物的結構決定著事物的性質及功能。國家間相互依賴是否確保或得到和平與安寧，還要看依賴雙方是否地位平等與力量均衡，至于是否平等與均衡就要看相互依賴結構。權衡一方是否安全，要看該方在相互依賴中，是依賴的大還是依賴的小，是依賴的多還是依賴的少，是主動還是被動，這種依賴結構很重要，如果在相互依賴中，該方是被動的、依賴大的、依賴多的一方，那么該方很可能就是依附了，就不安全了。這一分析很容易找到例證：原來美國跟墨西哥、加拿大、古巴、海地、夏威夷等等國家或地區之間，都形成經濟甚或政治的相互依賴，然而，最后美國都把這些國家或地區收拾得服服帖帖，夏威夷甚至變成了美國的一個州。相互依賴若是不對稱的、不對等的，那么這個依賴很可能就一種事實上依附，因為依賴小的一方可以獲得一種特權，可以不斷敲詐依賴大的一方，讓依賴大的一方陷入“安全困境”。

中國和美西方形成的相互依賴，可以說是多方面的且不對稱的。首先是經濟領域的依賴，在國際分工中，我們在市場、資金、技術、品牌、關鍵零輔件零部件等都對美西方形成依賴；其次是秩序規則的依賴，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運行機制及其相關規則秩序都是美西方建立的，主要且忠實地為美西方利益服務，但是我們日益嚴重地依賴這套秩序及規則，依賴美西方規范的全球化；第三是人才方面的依賴，依賴美西方幫我們培養人才，尤其是所謂“高端人才”。直接關乎生產力的科學技術人才的引進有相當的積極意義，科技無國界，科學家工程師卻有祖國，但是意識形態色彩明顯的社會科學的大量人才引進，帶來的問題就復雜得多，我們有理由相信“海歸”絕大多數是有才干的和可信任的，但是其中也不乏“伯克利黑幫”“芝加哥男孩”“盜書的蔣干”，還有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內鬼”與“兩面人”；更為關鍵的是思想的依賴，這是最可怕的依賴，例如，過去若干年間，從中央到地方，著了魔似的組織高級官員到美西方接受學習培訓，甚至一度把這一學習培訓經歷，當成進一步晉升提拔的必要條件。近幾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學、法學與新聞學等諸多學科學界學術思想理論，幾乎都是在拾美西方人牙慧、仰美西方人鼻息，哪有什么理論自信，在美西方不斷衰落的情勢下，中國諸多領域言必稱西方至今依然盛行。以上這種多方面不對稱依賴，必然給美西方一種特權，時不時地敲打訛詐我們，中國動則得咎。一段時期，我們關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感到很憋屈，那個根本不是什么戰略對話，那實質就是訓話，美國可謂頤指氣使。當下的中美貿易戰與經濟政治摩擦，美國積極主動進攻，中國被動防守，恰恰是多年來中美相互交往中逐漸形成的中方對美方過多依賴的結果。

從上面的系列分析，不難結論當前我們國家是不安全的，而且是越來越不安全，很多方面越來越脆弱。我們近些年有一個非常不好的宣傳，說中國不得了了，“厲害了，我的國”，中國是很厲害，但是遠遠不是我們一些人想像的、宣傳的那么厲害。美國不賣芯片給中興，牛X不得了的高新技術企業中興集團立馬就休克了。中國很厲害的宣傳，本來是鼓點勁，長點志氣，結果把自己給陶醉了，麻痹了。中美經貿戰，中興休克事件，讓我們清醒清醒，是個好事。國際安全形勢研判似乎只是一個技術活，但是透析它的內在機理，則有廣泛而深刻的哲學內涵與寓意，由形而上到形而下，由宏觀到微觀，由政治而經濟。大國多亡于內亂，小國多亡于外患。大國國家安全研判聚焦內因，內外問題與矛盾，同時兼顧外部風險與挑戰，主要來自于國家間博弈。相對準確地預測預見研判矛盾風險，必須在定性基礎上進行適度的量化分析，量化分析最重要的是會算政治賬、算大賬，區別政治賬與經濟賬，算大賬與算小賬，守住核心利益，謀求重大利益和籌劃一般利益。

參考資料：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2015年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第二條。

2《深刻認識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形勢——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節選）（2015年10月29日）

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頁。

4《深刻認識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形勢——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節選）（2015年10月29日）。

5毛澤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頁。

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頁。

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1頁。

8《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杜1994年版，第182頁。

9《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頁。

10參見江涌《應對系列挑戰，開展政治斗爭——總體國家安全觀研究系列》，《國有資產管理》2017年第10期，或參見《中國政治學研究新時代的到來》，《文匯報》2014年6月30日。

11【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譯，新華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1頁。

12【清】鄭燮《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丞括》。

13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9月3日），共產黨員網“習總書記重要講話”，http://news.12371.cn/2014/09/03/ARTI1409751376413746.shtml。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68頁。

（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