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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依殊：中國“公知”對中華民族進行的“文明的沖突”

點擊：  作者：韓依殊    來源：紅色文化網  發布時間:2020-03-04 11:53:16

 

 

1．中國“公知”不否定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就沒法混

 

所謂中國“公知”，是指當代中國自命“精英”、自詡貴族、自封“優等人”的知識分子，主要是人文類知識分子（或曰文人）中的一批奇葩。

 

這樣的存在決定中國“公知”跟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誓不兩立。

 

毛澤東的階級斗爭旨在消除階級利益尖銳對立的客觀存在，使整個社會所有的人基本利益一致。只要人人基本利益一致，那就基本平等，都要靠為人民服務生存。

 

為人民服務，就意味著要為社會創造財富。而這就難倒了中國“公知”。

 

創造物質財富——他們沒這本事。

 

創造精神財富——他們既沒這意愿，也沒這本事：既然自命“精英”，自認貴族和“優等人”，那怎么肯為自己瞧不起的”劣等人”/“次人類”服務？這簡直比殺了他們都難受。滿心不情愿，又怎么可能去努力培養出相應的本事來？

 

既不創造物質財富又不創造精神財富，那在這個社會里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社會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還怎么混？

 

“存在決定意識”。中國“公知”這樣的存在決定他們與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的理論水火不相容的意識。

 

2．否定毛澤東的階級斗爭導致中國“公知”陷入對中華民族的“文明的沖突”

 

中國“公知”既然否定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就不能不受“否定階級斗爭必肯定‘文明的沖突’；肯定‘文明的沖突’必肯定種族滅絕和族群滅絕”的客觀規律支配，就不能不用“文明的沖突”的理論來解釋和指導處理中國社會的矛盾，就不能不陷入對中華民族的“文明的沖突”，參與對中華民族的族群滅絕。

 

中國“公知”的目標和邏輯其實非常簡單明確：因為不能靠創造財富謀生，所以必須靠壓榨別人謀生。要壓榨別人就必須獲得壓榨別人的特權。要獲得壓榨別人的特權就必須先給出理由。他們唯一拿得出手的理由就是把人分為“優等人”和”劣等人”/“次人類”，自己是“優等人”，有壓榨”劣等人”/“次人類”的特權，這就解決了“公知”的生存問題。

 

那誰是”劣等人”/“次人類”呢？中國近代以來一直受侵略欺負，中國人沒有侵略別人奴役別人的傳統，因此中國“公知”無法照抄納粹的法子，靠把異族人當成”劣等人”/“次人類”奴役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但這難不住中國“公知”。沒法欺負外國人，那就欺負中國人，反正只要有人當”劣等人”/“次人類”供自己欺負奴役壓榨就成。

 

都是中國人，靠什么劃分“優等人”和”劣等人”/“次人類”？——“文明的沖突”：沿襲希特勒的套路，拿“文明文化”做文章。

 

第一，用“普世價值”證明中華文明是“劣等文明”。既然中華文明是“劣等文明”，那中華民族自然就是“劣等民族”。這一下子就把所有中國人都打成了”劣等人”/“次人類”，只剩下代表“先進文明”的“普世價值”的中國“公知”是“優等人”：

 

“普世價值”=“先進文明”=“優等人”專有身份標志；

 

中華文明=“劣等文明”=“劣等人”/“次人類”專有身份標志。

 

第二，用文憑主義證明只有中國“公知”有文化，是有文明的“優等人”，其他人都是沒文化，未開化的野蠻人。既然野蠻，那自然是“垃圾人口”，”劣等人”/“次人類”：

 

有文憑=有文化=有文明=高等進化貴族=“優等人”=“貴族君子”；沒文憑=沒文化=不文明=野蠻低劣不開化=“劣等人”/“次人類”=“垃圾人口”。

 

為了證明中華文明是“劣等文明”，所以大肆宣揚“殖民史是文明輸入史和文明擴展史”，“用文明史來代替階級斗爭史”，“多視角對待殖民史”，“中國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中國人有什么？中國只有一堆非驢非馬的大雜燴”，“對傳統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早該后繼無人”，“四大發明對中國今天惟一的意義，就是遮羞布！”，“弘揚傳統文化目的是用專制反對西方的民主”，“不能因為民主國家富強好戰而否定普世價值”，“美國對外實行霸權主義，絕不能成為我們反對民主憲政的理由。我們要走民主憲政的道路是匯入人類共同進步的潮流”，“人權是所有人應該有的平等的權利，沒有東西方之分。平等這個概念是現代社會的”，“中醫不科學”，“龍是中華民族的大病毒!”，“龍在西方是惡的象征”，“在中國其實龍也是暴力的象征”，“只有一樣東西可能是龍傳下來的，就是不好好地在地上呆著，老想飛到天上去，不食人間煙火，為所欲為，見首不見尾，聲勢浩大，無可阻擋，不干實事，作弄老百姓，不承擔任何責任，這些幻想與白日夢正是中華民族最陰暗的一面”，“專家建議不以龍作中國形象標志避免西方誤讀歪曲”，“龍在西方形象不好”，“西方文化中的‘龍’是一種惡獸”，“在西方世界被認為是一種充滿霸氣和攻擊性的龐然大物”，“‘龍’的形象往往讓對中國歷史和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國人由此片面而武斷地產生一些不符合實際的聯想”……

 

雖然并非所有中國“公知”都如此明目張膽公然宣稱中華文明“劣等”，但所有中國“公知”都堅持一條：西方文明“普世”。這就夠了。所謂“普世”不過是“我優等你劣等”的一種隱晦表達方式——因為“我優等你劣等”，所以“放之四海而皆準”，所以“普世”。“普世”這一提法本身就是對中華文明的否定，否則必定認同“不同文明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應該取長補短，批判地繼承，洋為中用，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創造新文明”。只要有如此認同，就決不會一邊倒地大肆宣揚某種文明“普世”。這樣的提法實際是說中華文明不包含最要害最必需的元素，沒有普遍價值，在“普世文明”面前就是“劣等”。雖然說得隱晦曲折，實際意思就是中華文明“劣等”。有了這個基礎，才會有那些對中華文明的惡毒污蔑。

(不管中國“公知”如何抵賴，他們能拿出任何實質性證據，證明自己從不認為中華文明是“劣等文明”嗎？)

 

證明了中華文明“劣等”，就為證明中國人“劣等”奠定了基礎。

 

為了證明中國人是”劣等人”/“次人類”，所以大肆宣揚“中國文化的危機不僅是民族性的問題，我甚至感到是與人種不無關系”，“中國人從肉體到精神統統陽痿！”“中國人缺乏創造力”，“中國人可能是地球上多余的人”，“中國人對全世界的貢獻約等于0”，“中國人是最壞的民族！”“爸爸恥于做個中國人”，“爸爸認為中國人是劣等種族”，“漢族才是劣等種族”，“怎么看都是個劣等民族”，“這樣的民族難道不是奴才民族？——連做奴隸都不夠格”，“這民這族確是徹底死逑”，“‘群眾’永遠是一些沒有身份與人格的工具，是一些從來也不要負責，不需要腦子，只需要聽從號令，遵守指揮的沖鋒隊員。‘群眾’并非個體的‘人’，就算是在網絡這樣的公共空間，‘群眾’也是作為一股威脅力量，供‘領袖們’驅遣，揮耍，消耗與儲存。它（而不是他們）不是一種可以對話，需要對話的理性個體，而是永遠只作為一種壓力，一股污穢物，一種語言巫術出現”，“毛主義和毛黨之下的群眾都是一群沒有姓名，沒有人格，不顧忌任何道德底線與法律的群氓，一群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群氓”，“中國教育不改變，人種都會退化”，“這個國家的人種不好，沒有膝蓋的人太多”，“天性懶惰，懦弱，不思進取，道德墮落”，“數量驚人，永遠罵不醒的自甘奴賤貨”，“偉大的中國人民是極幼稚與太不成熟的人民”……

 

雖然并非所有中國“公知”都如此赤膊上陣直接污蔑中國人“劣等”，但所有中國“公知”都堅持一條：從不對中國老百姓有任何實質性肯定。這實際就是宣布中國老百姓是”劣等人”/“次人類”——無任何肯定即沒有任何可取之處。一無可取，不是垃圾是什么？成了“垃圾人口”，不是”劣等人”/“次人類”是什么？

 

這是中國“公知”的一大慣用邏輯伎倆——“從無肯定即全盤否定”。有了這種否定墊底，才會有那些對中國人的惡毒污蔑。

（不管中國“公知”如何抵賴，他們能拿出任何實質性證據，證明自己從不認為中國人是”劣等人”/“次人類”嗎？）

 

為了證明中國“公知”是“優等人”，所以大肆宣揚“現在的中國社會缺乏真正的貴族”，“在我們國家的傳統文化中的‘士大夫’就是貴族”，“君子要有學問，有知識，不能沒文化”，“到了貴族，到了白領，很有學問才稱得上君子”，“人類律師制度的起源，就是議會貴族院里面討論政治問題的辯士”，“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對社會進言并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孤獨而堅韌的思想者”，“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一小撮精英”，“社會的文明進步總是在精英的引導下取得的”，“由于其專業背景，所以公共知識分子有更多的發言權，有更多的知識貯備，也受到更良好的訓練”，“知識人一生問學，明白事理，能看穿權力為惡的手法和歷史的教訓，并提前告誡和喚醒人民”，“公共知識人，鐵肩擔道義，慎獨察逆流。是民族的脊梁，浮躁社會的沉思者，國家的寶貴財富。他能使主流社會不致迷失方向”……

 

雖然并非所有中國“公知”都如此直接了當自吹自擂“優等”，但所有中國“公知”都堅持一條：從不對中國“公知”有任何實質性批評。這實際表達的意思是：中國“公知”完美無缺。既然好得沒屁眼，那不是“優等人”是什么？

 

這是中國“公知”的另一大慣用邏輯伎倆——“從無否定即絕對肯定”。有了這種肯定墊底，才會有那些自我吹捧。

(不管中國“公知”如何抵賴，他們能拿出任何實質性證據，證明自己從不認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優等人”嗎？)

 

中國“公知”的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謙謙君子模樣都只留給“優等人”同類，留給”劣等人”/“次人類”的完全是另外一副嘴臉：“勞動不創造財富”，“為了達到改革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況是很有必要的”，“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否則人們便沒有危機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下崗工人根本不值得同情”，“你就不配活著！”，“你窮是因為你懶”，“你窮是因為你笨”，“你窮是因為你不夠努力”，“窮是罪惡。如果一個人活成了下層人，那就是活得最失敗的人，被淘汰的人，有什么可表揚的呢？”，“農民窮，活該！”，“下崗人員有個通病，就是從來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以民為本不是以刁民為本”，“年紀越大，越沒有人會原諒你的窮”，“貧窮是不可原諒的你知道嗎？”，“窮人是無法被原諒的，窮人就是罪人”，“最低工資標準對工人沒有好處”，“北京人口激增必須得到有效控制，還要遵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自然生態系統延續的唯一法則就是物種間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看起來殘酷，但是公平”，“法治自由平等不是給野蠻人的”……

 

雖然并非所有中國“公知”都如此直接了當惡狠狠叫嚷“你就不配活著”，但所有中國“公知”都堅持一條：只宣揚他們所謂的”劣等人”/“次人類”的種種問題毛病，從不承認人的問題毛病是可以糾正改變的，更不用說如何糾正改變了。這背后的邏輯就是：”劣等人”/“次人類”的問題毛病先天存在，無法改變。既然無法改變，那就只能消滅。結論：淘汰“垃圾人口”，滅絕”劣等人”/“次人類”。

 

這是中國“公知”第三大慣用邏輯伎倆：“不提可改變即必須消滅”——不承認人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下改造的，不承認矛盾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下轉變的。既然如此，那”劣等人”/“次人類”有問題毛病都是與生俱來，永遠存在，無可救藥。既然無可救藥，那只能淘汰消滅。有了這樣的邏輯，才會有那些窮兇極惡惡狠狠。

 

中國“公知”的這種立場和結論絲毫也不奇怪。只要以“文明文化”為標準分優劣，就不可避免地像當年的希特勒一樣把人劃分為“優等人”和”劣等人”/“次人類”。因為其邏輯就是希特勒的邏輯：“先進文明”=“優等人種”，“后進文明”=“劣等人種”，“有文化”=“優等人”，沒文化=“劣等人”/“次人類”。只要用了這個邏輯，基本立場就跟納粹集中營沒有本質區別了：”劣等人”/“次人類”不是人，沒人權，不過是“會說話的工具”，“人形牲畜”，“垃圾人口”，只配淘汰滅絕。只是在淘汰滅絕之前需要“廢物利用”，最大限度榨取利用價值。等榨干剝盡利用價值則應毫不猶豫地消滅掉。既然最終目標是消滅，那又怎么可能在乎這些已被判了死刑的”劣等人”/“次人類”的生存必需呢？納粹在“頂層設計”集中營時最關注的是最大限度地壓榨，根本不考慮”劣等人”/“次人類”是否吃飽穿暖；中國“公知”在“頂層設計”中國社會時最關注的同樣是最大限度地壓榨，根本不考慮”劣等人”/“次人類”是否住得起房，上得起學，看得起病，養得起老之類。二者的立場本質上完全一樣。這其實很正常：基本邏輯一樣，基本立場當然一樣。只要中國“公知”獲得納粹那樣的權力，滅絕”劣等人”/“次人類”的力度比納粹肯定不惶多讓。

 

不管中國“公知”如何抵賴，他們能拿出任何實質性證據，證明自己從不認為”劣等人”/“次人類”除了被淘汰沒有其他出路嗎？

 

這也順便解釋了為什么“仗義每當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社會地位越低，越不容易視自己為高人一等的“優等人”，越不存在文明歧視，把別人當人待的幾率越大，顯示人性的“仗義”幾率越大。“讀書人”就不同了。書讀得越多，自命高人一等的“優等人”的幾率越大，不把別人當人而當成“次人類”，”劣等人”/“次人類”的幾率也越大。不當人，自然不以待人之道而以待獸之道待之。既然待獸，當然無情，“負心”的幾率高當然不奇怪。

 

文明文化其實是中國“公知”劃分“優等人”和”劣等人”/“次人類”的借口，真正執行起來并非嚴格機械地按照“有文憑”=“有文化”=“代表文明”=“優等人”，“沒文憑”=“沒文化”=“代表野蠻”=“劣等人”/“次人類”辦，而是按照“公知”實際利益需要靈活掌握：

 

——對有錢人一律劃為“優等人”。道理很簡單：只有這樣“公知”才能從有錢人那里撈錢。不過一旦有錢人沒錢了，那就另說了。

 

——對有權人一律表面上不置可否，實際上吹毛求疵間接否定，同時竭盡全力利用耍弄。道理很簡單：“公知”的目標是攫取權力，取現在掌權的人而代之。公開承認他們“優等”，那就是給把這些人趕下臺給自己騰位置添障礙；公開說他們“劣等”，那就是自討苦吃。實際的做法是一方面不直接對抗，一方面為將來搞跨他們做準備，一方面連哄帶騙——“與公權力交手，總往艱難處探索，甚至被認為‘死磕鼻祖’，但他都十分注意方式方法，不把對手逼到絕路上去，防止其走向窮兇極惡”，“跟體制保持一種對話，合理合法的保護自己，然后再裹挾他們向民主進步的道上走，或者是勸著他們，推著他們，哄著他們往前走，這是我們工作的一個方法”，“打左燈向右拐”，“能做不能說”，“騙出一個體制來”，“到天津只說去廊坊”，“打擦邊球的藝術”，“扭秧歌也是前進”……

 

——對理工類知識分子一律既不宣布是”劣等人”/“次人類”，也不承認是“優等人”，按照“從無肯定即全盤否定”的邏輯伎倆冷處理。道理不難理解：理工類知識分子能靠創造物質財富謀生，在階級斗爭的理論體系中能找到自己的社會位置，不需要靠“文明的沖突”理論把別人打成”劣等人”/“次人類”而生存，跟“公知”不是一類人。理工類知識分子的前途跟國家強大經濟發展密不可分。國家越強大，經濟越發展，老百姓越自尊自信，“公知”要讓中國老百姓承認自己是“劣等民族劣等人”，接受“公知”的奴役滅絕越難。這樣的利益關系決定“公知”對理工類知識分子內心敵視輕視，但為了維持“有文憑”=“有文化”=“有文明”=“優等人”的神話又不好公開翻臉。結果就只能是不公開宣布理工類知識分子是”劣等人”/“次人類”，但也決不承認他們是“優等人”，更不承認他們的一切成就，抓住一切機會貶低他們，乘機宣揚只有“公知”這類人文類知識分子才是真正的“精英”，“優等人”。

 

中國“公知”劃分“優等人”與”劣等人”/“次人類”的真正標準其實沒那么羅嗦，說白了就是：把別人變成”劣等人”/“次人類”的就是“優等人”，否則就是”劣等人”/“次人類”。說得更干脆一點：吃人的就是“優等人”，被吃的就是”劣等人”/“次人類”。

 

3．陷入對中華民族的“文明的沖突”使中國“公知”走上把中國人變成”劣等人”/“次人類”的奴役滅絕之路。

 

這條路使中國“公知”必須里應外合毀滅中國。這是因為：

 

第一，要把中華民族變成“劣等民族”，接受”劣等人”/“次人類”的奴隸命運，就必須摧毀中國人的自尊自信——任何民族只要有自尊自信，就決不會甘心當“劣等民族”，更不會接受”劣等人”/“次人類”的命運。只要中國存在，只要中國歷史存在，中國人的自尊自信就始終存在。為了摧毀中國人的自尊自信，就必須毀滅中國。

 

第二，希特勒要實現《我的奮斗》就必須獲得政權。中國“公知”要實現把自己變成“優等人”，把中華民族變成”劣等人”/“次人類”，實現“優等人”對”劣等人”/“次人類”的奴役滅絕也必須獲得政權。建立這種圖謀把中華民族變成”劣等人”/“次人類”予以奴役滅絕的政權不可能不遭到中國人的拼死反抗。中國“公知”自己沒有力量克服這種反抗，也沒有意愿為獲得政權，保持政權付出任何代價和犧牲，更無法從他們要奴役要滅絕的”劣等人”/“次人類”中獲得支持。他們只能依靠外部力量——利用“文明的沖突”，靠“普世價值”攫取政權，利用“文明的沖突”，靠外部反華勢力的支持維持政權。要獲得外部反華勢力的支持，就必須交“投命狀”——里應外合，搞跨中國。

 

搞跨中國是中國“公眾”和外國反華勢力的“雙贏項目”：外國反華勢力靠中國“公知”從內部搞跨中國，中國“公知”靠外部反華勢力的支持攫取政權維持統治——外國反華勢力要搞跨中國，自己直接出馬就得準備打核大戰，得準備同歸于盡，無論風險還是代價都難以承受。而中國“公知”有能力有條件從中國內部發動“顏色革命”，制造出動亂分裂，兵不血刃搞跨中國，象搞跨前蘇聯一樣。中國“公知”需要攫取權力，但這群“攪屎棍”只會破壞搗亂，沒有任何凝聚，又不肯付任何代價做任何犧牲。要攫取權力就只有利用“普世價值”發動“顏色革命”，依靠“文明的沖突”搞跨中國，然后依靠外部勢力建立起傀儡政權，這才能使自己獲得“優等人”的特權，實行對”劣等人”/“次人類”的奴役滅絕。

 

對中國“公知”來說，依靠外部勢力搞跨中國，變中國為殖民地，建立傀儡政權奴役中國老百姓是最合算的買賣。中國“公知”需要的是權力而不是國家——國家需要維護，需要保衛，需要建設，這一切都是需要付出和犧牲的賠本買賣。而中國“公知”的原則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他們需要的是，也僅僅是確保實現自己“優等人奴役滅絕劣等人”的權力，只進不出，只帶來利益不需要任何付出的權力。這種權力只有殖民地傀儡政權才能提供，所以有“三百年殖民地”。（難怪“公知”的天則經濟研究所給自己起的英文名字是UniRule——聯合統治。）

 

中國“公知”的“三百年殖民地”不是隨便說說，而是切切實實的追求目標和行動綱領——殖民地傀儡政權只需要俯首帖耳聽主人的，不需要建設，不需要保衛，所—以中國“公知”對建設國家，保衛國家所必須的一切——工業化，國防建設，獨立自主，兩彈一星，高鐵……以及對國家的保衛者和建設者——軍人，警察，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工人，農民……從來不予半分肯定，不說半句好話，冷嘲熱諷橫挑鼻子豎挑眼還不算，而且恨不能一棍子打死。這完全是按照“三百年殖民地”傀儡政權的標準在行動。

 

中國“公知”的“三百年殖民地”不是被動的應對，而是主動的勾結——不用外部勢力來接洽，自己主動上門，主動要當內應，主動發起“文明的沖突”里應外合毀滅中國，滅絕中華民族。說中國“公知”是被外部勢力收買，這樣說有被動脅迫無可奈何的的含義，實際貶低了人家的迫不及待和恬不知恥。

 

4．中國“公知”的一切都是為了煽動暴亂，顛覆政府，毀滅中國，實現“三百年殖民地”

 

中國“公知”核心利益的因果關系鏈：

 

自命“精英”，自詡貴族，自封“優等人”的文人——不屑也不會靠為社會創造財富為生——需要靠特權壓迫別人為生——學習希特勒，運用“文明的沖突”，以“文明文化”為根據劃分“優等人”和”劣等人”/“次人類”，靠“優等人”的特權奴役”劣等人”/“次人類”為生——只敢欺負中國老百姓——利用“普世價值”和文憑主義，把自己劃為“優等文明優等人”，把其他中國人劃為“劣等文明劣等人”——建立起中國“公知”奴役壓榨中國老百姓的特權。

 

中國“公知”的實現自己核心利益的路線圖：

 

中國“公知”要獲得“優等人”奴役”劣等人”/“次人類”的特權——必須建立奴役壓榨中國老百姓的政權體制——必遭到中國老百姓的激烈抵抗，不可能從中國內部獲得持久可靠的支持——中國“公知”沒有任何凝聚，也不肯付出任何代價任何犧牲——只能依靠外部勢力建立政權——依靠外部勢力建立政權必須付出代價：中國的主權和中國老百姓的生存——中國“公知”只需要權力，不需要國家，不在乎禍國殃民，犧牲中國的主權和老百姓的生存——心甘情愿犧牲中國主權和老百姓的生存，依靠外來勢力建立確保自己奴役中國老百姓特權的傀儡政權——只需要權力不需要國家就只需要考慮如何破壞摧毀中國政府，不需要考慮獲得政權后如何維持國家建設國家保衛國家——“三百年殖民地”——不擇手段全力以赴里應外合搞跨中國政府——能充分發揮中國“公知”特長，代價最小效果最大的搞跨中國政府的途徑是煽動暴亂。

 

中國“公知”的“文明的沖突”發展升級鏈：

 

文憑歧視——文化歧視——文明歧視——種族歧視/族群歧視——“三百年殖民地”——種族滅絕/族群滅絕

 

由此可知中國“公知”的全部言行的總路線總目標：“三百年殖民地”——一切為煽動暴亂，一切為顛覆中國政府，一切為勾結外部勢力里應外合毀滅中國，建立確保中國“公知”奴役壓榨中國老百姓特權的殖民地傀儡政權。

 

“三百年殖民地”是貫穿中國“公知”全部言行的總綱, 是認識中國“公知”的鑰匙——中國“公知”的立場主張，按正常主權國家發展建設保衛的需要沒法解釋，只有按“三百年殖民地”傀儡政權的需要去解釋才能豁然開朗一目了然。不管如何千變萬化，萬變不離其宗，決不會背離這個總綱。抓住這個總綱，中國“公知”的一切言行立刻一目了然。用這個總綱分析總結預測中國“公知”的言行，一打一個準，百發百中，萬試萬靈，一撅腚就能知道他們要拉什么屎：

 

（1）為了“三百年殖民地”，所以要顛覆中國政府。為了顛覆中國政府，所以要無孔不入地宣揚中國政府“非法”，肆無忌憚反軍，到處造謠誹謗制造不滿煽動暴亂：

 

——“普世價值”，“憲政民主”，“公民社會”，“一人一票改變中國”……

 

——“先有家后有國”，“沒有家哪有國”，“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是破壞人權”，“國家不完整，缺了一塊，與我何干呢？”……

 

——“1949年后”，“階級斗爭的觀念進入社會的每個角落，我國傳統的優秀道德被許多人遺棄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友愛和信任開始喪失。其結果是，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開始受到嚴重的扭曲”……

 

——“獵鷹計劃在行動”，“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羅援’，‘戴旭’戰役意義深遠”，“中國鷹派軍人慘遭人肉痛罵極端孤立”，“中共鷹派少將羅援微博遭圍剿亂了方寸”，“中國鷹派軍人遭到網民群毆式圍攻”……

 

——到處吹毛求疵，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無窮夸大，危言聳聽，把一切問題都歸咎于“體制問題”、“普世價值問題”、“文明優劣問題”。不管什么事，一定是中國政府做也錯，不做也錯，這樣做也錯，那樣做也錯，結論一定是體制問題無藥可救，只有推翻中國政府，不是靠國家解決問題，而是靠問題解決國家。

 

——把任何話題任何問題任何天災都變成對中國政府不滿和仇恨的煽動：非典，723動車事故，雪災，地震，水災……不管什么話題，最終的結論一定是煽動暴亂顛覆政權，新型冠狀病毒也不例外——“中國人要想消滅新型冠狀病毒，需要的不是西醫疫苗，也不是中醫藥方，而是自由和民主”，“不是冠狀病毒而是‘官狀病毒’”，“在這個體制下爆發疫情，會引發人道危機”，“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武漢起疫”……

 

（2）為了“三百年殖民地”，所以要依靠外部勢力建立傀儡政權，所以拼命證明中國人是“劣等文明劣等人”，必須依靠外來“先進文明”、“普世文明”，甚至鼓吹直接由外國來統治：

 

——“普世價值”，“殖民史是文明傳入史”。

 

——“人類必須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法治最根本的精神深藏于宗教智慧之中，因此就象西方的法治傳統與西方基督教文明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一樣，人類試圖尋求全球和平的可能，尋求共同的規則也只能深入到宗教智慧中。沒有一個全人類共同接受的信仰體系，共同的規則就不可能”。

 

——大鬧歷史虛無主義，否定中國歷史、中華文明。

 

——大罵“愛國賊”，叫嚷“帶路黨”，大肆鼓吹“顏色革命”，“人權高于主權”，“三百年殖民地”，“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精日”、“精美”，“以歷史的后見之明，當年要是日本占領中國就好了”，“當年日本征服中國，也不過是讓56個民族變成57個”，“賣國并不是什么嚴重的錯誤”，“我們要旗幟鮮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愛國主義。愛國主義絕不是極終真理”，“國家不可愛，何必要愛國”，“中國的愛國者實際上是愛國賊”，“愛國不等于愛政府”，“愛國家不等于愛朝廷”……

 

——“擺脫悲情情結”，“少講‘悲情’，調整歷史觀”，“換個角度看世界”，“換個角度來看待西方國家，不要只把它們看成是到處侵略擴張的列強”，“殖民史是文明輸入史和文明擴展史”……

 

——“逢中必反”，“逢洋必舔”，月亮也是外國的圓——“德國抗洪神器”，“青島下水道的百年奇跡”，“香甜的美國空氣”……

 

——沒完沒了胡編亂造無數錯繆百出驢唇不對馬嘴的“歷史劇”，“抗日神劇”之類，用搞亂歷史來毀滅歷史——無數真的假的混雜在一起，處處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讓年輕一代莫名其妙不知信誰的，結果就是誰的也不信，全部否定，于是歷史虛無主義趁虛而入大行其道。

 

——“國家進口一總理，或者干脆讓美國人來打理”，“只要民主制度健全，即使統治者是外國人，主權仍然在民”，“夫妻關系”，“中美國”，“消氣外交”……

 

（3）為了“三百年殖民地”，為了顛覆中國政權搞跨中國，所以想方設法不擇手段摧毀中國人的自尊，自豪，自信和凝聚：

 

——否定中國的一切——“老說兩彈一星，那玩意頂什么用呢？餓死那么多人弄出來的玩意，根本保護不了這個國家”，“兩彈一星是搞熱出來了，但有什么用呢？”，“犧牲了農民，并沒有實現工業化。建立的重工業體系是沒有用的”，“至于重工業，基本沒有用”，“原子彈還沒有茶葉蛋管用”，“不要拿我交的稅款去建航空母艦”，“祈禱天宮一號發射失敗”，“神九上天了，公知們有權力不高興，也應當不高興”，“銷毀核武裝取信美國”，“中國不該造太空戰機應省錢發展經濟”，“他媽的奇跡”，“中醫是偽科學”……

 

——在“知識分子的職責就是批評”，“不批評就不要做知識分子”的名義下充當“社會攪屎棍”，自己什么正經事也不干，專門對實實在在埋頭苦干的建設者和保衛者們放冷箭，背后插刀子，用實際上不可能做到的“理想標準”否定別人的一切成就，制造出“大干大錯，小干小錯，不干不錯，越干越錯”的大環境。

 

——吹捧戲子，排斥貶低迫害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堅持“從無肯定即全盤否定”的邏輯伎倆，決不對中國的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及其成就做任何實質性肯定，處處貶低，百般封鎖——國士作古無人問，戲子家事天下聞。

 

——大搞“文憑主義”，神話學位學歷，把“公知”以外的中國人都變成“沒有文化”、“沒有文明”、“野蠻不開化”的”劣等人”/“次人類”，把學位學歷文憑變成制造奴隸的工具。

 

——除了百般貶低否定中華文明，侮辱誹謗中華民族外，堅持“從無肯定即全盤否定”的邏輯伎倆，從不對中國老百姓做任何實質性肯定，用“行為藝術”宣布中國老百姓毫無可取之處，不折不扣的“垃圾人口”，”劣等人”/“次人類”。

 

（4）為了“三百年殖民地”，為了煽動暴亂顛覆中國政權，所以拼命鼓吹動亂分裂內戰不可怕。不但不可怕，而且很浪漫，甚至如同充滿詩情畫意浪漫旖旎的人間仙境：

 

——“民國范兒”，“民國是個亂世，但這個亂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讀書人精神和肉體，無比舒泰，創造力陡然增加”，“不僅讓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來”，“軍閥，流氓，土匪，商人，掮客，買辦，無論人壞人好，都很有性格”，“活得人模人樣的”……

（注意中國“公知”衡量好壞的標準：民國亂世，“精神和肉體無比舒泰”，“活得人模人樣的”都是什么人？“讀書人”，“文化人”，“軍閥，流氓，土匪，商人，掮客，買辦，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全是“優等人”，沒有普通老百姓。足見在中國“公知”心目中，”劣等人”/“次人類”的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算人，死多少都不算數。難怪民國再內戰動亂、殺人再多，也照樣是人間天堂。“公知”只在乎“優等人”的得意，不在乎國家主權和”劣等人”/“次人類”的死活。有些人想當然以為中國“公知”是中國人，多少會站在中國人利益角度看問題，試圖以敘利亞、利比亞、伊拉克等戰亂動亂國家地區為例說明“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國家動亂內戰老百姓必定遭殃等勸說中國“公知”珍惜國家的統一和平，不要鼓吹煽動動亂分裂“顏色革命”搞跨中國，這完全是被善良限制了想象。）

 

——“認為無政府就是天天打仗，就是混亂的觀點，忽略了這種無政府包含著相當的經濟自由的事實”，“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一個社會發育完善的國家，即使沒有政府，也能運轉良好”，“有沒有政府，其實沒有太大關系。一個縣有點警察維持一下社會治安就可以了。如果地方自治有規模，連警察都可以省了”。

 

——“軍閥戰爭相當文明”，“毒氣彈打得也不是你死我活”，“戰爭力度不大”，“老百姓搬板凳出來坐著，像看足球一樣地看”……

 

——“讓物價重回1948年”……

 

——“民主可能破壞法制，導致社會政治秩序的一時失控，在一定的時期內甚至會阻礙社會經濟的增長；民主也可能破壞國家的和平，造成國內的政治分裂”，“民主可能要付出一些重大的代價，但它絕對是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所在”……

 

（5）為了“三百年殖民地”，為了確保煽動出暴亂制造出顛覆毀滅掉中國，所以不允許對中國“公知”的煽動顛峰毀滅有任何妨礙抵制，所以鼓吹絕對的沒有任何限制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因為只有這樣才能：

 

第一，自由作案

 

小偷要求偷竊自由，強盜要求搶劫自由，婊子要求賣淫自由，騙子要求詐騙自由，“公知”要求“社會攪屎棍”的攪屎自由——“言論自由”，這些其實是一回事。

 

“公知”叫嚷“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說是“為民請命”，“捍衛人權”，實際是給自己攫取專門特權——社會的發言權和輿論制造權實際掌握在“公知”手中，其他人沒有時間也沒有條件整天發言關注輿論左右輿論。普通中國老百姓在“公知”眼里不是人，是“垃圾人口”，“劣等牲畜”，連人都不是，沒資格有人權，包括“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公知”治下哪有普通中國老百姓說話的地方和機會？所以所謂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實際上是“公知”專用，是“公知言論自由”和“公知新聞自由”。“絕對的無條件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實際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公知言論自由和公知新聞自由”。確保這種自由，跟確保小偷的偷竊自由，強盜的搶劫自由，婊子的賣淫自由和騙子的詐騙自由沒什么兩樣，都是確保能自由作案——在“新聞自由”的掩護下發動信息戰，用鋪天蓋地的謊言謠言剝奪老百姓的知情權，在“言論自由”的掩護下發動輿論戰，用聳人聽聞的污蔑誹謗剝奪老百姓的思考權，最終摧毀老百姓對中國政府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的信心信任，為暴亂創造必要條件。

 

第二，逃避懲罰

 

有了無條件的絕對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公知”才能有“免死金牌”，才可以確保立于不敗之地——只許我打你，不許你還擊，我不管怎么打你，怎么煽動暴亂，都不受任何懲罰，都毫發無損，絕無后顧之憂，這次打不死你下次接著再打，直到打死為止。這樣有賺無賠的買賣不得逞才有鬼。

 

第三，摧毀保護中國免遭顛覆瓦解的最后一道保險

 

保護艦船沉沒的最后一道保險是防水隔離艙，保護森林草原火災的最后一道保險是防火隔離帶，保護社會免遭致命流行性疾病毀滅的最后一道保險是隔離——防止任何災害無窮蔓延擴大的最后一道保險永遠是把災害分隔阻礙的保險措施。有了無條件的絕對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就摧毀了防止排山倒海的謠言和誹謗到處亂串的最后一道保險，就為用信息戰輿論戰煽動暴亂搞跨中國創造出了最關鍵的條件。

 

5.中國“公知”是“文明的沖突”時代中華民族內部最危險最兇惡的敵人

 

中國“公知”總是說，自己不過是無錢無權，只會叫嚷，無力殺人的無害書生，不是敵人。

 

否定階級斗爭，還要求人們按階級斗爭時代的規矩，按對錢權的占有等有形的階級存在劃分敵我——矛盾不矛盾？諷刺不諷刺？

 

既然否定階級斗爭，那如今就不是階級斗爭的時代而是“文明的沖突”時代；既然是“文明的沖突”時代，那就要“以文明的沖突為綱”；既然“以文明的沖突為綱”，那就得按沖突的文明劃分敵我；既然按沖突的文明劃分敵我，那就會利用“文明的沖突”把中華文明貶為“劣等文明”；既然把中華民族貶為“劣等民族”，那么中國的“公知”當然是與中華文明為敵，當然是中華民族的敵人。不但是敵人，而且是最兇狠的敵人——沒人逼你哄你強迫你，是你自己跳出來要當這個敵人的。你都把整個中華民族定性為“劣等文明劣等人”要予以淘汰滅絕了，難道還不許被你判了死刑要置于死地的人正視這個嚴酷的現實？——拿刀子砍人家腦袋，正在被砍的人只能笑嘻嘻地等著你來砍，連正視要殺人這個事實都不許——這也太蠻橫了吧？

 

中國“公知”充分利用了人們對“文明”一詞普遍存在的盲目性，充分發揮了自己善于搬嘴弄舌舞文弄墨主觀夸張的強項，霸占了“文明”的大旗，霸占了道義制高點，“拉大旗做虎皮”，“挾天子令諸侯”——不，“挾文明令天下”，讓許多人以為只有“公知”才代表著“文明與先進”，誰與之對抗誰就代表野蠻與落后。

 

只要占據“文明”的道義制高點，只要獲得話語權，只要獲得絕對的無條件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中國“公知”就能充分利用各種現代技術手段的杠桿作用把心理戰、信息戰、輿論戰的效果成百上千倍放大，瞬間釋放出來，制造出壓倒一切吞噬一切的鋪天蓋地源源不絕的輿論風暴和虛假信息風暴的飽和攻擊，不給任何招架喘息的機會就摧毀人們對中國政府乃至對整個社會的信任信心和秩序，制造政府和社會要害機構功能性紊亂失能，最終引發社會動亂暴亂。

 

只要動亂暴亂一起，“公知”就大功告成——動亂暴亂一起，矛盾就成了對抗性的，想退回去也沒門了：參加動亂暴亂就交了“投名狀”，不搞跨政府就得承擔破壞社會顛覆國家的罪責，只有硬著頭皮干到底，即使得不到政權也要把中國搞跨搞分裂，這樣才能逃避懲罰。而這正是中國“公知”需要的——中國“公知”不需要國家，不在乎分裂，不在乎內戰，不在乎”劣等人”/“次人類”被滅絕，在乎的僅僅是自己的權力——不需要建設國家，不需要保衛國家，不需要自己任何犧牲任何付出的權力——“三百年殖民地”傀儡政權的權力。

 

在“文明的沖突”時代，最大的致命性和破壞性不取決于對有形的物質力量的掌控，而取決于對無形的“文明”力量的掌控。任何權威存在的必要條件都是信任和信心。綁架了“文明”，就控制了精神，就控制了整個政權的死穴命門，就能通過摧毀政權存在所必須的信任和信心搞跨政權。社會越現代化，綁架“文明”控制精神摧毀政權權威存在的必須的信任和信心越迅速簡便。現代化社會里，切斷電力就能使整個社會迅速癱瘓，綁架精神摧毀政權的信任和信心不但能使整個政權機器迅速癱瘓，而且能迅速操縱精神控制的物質力量，調動敵人的物質力量為我所用，讓敵人自己打自己，自己瓦解自己，借敵人之刀殺敵人，兵不血刃就消滅對方。對方根本沒有喘息時間和挽回機會，莫名其妙就自己跨了——前蘇聯莫名其妙就自我解體，前南斯拉夫莫名其妙就四分五裂自相殘殺，利比亞莫名其妙就自我動亂暴亂，一個被唆使貼反政府標語的小男孩就讓敘利亞莫名其妙陷入血腥內戰，一個自殺的小攤販就讓突尼斯莫名其妙大暴動，地鐵票漲價三毛就讓智利莫名其妙大騷亂……所有這些都不是傳統的常規的有形的敵對勢力的破壞，而是“文明的沖突”的杰作，關鍵時刻起關鍵作用的都是當地“公知”。

 

中國也不例外，早被“公知”們抓住一切機會用“文明的沖突”襲擊了不知多少回：“8X8”、“723”、“512”、“251”……

 

僅以最近的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為例——未知病毒突發襲擊來勢洶洶，整個國家處于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這是一種什么狀態？緊急狀態。戰爭狀態。這種狀態最需要什么？恩格斯說：“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權威，而且是需要最專斷的權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險關頭，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最不能容忍什么？斯大林發布的衛國戰爭第227號命令規定：“不許后退一步”，“恐慌制造者和懦夫必須就地滅絕”。

 

而中國“公知”此時干了什么？不出一力，不設一謀，不援一聲，不拔一毛，說風涼話幸災樂禍還不算，還唯恐天下不亂，利用控制的媒體到處煽風點火造謠誹謗瘋狂煽動傳播恐慌情緒，導致人人驚慌，不管有病沒病一窩蜂涌向醫院，使醫院像銀行被謠言恐慌煽動的盲目擠兌狂潮癱瘓一樣被謠言恐慌煽動的盲目就診狂潮癱瘓，沒病的被感染，有病的被延誤，能防止的死亡也防止不了，以至于一線醫生憤怒地說，“這一次，殺人最多的是媒體”，“媒體比病毒更難控制殺人更多”。用謠言殺人，用謠言破壞全國一盤棋的統一指揮，用謠言躲在不顧安危拼命與死神搏斗的軍民背后捅刀子放冷箭，還反咬一口倒打一耙：你為什么不在新型冠狀病毒出現之前就發明出治療特效藥？為什么不在一開始就知道病毒是人傳人？為什么一開始相信的是獸醫而不是人醫，是掌管著人命關天的全國最高級疾病預防機構卻只在乎論文不在乎人命的正式“專家結論”而不是底層醫生用個人微博發表的個人意見？為什么沒有一開始就在一大堆自相矛盾的專家意見中選擇出最正確的？（等效于：為什么沒有在一大堆彩票數字組合中選擇出能中獎的？為什么沒有在無數股票中選擇出能大漲的？）為什么沒有明察秋毫洞察一切，事先就知道各級政府機構中誰不稱職？為什么妨礙“公知”造謠誹謗制造恐慌的自由？為什么害怕謠言導致大恐慌，全民大逃亡，全球大擴散？（等效于：為什么害怕在劇場安全門沒打開之前禁止擅自高喊“起火了”？）為什么沒允許下級機構行使中央的權力，自行宣布全國處于緊急狀態？……總而言之：你為什么不是上帝？不是上帝，那就有罪——“不是上帝罪”。（但如果是上帝則更有罪——“是上帝罪”：你怎么能是上帝？你怎么敢是上帝？……反正怎么著都有罪。同樣，舉國抵御新型冠狀病毒不管成功不成功也都有罪：不成功，則指責：為什么不采取更嚴厲的措施？為什么不學當年侵華日軍，對患霍亂的中國人一律燒死活埋？如成功，則指責：為什么大驚小怪小題大做封城封域侵犯老百姓旅行自由的人權？……）既然有罪，那就必須下臺。結論：“武昌起疫”，“顏色革命”，“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彎彎繞了半天，最后結論一定繞到“文明的沖突”，“三百年殖民地”，“聯合統治”上來。

 

這一切再一次證明，在當代中國，只有中國“公知”有需要，有意愿，有能力通過對中華民族進行的“文明的沖突”毀滅中國，滅絕中華民族。再一次證明，中國“公知”是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敵人——盡管他們似乎為數不多，看似無害而可憐，但因為只需要權力不需要國家，他們不需要實踐、經驗、凝聚、紀律、協作等任何建設性東西，可以放開手腳毫無顧忌專心致力于破壞。而破壞永遠比建設容易。因為能借助“文明的沖突”的杠桿作用，他們的破壞能量大得難以想象，破壞性與他們的人數完全不成比例。當代中國社會只有他們能綁架“文明”篡奪話語權，輿論信息控制權，上層建筑領域許多要害位置實權，能抓住一切機會利用這些權力綁架誤導決策，想方設法制造不滿、激化社會矛盾，把社會矛盾轉化為“文明的沖突”，把非對抗性矛盾變成對抗性矛盾，最終變成不問青紅皂白，不管男女老幼的“優等文明優等人”對“劣等文明劣等人”，“垃圾人口”的野蠻淘汰，能里應外合發動輿論戰信息戰煽動暴亂顛覆中國政府搞跨中國社會，最終實現“三百年殖民地”。

 

你愿意根本不把你當人，認為你不過是“會說話的工具”，“劣等文化劣等人”/“次人類”，毫不掩飾對你的輕視，鄙視，敵視的人成為自己的老板嗎？愿意把自己的生存交到這樣的人手中嗎？——無數中國人想得到嗎？自己正為生存生活而奮力，為未來夢想而憧憬之際，自己的生存價值已經被“公知”一筆勾消了，自己已經不聲不響就被“公知”判為只配被淘汰滅絕的“劣等文明劣等人”/“次人類”了。

 

如果這樣的人當老板都受不了，那這樣的人掌管具有生殺大權的政權還得了？

中國“公知”從來不隱瞞他們的目標是依靠“文明的沖突”“普世價值”掌握政權——還沒有掌權破壞性就如此驚人，一旦獲得政權，情況將會如何？

 

看看希特勒的前車之鑒就知道了。希特勒用“文化文明”之類“證明”猶太人是“劣等文明劣等文化劣等人”，中國“公知”用“文化文明”之類“證明”中華民族是“劣等文明劣等文化劣等人”。看了希特勒的《我的奮斗》，不難想象他一旦大權在握對“劣等文明劣等人”的猶太人會是什么態度。看了中國“公知”的高論，不難想象中國“公知”一旦大權在握對“劣等文明劣等人”的中國老百姓會是什么態度。希特勒當權對猶太人意味著什么，中國“公知”當權就對中國老百姓意味著什么。

 

說中國“公知”的一切是“言論自由”，就等于說希特勒的《我的奮斗》是“言論自由”。當年希特勒的《我的奮斗》被當成“言論自由”，代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幾千萬人的死亡。難道這個歷史教訓還不夠深刻，還要以十四億中國人的命為賭注再來一次嗎？

 

“文明的沖突”一大毀滅性破壞后果就是讓人們不知不覺產生了潛意識誤區：顯形的直接的用行為犯罪才是犯罪，隱形的間接的用語言犯罪不是犯罪，至少不是那么涇渭分明的犯罪，不那么可惡不可饒恕——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的行兇殺人是犯罪，要嚴厲懲罰，怎么懲罰一條條規定得明明白白。而謠言殺人輿論殺人呢？那就沒準了。一句“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就足以理直氣壯，即使定罪，也不疼不癢。

 

不僅如此。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的犯罪有形有限，每次只能傷害到有數的人，傷害范圍容易控制。而謠言殺人輿論殺人犯罪無形無限，能傷害到的人可以不止一個，不止一次，傷害范圍難以控制，危害比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的犯罪大得多。譬如這次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有多少人死于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的硬暴力犯罪？又有多少人死于“公知”的謠言殺人？用謠言殺人的殺人犯得到了任何懲處嗎？都是殺人，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是殺人，謠言殺人輿論殺人同樣是殺人。同樣是犯罪，為什么受到的懲罰卻不同？

 

越是“文明的沖突”，危害越大越致命，受到的懲罰越輕以致完全沒有，到最后不但不懲罰，反而受獎勵——用“文明的沖突”毀滅整個國家，如瓦解蘇聯，南斯拉夫，引發利比亞，敘利亞內戰，煽動阿拉伯一系列國家動亂的各路“公知”有幾個受到懲罰的？又比如這次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謠言殺人如麻，“殺人最多的是媒體”。但迄今為止，這些謠言殺人犯有幾個得到了作為殺人犯應得的懲罰？

 

認同“公知”是“言論自由”，就陷入一個有罰無獎必輸無疑的博弈

 

參加這樣一邊倒的賭局是不是愚蠢透頂？

 

常規的對付犯罪的辦法無法對付中國“公知”對中華民族進行的的“文明的沖突”——常規的對付犯罪的辦法的基礎都是犯罪后果可預見，可量化、可判決、可懲處。做到這一切的前提是對已經發生過的犯罪進行分析總結。這意味著這些犯罪即使發生，社會也承受得起，不會因次而崩潰。而中國“公知”對中華民族進行的“文明的沖突”是犯罪后果無法預見，無法量化，無法判決，無法懲處——只發生一次，沒得逞前好像什么事都沒有，一旦得逞，就是整個國家政權和社會的崩潰瓦解，還怎么判決懲處？對這種關系特別巨大，機會只有一次，沒有挽回的余地，事先無法預見后果，事后無法懲處的，關系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犯罪，只能堅決采取一切必要的預防性措施，事先劃出絕對不可逾越的底線，不能給“公知”任何機會。

 

起碼的底線：

 

——明確宣布種族滅絕和族群滅絕是反人類大罪。任何借口“文化文明”、“普世價值”煽動“劣等文明劣等人”的言行都是煽動“文明的沖突”的反人類大罪。

 

——決不容忍“公知”霸占“文明”的旗幟占領道義的制高點，挾“文明”令天下，把社會矛盾變成“文明的沖突”。對“公知”借口“文化文明”、“普世價值”煽動暴亂的行為必須迎頭痛擊。

 

——決不容忍“公知”擁有不受任何制約的絕對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允許“公知”有絕對的不受任何制約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就是允許他們自由犯罪，自由暴亂——自由地不受任何制約地發起信息戰輿論戰，用鋪天蓋地的信息輿論狂潮實行飽和轟炸疲勞轟炸，使整個社會所有人都大腦都被根本消化不了的信息輿論洪水狂潮淹死綁架，隨波逐流，最終“意識決定意識”——由“公知”的意識決定其他所有人的意識。

 

——決不容忍“公知”當權，尤其是掌握政權，包括決策權。

 

“公知”不當權，中國照樣過——在中國從任人宰割一窮二白發展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過程中，“公知”無尺寸之功，無舉手之勞，從頭到尾都在搖唇鼓舌冷潮熱諷造謠誹謗誤導抨擊當“社會攪屎棍”?？梢姏]有“公知”當權，中國不僅能生存，而且發展得更好。

 

“公知”當權，中國必滅亡——“公知”只需要政權不需要國家，追求的是用“文明的沖突”搞跨中國，滅絕“垃圾人口劣等人”，實現“三百年殖民地”，殖民地傀儡政權的“聯合統治”。前蘇聯，前南斯拉夫，利比亞，敘利亞，阿拉伯之春……那么多前車之鑒反復證明了這一點。

 

不讓“公知”當權則毫無損害，讓“公知”當權必亡國滅族——既然如此，為什么要讓“公知”當權？為什么要干這種“不干毫無害處，干則必死無疑”的蠢事？中國究竟有什么大事非“公知”當權不能解決的？

 

希特勒在《我的奮斗》里已經明確宣布“淘汰劣等種族”，人們不信，等他大權到手付諸實施才后悔莫及。

 

“公知”已經明確宣布“淘汰劣等族群”，“你就不配活著”，難道非得等他們大權到手付諸實施才知道后悔嗎？

 

按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中國人民是國家主人公。按“公知”的“文明的沖突”理論，中國人是只配被淘汰滅絕的“劣等文明劣等人”/“次人類”。

 

是當主人公還是當“劣等文明劣等人”/“次人類”被淘汰滅絕？

 

選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