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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人看到標題后又要不安逸了，不過我奉勸這些人不必太當回事，畢竟疫情期間好心情和好身體同樣重要。要知道，公知丑陋不丑陋不在于我說了什么，而在于公知本身做了什么，先圣先賢曾說“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屎盆子都是公知自己扣到腦袋上的。

對公知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但凡有熱點事件，公知都是肯定會跳出來指手畫腳一番的，這次疫情公知自然更沒有理由例外。疫情的沖擊有目共睹，按理來說，公知平時陰陽怪氣的也就算了，但這個時候總該識點大體，顧點大局吧？遺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公知就跳出來指責政府反應“遲緩”，同時，極力渲染疫情的嚴重程度以及醫療力量的短缺程度，引發了極大的恐慌，造成了數萬甚至數十萬的人涌向醫院（具體數字不可考，但數量相當可觀是肯定的），導致有病的急個半死，沒病的嚇個半死，同時，由于人員大量在醫院周邊聚集，加劇了疫情的傳播和擴散，加大了疫情防治的難度。這些，想必沒人會否認吧？

坦白說，疫情的嚴重和醫護力量的短缺這些確實都是事實，公知并沒說錯什么，可是，沒說錯就代表說的對、說得好嗎？毛主席曾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大概意思就是，我們不僅要有好的政策，還要有推行政策的好的方式方法，道理都是相通的，在提及疫情時，手握輿論金話筒的公知是否應該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也講個方式方法呢？

方式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某些時候甚至比事實本身更重要。比方說，黃繼光犧牲后，在他的衣服兜兜里發現了一張報紙，報紙上有志愿軍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級戰斗英雄楊根思的英雄事跡的宣傳，我們不能說沒有楊根思的榜樣，就沒有黃繼光的英雄主義，但沒人能否認兩者的某種內在的關聯，畢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如果，我說如果，如果黃繼光兜里的報紙上報道的是長津湖如何缺衣，上甘嶺如何缺水，國內黑心廠家如何賣黑心棉發國難財，鎮反又“軟埋”了多少地主……士氣還會有嗎，這仗還能打得下去嗎？誠然，長津湖缺衣、上甘嶺缺衣都是事實，說出來是沒錯的，但是那樣的時間那樣報道的方式卻大錯特錯。

講好抗疫故事要求我們不僅要說還要會說，但公知的表現無疑是讓人失望的。其實我挺佩服公知的，不管什么話，好話還是壞話，從他們嘴里說出來就一定會變味，就像韋小寶說的那樣:“須知世上最臭的不是狗屁，而是人言。有些人說出話來，臭氣沖天，好比……好比……嘿嘿，那也不用多說了。”實不相瞞，公知給我的感覺就是那樣。一直以來，只要是正能量的能鼓舞人心的公知就不說少說，實在要說也一筆帶過，但負能量的能擾亂人心的公知則大說特說，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說，這明顯不是能力問題，而是立場問題。

說起來，公知的語言和文字能力還是說得過去的，平時說起話來那叫一個拐彎抹角陰損惡毒，這個時候怎么就不能學著多點光明正大積極向上？平時總想著代表老百姓，在這節骨眼上，為老百姓說幾句話就真的那么難嗎？

至于公知指責政府反應“遲緩”就更沒理由了。封城不封城，什么時候封城，排除程序的因素不談，這些都是能拍腦門決定的事情嗎？這些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決定到底有多難，我們不妨看一看毛主席1958年5月份的一番話:“對不起，把你們從火車上、飛機上拽下來。我心血來潮，昨天晚上睡不著覺，今天早上還是睡不著，就是想昨天這個會不那么很好。……我這個人就是常常有許多憂愁。有許多方針，這樣想又那樣想，那樣想又這樣想，最后才有個定局。”連毛主席在遇到難以抉擇的大事的時候都要反復斟酌，怎么到了公知那里不管啥事就都變成分分鐘就可以拍板的小兒科了？就公知這種將國之大事當成兒戲的態度，他們除了打嘴炮還能干啥？

可能有人會說，公知這也不行，那也不對，連實話實說在你眼里都有問題，那好，把筆交給你，你來寫行不行？坦白說，交給我肯定是不行的，畢竟我水平擺在那里，我這人別的沒有，自知之明倒還是有的，但我想，不管誰來寫，原則應該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在陳述客觀事實的基礎上起碼要讓人看到希望，“人類就是希望有個將來，希望總是寄托在將來”，如果有人將未來描寫的一片渺茫、一團漆黑，那無論如何都是錯誤的。

隨著疫情的發展，公知的表現簡直可用“不堪入目”來形容。將近一個月的時間里，公知左手爆吹管軼，右手造神李文亮醫生；左手狂貶紅十字會，右手狂捧某基金會；一邊狂踩中醫，一邊狂捧西醫“神藥”瑞德西韋；一邊瘋狂暗示新冠病毒是中國的武漢病毒所的鍋，一邊拼命駁斥針對美國的“陰謀論”；一邊瘋狂嘲笑某報“奧斯維辛后，寫詩是殘忍”的文章，一邊拼命追捧某作家《**日記》的文學創作。每天一個主題，一哄而上，日拱一卒，可謂目標明確，步步驚心。

如果大家記憶沒出差錯的話，仔細回想下公知這些天來的表現是不是就是如此？那么，公知這么做的動機到底是什么呢？其實，關于公知的動機，革命導師早就說的一清二楚了：“反動派正在設置條件反射，天天講共產黨很壞，老講老講，于是勞動人民就受了欺騙。我們也要設置條件反射，就是要艱苦地耐心地做群眾的說服教育工作……”看到這里，你總該明白為啥王震將軍要說革命導師“比我們早看了五十年了”吧？其實，要我說，何止早五十年，早一百年都不止！

等到眼瞅著抗疫離勝利不遠了，他們又跳出來鼓噪此次疫情對經濟造成了多大傷害，這就是公知，總是有話說的，前期疫情緊張，他們說疫情蔓延都是政府不作為的錯，后期疫情好轉，他們又說經濟損失都是政府亂作為的錯，反正別人怎么做都是錯的，對的永遠只有他們。要說疫情對經濟的傷害，按說這是傻子都知道的事，還需要一向自以為高人一等的公知來說？因此，公知在那大放厥詞不過是為了惡心別人而已。話說，別人都在憋著一股子勁把這段時間的損失補回來，他們卻整天在那唉聲嘆氣要死不活的唱衰，這不是沒事找抽么？至于有公知說我們該如何向世界道歉，我道歉你妹啊，全世界（除了美國）差不多都在感謝中國，中國就算做好事不圖回報，那也跟道歉沒一毛錢關系吧？

話都說到這份上了，如果有人還不能明白公知的丑陋，那我只能閉嘴了。對不起，我錯了，我真錯了，都這樣了您還跟我扯什么公知的“言論自由”，我除了閉嘴還能干嘛？話說，我再說我就大嘴巴抽我自己，你信不信？

可能還有人會說，公知不過就是批評了幾句，怎么了，不能批評嗎？說的好，那我也不過就是看不慣公知，站在人群外忍不住反駁了幾句，怎么了，不能反駁嗎？

可能有人會說，此次國家為了抗疫付出那么多，犧牲那么大，難道這中間就一點錯誤都沒有嗎？錯誤自然是有的，是人就會犯錯誤，不僅現在有，以后還會有，一萬年都有，就像毛主席所說的那樣:“錯誤還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錯誤是正確路線形成的必要條件。難免論是正確的，可免論是不正確的。問題是犯得少一點，犯得小一點。”

說起來，當然只要有錯誤就是可以批評的，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批評，只要出發點是好的，對的應該點贊，錯的也無傷大雅，怕的有人以“批評”為名行攻擊之實。要知道，批評是有善意和惡意之分的，而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至于善意和惡意的評判標準倒也簡單，“批評是可以的，但是批評的結果，批評的目的，就是要鞏固民主集中制，鞏固黨的領導，絕對不能像敵人所希望的那樣，造成無產階級隊伍的渙散和混亂。這是原則性，必須如此。”公知的“批評”是不是為了鞏固民主集中制和鞏固黨的領導，這就不用我多說了吧？！

既然我們明知公知所謂的“批評”是惡意的，我們就不能不反駁。導師教導我們：“有一些批評得不正確，或者在一篇批評中有些觀點不正確，當然應當予以反批評，不應當聽任錯誤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即使是錯誤的批評，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們在將來幫助他們進行思想改造。”

坦白說，幫公知進行思想改造的事我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站在人群外嘀咕幾句喊兩嗓子的勇氣還是有的。

中國人是最講究辯證的，否極泰來樂極生悲，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些充滿辯證光輝的成語充分體現了中國人的智慧。對于疫情，我們同樣應該用辯證的態度去看待，就像毛主席說的那樣，“壞事越多，好事就要來了”，至于有哪些好事，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我就不獻丑了。別的不說，盡管疫情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卻也再次驗證了中國的動員能力、組織能力依然世界首屈一指，這些可都是確保我們在未來的大風大浪中履險如夷的本錢啊。

說了這么多，保不齊還是會有些正義感爆棚的人為公知打抱不平。當然，既然我可以反駁公知，自然任何人也可以反駁我，對此，我歡迎之至。不過，需要友情提醒的是，反駁我，我隨時歡迎，但文中所有加粗的文字都是引用的革命導師的原話，如果有人想一并反駁的話，那反駁前不妨先多揣摩揣摩、學習學習，順便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兩。

晚安！

林愛玥，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 林愛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