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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立虹：把握運用“化危為機”辯證法的根本 ——論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系列之三

點擊：作者：侯立虹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07-04 07:59:44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奮力戰“疫”，深入一線指導，所發表的系列重要講話和批示指示，成為戰勝疫情強大思想武器，極大豐富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其中的“化危為機”辯證法，既闡明了“危”與“機”的關系，又揭示了“危”中如何尋“機”、“危”中何以把握“機”，從而成為新時代毛主席矛盾論的新表達、習近平“問題意識”哲學的新發展。為促進掌握這一法寶，特推出論習近平“以危為機”辯證法系列，此文為第三篇。

“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是當年毛主席對全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要求，如今同樣適用于學習研究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

一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唯有充分認識學習掌握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才能增強實踐運用的自覺性和主動性。當前，國際疫情依舊在持續蔓延，國內疫情也出現反復和反彈，盡管我國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成效，復工復產取得重要進展，經濟社會運行秩序也基本得到恢復，但還存在著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加劇和國內顯著增多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我們還要面對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國際交往受限、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等不利局面，必須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我國發展”（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5月23日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的經濟界委員時講話）。這諸多顯性的、隱性的問題，諸多已經出現的危機和可能爆發的危機，考驗著世界，也考驗著中國，能不能正視危機，能不能盡快轉危為機，很大程度上決定于運用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的力度和水平。因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要變壓力為動力、善于化危為機”，克服了“危”即是“機”，失去了“機”就是“危”，既是面對危機的正確心態和姿態，也是藐視危機的信心和勇氣，更是戰勝危機的方法和路徑，只有不被危機嚇到，不被危機牽著鼻子走，堅信危中一定有機、一定能化危為機，只有清醒地認識到危中之機等不來，天上掉不下來，必須靠發掘，靠搶抓，才會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自覺運用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不失時機地在疫情“危”中抓住經濟社會發展之“機”，把這種“危”變為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脫貧攻堅之“機”，充分釋放我國發展的巨大潛力和強大動能。

一是發掘危中之機要有一股拼勁和韌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韌勁、‘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拼勁，沉下心來、撲下身子，堅持問題導向，分層級理清影響落實的問題，一個一個去解決，把工作落到實處”，這個抓落實的勁頭，就是運用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發掘危中之機的態度。危中之機，說起來簡單，但發掘它并不容易，如果輕而易舉被發現，就不會存在危機，如果能夠輕輕松松得到的，就不叫“機”。那種不真正撲下身子，不悉心分析研究生產生活實際和市場狀況，靠空喊，靠蜻蜓點水，得不到“機”，即使得到也是虛假的偽“機”。唯有發揚“‘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韌勁、‘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拼勁，沉下心來、撲下身子”，才能發掘到真正的“機”，才能把落實運用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的過程變作實實在在的化危為機具體行動，才能收到“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的效果。

二是搶抓危中之“機”必須發揚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政治品格。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湖北疫情防控時深刻指出“我們黨在內憂外患中誕生，在磨難挫折中成長，在攻堅克難中壯大。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人鮮明的政治品格，也是我們的政治優勢”。我們黨99年來之所以偉大，就是把一次次危機作為前進的動力，以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氣魄，一次次在“危”中發現并緊緊抓住“機”，實現無往而不勝。這次疫情造成的重大危機，具有全局性和普遍性，決定了沒有任何看客和旁觀者（美國特朗普們試圖當看客，當指手畫腳的評論家，結果造成疫情蔓延和抗議浪潮此起彼伏的更加危機），也決定了黨組織和黨員干部更要發揚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政治品格，自覺增強化危為機的責任感和主動感，瞄準化危為機的突破點和契合點，牢牢把握化危為機的主動權，做出化危為機的榜樣和示范，引領全國人民八仙過海各顯身手，用一個個化危為機的具體行動實現全國化危為機的整體勝利。

二

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大眾化的新成果，是新時代必須掌握并運用的辯證法武器，既要求善于利用和把握危機中蘊藏的機遇，適時創造條件，直面挑戰，變壓力為動力，更要求以科學的思想方法，周全的方略策略，精準的舉措手段，提高化危為機能力。

一是要增強機遇意識。機遇意識有著比危機意識更重要的地位，危機不可抗拒，而機遇難得，機遇寶貴，機遇也不常有，愈發表明機遇意識的重要。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的難能，就在于不僅要發現危中之機，更重要的是緊緊抓住這個“機”，所以它要求，既要善于通過工作前瞻性和主動性增強危機意識，夯實防范和應對風險挑戰的思想基礎和物質條件，更要善于在艱難困苦中培育機遇意識，從逆境和紛繁復雜變局中發現機遇，捕捉機遇。這次不可抗拒的洶洶疫情，帶來了諸多不可回避的風險和挑戰，但又帶來加快科技發展、推動產業化升級的各種機遇，助推我們增強機遇意識，提示我們不失時機“抓住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賦予的機遇，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抓緊布局數字經濟、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大力推進科技創新，著力壯大新增長點、形成發展新動能”（習近平總書記浙江考察重要講話）；也督促我們在利用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中，大力培育壯大智能制造、無人配送、在線消費、醫療健康、電子商務、電子政務、網絡教育、網絡娛樂等新興產業。顯然，疫情帶來了“危”，同時也帶來了“機”，緊緊抓住這個“機”，就是機遇意識的本質要求。

二是要培育發現危中之機的戰略眼光。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可貴，在于要求以辯證的眼光看待危機，充分認識危機的短暫性和相對性，發展的長久性和永恒性，還要把握危與機的共生并存、相互轉換之特性，克服了危即是機，化危為機就能把壞事變好事，推動事業發展。恩格斯有句“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名言，應當是理解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的理論基礎，而這個“補償”的基本要件和前提，乃為對危機走向的正確判斷，抓住危中之機的戰略眼光，以及正視困難和藐視危機，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信念和勇氣。在危機面前灰心喪氣、悲觀失望，不但會失去“機”，而且會加重“危”。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就是要求全黨增強危機感和使命感，正確判斷形勢，科學排兵布陣，奔著矛盾去，迎著困難上，越是艱險越向前，抓住機會，運用危機轉化的智慧與策略，切實把疫情之危轉化為推動發展的機遇和契機，贏得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雙勝利。

三

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與疫情危機，是“箭與靶”的關系，下真功夫用此“箭”去射疫情危機之“的”。毛主席早在《實踐論》中就指出“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對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也是這樣。只知空喊它是法寶，就是不與實踐結合，不能很好地運用，就發揮不了思想武器的作用。毛主席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比作“箭與靶的關系”，說絕不能“僅僅把箭拿在手里搓來搓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愿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鑒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系。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與當前疫情下的危機，也是“箭與靶”的關系，也必須以此之“箭”去射疫情危機之“的”。毛主席明確強調“如果你能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說明一個兩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贊，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同樣，如果你能運用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解決一兩個實際問題，就是有成績，解決的問題越多，成績就越大。所以，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要努力培育運用化危為機辯證法的習慣，形成新時代以此克堅攻難的新常態。

一是養成運用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審視大勢的習慣。中國人從不缺拼勁和干勁，但尚未形成運用“化危為機”辯證法的思維習慣。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指出，“如果沒有這次疫情，一般情況下經濟增長目標會定在6%左右。但是，疫情發生以后有的事情不由我們作主，世界經濟衰退已成定局，我們受到的影響有多大、有多深，還有很多不確定性”。因此，強調了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至關重要，不追求增長率具體數字，在“穩”和“保”的基礎上積極進取。這恰恰凸顯了貫徹新發展理念、追求高質量發展，也凸顯了運用“化危為機”辯證法確立目標的政治和戰略素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和國際上諸多不確定性，“要堅持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分析當前經濟形勢，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還列出我國擁有1億多市場主體和1.7億多受過高等教育或擁有各類專業技能的人才，有包括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在內的14億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規模內需市場等具有說服力的數據，用數據和事實肯定了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強調針對新冠疫情出現的“新就業形態”，努力“育新機”、“開新局”。這兩個“新”字，表達了習近平總書記對運用“化危為機”辯證法營造抓機遇新常態的極端重視，不僅要求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及其他各方面創新，加快推進數字經濟、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而且強調抓好“新”機遇，念好“新”字訣，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不斷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

二是形成真信真學真用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的社會氛圍。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是面向人民群眾的辯證法，也是人民群眾應該掌握的辯證法。在前進道路上，國家會遇到危機，單位組織會遇到危機，個人、家庭也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危機，而戰勝這些危機，無論是對個人、家庭，還是單位組織乃至國家，都有著不尋常的意義。由此決定了人民群眾運用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的普遍性和常態化，這有利于提升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很多底層群眾根據國家提出的一系列恢復經濟、扶持民生的政策，將此作為后疫情時期謀生之“機”，結合實際創造出多種新穎的經營形式，取得了顯著效果。群眾活生生的實踐告訴我們：運用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必須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努力發現、科學認識和利用“危”中之“機”。這需要開動腦筋發現開掘，更需要拼搏奮斗成就，意志消沉、無所作為不會有任何的“機”；這凝聚著智慧和汗水，也凝聚著從實際出發的審時度勢，異想天開、脫離實際也不會尋到真正的“機”；這必須反對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既不能把“危”中有“機”絕對化，誤以為“危”會自然而然產生“機”，“機”會在“危”時像天上掉餡餅似的掉下來，消極地在“危”中坐等出現“機”，也不能把“危”中有“機”機械化，脫離實際空想“危”中之“機”，異想天開弄出華而不實之“機”，甚至挖空心思搜尋“危”中歪門邪道的“機”，褻瀆“化危為機”辯證法。要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切實在“危”中以正確的心態尋“機”，用正確的方法創造和利用“機”。

三是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提高科學運用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的水平。實踐證明，危中尋“機”很重要，而科學研判、甄別和把握所尋之“機”更重要。特別要防止“危”中尋“機”一哄而上，不顧實際，不預測變化，反而造成“機”去“危”來的轉化。比如，疫情突發后，口罩難求，眾多廠家和老板都想抓住這個“機”，調頭轉產口罩，買設備建生產線，搞出口，使得口罩廠除了很多散戶小廠驟增至5萬多家，口罩日產2億只驟增了10倍，可是不到三個月，產品過剩積壓，價格飛落，以致一個絕佳的“機”又變為慘不忍睹的“危”。個中盡管有產能增加太快、規格標準和質量等原因，但更存在對危中之機的理解和定位問題，不能不發人深省。如果都以為是“機”，肯定這個“機”存在著一定的時空條件，甚至可能是一種假象，即對別人來說是“機”，對自己不一定適合。如有一家企業在疫情期間拆了原先的自行車生產線，改產口罩大量出口，聲稱抓住了歷史性機遇，可現在口罩跌價跌慘，自行車卻市場需求大增，價格也增長很大，于是后悔不迭。這就告訴我們，危中尋機，要立足大局，既要考慮眼前，又要考慮長遠，辨別所尋之“機”是否科學客觀，那種唯利是圖、目光短淺的“機”，往往長久不了。所以，學習運用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是一種本領，也是立足點和著力點的考量，更是檢驗為何尋“機”，何以尋“機”的政治意識和大局意識。

歸結之，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是法寶，關鍵在于運用。全黨都要增強掌握它、運用它的本領，形成以此披荊斬棘的新常態。習近平“化危為機”辯證法是科學，務須科學辯證地運用于新時代偉大實踐，才能最大限度發揮效力，釋放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新成果的耀眼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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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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