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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光偉：美國新冠病毒為什么會社會增殖？——《資本論》一個原理應用

點擊：作者：許光偉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06-06 09:30:13

【提要】中美兩個大國的殊異在于體制不同，在于生產方式性質與狀況的不同。對此次“美國新冠病毒”極不尋常的行動，學界和社會新聞界做了很好的探究和如實報道。這給本文提供了必備基礎。進一步的研究是“學理考察”。借助《資本論》，則可看到“以人民為中心”和“以資本為中心”視角的截然不同，其也必然反映為不同的“再生產構成方式”。而對美帝政治病毒的涵義的深入探究，除開彰明理論實質，指明其潰敗的道路，更多的意義是指向“中國亮劍”，以及尋求“當代中國策論”。希望續文能更進一步地提出與解決問題，亦期待同行專家的參與爭鳴，共究原理，共探規律。

《資本論》中具有深刻的唯物辯證法原理，它指出“再生產同時是生產關系的再生產”，“經濟關系中的個人是社會生產關系的產物”。在當前，中美兩個經濟大國面對來勢迅疾、肆虐兇猛的新冠疫情，所采取的應對措施和戰略安排方式截然不同，可以說是“炯乎相異”的防疫道路模式，彰顯了中美社會制度的“完成對立性”。在中國，疫情牽動的是人民之心，——可謂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在美國，在一些政客的鼓搗下，疫情牽動的卻是資本之心，——可謂深壑藏有萬千兵！這是唯物辯證法關系上的必然結果，走出關系“夫妻論”的表面性，探究深層對立與制度異質，有助于透過現象看本質，區隔國家（國際）壟斷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指導戰略的全局安排與策略的有效部署。

美帝為什么必然會有“政治病毒”，其新冠病毒不獨具有自然性、物質性，還具有深刻的社會性、政治性，是可生仔（指帶來社會的“剩余病毒”）的特殊社會病毒，以《資本論》為例，則可實現通俗易懂的解釋。蓋因勞動過程的產物是個“有機構成”的規定，是物質構成和社會構成的統一；其物質構成必然是使用價值，同時也包含“不良的東西”（如病毒）；其社會構成又是社會主體構成（如身份）和社會客體構成（如財產）的結合和統一。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馬克思《資本論》探究的商品價值構成同樣也是“身份構成”：作為價值構成，它是c、v、m；作為階級身份構成，它是占有生產資料的“政治身份”、占有生活資料的“生產身份”以及作為同二者的對立關系相對應的“經濟身份”。所有經濟形態都是圍繞“剩余”進行的，——這里，剩余價值是純粹的經濟身份的社會客體。其進一步表示社會主體構成是按照占有者狀況和占有標的進行建構的，一言以蔽之，“W ＝ c ＋ v ＋ m”的主體構成是隱含的！“政治身份＋生產身份＋經濟身份”乃是商品客體構成的背后的主體規定。可見，社會客體是不能脫離社會主體而單獨構成的。兩者的辯證關系是：主體構成可看成行動主義的構成因素，而客體構成應直接看成唯物主義的構成因素；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歷史規定性），后者鞏固前者并落實了它的社會規定性。然則通過極為詳盡的考證，馬克思在《資本論》論證，正是由于價值構成的歷史的社會的發展，導致了資產階級社會主體構成的特殊類型。作為“主體的構成”，它的先兆和征候是傳統產品社會的剝削的經濟規定，它的政治的社會的表現即是上述“特殊階級類型”——二元化對立的社會階級結構。在當下，它的一個突出的社會征候即為“政治病毒”，因其利用“政治身份”，直接驅使作為“社會存在”的新冠病毒，使之生仔，促成病毒的恣肆、社會蔓延，造成剩余價值生產意義的“剩余病毒”。一句話，美國政客的政治病毒從根子上看，說到底還是“資本病毒”，歸根結底是壟斷資本全球和社會統治類型上的帶來“剩余病毒”的“政治病毒”。

兩種制度兩重天。為更清楚地說明問題，也還要約略交代一下“病毒二重性”的涵義。病毒為什么會自行社會增殖？美國民眾對“防疫”為什么看起來態度上冷漠、行動上遲緩？蓋因資本再生產中內生的“病毒”乃有二重性。勞動二重性引出剩余價值，是商品生產歷史演化的社會結果，不是自然結果。在這當中，由于政治身份和生產身份的不對稱，導致剩余的分配上的單邊主義。不變資本的“不變”其實是指階級身份的恒定，不變資本c代表政治生產者。雇傭勞動者是資本政治身份驅使下的社會勞動者——進行剩余價值生產的社會生產者，因此，“生產身份”的唯一功能就是不斷轉化為生產價值的“勞動酵母”（可變資本的“可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價值運動的約束框架乃是“社會主體構成”，這個主體構成在日常事務中是價值化管理（數字管理或財產管理）的事實“領導者”。同樣，在“病毒二重性”的故事中，它的領導機制仍然是“政治病毒”。新冠病毒本身僅僅是自然生產者。政治病毒是特別的病毒的驅動者，它使得新冠病毒同時成為社會生產者，產生和不斷推動了社會增殖的內在機制。這總體導致美國新冠病毒疫情人數居高不少。它超越了一般意義的泛泛而論的毒源的“天然論”“非天然論”和“陽謀論”“陰謀論”，也遠遠拋開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考政論”。這是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主體側”和“客體側”結合考察下的一個總認識成果。

資產階級市民社會是異化性的，其政治社會同人民生活是脫離的。因此，資本主義病毒構成“政治病毒＋再生產中的公共疫情（病毒本身）＋剩余病毒（病毒以社會方式進行擴散、極大傳播）”，乃是理解“資本主義病毒和生產”的總公式，也是應對全球化公共衛生危機的實踐化解決問題的總理路。突發公共衛生危機是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內生事件，是偶然的，亦是必然的。全球化的資本是疏狂的，其往往只有價值運動軸的數字管理，而嚴重缺失“身份軸關系”，淡漠化甚至排斥“關系化管理”（身份管理）。資本主義社會脫胎于傳統社會，卻試圖一任資本私利和增殖的社會私欲完全切割自己同歷史母體的聯系，這顯然是違拗了人類按照既定秩序進行更為新型的文明規劃。又或說，資本主義本身具有內在的“違拗癥”，從中可以察見，中美之走向全面對抗是必然的，其不僅僅反映“文明模式的嚴重對抗”，更為主要的是體現“意識形態與政治”之制度性對抗。因此很顯然，針對中美應對新冠病毒疫情所作表現之重大不同，重提“合縱”“連橫”術，是多元化形成之道的戰術策略的必然應對。莫等閑，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為馬克思主義科學發展觀為夯實，以黨的領導為堅強的后盾，中國一定能夠走出“唯GDP”的資本私權發展怪圈，社會主義中國的四個自信特別是“文化自信”一定會對經濟全球化趨勢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作者系江西財經大學教授、博導，研究領域為《資本論》與中國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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