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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近幾十年以來主要走的是“兩頭在外”的模式(市場在外，資本-技術從外面來)，這種發展模式導致中國的工業發展水平和工業技術水平不相稱，后者嚴重落后。當西方產業資本開始大量轉移時，中國產業的技術進步幾乎是毫不費力就到手了，于是我們就順理成章地失去了研發沖動，還培養出“有了就好”的習慣，中國在芯片產業上發展過慢的原因莫過于此。

中美貿易戰開打快一個月了，就在這兩天——美國商務部突然決定對中國的中興通訊實施長達7年的禁售令。有人稱這是美國打出了“王炸”牌，因為這有可能讓中國IT企業失去一直依賴的，由美國壟斷的高端CPU的供給，從而使中國正興致勃勃高速發展的IT產業道路發生斷崖式的挫折。這幾天看到很多從技術經濟角度介紹為什么中國在芯片產業上發展過慢的文章，也有從發展方式和產業政策角度對這種局面進行分析的。貧道對IT行業一知半解不好插嘴，下面從發展方式和產業政策角度做一些分析。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經濟總量第二大國，但是，除了西方國家對中國封鎖的航天、軍事等產業外，大部分產業的核心技術并不在中國人手里。其實，中國除了國企壟斷的行業外，其余大部分產業的主要龍頭企業都是外資控股的。外國超市里大部分商品標注的是“中國制造”，但相當多的實際是“外國資本在中國制造”。中國出口產品中，一半左右是外資控股企業生產的。

這些年我們會注意到很多技術都標注說中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這個說法聽起來很像包括了這兩個意思：一是技術是我們研究的，二是我們有支配權。早在08年與一個親戚(福特公司發動機研究中心的高級工程師，應該是汽車發動機世界頂尖級專家)談汽車技術問題時貧道才知道錯了。貧道問：聽說只有奇瑞汽車的發動機是自己研發設計的。他說沒那回事兒，奇瑞這個發動機是奇瑞委托一家奧地利內燃機咨詢公司設計的。貧道說，不會吧，報道說這是奇瑞的自主知識產權。他說：那是你不懂產權和技術的關系。你出錢委托一家研究機構按你的要求研究開發一種技術設備，研究成果的產權當然是你的。他說，一般來講，凡是說到我們擁有某項技術的“自主知識產權”，往往是因為我們不掌握這個技術。產權是自己的，技術還是人家的。貧道說：借用別人大腦開發設計出世界一樓技術裝備應該也是條路子。他不以為然：“以汽車發動機為例：奧地利這家汽車發動機咨詢公司本來并不設計內燃機，只是對現有技術很熟悉。真正的一流內燃機技術都掌握在美、日、德幾家汽車公司手里，沒人會給你的。”他還說，世界就那兩三家內燃機咨詢公司，本來業務量很低。中國汽車公司老板來了說：“就按最高標準設計，不差錢”，甚至連功能要求都希望對方提建議，這些年一個個都賺大發了。他補充說，只有說“自主創新”或者“獨立研發”的，才是自己研究開發的。

當時聽到報導說“大飛機”很多新技術是“中國自主產權”有些奇怪：中國人二十多年沒人摸這些了，怎么說搞就那么快?原來只要“不差錢”。

有人會對貧道的說法有異議：你沒看過《超級工程》?沒看過一些紀錄片里說的那些世界一流產品和工程?

事實上貧道都看了。如果細心可以注意到，這些世界一流的東西大致分兩類。一類是西方始終對中國技術封鎖的航天、軍事等領域;一類是巨型工程項目。第一類為什么會趕超西方的原因大家都知道，第二類超一流的原因很直接——中國是個巨型國家！14億中國人在任何領域進入現代化，項目規模都必須大到其他國家想都不敢想的水平。2014年第一次坐高鐵是從鄭州老火車站到武昌高鐵站，看到武昌那么大的高鐵站還覺得也太浪費了！回來到鄭州高鐵站，一樣大。現在到鄭州坐高鐵，人流烏央烏央的，覺得大小正合適。今年從西雅圖坐旅游火車到舊金山，西雅圖火車站比河南老許昌站都小！美國還3億人口的國家！西方國家再發達，規模水平決定其沒做“超級工程”的需求，沒需求就不去做。中國要做就沒地兒學，只能創新。

概括起來就是：要想成為世界一流，一是技術必須有(宇航、軍工大國必須)，二是要又要不來。

關鍵是，近幾十年，符合這兩個條件的并不多！加上中國最近幾十年面臨的國際環境和選擇的發展模式特點，都讓中國的工業發展水平和工業技術水平不相稱，后者嚴重落后。連汽車這種百多年前就已經老掉牙的技術都沒有換來！

說到這里，貧道對造成中國工業技術結構缺陷的原因以及對中國這些年選擇的發展模式的定義談一些看法。貧道以為，中國近幾十年以來主要走的不是“以市場換技術”(以國內市場換取國外先進技術)模式，而是“兩頭在外”(市場在外，資本-技術從外面來)模式。

六七十年代開始，亞洲幾個新興市場國家(所謂四小龍)通過開放加速了工業化進程。發展方式開始是“進口替代”——限制(進口)和優惠(內企)、的產業政策(可以稱為兩頭在內——市場在內，資本技術在內)。然后采取出口導向(一內一外：資本-技術在內，市場在外)。這兩發展方式不見得沒有技術躍進。世界三個芯片生產地，除了美國就是韓國和中國臺灣。韓國的汽車的發動機和變速箱兩個核心技術工藝都是自己的。新加坡一個城市國家，在石化和一些高科技研究上也有建樹。

臺灣積體電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全球第一家、以及最大的專業集成電路制造服務（晶圓代工）企業

貧道以為：市場和資本-技術這兩個要素，無論是兩頭在內還是一內一外，都不必然發生技術進步落后于經濟增長，但“兩頭在外”往往會讓技術進步慢于低于產業增長。

道理是：進口替代尤其開放+出口導向，對先進的技術都是有強烈需求的。其次，這些技術都是沒人給你，必須自己研發的。這符合前面的“技術必須有;要又要不來”的條件。

有人會說：不會吧，隨著不斷開放，外資企業進來了，技術也就進來了嘛。還用自己從頭研發?

這是對全球經濟發展進程不熟悉產生的誤解。在六七十年代及以前，西方工業國還處在工業化高度發展末期，產業投資還是在工業國之間進行的。流向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資金基本是以政府借款和貸款方式進行的(所以才有拉美債務危機)。外國產業資本將資金、技術裝備和技術同時以直接投資(合資)進入的情況很少見。八十年代尤其九十年代開始，西方走向虛擬經濟，金融經濟膨脹產業空洞化。大量產業資本以“直接投資”方式轉移到新興市場國家。這時才有了資本-技術裝備一起進入新興市場國家的情況。

在西方進入虛擬化以前，韓國、臺灣地區一些產品進入國際市場，產品的工藝、技術必須達到國際水平(必須有)，這些技術、技術裝備并沒有隨著外資的進入而自然獲得(要不來)。

而中國趕上了個“好時候”。當西方產業資本開始向新興市場國家大量轉移的時候，中國剛完成改革開放(九十年代中期)。而中國本來就是工業產業結構最優技術的載體(還是合資方式)。在非常多的產業領域里，中國產業的技術進步幾乎是毫不費力就到手了。

貧道那個親戚告訴貧道：六七十年代，中國和西方的汽車發動機都是噴油嘴階段，中國的大學和大汽車廠都有系統的發動機研究部門和人員。技術上有距離不大。八十年代西方進入電噴階段，中國研究機構也在追趕。八十年代末汽車廠開始與國外合資，發動機都是采取全部引進到逐步替代的方式。這時期外方對中方從技術、裝備到培訓有求必應往往還免費。在幾乎不費氣力就能得到的情況下，中方基本放棄了電噴發動機的研發。各大廠發動機研究部門尤其研究人員逐漸喪失功能，大學相應科研力量因沒有需求也都弱化。經過十幾到二十年的“培養”，當西方完成了“直噴”發動機，進入“壓燃汽油機”研究時，中國汽車發動機研究功能已經“退化”了。

八十年代末對中國是個很關鍵的時期。中國雖然落后，但產業結構完整，且在各個領域里都在跟隨世界技術潮流進行研究。從計算機技術到大飛機，差距有但不是不可能趕上。但恰好西方進入資本+技術“白給”時期，在大多數技術領域里，確實覺得必須有，但是要得來。這就不僅形不成研發沖動，反而會助長“有了就好”的習慣。

世紀初貧道在北京辦一家網絡公司，總經理是科學院計算所畢業的博士。一次閑聊時他說：前些年國家曾經給計算所一個項目：中國自己開發CPU的可行性研究。一年時間，一億多投入后的結論是：“自己開發不如買”。當時貧道也沒感覺奇怪：既然差距已經很多，最花錢無數成果也許是人家10年前的東西。其實，運十等很多領域里都存在同樣問題。

尤其這一時期恰好是完成政企分離的時期，很多科研就是企業領導做主。私企通過合資或引進技術正在很多領域(紡織和很多輕工)把國企搞得焦頭爛額。而國企領導更換頻繁，很少能放著伸手能拿來的二流先進技術不要，非要花錢時間搞不知道最后還是不是二流的科研。最重要的是不知道會不會沒搞完自己就被換掉了。最后的結果往往與汽車發動機一樣：時間長了科研器官干脆退化了。

有人會認為貧道對 “要得來”的副作用是不是強調的有些過頭了?借助別人的拐杖總比沒有強吧！

貧道當然知道“借助”的作用，但事實是：一旦能夠要得來，往往會助長依賴性。下面引用貧道2010年一篇文章中的一段：

【錢學森簡介有這樣的文字：“1958年，他參加了蘇聯援助的原子反應堆的建設，并匯聚了一大批核科學家(包括他的夫人)，他還將鄧稼先等優秀人才推薦到研制核武器的隊伍中。1960年，中央決定完全靠自力更生發展原子彈后，已兼任二機部副部長的錢三強擔任了技術上的總負責人、總設計師。”】

著名的王淦昌也有類似經歷。早在解放前王淦昌教授就是核物理專家，1941年，提出自然界存在中微子和發現中微子的方案。1955年前就任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1960年領導研究小組發現反西格瑪負超子，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發現荷電反超子的人。1961年調到核武器研究院，改名為王京參加原子武器的研究。

更年輕一點的孫家棟教授在1958年參加導彈研究后，主要工作是翻譯蘇聯圖紙資料和給其他人講課。1960年蘇聯專家撤走，開始擔任主要技術負責人工作。

對照一下這批早就成名的科學家主持兩彈一星研究的時間表，會發現在蘇聯專家撤走前，共產黨把搞出兩彈一星的希望并沒有寄托在中國科學家身上，也沒搞什么自力更生，也是走了一條以引進外國技術，引進外國專家的道路。等到蘇聯專家全部撤走了，有關國計民生的科學而研究不得不讓自己的專家擔任主角，并且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在幾年中把兩彈一星給搞了出來。

毛主席最后說要感謝赫魯曉夫，說沒他這一損招中國取得不了這樣的成績，要發給赫魯曉夫一枚一噸黃金的大獎章。這段話難道沒有毛主席對“要得來”的利害關系再認識的成分?

關于我們選擇“兩頭在外”的發展方式獲取的便宜以及帶來的問題，貧道在2009-2010年先后寫了七八篇文章進行分析，技術方面也是內容之一。2004年中國體制內外學術界開始對改革開放進行反思后，大飛機問題，汽車問題，甚至包括芯片問題都有人寫了不少有價值的文章進行總結和分析。有些項目(比如大飛機)確實讓有關領導認識到這東西是“必須有”又“要不來”，還進行了挽救，但更多的部分由于拖延時間長，相關“器官”幾乎退化，干脆就罷了。

中興通訊的災難，只是捅開了個口子。

貧道其實對美國國務院使出這個“王炸”還是很欣慰的——因為既然他手里有王炸早晚會扔。早扔比晚扔強，要是斗地主最后一手美國扔這個王炸，中國前面的炸彈只能是美國加碼添菜了。美國出了個急性子的川普不見得不是好事。

【邋遢道人，察網專欄學者，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