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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大歷史邏輯

點擊：作者：江宇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06-16 08:19:56

【內容提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產生，是順應中國社會發展、世界社會主義發展、人類社會發展三大歷史邏輯的結果。

一是從中國社會發展邏輯來看，黨的十八大開啟了一個同改革開放前后兩個階段不同的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全面升級，改革開放和高速發展積累了不少矛盾，資本主義全球化從上升周期進入逆轉階段，我國發展的目標、方法和戰略都需要進行深刻調整，需要新的理論指導。

二是從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邏輯來看，世界社會主義面臨著“從低谷到復蘇”的歷史節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關于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國家治理、人的全面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都呼應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國情結合的又一次飛躍。

三是從人類社會發展邏輯來看，當前西方發展模式和理論難以指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躍出貧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也陷入危機。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中國發展道路成功模式的總結，對人類社會下一步發展提供了啟示和貢獻，也超越了西方社會科學理論。

思想是對時代問題的回答。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能夠在21世紀初的中國產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因為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世界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人類社會發展進程都到了一個重要節點。大發展、大分化、大調整，迫切需要思想理論大突破、大創新。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敏銳地順應這一趨勢，創建新思想，回答了中國和世界面臨的迫切問題，呼應了馬克思主義，超越了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傳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傳統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要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要理解這一思想誕生的歷史大邏輯。

一、新中國的第三個時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邏輯

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第一重邏輯，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邏輯。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開始了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探索。在探索過程中，實現了指導思想的兩次歷史性飛躍，分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兩大理論體系，也對應著中國社會發展的兩個特點鮮明的時代。

第一個時代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創的，主要回答了在一個東方大國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啟動現代化建設的問題。中國建國的起點和許多發展中大國一樣，有長期封建和殖民地經濟的歷史，經濟剩余十分有限，難以形成經濟起飛所必須的投資；經濟依附性強，缺乏獨立的工業基礎；基層社會兩極分化、一盤散沙，缺乏現代化大生產所需要的組織能力。黨領導人民進行了徹底的社會革命，打破了“三座大山”等特殊利益集團對經濟剩余的壟斷和攫取，通過黨和國家強有力的組織，集中力量辦大事，啟動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建成了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避免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陷入“貧困陷阱”的命運。

第二個時代是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創的，主要回答了如何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實現社會主義國家的生存、發展和壯大的問題。蘇聯和中國都是在資本主義尚未充分發展的東方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這就決定了建設社會主義的路徑比馬克思設想的直接從發達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要更加復雜。其中不可回避的問題是，面對資本主義在經濟、政治、文化方面的優勢，社會主義國家如何處理國家和資本的關系？如何處理和資本主義世界的關系？蘇聯和我國計劃經濟的歷史證明，如果不實行市場經濟，經濟就缺乏活力。如果不對外開放，就會受到市場規模的限制，難以充分利用西方國家現有的技術和經濟成果。但社會主義國家引入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又可能危害社會主義方向和自身獨立性。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現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融合、社會主義中國和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融合，同時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守住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底線，創造了經濟奇跡，我國的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躍升，避免了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或封閉僵化、或改旗易幟的錯誤道路。

從黨的十八大開始，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辟了新中國的第三個時代，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個時代要回答的問題是，如何在國內外資源、環境、市場的有限約束下，在一個人口大國建成更高水平的社會主義，更廣泛地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更平衡更充分地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如果說，新中國第一個時代的主題是“建國、創業”，第二個時代的主題是“改革、開放”，第三個時代的主題就是“超越、復興”。

為什么說新中國第三個時代是從十八大開始呢？這不僅因為習近平是杰出的政治領袖和理論家，同時也是出于中國社會發展歷史條件的變化，原有的思想理論已經無法回答新時代的問題。

——從社會生產力來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全面升級。我國已總體上實現全面小康，隨著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老齡化、城鎮化、信息化、國際化的發展，人民需求結構全面升級。二孩政策、老齡化導致居民對優質公共服務需要增加。物質生活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互聯網和全球信息流通、“改革開放一代”成為社會中堅，導致對社會公平正義和自身全面發展的需要增長。但同時，我國的經濟供給側還不適應人民的新需要：過去一度依賴勞動力、資本、資源和外部市場擴張支撐的增長方式面臨拐點，資源和環境約束觸及底線，對土地財政和房地產的依賴導致房價虛高，過度依賴模仿和技術引進導致自主創新缺乏后勁，公共服務的商業化、市場化傾向導致服務質量不高、公平可及性不足。我國當前的增長方式，是在多年短缺經濟的條件下形成的，過度強調追求經濟增長，過度重視依靠資本積累和數量擴張。需要扭轉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發展思路，樹立新的發展理念，以人民為中心，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的需要。

——從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來看：改革開放和高速發展積累了一些矛盾。如區域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擴大、生態環境破壞、公共服務不足、意識形態混亂、國家安全威脅、一些干部和特殊利益集團形成利益同盟等。這些矛盾，有的是特定國情和發展階段下難以避免的，但也有一些是由于在部分領域的工作中，削弱了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所造成的。從金融危機之后的形勢來看，西方國家自身也難以完全解決上述問題，照搬西方模式的發展中國家也沒有解決上述問題，其中有些問題是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導致的。因此，在下一個時代，需要中國更加發揮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探索如何更好地彌補市場失靈、改善社會公平，在趕上時代的同時，創造超越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成就。

——從外部環境來看：資本主義全球化從上升周期進入逆轉階段。改革開放初期，資本主義全球化處于上升周期。二戰后資本主義自我調整而凝聚的增長潛力尚未耗盡，全球化還處在擴張階段。我國順勢對外開放，抓住了西方產業升級、產能輸出的機遇，融入全球市場，對外貿易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標志著二戰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增長周期的逆轉，特別是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導致西方貧富差距擴大、金融泡沫、實體經濟空心化、全球經濟失衡等問題，經濟增長的動力削弱。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需要科學判斷當代世界的發展趨勢，在大變動的國際局勢中尋找自己的新定位，從改革開放以來被動融入、接軌全球化，逐漸轉變為和其他國家一起，參與新型全球化秩序的塑造。

總之，同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多年相比，我國發展的時代條件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人民的需要從溫飽富裕轉變為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改革開放釋放了生產力，但也積累了大量矛盾，需要進一步發揮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予以解決；資本主義全球化趨勢逆轉，我國需要尋找新的定位，從“搭便車”式的模仿和追趕，轉變為更加自信地探索新道路、引領新發展，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這些新條件、新問題、新任務，都是中國在以前的時代沒有遇到過的，都決定了我國發展已經進入同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多年不同的新階段，發展的目標、方法和戰略都需要進行深刻調整，因此必須有新的理論來回答，這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邏輯。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過去五年實踐的基礎上，初步對上述問題做了系統回答。在“8個明確”、“14條方略”中，一是針對生產力和人民需要的變化，明確新時代的總任務、總目標、主要矛盾，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新發展理念。二是針對生產關系的變化，明確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并做出一系列具體部署，通過黨的領導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調整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內容，讓發展更均衡、更充分、更公平。三是針對外部環境的變化，明確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確立了我國在新時期的國際戰略。這些基本方略，已經大大豐富和拓展了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形成了鮮明的新體系、新風格，因此，新時代、新思想是有著充分歷史和實踐依據的。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開辟了新中國第三個時代，這個時代同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代的關系需要正確認識。新時代，不是對改革開放前后任何一個時代的否定，而是對兩個時代共同的繼承、發展和超越。用辯證法的語言，可以說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這三位開創新時代的領導人之間是“正、反、合”的關系。新時代既不是對改革開放的簡單“深化”，也不是像一些人說的那樣“回到改革開放前”。改革、開放是新時代基本方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表現為14條基本方略中，第二條為全面深化改革、第十三條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但已經不是新時代的全部主題。新時代既要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同時要拓展改革的內容，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加強黨的領導、改善社會公平、治理市場失靈。

也就是說，十八大以來的新時代，將整合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代，也將超越兩個時代，通過哲學上“正-反-合”的過程，實現新的上升和飛躍。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說，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雖曰守成、實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于毛、成于鄧、興于習”。

二、跨越卡夫丁峽谷：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的邏輯

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第二重邏輯，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邏輯。習近平不僅是黨和人民的領袖，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國情結合產生的又一次理論飛躍。這樣說，包含著充分的理論邏輯。

第一，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產生的時代來看，馬克思主義和世界社會主義面臨著新的歷史節點。社會主義是人類古老的理想，幾個世紀以來，世界社會主義已經經歷了多個階段。第一階段，從空想到科學。標志是馬克思主義的誕生。馬克思主義分析了資本運動的客觀規律，提出了資本主義未來發展的趨勢和新社會的特征。但是，并沒有對進入社會主義的具體路徑、特別是東方落后國家進入社會主義的具體路徑做出回答。第二階段，從理論到實踐。標志是蘇聯的成立和列寧主義的誕生，證明可以在不平衡的資本主義世界，一國首先建成社會主義。但蘇聯并沒有找到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成功道路，經濟缺乏活力，也沒有建立一套成熟穩定的社會主義制度，實現長治久安。第三階段，從一國到多國。標志是中國等多個亞非拉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并且在社會主義探索中積累了豐富經驗，出現了不同的社會主義模式。除了中國之外，越南、老撾的經濟恢復，古巴的醫療衛生制度等方面，也都顯示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總的來說，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社會主義處于低潮。第四階段，從低谷到復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習近平敏銳地指出，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近年來，許多西方思想家也從馬克思主義中，尋找拯救資本主義的方案。西方國家自身存在的問題，有一些（如產能過剩、金融泡沫、兩極分化、生態危機、全球失衡）是資本主義自身矛盾決定的，在資本主義框架下無法解決。所以，世界上信仰馬克思主義、支持社會主義、擁護中國道路的人開始多了起來，這就有可能迎來一個社會主義從低谷中復蘇的時代。當然，21世紀的新社會主義運動應當有自身的新特點。習近平敏銳地認識到時代變化，領導中國高高舉起社會主義的旗幟，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時代問題的回答。

第二，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內容來看，回應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問題。既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飛躍，那么就必然要回答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實際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要點，同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問題，存在著明確的內在聯系和呼應。

——習近平關于社會主要矛盾和生產目的的思想，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理。習近平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和生態需要，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這里就體現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生產目的不同，不是以資本增值為中心，而是以人民需要為中心。國內外存在的生產過剩、環境污染、分配失衡、金融泡沫等問題，就是因為生產方式偏離生產目的。習近平關于社會主要矛盾和生產目的的思想，就是要糾正這些偏差，回答社會主義應該怎樣生產、生產什么的問題。

——習近平關于國家治理的思想，回答了馬克思關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等著作中提出自由勞動者的聯合體的目標，列寧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但蘇聯沒有回答好怎樣建立成熟穩定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出現了特權、腐敗和國家的異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關于國家治理和政治文明的內容，回答了怎樣建立一套成熟完整的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

——習近平關于以人民為中心和人全面發展的思想，是對馬克思關于人的異化和自由全面發展思想的呼應。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普遍存在異化現象，人和勞動產品、人和人、人和自身的類本質相異化，提出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習近平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提出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人民共同富裕、教育和健康優先發展等思想，就是要調整人和資本、人和物質的關系，讓人回到發展的中心。這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自由全面發思想的呼應。

——習近平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全球體系思想的發展。馬克思本人并未全面闡述全球體系思想，后來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認為，資本主義把全球分為中心和邊緣兩極，中心地帶有過剩的資本和商品，但由于剝奪了邊緣國家的發展能力，資本和產品沒有出路，導致全球經濟失衡。習近平提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一帶一路等重大倡議，就是要通過維護全球公平正義，扭轉資本主義全球體系存在的不公平、不平衡發展，共同構建不同于過去的全球秩序，這將是全球化的新模式、新時代。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跨越卡夫丁峽谷”思想的實現。馬克思晚年在給俄國人查蘇利奇回信時回答了這樣的問題：落后的東方國家能不能夠不通過資本主義的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馬克思說，理論上有這種可能，他講的社會發展五個階段是根據西歐的情況概括的，而東方國家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但是一百多年來，實踐還沒有對馬克思的這個預言做出證實，反而有許多思想家自信地宣布，歷史已經宣告了馬克思的失敗。而到了2017年，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宣布“我國的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堅固穩定”“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這就等于明確宣布，中國正在跨越卡夫丁峽谷，其他國家也能夠跨越卡夫丁峽谷，這是多么令人振奮！中國的實踐表明，后發的落后國家，既可以借鑒西方國家的物質財富，又能夠通過制度創新，避免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根本缺陷，不必經過資本主義發展的巨大代價。同時，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發展中國家如果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沒有辦法抵御全球資本的沖擊。從必要性和可能性兩個方面，中國宣布為發展中國家開辟了一條通向現代化新的道路。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人類的貢獻。

第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思想方法。習近平熟練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辯證處理實踐中的重大關系。這方面有很多研究，本文限于篇幅不再展開。

毋庸諱言，一個時期以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被虛無化、邊緣化，習近平總書記以其治國理政和思想建設的卓越成就，扭轉了馬克思主義一度被邊緣化的狀況，讓社會主義恢復了崇高的聲譽，在中國社會樹立了正氣，普及了科學的理論。能取得這樣的成就，既是出于他在意識形態領域大刀闊斧的整頓，也是由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運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方面的優秀示范。

三、為人類貢獻中國方案：人類社會發展的邏輯

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第三重邏輯，人類社會現代化發展的邏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中國問題的回答，也通過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成為對世界發展面臨困境的回答。

自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以來，追求現代化成為絕大多數民族的目標。但迄今為止，真正跨越重重陷阱，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只有二三十個。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發展又面臨新的變局，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發展困境。

——“貧困陷阱”。按世界銀行標準，世界上仍有約30個低收入國家，這些國家經濟發展、人力資源水平低，國家能力弱，難以形成有效投資和消費，集中資源實現現代化。同時，不公正的國際秩序，加劇了這些國家脫貧的困難。

——“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銀行2007年的一份報告認為，雖然不少國家能夠擺脫貧困陷阱、達到中等收入階段，但只有很少的國家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進而成為高收入國家，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現代化的一般規律，而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導致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解決了全球1/6人口的現代化問題，但剩余的5/6的人口，按照資本主義方式就很難實現現代化，這是因為：一方面，落后國家不再有遍布世界的殖民地，可以利用全球資源緩解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矛盾。另一方面，現有的資本主義強國保持高收入地位，是建立在對發展中國家剝削的基礎上的，他們總要用各種辦法，維護不公平的政治經濟秩序，從而維持自己在全球格局中的金字塔地位，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高收入陷阱”。二戰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創造了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表面上看也實現了協調、綠色、共享的發展。但是，一方面這建立在對全球資源占有的基礎上，并無推廣的價值。另一方面，由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并未解決，這些國家繁榮穩定的景象只是暫時的，是靠透支資源、高成本的福利國家等條件支撐的，一旦資本主義經濟周期律發揮作用，各種矛盾就會爆發出來，而西方政治經濟制度從本質上仍是大資本專政，不可能真正解決上述問題。當前歐美的階層矛盾尖銳，國家治理失靈，社會對立就是其表現。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國家主流的發展模式遭遇到了危機，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也充滿自我批判和反思的聲音，可以將其稱為“高收入陷阱”。

在這種情況下，人類一切既有的發展模式，都解決不了中國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中國進入了制度創新的前沿地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僅是中國的指導思想，也具有世界意義。新中國成立以來，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避免了一般發展中國家陷入“貧困陷阱”的命運；改革開放以來，避免了一些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封閉僵化或改旗易幟的命運。當前，中國的人均GDP達到8800美元，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0000美元）已經指日可待。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新時代的探索，將使中國繼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避免高收入陷阱，努力破解人類社會面臨的發展困境，探索一條更加具有普適性的現代化道路。當然，我們并不是說中國應該主動向世界推廣和輸出“中國模式”，但同時也不應妄自菲薄，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理應具備對人類發展的責任和使命感。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對中國發展道路成功模式的總結，其中包含的許多具體內容，對人類社會下一步如何發展，提供了啟示和貢獻，也超越了西方社會科學理論。這里僅舉幾個例子：

——以“堅持新發展理念”為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是人類社會長久的追求，但是至今為止，人類社會還沒有解決這些問題。歷史證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并沒有實現這五大理念。西方文化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了人類對自然的過度索取，造成對社會公平正義的破壞。西方主導的全球體系，把全球分成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西方發達國家實現了較高程度的創新、協調、綠色、共享發展，但這是以全球范圍內的不公平、不協調為代價的。中國提出五大發展理念，并且身體力行地落實，是對人類的重大貢獻。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例。20世紀，西方經濟學相繼產生了供給學派和凱恩斯學派兩大支流，但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凱恩斯學派強調通過擴大總需求解決私有制帶來的總需求不足，但是沒有觸及分配和所有制問題。供給學派強調供給側的私有化、自由化，在暫時增強經濟活力的同時，帶來了更長期的矛盾和失衡。而習近平明確指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不割裂供給和需求，也不搞私有化，而是通過“三去一降一補”等綜合措施，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需要。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結論，超越了西方主流經濟學。

——再以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為例。習近平擔任總書記以來，糾正了一定范圍存在的以西方民主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目標、片面重視選舉標準、實行黨政分開等思路，而是強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協商民主、堅持群眾路線，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在黨的領導下實行依法治國。同國際上那些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國家相比，中國這種體制更加有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把人民有序地組織起來，保障國家和人民具有共同的目標和利益，在中央集中統一下發揮各方面積極性，既有效率又有民主，避免了西方國家政黨競爭導致的社會割裂、決策效率低下、政策缺乏延續性等問題。

正如習近平本人十分重視歷史研究一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也具備宏大的歷史視野和深厚的歷史依據。從大歷史中誕生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也一定能夠成為中國歷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和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鮮明坐標，指導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在歷史的長河中繼續書寫新的光榮。

（作者：江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研究員，畢業于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刊于《東岳論叢》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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