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話:幾次采訪李玲老師,她有些話令我印象至深。她這樣評價宿遷私有化醫改失敗的教訓:“宿遷一個 500 多萬人的城市,政府對醫療資源沒有任何掌控力,那老百姓看病怎么辦?靠什么來保障醫療?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手上沒有公立醫院;沒有公立醫院,要是再來 SARS,靠誰來抗病?靠市場,能靠得住嗎?”
她還說,“公立醫院就是國家的第二支部隊。軍隊是保衛國土安全,醫院這支部隊是保衛人民健康安全,同樣很重要。不僅是救死扶傷,醫院也是用來防范風險的。平時可能感覺不到,關鍵時刻就看出這支部隊不可或缺 —— 任何大災大難的危急時刻,都是軍人和醫生沖在前面。這就是為什么宿遷必須回頭辦公立醫院的原因。”
今天聽來,這些話字字千鈞、擲地有聲。我想,不論是一語中的,甚或是一語成讖,面對這振聾發聵的一句發問 ——“沒有公立醫院,要是再來 SARS,靠誰來抗病?靠市場,能靠得住嗎?”—— 我們從眼前這場沒有硝煙的抗疫阻擊戰中,已經得到了明確的回答。
下面文章選自我的新書《當驚世界殊:走向復興的人民中國》,從中來看新中國 70 年的健康保障之路。
文章較長,分上、下兩次發表。
李玲,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國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衛生經濟學、公共財政學。主要著作有《健康強國:李玲話醫改》《中國公立醫院改革 —— 問題、對策和出路》(合著)及論文《人力資本、經濟奇跡和中國模式》等。2018 年榮獲中華醫學科技獎衛生政策獎。
(上)
1 、前 30 年我們創造了一個中國奇跡
瑪雅:新中國 70 年衛生健康事業取得了巨大發展。你長期研究中國以及世界各國的醫療衛生體系,中國醫療保障的總體情況如何?在世界國家中處于什么水平?
李玲:談新中國 70 年的醫療保障,要分為改革前后兩個時期。前 30 年我們創造了一個中國奇跡,因為沒有哪個國家可以花那么少的錢,就解決了老百姓的基本醫療問題。而且我們走的路,真正是一條中國道路,它改變了工業革命以后的西方醫學模式。西方醫學模式是往高精尖走,科學技術越來越發達,醫生一定要經過專業化、正規化培養。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這就造成了越來越多的人看不起病,因為個人沒錢,政府也付不起。而中國走的是另外一條路,農村的赤腳醫生,這是中國人的一大創舉。赤腳醫生不是正規的醫生,按照今天的標準根本就沒有行醫的資質。但是毛澤東當時說過一句話:這總比去廟里拜菩薩、吃香火好,比沒有好。西方經濟學有個理論叫“干中學”,其實赤腳醫生就是干中學的產物。用很短的時間給他一個培訓,然后他就邊干邊學,用中醫的手段處理一些常見病、多發病。
瑪雅:中國當時那么窮,卻用這樣的土辦法給老百姓提供基本醫療保障,實在了不起。
李玲:這得益于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組織形態。1949 年新中國成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奠定了一個好的政治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新中國成立初期,在一窮二白、基本生存條件都不具備的情況下,消滅了傳染病,普及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關鍵就在于共產黨超強的組織能力。中國革命為什么能成功,是共產黨把廣大民眾組織起來,人民戰爭無堅不摧。新中國為了人民健康,共產黨又把基層百姓組織起來。農村合作醫療就是將這種組織能力、組織資源與傳統的中醫結合起來,靠發動群眾開展群防群控,讓每個人都成為健康的勞動者。赤腳醫生不是真正的醫生,他們是維護農民健康的組織者,給農民衛生健康的普及教育,預防疾病,治療一些常見病。這種醫療模式效果非常好,把我們的制度優勢轉化成了人民健康福利。從 1949 年到 1978 年,中國人口翻了一番,人均預期壽命翻了一番 —— 從 35 歲增至 68 歲,這是空前絕后的世界奇跡。
1973 年發行的《赤腳醫生》郵票
瑪雅:今天談到中國增長奇跡,都會談人口紅利。如果不是前 30 年打下人民健康的基礎,就沒有后來經濟發展的勞動力資源。
李玲:確實如此。國際衛生組織 1978 年在阿拉木圖召開年會,那是一個里程碑式的大會。會上簽署了“阿拉木圖宣言”,主要內容是到 2000 年實現 health for all(人人享有健康)。它的背景就是推廣中國經驗,因為中國解決了這個問題,走出了發展中國家的路,這給了國際衛生組織極大的鼓舞。后來大量的發展中國家都是學的中國經驗。你到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去,他們說,我們的醫療體制是學的你們中國,包括印度也是學的中國。
但是歷史的詭異之處是,1978 年中國開始轉型,國際衛生組織最推崇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及赤腳醫生隊伍由此開始土崩瓦解。因為這個制度依附的是農村集體經濟,集體經濟沒有了,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瑪雅:由此帶來的前后兩個時期的最大變化是什么?
李玲:最大的變化是,前 30 年醫療衛生的重點是在農村,醫療資源的配置,包括人才培養,都是想方設法解決健康普及的問題,城市大醫院的醫生都下農村巡回醫療。而 1978 年以后醫療衛生的重點從農村轉為城市,優質資源都往城市集中,城市醫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大城市的大醫院,醫療技術趕上了世界水平,有能力或者有權力的人享受到的醫療服務是國際一流水平的。然而,農村逐漸被淡忘,農民基本沒人管了。包括城市里不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人群,基本上是小病拖著,大病扛著,醫療完全變成了個人的責任。
在這個過程中,隨著國有企業改制,政府稅收不斷削減,政府在醫療上的投入也逐年下降。1978 年政府投入占總的衛生投入 30% 以上,再加上企業投入,個人的醫療負擔平均不到 20%。但是到了 2002 年,政府投入下降到 17%,這在全世界都是很低的。個人醫療費用比例高達 60% 以上,也是世界上很高的。
縱觀 70 年中國醫療衛生的發展,實事求是說,作為我們這個人均收入水平的國家,我們的醫療水平,包括健康指標,是高于收入水平的。但是改革前后兩個時期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各有利弊。如果從健康績效來衡量,改革后是遠遠低于前 30 年的。這和我們后來的制度安排有很大關系。農村合作醫療瓦解后,公共衛生沒有了,不少農民回歸到有病不治的狀態。特別是生孩子,有些地方去醫院生不起,只能在家里生,死亡率上升。
瑪雅:這是一個倒退。
李玲:的確,健康績效一下子就下來了。
2003 年 SARS 的發生是個轉折點。那場傳染病給了我們一個警醒:如果只注重經濟發展,一場傳染病可能就讓你的經濟成果化為烏有。2003 年以后,中國政府對醫療衛生的重視程度加強了。農村新型合作醫療開始實施,健康績效提高很快,產婦、嬰兒的死亡率大幅下降。隨后,基層醫療改革也提上了日程。
總體來說,中國的健康水平超越我們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我們走過一段曲折的路,現在重新回到正確的方向上了,正在往前走。
2、三年基層醫改是一次給共產黨加分的實踐
瑪雅:2009 年國家正式啟動新醫改,短短三年時間,到 2012 年醫療保障覆蓋率就從 30% 上升到 95%。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陳馮富珍稱贊說,中國醫改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是以人為本的好政策。
李玲:成績確實了不得。基層醫改這三年,我一直都參與了。有些地方做得很好,比如陜西神木縣,搞全民醫療。我和當時的神木縣委書記郭寶成聊過,他很有思想。他說,經濟發展了,政府有錢了,不就是給老百姓謀福利嗎?所以他率先實行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特別受歡迎。老百姓發自內心說,共產黨好,人民政府好,共產黨應該永遠執政。
瑪雅:老百姓心里有桿秤,就是共產黨能不能為人民做好事、做實事。
李玲:基層醫改做得最好的是安徽。安徽省時任常務副省長孫志剛,他真去干,真去改。他認為,要真正解決老百姓的看病問題,鄉鎮衛生院一定是不能賺錢的,必須回歸公益性。他親自設計醫改方案,采用競爭性的用人制度和激勵性的分配制度,嚴格崗位定位,實行優勞優得。他最厲害的設計是藥品的招標采購,那真是中國人的智慧。他說,我是 6800 萬人的市場,我給市場;一個藥我只招一家,你中標以后這個市場全是你的,你不需要公關了。這樣一下子就把藥價殺下來了。
瑪雅:共產黨里不乏真正干事兒的人。
李玲: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的制度是有希望的。當時的李克強副總理推動醫改的功勞很大,他很好地利用了我們制度的優勢,動員組織各級干部落實醫改。他多次召開現場會,從各地醫改的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他很快就發現了安徽經驗,并不斷指導和推進,最終將安徽經驗上升為全國模式。2010 年底,孫志剛被調到北京,擔任國家醫改辦主任,負責推動基層醫改。我們的體制就是應該大力提拔這樣的干部,而不能是那些跑官買官、不干正事兒的人“噌噌”往上升。
瑪雅:安徽模式在全國推廣了?
李玲:是啊。從某種程度來說,是安徽醫改推動了基層醫改。2011 - 2012 年,安徽模式在全國推廣,效果一下子就顯現出來了。農民現在看得起病了,普遍反映非常好。老百姓說,這些年共產黨干了兩件好事:義務教育和醫療改革。
瑪雅:三年基層醫改是一次給共產黨加分的實踐?
李玲:加太多的分了。某種程度上,這三年醫改鞏固了黨在基層的執政基礎。一些外國同行在與我交流時,最佩服的就是中國醫改的高效率和強大執行力。在國外,即使方案設計出來了,也不可能操作。而我們的政治制度決定了,只要想干,我們的執行力是非常強的,有能力破除不合理的利益格局,真正為老百姓提供保障。
3、中國醫改:一個從上到下邊學邊干的模式
瑪雅:2006 年你曾就醫改專題給中央政治局授課,你的印象如何?可不可以說,中國最高領導層是一個善于學習的集體?
李玲: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制度是中國式的創新,真的是非常獨特的。我當時身在其中,感到一種震撼!中央政治局委員加上各部的正部長,七八十個人在一起學習,每月一次,這確實是中國特色。雖然我講的內容不完全是我個人的觀點,我們是組織一個班子來準備講稿,但最后講的內容還是經得起檢驗的。我談到,醫療衛生要在黨的領導下,堅持政府主導,回歸公益性,建立覆蓋全民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實現人人享有衛生保健服務的目標。
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
總的感覺,這種學習模式非常好。政治局每個月集體學習,至少在這個領域,他們花了一個半天的時間聽課、討論,掌握的知識量、信息量比較大,對每個專題所講的內容有比較深入的了解。中國的改革不斷深入,沒有現成的理論和模式可以效仿。但只要領導人不斷學習,發現問題,針對問題找出答案,積極解決問題,我們的領導力就能與時俱進,不斷加強。
瑪雅:如果把中國領導人和美國領導人做個比較,你的觀察和評價如何?
李玲:國外各方面的人經常來中國訪問,我在跟他們的交流中發現,他們基本上都認為,就單打單的水準來說,中國領導人比美國領導人水平高。我想,這是因為我們領導人的學歷比較高,還有中國的事情太復雜,他們在實際操作中得到許多經驗,人才是用出來的!我們的領導人不斷在學習和實踐。而美國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領導人就管那一點點事兒,所以惰性比較強,與時俱進的本事不夠大。這一點,我比較贊成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總結的“邊學邊干的模式”。
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堅決打贏這一場抗疫阻擊戰。
其實中國醫改就是邊學邊干的模式,在邊學邊干中取得了今天的成績。中央對新醫改非常重視,政治局先后兩次集體學習。從中央領導集體來說,新醫改從方案的研究制定到貫徹實施,就是一個邊學邊干的過程。在落實醫改的過程中,安徽省通過深入調研,設計出一系列配套政策。安徽這種創新精神和制度設計得到中央的肯定,被認真加以總結并在全國推廣。
現在回頭看,這整個過程就是一個從中央到地方學習、實踐、總結、推進的過程,是邊學邊干的模式。這也是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改革的操作路徑,在制度的破舊立新中探索前行。三年基層醫改的成功經驗,充分證明了中國模式的可行性。這種模式不僅適用于醫改,也為今后其他領域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4、醫療改革考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瑪雅:新醫改從 2009 年開始,已經基本達到全覆蓋。目前醫療、醫藥、醫保“三醫聯動”改革,以及分級診療、現代醫院管理、藥品供應保障、綜合監管的制度建設也在推進中。從國家層面來看,不能說決心不大、力度不大。可是為什么政府投入大大增加,老百姓看病的負擔仍然過重,沒有充分享受到醫改帶來的紅利?
李玲:新醫改到現在 10 年了,取得了很大成績。基本醫療保險已覆蓋近 14 億城鄉居民,這是非常大的進步。但另一方面,全國醫療費用不斷增加。2009 - 2018 這十年,財政投入近 9 萬億元,2018 年一年就是 1.5 萬億元。可是就像你說的,這么大的投入進去,看病卻越來越貴,越來越難,個人花錢比原來還多。水漲船高,費用在不停地漲。
瑪雅: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李玲:醫療衛生制度是現代國家制度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醫改走到今天,實際上考驗的是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換句話說,醫改是個窗口,能看出我們國家宏觀治理的水平和存在問題。
瑪雅:是什么樣的問題?方向性的還是政策性的?
李玲:兩方面都有。在方向上,我們的醫療衛生還沒有真正回歸公益性的本質。在政策上,現在的單項政策改革改變不了公立醫院逐利創收的機制。
這些年改革最大的力度是基本醫保全覆蓋,但是這沒有改變市場化條件下醫院的性質。只要醫院逐利創收的機制不變,國家醫保投多少錢都無濟于事。人類社會探索到今天,要么實行全民醫療制度,就是國家辦醫院;要么是全民醫保制度,國家通過醫保管控醫院。我們現在公立醫院國家基本不給錢,然后用大量的財政資金辦醫保,把錢“分給”千家萬戶;再讓醫院從醫保里收費,去掙這個錢。我說這叫“反彈琵琶”。
本來國家直接把錢投給醫院,同時積極加以監管,老百姓看病的問題就能解決。現在國家把錢投給個人,醫院一轉手就給掙走了,給多少都掙走了。而且給的越多,掙走越多,所以水漲船高,看病越來越貴。
醫藥領域問題更大。幾千家藥企過度競爭,造成中國的藥品生產嚴重過剩。這個過剩不是像牛奶一樣倒掉,是靠賄賂醫生、賄賂醫院來拼命推銷,造成藥品、耗材價格虛高,幾十倍、上百倍上漲。2015 年底,全國的執業醫師只有 252 萬名。而全國現在從事醫藥、耗材經營的有近 300 萬人,其中醫藥促銷代表 240 萬人。他們給醫生不應得的收入,致使醫生過度醫療、大開處方,使得醫療費用不斷上升。
瑪雅:換個角度說,中國人看病難跟需求大有多大關系?中國現在一年的門診量 90 多億人次,住院 2 - 3 億人次,太驚人了。
李玲:我們的一些需求是被造出來的。醫療是個非常特殊的領域,你去看醫生,需不需要吃藥,需不需要做各種檢查、動手術,是由醫生來決定。醫生既是供給側,為你提供醫療服務,同時你的需求又由醫生做主。如果醫院的體制機制是市場化的,逼著醫生去創收,那可想而知,過度的檢查、過度的用藥、過度的醫療,一定是普遍現象。
這幾年公立醫院改革,各項政策都在推 —— 取消藥品加成、藥品招標采購、提高服務價格,等等。但是這些都是單項政策改革,治標不治本,這樣改來改去,我們的醫院還在逐利創收的老路上。而且單項政策落地后,可能產生事與愿違的效果,按下葫蘆起了一串兒瓢。我們研究發現,2016 年以后全國的縣級醫院都取消了 15% 的藥品加成。取消加成后,藥品的費用下降了一些,但是檢查費、醫療費上升很快,所以總的費用還在上升。那你可想而知,為什么國家投入不斷增加,老百姓看病還是貴,越來越貴。
瑪雅:也就是說,我們的醫療體系至今還在市場化的漩渦里打轉。
李玲:我們要深刻想一想,毛澤東時代花很少一點兒錢就可以基本保護老百姓的健康,現在花那么多錢為什么保護不了?這說明我們的治理體系有問題,錢浪費了。
健康無價,醫療服務有價。如果按照市場化、商品化的方式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必然導致醫療服務機構的經濟利益和患者健康利益的沖突。糾正醫療衛生領域過度市場化、商業化的問題,首先要從思想認識上正本清源。我們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黨,我們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無論經濟、社會發展到什么程度,都要毫不動搖把公益性寫在醫療衛生事業的旗幟上,不能走全盤市場化的路。
十九大提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習總書記說,“要完善國民健康政策,為人民群眾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我認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給我們的衛生健康事業提出了明確的目標。健康不僅僅是身體沒病,而是身體的、精神的和社會福利的一個完美狀態。醫改也不是單純讓老百姓能看上病,看好病,更重要的是構建一個體系,讓老百姓少得病,少得大病,得到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
瑪雅:這是方向問題。建設健康中國是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理念的體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
李玲:方向明確了,接下來就是改革的政策措施問題。我認為,10 年醫改沒有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原因是我們的改革缺乏系統性、整合性。我們進行了多個單項政策改革,但是醫院還在逐利創收的軌道上往前跑。解決這個問題,接下來的改革必須是系統性、整體性、根本性的,就是換軌,也就是換制度。一定要把逐利掙錢的機制改掉,讓醫療衛生真正回歸公益性質 —— 它不是為人民幣服務,是為人民健康服務。
5、三明醫改:讓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質
瑪雅:這種逐利機制已經運行了 40 年,形成了牢固的利益格局,“換軌”意味著打破這種利益格局。這樣的改革勢必阻力重重,你覺得推得動嗎?
李玲:我覺得大有希望。當今時代是一個充滿變革的時代。這個新時代給我們最大的一個信心就是:在大變革的時代我們中國能不斷地變,而且是朝著正確的方向變。這些年醫改的一大亮點,是福建三明的醫改。三明醫改做得好,關鍵就在于換軌 —— 破除舊制度,建立新制度。
三明醫改首先改的是政府,因為新制度誰來建?只能政府來建。三明第一步是建立了真正有實權的醫改指揮部,就是醫改領導小組。三明是地級市,有 12 個縣 22 家公立醫院。政府把新軌建好后, 2013 年 1 月 1 日,22 家醫院同時啟動,換到新軌上。
瑪雅:是什么樣的新軌?
李玲:社會主義人民醫院的新軌。三明醫改是系統的綜合性改革:醫療、醫藥、醫保“三醫聯動”,降低虛高藥價,切斷以藥養醫之路,城鎮職工醫保、居民醫保、新農合“三保合一”,調整醫療服務價格,推動院長、醫生全員目標年薪制。經過幾年的實踐和不斷完善,三明走出了一條政府辦公立醫院的新路,實現了三個回歸:讓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質,讓醫生回歸看病的角色,讓藥品回歸治病的功能。
瑪雅:22 個醫院同時換軌,動了多少利益方、多少人的奶酪,其中的阻力可想而知。
李玲:阻力相當大。三明市委、市政府正是在與利益集團的博弈中強力推動醫改,探索出一條切合中國實際、以健康為中心的新型醫療服務體系。
三明醫改之前,每年醫藥費增長 20% 左右;醫院收取的醫療費用中,100 塊錢的 60% 以上都是買藥付出。2013 年,如果不改革,它的藥費是 14 個億,改革后是 7 個億。這是巨大的利益調整,必須要有能干肯干、真正愿意為人民服務的官員才能做到。實際上,三明醫改的關鍵就在決心。沒有黨委政府下決心去改,這盤棋是走不下去的,因為阻力太大。所以三明醫改先從政府開始,然后整治醫藥,同時大幅度提高醫務人員的價值。
三明醫改對醫務人員的薪酬制進行了徹底改革,建立符合醫生行業特點的分配制度,真正讓優秀的醫生得到好的待遇。一個令人非常欣喜的現象是,三明的高考狀元選擇報考醫學院。因為在三明,醫生有一份非常體面的收入,是一個令人尊敬和值得年輕人追求的職業。
瑪雅:如何評價三明醫改的示范效應?
李玲:路已經很清楚了,中國醫改就應該復制三明模式,實行系統的綜合性改革。我們用三明的數據做了研究,到國際上講三明醫改,外國專家非常驚訝,說你們中國可以這樣改革呀?在一個欠發達地區能探索出這樣的系統性的改革。他們說,其實現在的“西方病”就是需要系統性的改革,但是他們做不到,沒辦法這樣改。
我覺得,中國今天問題很多,因為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但是中國最有希望的,就是我們有制度優勢。我們能系統地改革,并且能夠整體推進。2016 年,福建成立了全國首個省級醫療保障管理委員會辦公室,以健康為核心,全面推進醫改。
瑪雅:國家也肯定了三明醫改,要總結推廣三明經驗。
李玲:是的,三明經驗已經上升為國家模式。2018 年“兩會”,國家進行了政府機構改革。我們現在有了指揮健康中國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還有國家醫療保障局。國家醫保局的建立就是實施醫療、醫藥、醫保的整合,是三明醫改的“國家版”。“三醫聯動”改革的模式或者路徑我們已經找到了,就是社會主義的醫改,為人民服務的醫改。
(下)
1、背離社會主義是顛覆性的錯誤
瑪雅:你主張全民免費醫療,在學界、政界的“市場派”看來,你這是逆天。
李玲:全民免費醫療是社會主義國家創立的。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給老百姓提供免費醫療,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為什么做不到?這不是能不能做的問題,而是愿不愿做的問題。從三明醫改的經驗來看,醫改不是醫療領域的技術問題,它是一個政治社會問題。醫改能不能做好,第一在于政府的執政理念,第二在于執政能力。只要有這兩條,醫改一定能做好,我們完全可以重建社會主義醫療保障體系。
我認為,中國的體制關鍵就在用人。只要能把賢明能干的人挑選出來,放在最重要的崗位上,這個體制就可以運轉自如。實事求是說,如果用對了人,中國醫改不是什么世界難題。現在反腐,抓了一批貪官。貪官該抓,但那些不干事兒的庸官危害大不大?用人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從上到下,靠不正當手段上去的人占著位子不作為,造成的危害誤國誤民。這是什么樣的成本啊!
瑪雅:我看到一篇文章,說毛澤東的許多破與立都是真正代表人民大眾的利益,所以培養出數以百萬計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好干部。我覺得今天也應該這樣,不但要破,還要立。貪官要反,同時也要提拔一批好官,在民生領域多做些實事兒。好官的標準是什么?就是共產黨的宗旨 ——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李玲:你說得很好。毛澤東當年抓革命、促生產,現在應該反腐敗、促民生。到基層調研,老百姓說,我們很贊成反腐,但是我看病還是貴呀!繼續反腐老百姓肯定擁護,但是老百姓沒得到實惠,時間長了大家就疲了,就都成了看客。所以我說,反腐大快人心,促民生才能大獲民心!
瑪雅:說到反腐,2015 年仇和落馬,他當年在宿遷推行的公立醫院私有化改革也以失敗告終。宿遷改革失敗最大的教訓是什么?
李玲:最大的教訓是,醫療是一個市場幾乎完全失靈的領域,甚至可以說,所有的市場手段在醫療領域都是起的反作用。如果將醫院當商場,將醫生當商人,過度醫療就無法控制。結果就是醫療費用一路上漲,老百姓看病越來越貴、越來越難。所以在醫療領域,政府應該承擔責任,尤其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放任逐利的機制興風作浪,否則老百姓遭殃,政府也遭殃,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名存實亡。
政府不是萬能的,但民生領域是政府應盡的責任。我們過去忽悠,“不找市長找市場”,什么都到市場去找,這是因為我們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認識有局限性。即使是資本主義國家,社會領域也基本都是社會化管理,而不是市場化管理。而我們很多人的理念是,社會領域就該分,賣醫院,賣學校,分到每個人的責任。這是非常錯誤的。政府到底應該干什么?以什么樣的路徑和方式來給老百姓提供民生保障?怎么能把社會主義國家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而不是把我們的優勢丟掉,去學別人的劣勢。奧巴馬當年在美國推行醫改,他要是有我們這么一批公立醫院在手上,睡覺都笑醒了。我們有公立醫院,卻要賣掉,這是本末倒置。所有民生領域的建設和創新都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大優勢,你把優勢丟掉,你的執政基礎在哪兒呢?
奧巴馬力推的醫保法案,在特朗普上任后被廢除。
瑪雅:國家衛健委等十部委近日發布《關于促進社會辦醫持續健康規范發展的意見》。《意見》提出,各地要嚴格控制公立醫院數量和規模,為社會辦醫留足發展空間。這令人感到困惑。中共十九大指出,從 2020 年到 2035 年,再奮斗 15 年,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人民生活更加寬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我們的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公共服務均等化”,為什么卻要限制公立醫院發展來促進社會辦醫?難道社會主義現代化靠市場化、私有化來實現?
李玲:這項政策本意是希望公立醫院不要走規模擴張的路,給民營醫院發展留出空間;民營醫院的發展不僅能倒逼公立醫院改革,還能拉動經濟發展。但問題是,政策制定者對老百姓的現實需求,對公立醫院現狀、民營醫院情況以及醫療衛生的規律都缺乏了解。中國民營醫院占全國所有醫院的數量已經達到 63.5%,是世界上民營醫院最多的。民營醫院的發展需要時間,需要好的社會環境,需要政府強有力的監管。我們目前民營醫院雖然數量多,但服務能力和信譽還有待提高。老百姓就醫首選還是公立醫院 —— 公立醫院以 35% 的市場份額提供了 80% 以上的服務。
歐盟前主席普羅迪多次呼吁:中國一定要吸取其他國家的教訓,醫療市場不可能公立和私立對半兒平分;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醫院最核心的資產是醫生,公立醫院辦得好,好醫生就會都在公立醫院;反之亦然。所以發達國家基本上都是公立醫院占主導,英國達到 90% 以上。美國是私立醫院占主導,但美國的醫療體系是最差的。
習近平總書記屢屢強調,
【“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是中國最大的軟實力,是凝聚億萬民眾的根本制度。這個一旦動搖了,就沒有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把國有企業和公立醫院、學校都交給資本辦,我不否認他可能辦得很好,因為市場上拼出來的這批人很能干。但是都交給他來辦,老百姓的利益就可能被他的“能干”搞到他個人的腰包里。如果任由他們搞這制那制,變著法兒把僅剩的一點兒國有企業折騰光,決定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改變了,那還如何保障大多數人的利益?
瑪雅:也許有些人認為,只要堅持共產黨領導這一條,就能穩得住。
李玲:資本的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一點,你學政治學的更明白,他一定要自己登上歷史舞臺。他先要找代理人,到了一定時候他就和你分道揚鑣了。這才是所謂“顛覆性的錯誤”,往這個方向再走下去是不可逆的。
瑪雅:一旦跳上資本的戰車,韁繩卻不在自己手里,就危險了。
李玲:習總書記說,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就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就要促進共同富裕。國有企業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強。說實話,如果沒了公有制,沒了國有企業這個抓手,政治上就是一場空。政治需要經濟基礎支撐,如果整個基礎都變了,你還談社會主義,跟誰談呀?
2、為什么人的問題是根本的問題
瑪雅:在民生領域推行市場化改革,不光造成老百姓看病難,現在普通人家孩子上學也難,住房、養老都難。
李玲:這幾個方面過去恰恰都是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是我們自己給丟掉了。過去國有企業有醫務室,有托兒所和學校,有家屬區,民生問題基本解決了。后來說企業不能辦社會,把這些都一刀切了。現在回頭看,我們過去的機制設置其實是非常好的。你在這個企業工作,你的一切和這個企業是聯系在一起的,你自然而然就以企業為家了。我上中學時曾經下工廠勞動一年,那些老工人覺悟非常高。我們中學生不懂事,干完活用潤滑油洗手,工人看到馬上制止,說你們這是浪費國家財產。那時候的工人真的是把工廠當成自己的家。
中國走到今天,在民生保障方面曾經走出一條適合國情、適合我們制度安排的路,但是后來由于種種原因放棄了。在民生領域所謂的“與國際接軌”造成的最大惡果就是今天的“新四座大山”—— 看病難、上學難、養老難、住房難。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們太相信市場了,以為市場真能搞定一切。我們現在還沒有從這個偏向走回來,這是下一步發展最需要警醒的。
瑪雅:已經走到了這一步,還回得來嗎?
李玲:必須得回呀!習總書記講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不可分割,這話意義非常深遠。人類歷史是在不斷探索中前進的,我們不能因為有過一些失誤,就把前面所有的事情都否定了,把嬰兒和洗澡水一塊兒潑出去。
2014 年習總書記訪問印度,說要學習印度的經驗,從印度進口更多的藥品。我當時非常感慨:印度當年是學的我們呀!而我們現在又去學印度了。印度的仿制藥世界第一,是 40 年前從中國學到的經驗,今天成了最好的仿制藥大國。不光印度,全世界很多國家都在學我們當年的做法,而我們自己卻成了這個局面。
瑪雅:這是歷史的吊詭。
李玲:這背后的問題是,國家的管理部門在理念上需要澄清,在結構上需要調整。新中國前 30 年在那么窮的時候,為什么老百姓能看得起病,吃得起藥?共產黨和政府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1949 年剛解放時一支青霉素一根“大黃魚”(金條)都買不到,那不就是今天的奢侈藥嗎?那時候我們怎么做的?國家組織大規模生產,實行補貼,流通是國家三級批發。新中國最早建起的藥廠是華北制藥,大量仿制青霉素,就把青霉素從奢侈品變成了“大白菜”,2 分錢一支,老百姓當然用得起。
瑪雅:說到底,是為誰服務的問題。就像毛主席所說,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李玲:當年條件遠遠不如現在,但抓什么問題都是抓在關鍵環節,一舉就能解決問題。醫院是國家辦的,醫務人員是國家培養的,藥品是國家生產的,流通也是國家控制的。醫療形成了一個有效的合作體,費用很低,老百姓就能看得起病。
我認為,所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一個重要的內容是社會建設。政府最該作為的是在民生領域,因為市場在這里是失靈的,政府必須得管。我們的領導干部應該好好想一想,現在老百姓最關心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要真下一番功夫去謀劃,去管理,現在下的功夫遠遠不夠。特別重要的是加強黨的領導。科教文衛都是民生領域,與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一定要配備強有力的干部,而不是為了滿足班子的人員構成湊一個人去分管。其實以中國政治體制的優勢,醫改根本就不難。
瑪雅:2018 年,國家降低了抗癌藥、專利藥等 17 種藥品的價格,平均降價 50% 左右;重新修訂了基本藥物目錄,從 520 種調整到 685 種;在全國部分城市開展了國家藥品集中采購,進一步降低藥價。這些惠及老百姓的舉措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好,受到普遍歡迎。
李玲:所以我說,反腐大快人心,抓民生才能真正獲得民心。抓民生,醫療是個好的突破口,我希望醫療可以作為這一屆中央的一個重點。不夸張地說,由于生活方式、環境污染、食品安全、心理壓力等方方面面的問題所致,現在的人都病了 —— 這是改革開放最大的副產品。老百姓現在最擔心的就是醫療,政府在這方面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只要中央出手,這事不難,一舉就能拿下,老百姓看病可以低費甚至免費。這樣做,就能大獲人心。
3、把社會建設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
瑪雅:所以你提出,要以社會建設引領全面深化改革,凝聚增長新動力。
李玲:把社會建設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一方面能夠解決迫在眉睫的民生問題,確保初戰告捷,凝聚民心;另一方面又能引領經濟、政治改革,重新凝聚新的增長動力,重構市場經濟的社會基礎,建設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就是說,社會建設承前啟后,既是經濟建設的延伸和深化,又是民主政治和黨的建設的基礎和鋪墊。
在我看來,“中國道路”與其說特殊在經濟發展道路,不如說特殊在社會發展道路。社會革命先于經濟革命、社會建設促進經濟建設,是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共同經驗,是中國道路成功的一個秘訣,是中國特色的“特”之所在。歷史和現實都證明,社會主義是中國最大的軟實力,是新中國后來居上的法寶,是共產黨凝聚人心的旗幟,也是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人間正道。
瑪雅:社會主義制度下,共產黨是中華大家庭的當家人。如果過分相信和依賴市場,政府不再以民為本、為民做主,讓老百姓自立門戶、自謀生路,社會主義就名存實亡了。
李玲:什么叫現代社會治理?現代社會治理就是組織起來,建立富人幫窮人、年輕人幫老人、健康人幫病人的制度,給老百姓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并不見得要全免費,毛澤東時代也不是免費,是低費。組織起來,大家一分攤,成本就低了。共產黨走到今天,憑的就是超高的組織能力。這些年來中國所有最大的成就 —— 航天、高鐵、奧運會,包括抗震救災,一定是發揮了共產黨的組織優勢。
所以應該清醒認識到,我們的優勢在哪里。發展市場經濟,市場要利用,但它就是個平臺。不要把市場當成魔棍,它變不出花樣來。中國道路的成功在于有一個代表人民、有強大治理能力的國家,從而能夠為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奠定公平正義的前提。在今天,如何使這樣的國家不變色,要靠完善的制度體系,也就是國家治理現代化。這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使命。
瑪雅:堅持中國道路,保證社會主義國家不變色,這是路線問題。
李玲:毛澤東那代人能夠勝利,其實就是路線正確。路線正確了,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在正確路線的指引下,中國創造了全世界至今還在學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在今天,當中國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二時,我相信,只要堅持正確路線,堅持中國的發展道路,我們一定可以重建社會主義醫療保障體系。
中國醫改正朝著正確的方向推進,我們要有信心,還要有耐心,給改革一點兒時間。中國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有政治制度的優勢、文化的優勢,我相信,借助現代信息技術的支持,我們能有效地把這些經驗和優勢集成起來,一定能探索出新時代的健康中國之路。這條路,如果我們能走出來,就是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
【李玲,國務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瑪雅的博雅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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