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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特朗普訪華，圖自新華社

紐約亞洲協會美中關系中心亞瑟羅斯主任奧維爾•舍爾教授2020年6月7日撰文，哀悼美國對華接觸戰略之死，并附上了這樣的墓志銘：生于1972年，2020年因為遭遇忽視而悲慘的死去。

出生于1940年的舍爾教授，算得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70余年風雨歷程的同齡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舍爾教授確實說對了，發端于冷戰時期的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確實已經無法原封不動的繼續存續下去；但就此哀悼接觸之死，則未免有些過于悲觀。西方諺語有云：國王已死，國王萬歲；與其悲嘆無法回到過去的歲月，不如展望如何構建一個新的戰略，確保中美關系行穩致遠，來得更加具有建設性。

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狀態，除非中美兩國領導人認真地準備進行一場會導向末日的全面核交換，又或者憑借技術的進步將整個國家搬離地球，進入太空尋找另外一個星球生活，接觸——就是中美這兩個大國的一種常規狀態。

而作為美國對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種國家戰略選項，舍爾教授認為，它出生于1972年，始于尼克松總統在“改變世界的一周”里，對中國實施的歷史性訪問；但是，歷史告訴我們，接觸戰略本可以出生的更早：當美國記者斯諾去延安寫下《紅星照耀中國》的時候，當迪克西使團（Dixie Mission）派駐到延安的時候，當前燕京大學的畢業生黃華帶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橄欖枝，探討前燕京大學校長、時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訪問北平的時候，接觸戰略本就到了可以降生的時刻。

當時的共產黨人還在醞釀著如何建設美好新中國，而彼時的美國已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那么是什么因素導致1972年接觸戰略才來到人間呢？想必舍爾教授不會否認的是，基于意識形態的刻板印象，基于美國國家利益的精巧算計，對于中國共產黨以及一個真實中國的各種錯誤認知，恐怕都在其中共同阻止了美利堅合眾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早的進行接觸，更早地發展出一段美好的關系。

斯諾在延安（資料圖）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舍爾教授沒有花費太多的筆墨，去探討尼克松時期美國對華戰略發生變動的外部環境，但不可否認的是，中美關系，尤其是美國對華戰略，從來都不是生活在一片真空環境中的。1972年美國破冰之旅，當然有尼克松總統和基辛格博士的政治智慧、勇氣和戰略在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是當時的美蘇冷戰，美國在越南戰場的泥足深陷，以及美國國內風起云涌的反戰運動等，都發揮了無法被否認，也不應該被低估的重要作用。

這就涉及到了另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即如何看待和理解中美關系中的兩種要素：利益和情感。美國對外戰略中確實有理想主義的成分，早期美國精英的傳教士情節確實深刻地影響了對中國的戰略選擇；中國則自古就有“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說法；但實事求是的說，國家之間的關系和戰略，其基礎仍然是可見而具體的利益、情感、乃至情懷，確實會起到促進的作用，但其作用也不應被過高估計。靠近中國來謀求對蘇戰略的主動，客觀上才是驅動美國啟動破冰之旅的真實統計；而緩和來自北方的戰略威脅，同樣是導致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背景下，中國實現中美關系緩和的關鍵動力之一。

任何看過《上海公報》的人，都會非常清楚的認識到這一點，畢竟公報的前面兩段全部用來表述各自的分歧，第三段開始，才是討論共同面對的威脅，周恩來總理倡議的這種寫法當時震驚了基辛格博士，但也正是因為這種開誠布公和坦誠相待，為中美關系早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搞清楚義利在中美關系發展，以及在美國對華接觸戰略中的地位，更有助于澄清這樣一種誤解，即美國對華接觸戰略，是某種居高臨下的恩賜，是中國從中非對稱獲取更多收益的安排，是讓美國“吃虧”了的戰略。這種觀點，正是舍爾教授提及的，美國副總統彭斯2018年在美國哈德遜中心發表言說的前置假設之一。這顯然是錯誤的。且不說在中美關系剛結束破冰之后，就出現了美國外交官“踩著北京的肩膀往莫斯科跑”的說法，時至今日，在已經引發廣泛爭議的中美經貿關系中，美國企業究竟是賠本賺吆喝，還是賺得盆滿缽滿卻還始終希望更多賺一些，也是一個可以清晰探討的問題。

北京方面歷任最高領導人始終堅持的一點是，中美關系，合則兩利，這個兩利，對美國而言，是實實在在的利益。需要指出的是，美國企業從中美經貿關系中賺取的利潤，在美國國內的各階層之間如何分配，這實在不是中國的義務范圍。大喊美國“吃虧”的觀點，在中國看來，就是要“從一頭牛身上扒兩層皮”，這顯然已經超出了正常雙邊關系應有的范圍。

舍爾教授的文章，嘗試用看似公平的“各打五十大板”來探討中美雙方在所謂接觸戰略之死中應該承擔的責任，這也是有失公允的。迄今為止，從綜合國力上來看，沒有人有興趣否認美國對中國的顯著優勢。而實踐來看，實力處于相對弱勢一方的中國，從來都堅持要以務實合作的方式，來搞好中美關系。20世紀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鄧小平對來訪的美國總統特使司考特羅夫特將軍說，中美關系終究要好起來才行，中美關系要好起來，需要美方采取主動。

2016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祝賀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時說“兩國共同利益遠大于分歧，合作是雙方唯一正確選擇”；2017年4月6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進行元首會晤時表示，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壞。

但另一方面，從實踐看，中方表現出的誠意，或許是戰略文化差異的關系，似乎通常在美方被解釋為是可以繼續通過施壓來獲取更多收益的信號。2018年至2019年，在美方對中國實施貿易限制措施的過程中，這種利用中國的善意來實施單方極限施壓的動作，更是達到了某種空前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真的要探討美國對華傳統接觸戰略之死，主要責任，顯然在美國一方，而非中國。

當然，從舍爾教授的文章看，確實還是指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似乎美方也挺重視對華接觸戰略的；那為什么最終這種接觸戰略的道路還是無法繼續延續下去了呢？很多關注中美關系的人并不愿意坦率地探討這個尖銳的問題，但實話實說，這其實是由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三個內生缺陷所決定的；簡單來說，分別是：

第一，將接觸戰略的終極目標，定義為促成中國走上蘇聯東歐國家那樣的和平演變之路，最終被美西方陣營以非對稱的方式吸納；

第二，將接觸戰略中的相互關系，定義為美方提出要求，中方遵照執行，缺乏對中國核心利益的尊重和理解；

第三，遵循自我中心的外向歸因，既要求絕對收益，又要求相對收益，甚至認為中國的發展，尤其是整體實力的提升，必須得到美方的認可甚至是批準。

第一個缺陷觸及中國的核心利益，全球范圍20世紀80-90年代出現的所謂民主化浪潮，最終結果沒有出現一個有說服力的樣本，中國顯然沒有興趣走上一條標識著“自殺”二字的所謂現代化發展道路；第二個缺陷違反國際社會的基本原則，將國家之間的對等關系變成了某種可以頤指氣使的等級制的關系，中國既沒有興趣更沒有義務以犧牲自己的核心利益為代價，去討好美國；第三個缺陷違反事物發展客觀規律，國家間發展速度的不均衡，主要是由各國自身的要素，特別是制度和體制的特色，所決定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如果說中美兩國是一個利益相互鏈接的整體，那么生于1972年的接觸戰略就是一件外套，伴隨中美兩國力量對比的變化，這件外套已經不太合身了；日常生活經驗告訴人們，如果衣服不合身了，顯小了，那就換一件大的，而不能從此不穿衣服裸奔。那么很顯然，如果美方真的像中國一樣在意中美關系，現在需要的就不是給接觸戰略寫墓志銘，而是推動對華接觸戰略的重生。這種重生的接觸戰略應該體現對雙方核心利益的關切，應該存有充分的空間容納客觀存在的差異乃至分歧，應該足夠穩健能夠應對各種危機和風險的挑戰，應該讓美方以更加務實且具有建設性的眼光看待和理解中國，并最終讓中美關系，以及整個世界，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國愿意為此付出努力，事實上這種努力從未間斷過，希望美國也有至少是同樣的政治勇氣、戰略意志與智慧，共同促成新的對華戰略的重生。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來源：“觀察者網”微信公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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