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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看待和認識世界大勢，歷來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其中一種，是2018年11月習近平主席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指出的，站在歷史前進的十字路口，我們應該認清世界大勢，把握經濟脈動，明確未來方向，解答時代命題。另一種，則是試圖在浩浩蕩蕩的世界大勢面前，為一己之私，冒天下之大不韙，試圖將歷史從正確的軌道上偏轉。2019年5月22日，被《華盛頓郵報》等多家媒體稱為“影子總統”的前白宮首席戰略師、冷戰活化石、被中國的崛起“折磨”得不時處于癲狂狀態的斯蒂夫·班農，在接受《南華早報》電話采訪時，再次大放厥詞稱“把華為公司從西方市場‘趕出去’比中美之間達成協議‘重要十倍’”“他不會止步（于干掉華為），將致力于將所有中國公司從西方資本市場上趕出去”。一時間，各方為之嘩然，狂人班農“螳臂當車”的架勢，也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從世界資本市場上“將中國踢出去”，是“影子總統”狂人班農，遵循麥卡錫主義的基本原理，為維系美國霸權開出的瘋魔藥方。

班農此番言論并不特別出奇，基本上是延續2017年他在日本世界白人保守主義大會上的發言。根據他那自相矛盾的敘述邏輯，絕對不能放任中國梯次實現“中國制造2025”“一帶一路”以及5G等前沿技術領域的相關目標，因為這會導致中國首先變成一個技術強國，然后是一個經濟強國，最終則是一個金融強國。一旦中國達成這一目標，美國霸權的核心，即通過美元體系構建的金融霸權，就會坍塌。而關鍵則在于抓住特朗普執政的4至8年時間，“將中國從世界資本市場踢出去”“對中國的公司進行真正的制裁”。要達到這個目標，曾經做到過高盛公司洛杉磯分部副總經理的班農知道，最大的麻煩其實不是中國，而是美國的華爾街；投資銀行家背景出身的班農非常清楚“資本的貪婪”，尤其是華爾街金融資本對利潤的追逐可能帶來怎樣的結果，因此，他的基本操作，就是用泛化和扭曲的國家安全概念進行政治綁架：2019年4月26日，以“當前威脅委員會：中國”成員的身份接受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采訪時，班農試圖直接將炮口指向華爾街，“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日常運作及其對中國的治理得到了華爾街的資助”“美國企業是中國共產黨的游說機構，而華爾街則是中國共產黨的投資機構”。熟悉歷史，尤其是熟悉美國歷史的人，對這種歇斯底里的言論必然有似曾相識的感覺，20世紀50年代，麥卡錫參議員就曾經成功地煽動類似的情緒，不僅創造了“麥卡錫主義”這個特殊的詞，也讓美國陷入了一段黑暗的歷史，最終則以自己的身敗名裂收場。

班農并不諱言自己對麥卡錫的欣賞。2013年7月，班農在采訪當時出版的新書《背叛美國：對我們民族性格的秘密攻擊》的作者保守主義權威人士韋斯特時，就明確作出評價，麥卡錫參議員不是惡棍，在反對“共產主義滲透”的十字軍運動中他（的做法）是正確的。和當下的區別在于，2013年被班農盯上的目標，是“現代流行文化”“好萊塢”“在華盛頓產生深刻影響的穆斯林兄弟會”，彼時班農和韋斯特認為美國面臨的最大風險是“被伊斯蘭征服”，可能和在這個深信陰謀論的癲狂群體中廣泛流傳的一種說法，即當時的美國總統其實是個穆斯林，密切相關。

篤信“脫鉤”和“遏制”來消除中國“威脅”的班農，因其知識結構的落后，價值觀的扭曲，以及個性的缺陷，時常處于自我分裂的狂躁狀態之中。

班農是一個控制欲和權力欲極強的人，在此前風靡一時的《火與怒》一書中，作者的詳細描述可以讓讀者清晰地發現，從第一次見面開始，特朗普和班農之間的關系就是非常微妙的；自視極高甚至將自己看作是美國“救世主”的班農，從一開始就始終與特朗普處于爭奪影響力和領導權的過程中，通過會面地點、肢體語言、議程安排等細節，班農試圖支配特朗普的言行舉止，進而確立自己的權威；特朗普則通過臨時的變化和修改，來進行微妙的反制。但問題在于，從知識結構看，班農的知識結構是過時的，他在20世紀90年代確實以投資銀行家的身份在高盛做到一定的職位，但他做的是與媒體產業相關的業務，其關于制造業以及信息技術的相關知識，基本上停留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對當今世界全球化的產業鏈、價值鏈，既缺乏第一手的了解，也沒有正確的認知框架。從價值取向來看，班農的價值觀是扭曲的，雖然他持續不斷地否認，但本質上他的價值觀是一種有著顯著白人至上特征的種族主義價值觀，這種價值觀不要說在全球，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甚至是美國內部，也不是一種能夠不加掩飾就行走于陽光下的價值觀。因為這種價值觀所導向的，是一種被世界大戰證明過的災難。從個性上來說，班農的言行，有較為顯著的狂躁特質，觀察他在提及美國面臨的威脅等問題時，可以看到用表面理性去努力掩飾的內在狂躁。

這種狂躁源于某種意義上由結構性原因導致的自我分裂：班農非常清楚地知道，能夠打敗美國的，其實只有美國自己。過度膨脹的金融資本，透支未來的消費習慣，以及在對外戰略中的虛耗，讓美國的霸權處于岌岌可危的狀態，但班農又不能或者說不愿去碰觸正確的解藥。一如歷史經驗證明的那樣，班農只能走上濫用美國政府行政權力這條邪路，去管制市場和資本，去捏造一個外部敵人，并通過一個強勢領導人去應對“外部威脅”，以此來延緩其眼中美國的衰落。這是一場豪賭，班農要對抗的是歷史前行的大勢，要證明這種在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已經被驗證過必然走向失敗的嘗試，能夠在今天的美國憑借類似他這種“野生國師”而取得獨一無二的成功。班農很清楚能夠成功的概率有多小，但他又拿不出可行的其他方案，于是在巨大的壓力下內心分裂，而口出看似驚人的胡言亂語，也就毫不奇怪了。

極具歷史諷刺意味的是，盡管自詡為美國國家利益殫精竭慮，但班農的言論本質上有非常強的反市場屬性，美國資本市場其實是不待見這個時常口出囈語的狂人的。根據2017年8月18日的美國財經類媒體消息，當日美國標普指數開盤后先跌了5個點，然后當有消息通過Axios網站傳出說白宮可能要解雇班農時，在一分鐘里立刻升了7個點，過了一個小時又漲了5個點，當紐約時報確認班農最終于美國東部時間當天中午12點40分離開白宮時，又往上漲了5個點。班農被從白宮開除，也就是班農至少是在形式上從美國決策核心圈被踢出去這件事情，可以助推標普指數漲17個點，由此傳遞的信息不僅至關重要，而且意味深長。如今，美國市場同樣不認同特朗普政府對華為的瘋狂打壓。根據路透社以及納斯達克網站的消息，數字互聯和高通這兩家公司，已經開始嘗試通過專利授權等方式，“繞開”美國政府對華為施加的禁令，繼續保持與華為的合作。

從對外戰略和國際關系的角度看，班農賣弄的針對中國的各種“解決方案”，本質上來說，都是對美國戰略資源的揮霍性透支，是以美國國運為代價的豪賭。有中國問題研究者用所謂“班農主義”來概括班農的各項主張，并將在很多問題上確實受班農影響甚深的本屆美國政府的對華戰略，概括為一種中國從未見過的精妙的大戰略，認為它充滿了各種“出人意料之處”。這是一種典型的“國王新裝式”的自欺欺人。其實，班農也好，本屆美國政府也罷，哪有什么傳統意義上的戰略？以班農來說，無非就是遵循對美國霸權的樸素認識：憑借實力，我就是可以為所欲為；根本無須考慮什么游戲規則，更無須考慮什么破壞游戲規則之后帶來的后果。班農根本看不起所謂的建制派，尤其是強調美國應該帶頭遵循游戲規則的建制派，他拿出的王牌，就是用美國的硬實力硬壓。殊不知，其代價是在幾年時間里，消耗完美國從二戰后開始累積起來的各種戰略聲望和無形資源，并事實上讓美國從引領全球化的核心位置上徹底離開；當班農狂妄地認為美國可以通過供應鏈優勢扼殺華為等企業時，他客觀上促進了全球產業鏈的重新布局，對很多掌握高技術但缺乏制造能力需要與中國合作來創造利潤的高新企業來說，從美國本土搬出去，脫離霸道的美國管轄，構建與中國更加良性的合作關系，成了一種理性的選擇。經過一段時間后再來看這段歷史，人們或許會發現更加諷刺的現實：班農注定輸掉這場以美國國運為籌碼的豪賭，他的一切努力，加速而非延緩了美國的衰落。

在中美經貿斗爭中，短期中國將不可避免地遭遇巨大的壓力，但堅持走過這段新長征之路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將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必然。美國將其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累積的籌碼和優勢，在幾年甚至幾個月的時間里，對著一個目標精準地全部投射出去，當然會形成巨大的局部優勢。現階段引發各方關注的中美經貿斗爭，以及美方精準絞殺華為等中國企業而帶來的壓力，就是因為這種態勢造成的。但即使當前美國在產業鏈和高技術創新領域的優勢明顯，美國的疲態仍然是清晰可見的：在遭遇中方反擊導致美方股市市值蒸發超過1萬億美元之后，美國氣勢洶洶地轉向了試圖定點扼殺華為，這與其說是升級，不如說是一種“減兵增灶”“色厲內荏”的“戰略轉進”，也就是用氣勢洶洶的戰術動作，掩飾戰略上的挫敗和由這種挫敗折射出的脆弱。今天的美國，盡管看似有很多籌碼可以揮霍，但是其承受中方報復，甚至僅僅是承受市場報復的能力，遠比班農想象的要脆弱得多。

更加微妙的是，當美方部分人，在一定程度上，按照狂人班農開出的藥方，揮舞著看似眼花繚亂的所謂“組合拳”，要和中國賭國運的時候，除了帶來壓力，還意外地充當了“義務教員”。正是來自美國的豪賭式壓力，打消了那些基于美好假設的幻想，促使中國人團結一致，準備斗爭。這也遠非癲狂如班農者能夠想象的。

2019年5月，在江西考察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明確指出：“最重要的還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只要我們保持堅定理想信念和堅強革命意志，就能把一道道坎都邁過去。所謂“大道至簡”，莫不如是。

（作者：沈逸，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政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