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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2016年英國脫歐和特朗普贏得大選，標志著西方進入難以預測的民粹主義時代。果不其然，英國脫歐演變成一場無休止的荒誕劇，重創英歐的同時也波及世界。美國則開始全面大退群，并向全球發起貿易戰。而這其中，最不可思議的是中美貿易戰。

從理性上講，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和第二大經濟體發生貿易戰是無法想像的事。一是雙方實力最為接近，互有王牌。打的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穆迪分析的經濟學家在不久前的一份報告中表示，全球最大的這兩個經濟體之間的全面貿易戰，可能讓美國經濟在2020年底前陷入衰退，屆時正好是美國大選的時間。更何況即使有勝的一方，也必然淪為二流國家，就如同二戰后的英國。

二是由于兩個國家在全球的份量和作用，貿易戰的后果將導致全球經濟秩序的混亂甚至終結。正如法國財經部長勒梅爾所評論的：“沒有什么比中國與美國之間爆發貿易戰對世界經濟增長構成更大的威脅了。因為，這就意味著貿易關稅將會提高，商品流通將會減少，我們法國自己的商品在世界上的流通也將減少，這會摧毀法國，乃至歐洲的就業。”《南德意志報》則認為：“如果美國政府真的向所有中國產品加征懲罰關稅的話，那么全球GDP的增長率甚至都會縮水整整2個百分點。”而據牛津經濟學院的分析，在過去一年里，日本、臺灣、韓國、泰國和越南對中國的出口下降了約14%。

三是從歷史的角度看，日本和俄羅斯對中美兩國都是最大的威脅，都造成最大的危害。中美雙方對決的后果就是這兩個國家的重新崛起。日本將成為正常國家，喪失遏制能力的美國則不得不撤出西太平洋，甚至大西洋。沒有西方遏制的俄羅斯則迎來全面擴張的機會。

盡管道理是如此的淺顯，全球主要經濟學家也都一致聯名反對美國發動貿易戰，但這一幕仍然是上演了。

發動貿易戰的錯誤解讀

顯然，美國發動貿易戰是另有他因。典型的分析是修昔底德陷阱，即中國的發展和美國對中國的恐懼是主因。根據這個分析框架，中美全面對決甚至走向（非核）戰爭都是難以避免的。歷史上十六次類似的沖突有十二次導致了戰爭，其他四次都是特例。特別是英國和美國和平模式有不可復制的歷史因素，比如，當時英國面臨很多強國崛起，除了美國還有法國，德國和俄羅斯。這其中，德國離英國最近，其軍艦離英國本土就幾個小時航程。另外美國和英國不但距離遙遠，雙方在文化、種族上還有很大的一致性。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才決定對美國忍讓，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應對德國。以今天的中美為例，這兩個因素都不存在。

然而，這個解讀存在問題。在一個核時代，中美不可能發生熱戰，哪怕是再常規的戰爭，也極有可能迅速升級為核戰爭。如果雙方僅僅停留在貿易戰、科技戰的層次，要想分出勝負是相當漫長的，甚至演變成馬拉松。這并非美國所追求的。

目前美國政治和學界主流看法是，這并不是一場貿易戰，而是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博弈，是制度差異使然。

比如，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全球事務教授，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高級研究員哈爾·布蘭茲 （Hal Brands）就聲稱：“美中競爭的根源是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美中之間力量的改變令人擔心中國可能會在西太平洋和全球取代美國。中國對高科技威權的接納令人有理由擔心，一個崛起的中國最終會引發威權主義的興起，不僅在中國也可能在全球。”

曾擔任美國前副總統切尼辦公室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范亞倫（Aaron Friedberg）5月初在國會眾議院一個有關美國對華戰略的聽證會上特別強調，美中之間的摩擦和競爭并不是兩個不同的文明造成的，而是共產黨的本質以及兩個不同的政治體系造成的。

當然還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觀點，比如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奇諾·斯金納（Kiron Skinner）4月底在一個研討會上說，中國與西方自由世界存在文明和意識形態沖突。斯金納說：“美國與中國的競爭，不僅局限于雙方的國家利益，也存在于不同的文明和意識形態等更為廣泛的領域。” 她還稱，“這是第一次我們將面臨一個強大的非高加索人種的競爭對手。”

然而，中美文化、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早就存在，但這并不影響中美歷史上多次結成盟友，如結盟對抗蘇聯，雙方當時還創造了一個國際關系史上的奇跡——還沒建交就已成為盟友；兩國還在9·11之后一起對抗全球恐怖主義。

就是今天，美國和沙特這樣文明完全不同、宗教信仰對立、政治制度缺乏現代性——如果以西方的標準非常野蠻和落后的國家——仍然維持著盟友般的關系。即使和美國有關系的記者卡舒吉被以超越底線的方式殘忍殺害，也絲毫沒有影響到美國對沙特的支持。

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崛起，大有威脅美國全球霸主地位之勢，美國學者傅高義還寫出轟動一時的《日本第一》。結果，美國聯合歐洲強迫日本簽訂廣場協議，成功終結了日本的進一步發展。日本和美國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都相同，但美國并沒有絲毫的手軟。

很明顯，這種解讀有為美國不按規則出牌辯護和美化的意圖，但卻不能解釋原因。

事實上，中美對抗的根本原因都和這些無關。引發這一切的是中國的實力。早在一個世紀之前，英德博弈就把這個問題講的非常透徹了。1905年，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困惑地向他的政府發問：“為什么英國人對德國一慣表現出不友好的態度？”從血緣關系上講，德皇威廉二世是愛德華七世的侄子。為了回答國王的質疑，英國外交部頂尖德國問題專家克勞用了一年時間寫出外交史上的杰作《克勞備忘錄》，其中的結論是：“德國的意圖并不重要，其實力才至關重要”。

對于美國而言，中國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實力。如果今天中國停止發展，中美所有的沖突就消失了。如果說美國硬要認為中國有錯，錯就錯在國家要發展要繁榮，是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中美貿易戰發生之后，不少自由派學者指責中國放棄韜光養晦、過于展現實力。雖然中國相較于過去是有所作為。但放到全球來看，中國的外交還是相當克制的，更沒有挑釁西方的利益。反觀俄羅斯，不僅成為西方口中“觸及紅線干預美國選舉”的主謀，還創造二戰后以武力改變領土境界的首例——吞并克里米亞，直接挑戰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對歐洲構成巨大的地緣政治威脅。此外，還直接出兵敘利亞支持西方反對的阿薩德政權，一舉逆轉局勢，讓西方功敗垂成。盡管如此，美國對俄羅斯沒有發動貿易戰，相反特朗普政府還一而再地努力要改善和俄羅斯的關系。

原因其實也不復雜，剛出爐不久的蘭德報告就得出這樣的結論：“俄羅斯是流氓國家，但不是對手。中國不是流氓國家，但是對手”，“俄羅斯可以被遏制，但中國不能”。

發動貿易戰的真正用意

發動貿易戰兩敗俱傷且會變成持久戰、修昔底德陷阱框架難以解釋核時代、意識形態和制度之爭及中國外交的有所作為在現實面前也無法自圓其說，那么美國發動貿易戰的用意何在？

應該說，中國的實力是迫使美國向中國下手的根本原因，但選擇貿易戰卻是戰略之舉，而非戰術。

一是中國制度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經濟發展之上。中美貿易戰不但會影響實際的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是影響到國內外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和未來預期。而且雖然國際貿易占中國GDP的比重不高，但吸納的就業人數巨大。如果中國出現較大規模的失業，必將沖擊中國的穩定。

二是中國正處于一個特殊的發展時期。經濟處于結構升級階段、新舊動能轉換處于半途，反腐敗之后新的政府激勵機制急待建立、制定最嚴格的污染治理措施和打擊影子銀行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特別重要的是，西方誤讀了2018年中國的政治演變，認為中國內部分裂擴大，是向中國施壓的好時機。

所以美國向中國發起貿易戰而且談判條件極為苛刻，其目的就在于：要么中國屈辱的接受城下之盟，引發國內憤怒，打擊中國制度的合法性，從而令中國陷入混亂之中；或者，中國堅決說不，全面迎戰，但經濟代價將引發國內的各種矛盾，如果中國應對失當或者無法應對，同樣可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

如果做一個總結，中國的和平發展和對中國的恐懼是促使美國決定不顧一切遏制中國的原因。而選擇貿易戰這種表面看來兩敗俱傷的手段則是為了引發中國內亂，從而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美國當然知道熱戰是相互毀滅，兩敗俱傷將給俄羅斯和日本崛起創造條件，當然知道價值觀和制度只是包裝。如果美國和中國自由派一樣連這些都看不明白的話，它怎么可能成為全球霸主？

所以只要中國應對得當，成功化解貿易戰產生的負面經濟效果，繼續保持穩定發展，美國的戰略就不攻而破。在顯然達不到目的還要繼續付出代價的情況下，貿易戰也就再也打不下去了。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美國就此罷手，新形式的沖突仍然會隨即上演。

對于中國而言，要想實現中國夢，完成民族復興，類似的內外挑戰是躲也躲不開的。只有通過這些考驗，才能抵達彼岸。以史為鑒，英美模式、美蘇冷戰模式、德國模式、葡萄牙西班牙模式都不可復制，中國要以自己的智慧和實力，創造人類歷史上第五個打破修昔底德陷阱的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