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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中美可能要掰掰手腕了

點擊：  作者：寒山    來源：走進科學  發布時間:2019-05-25 11:34:36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北京會見全國臺企聯新一屆干部時說，如果中美貿易戰持續不止，對中國大陸的GDP還是有較大的影響，“大概會拖累國家GDP一個百分點左右”，與此同時，汪洋也警告，美國也不會獨善其身，它的損失也同樣超乎想象。“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貿易戰，沒有贏家。

接著，汪洋又說，從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性格來看，結合美國政府的態度，兩國可能真的要“掰一掰手腕”。

從兩個國家核心領導人的談話，所透露出來的信息來看，似乎也在證明，中美經貿摩擦，距離真正的攤牌，或許真的只有最后一里路了。

 

再換一個角度來，就目前中美官方和民間的輿論氛圍，或許，也只有經過一定烈度的貿易大戰，才能暫時緩解目前中美貿易的根本糾紛，以及遏制美方的肆無忌憚。

“以斗爭求和諧，則和諧存；以妥協求和諧，則和諧亡”。中美關系，無論是什么關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壞也壞不到哪里。我們要做好這方面的思想準備。

“山雨欲來風滿樓”，既然世態依然發展到如此局面。中國只有積極備戰、應戰，方為上策。避戰，怯戰，除了刺激特朗普的胃口，和挑起央格魯·撒克遜人更大的貪欲之外，不會有什么好的結果。

 

正如5月15日中央電視臺“銳評論”所指出的那樣，“談，大門洞開；打，奉陪到底”。

我們不找事，不挑事，不惹事，但是，我們也不怕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該來的，就讓他來吧！躲是躲不掉的，只是早晚的問題。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除了積累大量的高樓、機床、汽車等等，我們積累了更多的底氣、膽氣和豪氣。中國外交的工具箱里，已經準備了足夠多的工具，以應對國家各種突發的巨變。

中國不是伊拉克，不是阿富汗，更不是敘利亞。中國從來不信邪，不怕邪，更不避邪。

“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個小池塘， 經歷了無數次狂風驟雨，大海依舊在那兒！經歷了5000多年的艱難困苦，中國依舊在這兒！面向未來，中國將永遠在這兒！”

2018年11月5日，國家主席在進博會上的“大海論”，非常形象地表明了中國對貿易戰的立場。同時，也表現了中國和中國經濟的堅韌不拔，描繪了中華民族海納百川的開闊胸懷。

值此關鍵時刻，全國人民，只有同心同德，眾志成城，齊心協力，才能使我們的國家走出困境，走出險境。一味的牢騷，不負責的抱怨，甚至不懷好意的幸災樂禍，抑或麻木不仁，都是極不負責的表現。

回顧近代史，100多年來，中華民族曾有過5次復興的大好機遇。很不幸，我們都錯過了。此次機遇，或許是上天對中華民族的最后一次饋贈。如果再錯過，甭說人民的幸福，即使是民族的生存，種族的繁衍，都將會成為未知數。這是關系到每個人切身利益的大事。

為何美國人近乎失態地打壓中興、華為？為何美國政府飛蛾撲火、不顧一切地發動貿易戰？為何美國參眾兩院歇斯底里通過一系列遏制中國、分裂中國的法案？

答案，其實不言而喻。中國的發展，戳到了他們的痛處；中國的進步態勢，讓他們不寒而栗，產生強烈的危機感。

什么知識產權，什么國企補貼，什么貿易逆差，什么技術轉讓，什么人權，什么民主，其實都是說辭。即使沒有這些，美國人也還會找出其他的理由和借口。

“擊敵于灘涂，滅對手于萌芽狀態”。遏制中國的發展，打斷中國發展的進程，最好把中國大卸八塊，這是西方一些政客心理的最真實的寫照。同時，也迅速成為美國政府對華關系的指導方針。

既然，大戰無法避免；既然，暴風雨已經來臨，那就讓我們高唱著高爾基的《海燕》，迎著風雨，勇往直前。

引申閱讀：轟動整個中國的“華為被封鎖”背后，是美國與中、日、韓“生死混戰”幾十年！

作者：擺渡人-許懷濤

自20世紀四五十年代起，美國就開始逐漸占據全球科技和高端產業的頂端。在其他國家要么沉浸在戰火中，要么在廢墟中重建的時候，美國匯聚了大量頂尖人才，用完備的科研體系和工業生產鏈條，孵化出一個又一個堪稱劃時代的產品。

1946年，頭頂世界第一臺通用電子計算機的光環，這臺名為“埃尼阿克（ENIAC）”的機器，如今看來就是一個外形奇怪的龐然大物。

它重達30多噸，占地面積170多平方米，肚子里裝有18000只電子管，成千上萬個二極管、電阻器等元器件，其內部有電路的焊接點多達50萬個；機器表面布滿了電表、電線和指示燈。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它的耗電量，據說超過174千瓦小時，每次使用時全鎮的電燈都會變暗。更要命的是，電子管平均每隔15分鐘就要燒壞一只，科學家們不得不滿頭大汗地不停更換。

 

世界第一臺通用電子計算機“埃尼阿克”

盡管如此，“埃尼阿克”的計算速度卻是當時手工計算的20萬倍、繼電器計算機的1000倍。美國軍方也從中嘗到了甜頭，因為它計算炮彈彈道只需要3秒，而在此之前，則需要200人手工計算兩個月。

在龐然大物的運轉中立下汗馬功勞的，就是運用真空電子管實現了計算，而存儲器的存儲介質是一種打孔卡片。盡管拿出了計算機“絕活”，但由于體積過大，信息存儲速度太慢，人們對縮小計算機體積、提高運算速度的渴望越來越強烈。

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證明，技術領域的危機往往是科學研究的契機。加快解決真空電子管的笨重、不穩定問題很快成為科學家們攻關的方向。

1947年，美國貝爾實驗室發明了晶體管，解決了此前電子管在體積、功耗、壽命等方面的局限性，并對軍事、航空、航天及計算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也吹響了集成電路發明的號角。

我們就從“本世紀最偉大發明”——晶體管說起。

一

“輪子之后最重要的發明”

晶體管的發明離不開一位名叫威廉·肖克利的人。

1947年的圣誕節假期前，12月23日早晨，威廉·肖克利把車開到離紐約市30多千米的貝爾實驗室，匆忙穿過空蕩蕩的走廊，到達位于二樓的辦公室。大約一個小時后，他的同事約翰·巴丁和沃爾特·布拉頓也陸續抵達，大家圍著一個兩邊包著金箔的塑料楔形體反復檢查，不時做一些計算。

當天下午，他們要向貝爾實驗室的負責團隊演示一項新發明——不用電子管的放大器。

 

早期的晶體管

窗外開始飄起細雨。實驗室的負責人都來到這個辦公室，屋里顯得有些擁擠。展示在他們面前的，除了示波器、信號發生器、變壓器、話筒、耳機、電表、轉換開關這些常見儀器之外，就是那個神秘的塑料楔形體了。布拉頓接通電源，從熒光屏上的波形圖來看，信號經過放大器后，有了明顯變化。

布拉頓對著話筒隨意說了幾句話，帶著耳機的貝爾實驗室負責人臉上露出驚奇的神情。這些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科學家已經預感到，科學史正在他們眼前掀開了一個新篇章。

 

1948年貝爾實驗室，巴?。ㄗ螅⑿た死ㄖ校?、布拉頓（右）

這個神秘裝置后來被命名為晶體管。與動輒占滿了整個屋子、功率消耗巨大的電子管相比，晶體管簡直就是一個充滿魔力的小精靈。它的問世，為后來集成電路以及現代計算機等一系列電子設備的誕生吹響了號角。

 

威廉·肖克利（坐著，右一）和員工舉杯祝賀他獲得1956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1.集成電路的誕生

有了晶體管，集成電路的誕生就看見了曙光。在20世紀50年代，越來越多的工程師開始設想集成電路的概念——把一批微縮的晶體管以及電阻、電容等元件，集中放置在一塊面積不大的晶片上，連接成一個電子電路——這種集成將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最終將這一設想變為現實的，是杰克·基爾比和羅伯特·諾伊斯兩個人，他們分別獨立完成了集成電路的研制，被公認為集成電路的共同發明者。

晶體管發明的時候，基爾比剛剛在伊利諾伊大學獲得電子工程學學士學位。這項新發明讓他在大學里選修的電子管技術全部沒了用武之地，但這并沒有消減這個年輕人對電子技術的熱情，反而更加堅定了他成為電氣工程師的決心。

1958年，34歲的基爾比加入美國德州儀器公司，后者給了他大量時間和相當不錯的實驗條件，讓他可以把全部精力用于研究電路小型化。不久，公司全體員工外出度假，按照德州儀器當時的慣例，作為一名新員工，基爾比還沒有資格享受長假，于是他獨自一人留在實驗室工作。在仔細研究了一些電子線路圖和設計方案后，基爾比突然產生了一個想法：電路中所有的有源器件和無源元件，都可以在同一塊基板上用制作晶體管的辦法制作出來。

 

杰克·基爾比

當同事度完假回來時，基爾比已經完成了新方案的設計圖。1958年9月12日，基爾比成功地實現了把電子器件集成在一塊半導體材料上的構想，他把晶體管以及電阻、電容等集成在微小的平板上，用熱焊方式把元件以極細的導線互接，在不超過4平方毫米的面積上，大約集成了20余個元器件。

這一天，被視為集成電路的誕生日。

1959年2月6日，杰克·基爾比向美國專利局申報專利，這種由半導體元件構成的微型固體組合件，從此被命名為“集成電路”。

當基爾比用鍺做出集成電路的消息傳到硅谷，仙童半導體公司的羅伯特·諾伊斯提出：可以用平面處理技術來實現集成電路的大批量生產。僅僅6個月后，諾伊斯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塊用硅制作的集成電路，比鍺集成電路更實用、更容易生產。這種采用先進的平面處理技術研制出的集成電路，也申請了一項發明專利。

由于諾伊斯的創造發明，仙童公司生產的集成電路很快就成了比金子更誘人的產品。仙童公司原來占地170平方米的龐大計算機，可以被一塊只有火柴盒大小的微處理器所代替。1968年銷售額從原來的幾千美元上升到1.3億美元。

 

羅伯特·諾伊斯在仙童半導體公司

作為半導體工業的搖籃，仙童被譽為集成電路的“西點軍校”，與此同時，諾伊斯還和別人一起創辦了科技界的閃耀明星英特爾公司，直到今天，英特爾仍然是集成電路產業的翹楚。

即使是在英雄扎堆的硅谷，諾伊斯也是同時集才華、財富和成就于一體的風云人物。

“請問，您是怎樣發明集成電路的？”

“我發明集成電路，那是因為我是個‘懶漢’。當時，我考慮，用導線聯接電子零件太費事，希望越簡單越好。而且，我開始設計的集成電路規模很小，工作容易做。”羅伯特·諾伊斯1984年來到中國談起32歲時發明集成電路的情形，十分風趣地回答。

2.分享榮耀

1966年，基爾比和諾伊斯同時被美國富蘭克林學會授予巴蘭丁獎章，基爾比被譽為“第一塊集成電路的發明家”，而諾伊斯則是“提出了適合工業生產的集成電路理論”。1969年，美國聯邦法院最終從法律上承認了集成電路是一項“同時”的發明。

同年，德州儀器和仙童公司達成協議，互相承認對方部分地享有集成電路的發明專利權，其他任何想生產集成電路的廠商，必須分別從仙童和德州儀器取得授權。這個協議，讓德州儀器和仙童公司在20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憑借著專利授權賺取了大量利潤。

2000年，基爾比因集成電路的發明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此時，諾伊斯已經過世，沒能分享這一獎項。不過，與基爾比一生都在德州儀器從事研究不同，諾伊斯不僅在科學上取得卓越成就，而且在商業上也大獲成功。

集成電路的發明，讓我們生活的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以至于有人把它稱為“輪子之后最重要的發明”。從家用電器到汽車飛機，從連接世界的互聯網到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機，在集成電路的基礎上，又涌現出許許多多的偉大發明，共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

1999年，美國《洛杉磯時報》評選了“本世紀經濟領域50名最有影響力人物”，并列第一的是肖克利以及兩位集成電路的發明者：諾伊斯和基爾比。汽車工業奠基人亨利·福特、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動畫王國創辦者沃爾特·迪斯尼排在他們身后。

2005年，基爾比在得克薩斯州達拉斯市的家中與世長辭，享年81歲。這一年，集成電路已經由基爾比在實驗室展示的一塊簡陋芯片，發展成為總銷售額高達1900億美元的龐大產業，而由此而支撐起的全球電子終端設備市場更是達到了12750億美元的巨大規模。在之后的歲月里，這一產業規模還在不斷地高速增長。

二

先有仙童，后有硅谷

說起來，晶體管的發明者肖克利，集成電路的發明者諾伊斯，都與一家公司有關，那就是仙童公司。后者是硅谷的一個傳奇，對整個半導體行業乃至全世界都做出了可載入史冊的貢獻。

故事要從1955年講起。這一年，被譽為“晶體管之父”的肖克利離開貝爾實驗室，在舊金山灣區的圣塔克拉拉自立門戶創建了“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找了一批最優秀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準備產業化生產晶體管。

當時，美國電子界都焦急地關注著肖克利的行蹤。據說，300年前當牛頓宣布準備在他的故鄉建一所工廠時，全世界的物理學界也是如此心態。不久，因仰慕“晶體管之父”的大名，求職信像雪片般飛到肖克利的辦公桌上。

第二年，也就是肖克利榮獲諾貝爾獎的前后，8名年輕的科學家相繼加盟肖克利的實驗室，這8個人在美國硅谷以及世界芯片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這是史上罕見的偉大天才的集合，所有的人都在30歲以下，正處于他們才能噴涌的頂峰時期。金·赫爾尼（Jean Hoerni），來自加州理工學院；維克多·格里尼克（Victor Grinich），是斯坦福研究所的研究員；8人中年齡最大、僅29歲的尤金·克萊爾（Eugene Kleiner）是通用電氣的制造工程師；戈登·摩爾來自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應用物理實驗室；一心要成為最著名科學家的羅伯特·諾伊斯來自菲爾科－福特公司；此外還有朱利亞斯·布蘭克（Julius Blank）、杰·拉斯特（Jay.Last）和謝爾頓·羅伯茨（Sheldon Roberts），都是不凡之輩。如果沒有肖克利，這些人才就不會出現在加州，肖克利一到，硅谷之火一觸即發。

 

“仙童八叛將”，背后的F是仙童公司的標志

初到肖克利實驗室，他們大吃一驚：所謂的實驗室是光禿禿的白墻、水泥地和裸露在外的屋椽。更重要的是，肖克利也是一位特立獨行的人物。這位在研討會和講演中令年輕人十分欽佩和仰慕的偉大科學家，卻是最不好相處的老板。他對管理技巧一竅不通，卻十分自以為是。

據摩爾后來透露，肖克利本來的目標是生產5美分一只的晶體管。這個價格到1980年還無法達到，更何況是1955年。產品計劃失敗后，他又讓公司集中力量搞基礎研究。赫爾尼說：“很顯然，肖克利希望發明一種具有里程碑式的產品，并將它投入商品化生產中。在這次努力失敗后，他仍想把每個人的時間和精力花在新東西的創造上，而不想再改善晶體管技術”。

這種漫無目標的做法，使肖克利實驗室沒有產品問世。作為經理，肖克利逐漸把自己孤立起來。他的門徒們提議研究集成電路，用擴散方法將數個硅晶體管的電路放在一個晶體管大小的位置上。但肖克利拒絕了他們的建議，從而埋下“炸彈”。

到了1957年，年輕人們產生了跳槽的想法。他們找到了一家位于紐約的攝影器材公司，這家公司因其創始人而命名為Fairchild，音譯“費爾柴爾德”，但通常意譯為“仙童”。費爾柴爾德先生是一個成功的發明家和企業家，在航空產品、攝影器材等領域頗有建樹。諾伊斯告訴他，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新晶體管，將使一系列消費產品都變得極為廉價，費爾柴爾德被打動了，他提供了3600美元的創業基金，要求8個年輕人開發商用半導體器件，于是就有了仙童半導體公司。

1957年，8個年輕人正式向肖克利辭職。肖克利怒不可遏，斥責他們為“八叛將”（traitorous eight）。不過，隨著仙童的大獲成功，“八叛將”不僅一舉洗脫了貶義，還成為一個充滿褒揚的傳奇符號，在未來數十年間啟迪和代表了硅谷的創新精神。

我們可以從一些細節來感受當年美國硅谷的創新精神：創業之初，“八叛將”分布在兩個辦公區域，一個是車庫，一個是出租屋。出租屋里當時還沒有通電，日后卻在那里誕生了世界上最先進的電子產品。他們幾乎沒有現成的設備和標準，一切都要自己去創造。比如，研發人員需要一個工作臺，但沒人知道工作臺應該有多高，于是他們就往一張桌子上撂電話簿，一直到電話簿層層疊到了一個合適的位置——這個簡陋工作臺的尺寸，后來成為了行業標準。

8個年輕人的創新精神，也得到了時代的推波助瀾。時值冷戰高峰期，美蘇進入太空競賽階段，蘇聯把宇航員送上了太空，美國奮起直追，急需將各種電子設備小型化，這給仙童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會。1958年1月，藍色巨人IBM給了他們第一張訂單，訂購100個硅晶體管，用于該公司電腦的存儲器。到這年年底，“八叛將”的公司已經擁有50萬銷售額和100多名員工，依靠技術創新的優勢，成為硅谷成長最快的公司。

隨后不久，仙童又贏得政府合同，為“民兵”導彈系統提供晶體管。不過這次，仙童遇到了危機。樣品被交給政府的檢驗員，檢驗它們是否符合美國軍事器材規格標準。結果令人失望。測試人員發現，仙童的樣品很不可靠，有些晶體管甚至用鉛筆輕輕敲一下就會出現故障。

為了應對這種情況，一種新的工藝被“八叛將”中的赫爾尼開發出來。這種現在已經成為芯片通用制造工藝的光刻技術，當時被稱為“平面處理”：用手工畫一張占用了整面墻的布局圖，然后照相并微縮成透光片，再把硅晶體像切香腸一樣切成薄片，涂上一層感光膠，擋上透光片用強光照射。曝光的地方，膠會固化，未曝光的地方則不會。最后用酸性物質把未曝光的部分刻蝕掉，鍍上金屬或絕緣材料。

仙童的母公司是一家經營照相器材的企業，而赫爾尼的新工藝正是采用了類似照相曝光的技術，這種方法可以成批量地制造更加結實耐用的晶體管。新工藝一經推出，仙童立即成為晶體管制造行業的領先者。

這一工藝技術的價值還不止于此。“八叛將”發現，此前一些工程師心心念念希望把晶體管和其他半導體元件經濟可靠地安置在一塊小晶圓，如果用上了“平面處理”新技術，就能很容易實現。在德州儀器的基爾比發明世界上第一塊集成電路后不久，世界上第一項實用的集成電路制造工藝在仙童誕生。

商業化集成電路的誕生，為仙童一年之內就帶來了9000萬美元的銷售收入，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巨額的數字。在20世紀60年代，仙童迎來了它的黃金時期。

從1960年到1965年，公司每年的銷售額都翻一番。1966年，仙童已經是全球第二大半導體公司，僅次于德州儀器。到1967年，公司營業額已接近2億美元。以至于人們紛紛說，進入仙童公司，就等于跨進了硅谷半導體工業的大門。

然而，就在仙童如日中天的時候，危機開始孕育。因為利潤分配問題，仙童半導體與母公司產生了矛盾，仙童的一批核心骨干也開始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向。是繼續在仙童“打工”還是自己創業？他們毅然選擇了后者。這里面比較著名的包括：

*鮑勃·韋勒，1966年離開仙童加入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

*查爾斯·斯波克，1967年離開仙童加入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任CEO。

*杰里·桑德斯，1969年帶著7位仙童員工創辦AMD（Adranced Micro Devices，超威半導體公司）。

*羅伯特·諾伊斯、戈登·摩爾，1968離開仙童創辦了英特爾公司。

隨著大量人才的流出，圍繞仙童周邊，半導體公司如雨后春筍般誕生。這些新企業把科技和創新的火種撒向圣塔克拉拉以及整個舊金山灣區，在這里燃起了燎原之火。1969年，在這里召開了一次半導體工程師大會，400位與會者中，只有24人未曾在仙童公司工作過。

1971年，美國《電子新聞》周刊的記者唐·霍夫勒在一篇文章里描述了灣區的計算機芯片公司是如何獲得成功的。他第一次把該區域稱為“硅谷”，同時指出，所有硅谷的芯片公司都和仙童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20世紀80年代初出版的暢銷書《硅谷熱》更是這樣寫道：硅谷大約70家半導體公司的半數，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間接“后裔”。當時在仙童公司供職，是進入遍布于硅谷各地的半導體業的“敲門磚”。

就這樣，仙童開創了集成電路大規模商業化應用的新道路，也為世界開啟了半導體跨越式發展的新時代。不僅如此，它還向我們展現了“敢為天下先”的可貴之處與豐厚回報，很大程度上堅定了所有后來者追求創新的信念。

正如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的形象比喻：仙童半導體公司就像個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這種創業精神的種子就隨風四處飄揚了。

三

英特爾：至暗時刻的轉型

在明星薈萃的美國硅谷，英特爾的輝煌之光已經照耀了50年，微軟的比爾·蓋茨稱英特爾是“芯片之王以及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公司之一”。

盡管我們很難預測這束輝煌之光還能夠照耀多久，但它的過去足以讓我們回味無窮。

1968年，諾伊斯和摩爾離開仙童半導體公司，創辦了英特爾公司。公司成立不久，就接二連三推出了價廉物美的存儲器芯片，這些產品深受歡迎，供不應求，直接宣告了它們的上一代產品——磁芯存儲器的滅亡。

 

英特爾前100位員工在美國加州山景城公司總部的合影，攝于1969年

從存儲器芯片起步，英特爾逐漸“發家”。它不斷改進芯片的設計，以技術創新滿足計算機制造商及軟硬件產品公司更新換代、提高性能的需要。“改變是我們終身的熱愛。”摩爾提出，只有不斷創新，贏得高額利潤并將獲得的資金再投入到下一輪技術開發中，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生存下來。

為此，英特爾十分注重技術的轉化，消除研究部門和制造部門之間的瓶頸，加快了新產品從實驗室向工廠、向市場的轉化。到20世紀70年代末，英特爾已經成為存儲器芯片的絕對霸主，幾乎享有90%的市場占有率。

這家以250萬美元起家、起初僅有十幾名員工的公司，1983年營業額首次突破10億美元。2001年，盡管美國互聯網經濟的泡沫破滅，納斯達克指數一路狂瀉，英特爾全年收入仍然高達265億美元。到2017年，這個全球公認的芯片領域霸主，營收達到628億美元，凈利潤96億美元，股票市值高達2365億美元。

 

英特爾公司

作為一個技術型公司，英特爾從成立開始，就努力在一個個技術的高峰間跨越:

*1969年，英特爾推出的第一個產品3101，是全球第一個雙極型半導體存儲

芯片。內存的生產進而成為英特爾早期最主要和最賺錢的業務；

*1971年，英特爾發明并推出了全球第一個處理器4004；

*1972年，英特爾推出第一個八位處理器8008；

*1978年，十六位處理器8086制作成功；

*1982年，286處理器在英特爾誕生；

*1985年，三十二位的386芯片問世，內含27.5萬個晶體管；

*1989年，內含120萬個晶體管的486處理器展示在世人面前；

*1993年，英特爾推出含310萬個晶體管的新型處理器，命名為“奔騰”（Pentium）。

此后數年，一代接一代的“奔騰”處理器在計算機產業和大部分高科技行業中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產品更新換代狂潮，裝有英特爾處理器的計算機遍布世界各個角落，它們和內嵌處理器芯片的家電產品以及生產、交通、通信工具一起，正改變著我們周圍的世界。

不過，歷史給了英特爾一次坐“過山車”的體驗。

在芯片、軟件、主機板、網絡、蜂窩電話、系統集成、數字成像等諸多領域，英特爾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產業領袖角色。能在芯片這樣一個變化迅速的行業中長盛不衰，并非易事。即便是英特爾這樣的國際巨頭，也曾經歷過“至暗時刻”。

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芯片產業強勢崛起。較量從1981年開始，這年12月，針對英特爾公司新推出的存儲芯片，日本松下公司毫不示弱地推出相應產品，不僅能讀，還能夠像黑板一樣擦寫。由于后者的低成本和高可靠性，該芯片迅速占領美國市場，而英特爾的單塊芯片價格在一年內從28美元跌至6美元，蒙受慘痛損失。此時的英特爾還能承受這樣的打擊，由于個人電腦市場的興起，英特爾在個人電腦芯片上賺得盆滿缽滿。

但日本人的攻勢來得太猛烈。除了日本企業的存儲芯片技術不斷提升，逐漸趕超英特爾，更可怕的是，日本芯片企業發動了大手筆的價格戰。20世紀80年代，日本某芯片公司發給它的銷售人員一張備忘錄，上面寫道：“找出英特爾的產品，以低于它們10%的數目開價，如果他們重新開價，你們再折扣10%，堅持到底才是勝利!”

定價永遠低10%——日本廠商的競爭策略非常簡單，也非常有效。在存儲芯片市場上，英特爾的銷售份額直線下滑，到1985年，英特爾在這個賴以起家的市場上已經被日本對手擊敗。

最終，CEO摩爾和執行總裁安迪·格魯夫果斷做出決定，帶領英特爾進行戰略轉移，專攻個人電腦CPU。在這次拯救公司的變革中，英特爾關閉了7家工廠，解雇了8000名員工，虧損超過1.8億美元——這是英特爾成立以來的第一次虧損。

決定轉型的第一年，也就是1985年，英特爾就推出了386微處理器，并宣布不會將該技術特許權授予其他制造商。此前，作為英特爾的最大客戶，IBM一直要求英特爾與其他芯片廠商分享自己的設計，以此讓英特爾不能一家獨大。386一經推出，受到極大好評，很快風靡市場，IBM頂不住壓力，被迫重新簽訂與英特爾的協議。新興的軟件公司微軟更是利用386芯片徹底改變了計算技術，1990年推出轟動全球的視窗3.0操作系統，并由此開啟了微軟+英特爾結盟的Wintel時代。

 

英特爾386微處理器

386處理器成為一個里程碑，英特爾也由此轉而成為CPU市場的霸主。在汽車、電信、復印機等領域，英特爾芯片同樣開疆拓土。光福特公司一家，就在一年中向英特爾訂購了130萬臺微處理器來控制燃料比、電火花和發動機的其他功能。

1989年，英特爾再接再厲，推出486處理器。依靠486，英特爾一舉超過所有日本芯片公司，坐上了芯片行業的頭把交椅。1992年，英特爾的銷售額達58億美元，利潤首次突破10億美元。同時，英特爾和微軟逐漸取代IBM，成為整個計算機產業的領導者。

1993年，英特爾推出奔騰處理器。這一系列處理器的運行速度讓英特爾甩掉了只會做低性能處理器的帽子。雖然英特爾從此不再以數字命名，但外界仍然習慣稱呼它推動的處理器為X86系列。到1999年，英特爾公司市值達到了最高峰的5090億美元，相當于當年中國GDP的一半，超過印度GDP總量，真正稱得上“富可敵國”。

在峰值時期，全球CPU市場的85.2%份額歸于英特爾。換言之，我們身邊的每10臺個人電腦中，最多只有2臺沒有裝上英特爾的芯片。英特爾基本實現了它在宣傳語中所說的——給每臺PC一顆奔騰的芯。

四

日本的“舉國體制”競爭

在集成電路誕生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世界主要芯片廠商榜單長期由美國公司占據。當英特爾80年代遭遇“滑鐵盧”時，人們開始關注日本芯片企業的突然崛起。到80年代后半期，在世界十大集成電路制造廠商名單中，美國3個，日本6個，韓國1個，連榜首都已經被日本電氣股份有限公司（NEC Corporation）奪去。

日本的芯片產業為何能夠迅速崛起？

回顧這段歷史會發現，1970—1985年日本產業結構發生劇烈變化，以鋼鐵產業為代表的“厚重長大”產業陷入低迷，芯片、家用電器等“輕薄短小”產業高速增長。20世紀末葉，國際社會曾廣泛對日本的芯片等產業進行研究，探討“日本模式”。

人們分析之后，認為日本主要得益于幾個原因：

*一是五六十年代美國在冷戰局勢下支援日本工業發展，對日本全面開放半導體技術，為其日后高速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是70年代微處理器出現，個人電腦熱潮興起，芯片市場需求持續增長；

*三是日本政府和業界積極承接美國芯片產業轉移，在自主創“芯”過程中也曾搞過“舉國體制”，而且搞得還很不錯。

由政府牽頭，將多個具有競爭關系的民間企業以及國立科研院所結合在一起，組建技術創新聯盟，共同進行關鍵共性技術的開發——這是日本推進自主創新的一個重要手段。簡單來說，就是“產、官、學”相互協作。這其中，日本通商產業?。ìF經濟產業省）大力推動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研究組合”，被認為一舉奠定了日本半導體產業競爭力基礎。

1964年，美國IBM公司宣布使用了集成電路的第三代計算機問世，這使日本政府深刻地意識到本國企業在計算機領域所存在的巨大差距。兩年后，日本通產省啟動了“超高性能電子計算機的開發”大型項目研究。

這一項目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開發出可同IBM競爭的高性能第三代計算機。在該項目中，通產省直接支付給參與企業的補助金總額高達100億日元。不過，隨著IBM接連開發出使用大規模集成電路、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計算機，日本政府和企業意識到，如果不能在集成電路關鍵技術領域取得突破，想超越IBM毫無可能。

超大規模集成電路（VLSI）與大規模集成電路（LSI），雖然在名稱上只有一字之差，生產技術卻存在著很大差異。它必須使用電子束或X射線進行投影曝光，開發新型感光材料和精密檢測裝置，還有大口徑硅片、微塵清除技術等。這一切，對當時的日本企業來說，幾乎聞所未聞。

根據美國的經驗，IBM、英特爾等巨頭多年來持續投入大量研發資金，才取得技術突破并形成極其復雜的專利保護。后發的企業顯然很難在短時間內募集并敢于投入匹配的資金。如何解決這些難題，成為擺在日本政府、工業界和學術界面前的緊迫課題。

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半導體產業整體落后美國10年以上。當時，日本國內形成共識，必須縮小集成電路以及計算機產業與美國的差距，政府要采取非常措施，與企業和科研機構一起協同行動。為此，日本通產省在機械情報產業局下專門設立了一個叫作“電子情報課”的處室，又成立了包含多名產業界和學術界人士在內的“VLSI研究開發政策委員會”，并提出“下一代電子計算機用VLSI開發促進費補助金”的預算案。

經過充分醞釀，從1976年到1979年，日本開始實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VLSI技術研究組合”。該項目由日本通產省牽頭，以日立、三菱、富士通、東芝、日本電氣五大公司為骨干，聯合日本通產省的電氣技術實驗室、日本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綜合研究所和計算機綜合研究所，共投資了720億日元，用于進行芯片產業核心共性技術的突破。

歷史上，日本曾經成立過各種“研究組合”，但由平時互相競爭的企業各自派人組織在一起，這還是頭一次。這一組合，不僅集中了人才優勢，而且促進了平時在技術上互不通氣的企業相互交流、相互啟發。

 

日本“VLSI技術研究組合”項目

4年間，“VLSI技術研究組合”的專利申請數達1210件，商業秘密的申請數達347件。參加企業均可無償使用“研究組合”的專利，因此整體技術水準都得到迅速提高。這其中，最大的成績是開發出了芯片加工過程中的關鍵精密設備——縮小投影型光刻機。

 “VLSI技術研究組合”組建了相互獨立的三支團隊，分別走不同的技術路線，最后都取得了重大突破。這些技術突破為日本在光刻甚至整個芯片生產設備領域奠定了優勢地位。1980年之前，日本的縮小投影型光刻機幾乎全部從美國進口，但到了1985年，日本生產的該設備在國際市場占有率上就超過了美國。到了2000年，除荷蘭AMSL公司外，生產、銷售這種關鍵設備的廠家都是清一色的日本公司。

不僅如此，“VLSI技術研究組合”啟動以前，日本半導體生產設備的80%左右依賴從美國進口，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全部半導體生產設備都實現了國產化，至80年代末，日本的半導體生產設備的世界市場占有率超過了50%。

在晶圓大口徑化方面，“VLSI技術研究組合”也取得相當大的突破。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業內一度認為晶圓口徑的極限是6英寸，但“VLSI技術研究組合”在1980年首次研制出8英寸晶圓，并對晶圓大口徑化后的生產技術難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這些研究都為20世紀80年代日本半導體材料生產行業的崛起提供了強有力支撐。1985年，日本半導體材料的世界市場占有率達到60%，兩年后進一步上升到70%以上。至今，日本半導體材料仍稱霸世界，飲水思源，不能不歸功于“VLSI技術研究組合”的成立。

4年間，日本通產省對“VLSI技術研究組合”的資助高達291億日元，約占720億日元總事業費的40%，其余費用由參加企業平均分擔。通產省的資助目的非常明確，就是只對共性基礎技術的研發予以支持。

在這種思路的指導下，“VLSI技術研究組合”強調，課題的選擇必須突出基礎性和共性兩大特征——這也是參與企業的共同要求。只有研究這樣的問題，參與企業才會有興趣，也不必擔心在共同研發過程中被對手“挖墻角”。

有趣的是，“VLSI技術研究組合”還有一個附帶結果：參與企業在利用共同開發掌握的技術進行商業化生產時，發現這些技術最好的用武之地是存儲器芯片，而在CPU領域則不太實用。這導致了后來很長一段時間里，日本企業在存儲器領域一路攻城略地，但始終沒在CPU上形成大氣候。

由于日本電氣、富士通、日立等在存儲芯片領域奮起直追，日本企業的全球銷售份額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10%，攀升至70年代后期的55%，不僅超過了美國，而且迫使英特爾、摩托羅拉等多家美國半導體企業退出了存儲器領域的競爭。

 “VLSI技術研究組合”的成效是毋庸置疑的。1979年，日本的集成電路國際貿易開始出現順差，集成電路對美貿易順差則出現在1980年。到1986年，日本半導體產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開始超越美國。其后10年，除個別年份外，日本的國際市場占有率都一直高于美國。在排名前10位的公司中，日本占有6席，日本電氣、東芝和日立囊括前三。這種狀況直到1995年微軟推出Windows95，英特爾推出與之相配套的改進型奔騰處理器之后才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

日本半導體產業的崛起，不僅為其帶來了巨額的商業利潤，也讓“日本制造”的美譽度迅速提升。反過來，美國的相關產業受到重大沖擊。美國認為，半導體產業發展受挫的結果，很可能導致計算機、通信甚至國防工業的全方面落于下風。因此，美國企業界、政界紛紛指責日本以組建“研究組合”的方式補貼企業，實行不公平競爭。

此后，日美經貿摩擦進入半導體戰階段。美國以反傾銷、反投資、反并購等手段進行貿易保護，最高時對相關產品加100%關稅，最終以日本對美出口產品進行價格管制等手段結束。日本的芯片產業由此從興盛再走向逐漸衰弱，這呈現了全球芯片風云激蕩的另一面。

五

韓國用戰爭賠款給三星“輸血”

韓國芯片產業發展可謂“勵志”。

比起美國和日本，韓國晚起步10多年，芯片產業從無到有，再到躋身于世界芯片強國之列，僅僅用了20多年時間。如果沒有政府的各項優惠政策支持和聯合民間及企業等各方面巨額資金的支持，這一崛起是難以想象的。

韓國芯片產業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集中在三星、現代和LG三大企業。此前，在60年代中期開始，仙童、摩托羅拉等美國半導體公司為降低勞動力成本，曾向韓國轉移了一部分產能；70年代，三洋、東芝等日本半導體公司也開始在韓國投資。不過總體來說，韓國一直扮演的角色是勞動力密集型的組裝基地。

 

韓國首爾三星總部

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引發了全世界市場環境的劇變。韓國輕工業產品出口比率大幅下降，原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受到威脅。在這樣的背景下，三星等大公司開始向半導體等先進工業方向轉型。

1983年是韓國半導體產業的歷史轉折點。這一年，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哲決定對存儲芯片生產進行大規模投資，這被認為是一個非常大膽的決定。李秉哲押進了天文數字的資金和三星破產的風險，最終一舉奠定了三星成為芯片行業后起群雄之一的基礎。

李秉哲曾經做過許多令下屬和外界目瞪口呆的經營決策。在20世紀60年代，他就制定了宏偉規劃，要在韓國建設一個大規模的電子工業基地，規模甚至超過當時日本最大的三洋電子工業基地。為此，他在偏僻的韓國水原郊區買下200多畝土地，這讓跟隨他多年的部下十分不解。

看著部下充滿疑惑的眼神，李秉哲指著還是一片荒蕪的土地說：“難道你們看不到這片土地將在不久之后變成規模宏大的電子產業基地嗎？難道你們看不到將來養活我們國民的高科技產業的宏偉藍圖嗎？現在，你們或許會覺得這片土地實在是太大了，但是，請你們相信我，不久的將來，這些土地將遠遠不夠我們使用。”

三星電子工業基地一開始依靠日本企業做一些組裝工作，三星試圖學習后者的電子產品技術，但日方對核心技術采取絕對保密的措施，任何時候只要談到和技術相關的話題，他們就會讓三星的韓國員工回避。李秉哲對此非常坦然，他勸導三星員工：日本人的這種做法很正常，畢竟失去了技術就意味著失去了未來的市場。不過，日本人越是防備，三星的員工就越是要咬緊牙關學好技術。

事實上，李秉哲的許多決定看似大膽，實則經過非常審慎的調研與權衡。20世紀70年代后期，日本半導體開始崛起，李秉哲常常去日本拜訪學術界和產業界的權威。1980年初，年逾古稀的李秉哲與日本戰后復興的設計師、著名經濟學家稻葉秀三有過一席長談，稻葉秀三的一句話讓李秉哲茅塞頓開：“半導體將主導未來的市場，因為精巧輕便的產品是市場的需求。”

 

三星創始人李秉哲與最初的三星商會

1983年，李秉哲下決心帶領三星全力“殺進”半導體產業。他選擇了當時市場上已經供大于求的64KBDRAM存儲芯片作為切入口。雖然對手強、風險大，但李秉哲認為三星可以打價格戰，一旦贏下來，前景會非常廣闊。

決定下得非常艱難。一旦失敗，投入天文數字資金的三星也就將萬劫不復。

1983年3月14日的夜晚格外漫長，李秉哲回想起26歲時只身創業的自己，又一次經歷著興奮和緊張交織的復雜情感。東方漸白，在房間里來回走了一夜的李秉哲來到桌邊，深吸了一口氣，拿起電話撥通了韓國中央日報社的電話：“三星集團決定從3月15日起正式開發半導體尖端科技新項目，請為我們做報道吧。”

三星當時敢做出這樣的決定，顯然離不開韓國政府在背后的支持。20世紀七八十年代，韓國政府陸續出臺多項法律，制定了相關產業政策，對半導體等電子工業予以扶持。雖然李秉哲根據企業家對市場更加敏銳的判斷，沒有完全遵循政府的產業指導，但韓國政府通過政府訂單、關稅保護等手段，極大地提高了三星等半導體企業的生存概率。

1982年，韓國國內總共只有不到1000臺個人電腦，韓國政府一次訂購了8360臺個人電腦，以此來創造對存儲芯片的需求。在政府的刺激和示范作用下，韓國個人電腦市場飛速發展，1983年的需求量比上年翻了10倍。

做出全力進軍存儲芯片的決定后，三星開始了一系列動作。首先，它向當時遇到資金問題的日本美光公司購買64KBDRAM技術，加工工藝則從日本夏普公司獲得。外國技術許可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此過程中，三星逐漸熟悉漸進式工藝創新，加上逆向工程方面的長期經驗，很快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

除了技術引進之外，三星還從美國網羅大量的韓裔人才。日本東芝是三星最為推崇的對象，李秉哲參觀了一次東芝公司后，就挖走了東芝的生產部部長。有趣的是，剛從美國返回中國臺灣地區準備創立臺積電的張忠謀，一度曾被極力邀請加入三星。

三星于1984年推出64KB DRAM時，全球半導體業步入一個低潮，內存價格從每片4美元暴跌至每片30美分，而三星當時的生產成本是每片1.3美元，這意味著每賣出一片內存三星便虧1美元。在低潮期，英特爾退出存儲芯片領域，日本電氣等日企大幅削減資本開支，而三星卻像賭徒一般瘋狂加碼，逆周期投資，繼續擴大產能，并開發更大容量的存儲芯片。到1986年底，三星半導體累積虧損3億美元，股權資本完全虧空。

在那段時期，李秉哲每天都會收到各個部門的匯報，其中大部分內容都是關于三星集團財政赤字的。幾乎每一個部門的匯報中都有類似這樣的內容：“自從半導體的第一條生產線和第二條生產線開始運行以來，三星集團已經連續三年出現財政赤字了，赤字金額高達數千億韓元。如此巨大的財政赤字，我們真的已經快要無力承擔了，如果再繼續下去的話，三星集團過不了多久就會面臨破產的危險。”

公司的高層也勸說李秉哲：不如趁著現在還沒有完全輸光，干脆撤出來吧，這樣還能為自己留下一條后路。但李秉哲仍然孤注一擲。“當今的形勢下，我們要做的依然是繼續加強技術開發，擴大工廠的生產規模。”他說。這一理念，后來逐漸演化為三星的一個重要商業理念，那就是“反周期定律”——價格低迷時擴張產能，擠垮對手；利用壟斷地位，抬高市場價格。

險境中，韓國政府再次扮演了“白馬騎士”的角色。1983—1987年，韓國實施“半導體工業振興計劃”，政府共投入了3.46億美元的貸款，并激發了20億美元的私人投資。在這個過程中，韓國政府推進“政府+大財團”的經濟發展模式。為了促進芯片產業發展，韓國政府甚至不惜動用日韓建交過程中日本向韓國提供的戰爭賠款。

三星撐過了谷底，轉機瞬間來到。1987年，日美半導體協議的簽署使得內存價格回升，三星也為全球半導體市場的需求補缺，開始迅速盈利。李秉哲的“豪賭”大獲成功。1992年，三星超過日本電氣，成為世界第一大存儲芯片制造商。韓國公司學習了日本公司一度使用的價格戰，擊敗了自己的老師。

這還僅僅是三星帶領韓國半導體產業邁向世界第一梯隊的第一步。1995年之后，三星又多次發起“反周期定律”價格戰，使得存儲芯片領域多數廠商走向破產，自己則逐步成長為該領域的巨擘。

《經濟學人》在一篇文章中評論說，20世紀80年代韓國工業的發展得益于韓國國內的政策扶持計劃，由于如此龐大的資源集中于少數財團，他們可以迅速進入資本密集型的存儲芯片生產領域，并最終克服生產初期巨大的財務損失。

當然，也不得不提20世紀80年代后期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半導體貿易沖突，雙方采取了征收反傾銷稅等報復措施，為韓國企業提供了重要的“機會之窗”。韓國的大財團發展模式，引發了許多上下游企業的共同發展。可以說，現在的韓國芯片產業正是由三星、現代（后更名為海力士半導體）等企業的大規模投資，帶動了整個產業的發展和興起。這也是韓國經濟發展的明顯特征。

三星創始人李秉哲在1983年的一個艱難決定，讓世界芯片產業格局在此后20年里出現了大幅變動。在三星的帶領下，1998年韓國取代日本成為全球存儲芯片第一生產大國，全球存儲芯片的產業中心從日本轉移到韓國，一直持續到今天。

六

臺積電“異軍突起”

在日本趕超美國，韓國趕超日本的時候，一家位于中國臺灣的芯片企業也悄然崛起。與以往的芯片企業截然不同，這家企業將東亞地區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優勢放大到極致，走出了一條“代工”的獨特道路。

 

臺積電總公司　來源：中國臺灣地區《經濟日報》

1985年，54歲的張忠謀辭去美國的高薪職位，返回中國臺灣。兩年后，在臺灣當地有關部門的扶持下，他于新竹科學園區創建了全球第一家專業代工公司——臺灣積體電路制造公司（臺積電）。

這家當時并不顯山露水的企業，創造了垂直分工的全新商業模式，這種模式快速成為一種產業趨勢，讓全球垂直分工的集成電路企業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進而術業專攻，加速推動半導體產業今日的繁榮。

在回到中國臺灣之前，張忠謀是美國芯片老牌巨頭德州儀器的第三號人物。他1931年出生于浙江寧波，青少年時期輾轉于香港、重慶。1949年，18歲的張忠謀進入美國哈佛大學，次年轉學到麻省理工學院，專攻機械工程。

1958年，27歲的張忠謀進入德州儀器，到1985年離開時，德州儀器早已是芯片行業的翹楚，在全球有6萬員工。張忠謀也成為最早進入美國大型公司最高管理層的華人之一。

幾十年前，芯片企業都是從設計，到制造、封裝測試以及投向消費市場一條龍全包，張忠謀看到了半導體設計公司和制造廠代工的分離趨勢，他創辦的臺積電就堅定地走代工路線。

對于剛剛起步的臺積電而言，人才、技術和訂單都是發展的關鍵。為了尋覓人才，張忠謀說動了通用電氣半導體部門總裁戴克的加盟，并奮力追趕展開技術認證，快速爭取到為英特爾代工的機會。在爭取為英特爾代工的過程中，發生了一件富有戲劇性的事情：英特爾的CEO格魯夫考察臺積電時，發現臺積電的產品有多達200個缺陷，這讓格魯夫打了“退堂鼓”。張忠謀力挽狂瀾，向英特爾高層打下保票，會迅速解決缺陷問題。幾周后，缺陷果然減少到20個。再過幾周，減少到4個。

 

2015年6月13日，臺灣亞洲大學校長頒授名譽博士給臺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右一）

漸漸地，芯片設計廠商們發現，將芯片交給日本公司生產至少需要12周，交給新加坡的公司需要6周，交給臺積電生產只需要4周。于是，越來越多的硅谷的芯片設計公司逐漸把高層次的芯片交給臺積電生產。這是一個發生在上世紀下半葉，產業轉移大背景中的小故事，但臺積電緊緊抓住了產業轉移的機遇，把工業生產能力和管理能力做到極致，形成了“獨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壟斷地位。外界評價，由臺積電開始，晶圓代工成為了一個行業。

張忠謀的眼界和決斷固然厲害，但臺積電甚至臺灣地區芯片產業的興起，也有臺灣當地部門在其中的扶持。

20世紀70年代初，臺灣當地有關部門出資從美國無線電公司購買技術，交由臺灣“工業研究院”下屬“電子研究所”消化、吸收、創新。形成初步的自主技術后，又在臺灣當地有關部門主導下成立了臺積電以及另一家名為聯華電子的公司，由“電子研究所”將累積的自主技術無償轉讓給這兩家企業。

根據學者考證，臺灣當地有關部門甚至最初直接為臺積電和聯華電子出資，并說服幾家大企業參與其中。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臺灣集成電路產業有了贏利能力，當局才逐步退出，轉由企業家主導。

1997年，臺積電在美國紐交所上市，當年實現13億美元營收，5.35億美元盈利。2009年，重返臺積電的張忠謀預計到手機等移動終端市場即將興起，連續3年大力度投入，在40納米、28納米工藝制程上實現領先，成為與英特爾、三星電子相抗衡的制造企業。

2013年時，臺積電營收19.85億美元，晶圓代工市場占率46%，成為全球第一大芯片代工廠。

在中國臺灣地區《天下》雜志的標桿企業獎評選中，臺積電連續11年獨占鰲頭。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則評價張忠謀是臺灣經濟崛起的象征。

如今，全球芯片產業依舊熱鬧非凡，“王者”一直在變。但正如文章開頭所說，不變的是，總有創新者的輝煌之光，照耀前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