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爆發新冠病毒疫情，從一月底到五月底四個月，經國家和全民的奮戰努力，社會正在恢復正常中，但很多人因封閉沒了工作，斷了收入，企業停了經營，都期待著社會正常后，生活和生產也都正常起來。沒想到，北京又成了新的疫源地，昨天北京一下新增36人傳染上了新冠病毒，發現的疫源地是新發地農產品市場，已查到來源在進口三文魚的切割案板。首都北京的新疫情如爆發，后果雖難預料，但前期建起來的防控體系，很可能不會大面積爆發，但又一次收緊的防控，讓脆弱的復工復產雪上加霜，也許有人會真的熬不去了。前邊有博納影院的副總裁黃巍6月10日在北京墜樓身亡，時下已入夏，南方多省遭遇了暴雨洪水，世界新冠疫情還在肆虐，外貿企業沒有訂單，國內無工可開，很多民企倒閉，又將有七八百萬大學生畢業面臨就業困境，我們中國現在可謂內外交困，考驗著國家和人民該如何度過2020年這道難關。 再難也得挺過去，現有新冠病毒帶來的困難，已讓我們有些受不住，但可能的更大危機也要未雨綢繆，疫情期間，國外已有多個國家收緊了糧食出口，多國出現了蝗災，聯合國糧農組織也發出了糧荒警報，我們中國必須要提早防范有可能出現的糧食危機，一旦糧荒，其后果將比這場瘟疫造成的災難要嚴重的多了，那就是吃飯問題了。還沒有查清武漢疫情的源頭，北京又新發，據說毒株與武漢的不同，卻與境外的相似。前期有人懷疑似人為投毒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了。從現在開始并疫情過后，需要強化和下決心解決的兩個問題。
其一，要重拾全國人民群眾的警惕和反特意識。
開放以來，有個最大的隱患是，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都逐漸放松了警惕意識，不僅重要機關，常有發生重大泄密事件，而且廣泛的經濟、文化等領域，也時常信息外泄，更為嚴重的是某些民族敗類被境外敵對勢力收買變節，有已被偵破的，但也有還沒偵破的，他們正居于重要崗位，還得到我們的重用，其中還有一批裸官們。也有大量來自境外的間諜分子潛伏、游竄在我國各地，竊取我們的重要情報，時刻威脅著國家的安全。多年來，重大安全事件頻發，不能排除有壞人故意搞破壞的嫌疑，但因為人民群眾已很少有反特意識教育，事故處理也常常將原因歸屬為正常事故，幾乎見不到報道某某事故是壞分子的故意破壞。人為的故意破壞是自古至今常見的制造事端、破壞秩序，擾亂敵手的有效手段，現代也概莫能外，未來也不會滅絕。因此，不排除武漢、北京的病毒有人故意放毒的可能。
這次疫情，給我們的教訓已太深刻，太痛苦了，國家和人民已承受不起，也經歷不起，是有必要恢復過去的一些好的做法和傳統。如重要崗位必須要有政治審查制度，有海外關系的要建立登記制度，對入境的外國人要限制活動區域和限制所從事的某些活動，要教育我們的人民群眾時刻有警惕意識和反特意識。要恢復群防群治，使一切敵對勢力和破壞分子時刻處在人民群眾監督的汪洋大海中，將一切可能的破壞行為消滅在圖謀階段。
如果病毒來源查明是人為投毒，那么恢復以前的這些好做法，就是完全有必要而且是對人民群眾、國家利益的最大的負責任。北京新疫情的出現，就是最清脆的一聲警響。
其二，吃飯問題永遠是人類的第一大問題，保證糧食安全永遠是第一位的要務，要順勢重建農村的集體經濟。
我國的三農問題時刻威脅著我們十三億中國人的糧食安全，三農問題不解決，糧食安全就一直是最大的隱患，而且這個隱患所能造成的災難將是無法想象的。中國農業的唯一出路，必須要走農業的現代化，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一定不會有富強的中國。現在的承包制，已用四十年的實踐證明，它仍是落后的小農經濟形態，不僅不能解決農村、農業、農民的出路，也不能保障國家的糧食安全，靠自由、散漫、盲目、靠天靠農民個人意愿種田的農業，是極其靠不住的。這次疫情，國外減少或停止向我國出口糧食，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必須要牢牢掌握在中國人自己的手里，中國人的飯碗依靠在別人手里，是最最危險的。中國最主要的人口在農村，中國最基本的安全底線在糧食，中國最可靠的力量在農民。只要農業穩，中國就基本穩，一切別的隱患和災難都可以掌控和化解。要趁此疫情危機，有必要先行做好農村工作，而所有農村工作中，適時重建農村集體經濟是最為可行而且阻力最小的措施。因為：一、城鄉改革中，唯有農村集體所有制還沒有徹底改掉，底子基本還在，雖然實行了幾十年的承包制，但土地依然屬于集體所有，農村的組織架構依然殘存性地保留著，這是恢復集體經濟的兩個重要基礎。而實行集體經濟的模范村莊如南街村、華西村等，都是重建集體經濟的現有榜樣，它們對廣大農村和農民有著強烈的吸引力，有現成的好經驗和好路子可給其它地方以借鑒和效仿。二、農村集體經濟重建，必須要重新發揮村委會的領導作用，徹底扭轉當前村委會多數處于癱瘓的狀態，重新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帶領農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三、由此還能加強鄉鎮政府的作用。當前數量最多的鄉鎮一級政府幾乎處于有人無事狀態，而這一級政府最廣泛最直接聯系農村。若恢復集體經濟，那么這級政府將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如規劃和領導鄉村建立服務于三農的各類企業，以解決當地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給農民工以穩定的出路，而且也直接解決當地的財政問題，同時為城市的工業品提供消費市場和向工業提供原材料等等，活躍鄉村和城市、農業和工業之間的流通，逐漸將我國的外向型經濟轉向本國市場，經營和生產直接惠及本國人民，減小對外國的依賴程度，減輕外資對我國經濟的控制和掠奪，實現經濟在本國的良性循環。通過這次世界范圍的疫情肆虐，不僅我們國家，而且不僅發達的歐美國家，都切膚般地感到了依賴外國是多么靠不住，過度依賴外國是多么可怕。四、農村恢復集體經濟，是所有領域里阻力最小的，因為它是當前私有資本滲透最少的領域，而且經歷四十年的小農經營，農民通過對比和自身命運的跌宕，很多人認識到了集體經濟的巨大優勢，但是苦于沒有政策支持和領導。可以肯定，多數農民是擁護集體經濟，想走集體經濟的。經過疫情，給了我們警示。現在“三農”狀態是一定不能應對可能發生的饑荒性災難的，未雨綢繆，保證國家糧食安全，遇到災難也會人人有飯吃，是所有人的最大共識，其最得人心，人們只會擁護不會有人反對，所以推行農村集體經濟正當其時，須順勢而為，切不可錯失良機，以率先在農業上為國家安全、人民幸福建立起可靠的、牢固的根基。（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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