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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之：不是“消滅農民”而是“農民的消亡”——論農業的出路

點擊：作者：李旭之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發布時間:2020-05-18 09: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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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消滅農民”不是現在有人才提出的，如一位叫王福重的人，他最近說“只有消滅農民，國家才能真正富強”。王某此言一出，就受到了很多譴責。而早到2013年，那時就已有“消滅農村農民”的說法，住建部一位領導就此專門接受人民網專訪——《不要企圖“消滅”農民、“消滅”農村》。“消滅農民”不過是舊話重提罷了。

二

在傳統說法上，我國是傳統農業國，農業大國，文明是農業文明，因為農民一直占人口的絕大多數，自古以來以農立國，課勸農桑。城鎮化是近三四十年才有的。根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2年社會藍皮書》，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首次超過農業人口，達到50%以上。藍皮書還透露，其中29.7%的農業戶籍人口已經居住在城鎮，不再務農，只有40%的農業人口完全從事農業勞動。按13億人口計算，那么完全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口大概為2.6億。

中國要步入現代化，農業一直是個難題，現在的農業還基本停留在小農經濟上。古代農業，土地是屬于地主階級的，農民是租種。土地革命后，農民成了土地主人，但還是個體的小農經濟，雖然有過短暫的集體經濟時期，是家庭承包制又讓農業回到了小農經濟模式上，直到今天。與工業、科學技術比較，小農模式的農業已不適應現代化社會的發展，改變小農模式將是不可避免的。不論從農業勞動人口的規模，還是現代社會發展同步要求，“農民的消亡”一定會是必然。

農民不等于農業，雖然在稱謂上傳統將從事農業的人叫做農民，但農業不必須是農民來從事。傳統觀念把農民等同于農業，認為取消農民，就沒有了農業，就會餓肚子。這種傳統的、頑固的觀念需要改變，如果不改變，就不能突破現有的小農模式，就不會推動和探索農業發展的現代化路徑，只會固守在舊有的低層次的模式上徘徊。

有人說小農模式下的農民是最自然的存在，否定農民和消滅農民是反天道。但是必須看到，中國的農民是經過了兩千年帝制時代的人為塑造延續而來，它并不是什么純天然的存在，因為它經過塑造后，有著非常顯著的中國特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極自私，二是極愚昧，三是極落后，無需詳細闡述，它已為人們所公認。

農民用所經營的土地，不管是自有，還是租種，都被那一小塊土地牢牢縛束住，其外的一切，他認為與他沒有任何關系，他關心的只是自己對那塊土地的投入和產出，在漫長歲月里，塑造出了中國農民極自私的性格。他們不會關心他人，不關心社會，更不關心民族和國家，同時歷代統治階級用愚民術，更強化了農民的自私品質。這是中國農民始終被壓制在社會最底層的根本原因，愚昧和落后都是這種自私品質的必然產物，因為自私，所以極易造成愚昧，因為愚昧，就必然落后。因此盡管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次數很多，但是每次轟轟烈烈都終歸于失敗的結局，根源就是農民的內心自私、境界狹隘和目光短淺。

秦始皇修長城，想的是怎么保護國家和民族不受匈奴侵略，盡管動用民役不顧百姓死活，但百姓卻不會去考慮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大問題，只要自己有飯吃，有日子過就行，匈奴侵略不侵略與他無關。歷來都如此，日本侵華時也是如此，如果沒有黨的號召起來抗日，以農民為主的中國百姓，常見那時的說法幾乎都差不多，“管它誰來，誰來也得吃飯，咱們農民只管種自己的地。”當代也是如此，他們不關心什么把農業國建成工業國，多收了幾斤糧，多吃幾頓粗，多餓了幾天肚子，就一直罵領袖罵到今天，而給點小恩小惠，即使妻離子散外出賣勞力，再苦再難，卻反而感恩戴德到涕淚交流。這就是農民典型的自私和愚昧。

我們現在取消了公糧和農業稅，農民種什么種多少，完全自由了，不種也沒人管，他也不管誰餓不餓肚子，所以土地撂荒已非常普遍。他們很多農戶頂多是種夠自己吃就行了，不再種多余的。他們不會考慮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至于別人餓不餓肚子，他不會去想也不會想到，因為都與他無關。國家糧食安全與否，那就扯的更遠。

三

國家的土地在他們手里，而國家卻不能使土地產出所需要的糧食，國家是被動的。農民工現象，所以有農民連分給他的那一點土地也不種了，撂荒了，靠外出打工掙錢買糧吃，他們成了荒廢土地功能、浪費糧食種植的最大群體。這是當今土地問題上國家與農民個體利益的沖突所在。如果放任農民對土地的放任，那么國家糧食安全就是大問題。所以，農民的極自私性成為國家糧食安全的巨大隱患。而解除這個隱患，就必須解除對農民的被動依靠，解除土地與農民的捆綁，把土地從農民手里解放出來，把糧食安全的主動權掌握在國家手里，主動組織和調動力量最大地力地使用土地，耕種糧食。否則，靠分散的、松散的而又極自私的農民個體，來保障國家的糧食安全，是極其不安全的路子。

最好的出路，是產生一批農業工人。農業不等于農民和農村。農業也不等于小農經濟。小農模式只是社會某個階段的一種存在，不應是永久存在。所以，農業完全可以有非小農模式之外的別種形式來實現。國外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為例，國內有東北農場、集體農村為例。種糧不是小農模式下農民的天然權力。

社會主義社會本沒有農民階級。因為舊中國農業大國的極其落后，不得不從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實際出發，短時間內無法消亡農民群體，只得聯系農民這個最基礎也是最龐大的群體，以致有了農民階級的說法。但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一切勞動者都是工人階級，從理論上農民歸屬在工人階級隊伍里，就如同知識分子歸屬于工人階級一樣。

今天農民人口已經降至百分之二十，如果繼續停留在維系一個本不應存在下去的所謂農民階級的認識上，那么主觀上將大大阻礙中國社會質的進步。

要把單一的、分散的小農變成有組織的、成規模的、使用農業現代機械和農業科技的農業工人，的確不是靠一兩個命令就能實現。然而，即使再困難重重，步子再難走，這個困和難也必須要走過去。走過去了，前方就是金光大道，不走就永遠停留下當下的“三農問題”上苦苦支撐，原地徘徊，而吃苦的繼續是農民，威脅最大的是國家糧食安全。

四

往前走，首要的一個核心問題，即現有農民的出路問題。雖然完全從事農業的人口不及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但這個人口數量是相當巨大的，而且分布廣闊，地區間還有很大差異。

改變農業模式，首要改變中國人的鄉土觀念。中國人的鄉土觀念根深蒂固，中國悠久的歷史既是寶，但也是前進中肩上背負的沉重包袱，什么落葉歸根，鄉情，故土，田園風光，都是打破小農經濟的巨大阻礙，有時頑固得很，很難一時間消滅，但又不是不能消滅。經過幾十年的開放，很多農村的房子是人走屋塌，留守的是孤老幼童，青壯年都常年在外打工。人們的觀念已是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哪里好哪里就是家，原來的鄉土觀念已經淡薄。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步?，F在中小城市已經完全放開落戶限制，再過若干年，農村將進一步凋敝將是必然。有人傷感農村的破敗和農業的凋敝，是壞事但更是好事。正是農村的凋敝，才正為農業走向新一個臺階上的現代化在制造條件。

現有農民的出路，一是分散到城市，尤其中小城市，成為真正的市民，二是繼續留在農村和農業上，其中還會有游離在城市和農村的農民工，但這是阻礙農業現代化的群體，因為他們既要城市打工的自由和收入，又要土地和農業上的穩定收成，這是維護小農經濟的習慣勢力，他們兩頭想得利的投機，使農業陷入了低水平徘徊的困境。要消除這個群體的阻礙，一方面要放寬城市市民條件，讓更多的農民工真正進入城市，融進城市，而對于實不愿脫離土地的農民工，需另尋政策以改變。

要改變土地承包制度，不能讓承包制變成變相的土地私有制。承包制四十年來一直沿用當初的產生的土地分配和承包關系，是對后來人口的自然增減變化和城鄉身份變化后沒有土地的人的最大不公。承包制必須要隨人口變化、土地變化、身份變化而調整，不可弄成土地承包的世襲繼承。對已經成為完全城市市民而仍有農村土地的人，必須要結束土地承包關系，對沒有市民身份仍有農村土地的人，要給二選一的權力，進城的，城市要收容進來。

要解決好選擇留在農村當農民的人的出路，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最關鍵環節?，F代農業，已經不需要密集型和低效率的小農方式，隨著農業機械和農業科技的進步，必然產生剩余勞動力。對剩余勞動力的消化，最好的措施是就地解決就業，而去處最便捷和實用的是發展鄉鎮企業?，F代農業，需要農業機械，各種工廠，配套設備、零器件、維修等分工，以及為農業服務的種子培育、化肥、糧食加工、物資運輸，以及與農業關涉龐大的其它領域，都需要勞動力，這是剩余勞動力的廣闊市場。在已經減至百分之二十，將來可能降至百分之十或以下的農村人口中，這個市場的建立將是完全能夠實現的。將剩余的真心愿意從事農業的真正農業人口，順勢就變成了農業工人，他們將變成一群技術水平比較高，既有組織也有文化水平的現代農業生產者。

由于中國各地土地情況的差異，尤其山地和丘陵地區，要成規模的發展現代農業，可能要受到地理條件的限制，但可根據成規模的大小而定，條件太差的，可以部分保留小農模式，作為現代農業的補充。

五

要發展現代農業，從現在既有情況看，無外乎兩種。

一種是如某些農村一直堅持下來的集體經濟，如南街村、華西村。這是社會主義農業最好、也是最有成功實踐的模式，如果當年都堅持走集體經濟，那么到今天，中國的農村和農業將是一片穩定、繁榮的景象，不會有背井離鄉的農民工現象，不會有國家糧食安全隱患的問題，而且集體經濟廣闊的需求市場，會為中國工業提供無限的消費，更不需將我們最好的資源和產品低價賣到到西方，形成極危險的靠出口維持生產的局面。同時也不需城市擴大化，弄成現在困難重重的大城市問題。集體經濟若遍地開花，縮小的必是城鄉差距，實現的將是城鄉一體和無差別化。但這種模式被某些勢力貼上了某種標簽，即使有農民愿意模仿，但也會招致有人避而遠之。但真理的光芒奪不走，掩不住，貴州出現的塘約經驗就是新的典型。

另一種是所謂的資本下鄉，是用土地流轉的方式，將土地集中到資本手里，農民拿出土地變成股東收取股利。但出現的問題是，土地集中后，有的資本并沒有將土地用于農業，或是撂荒或是改變土地性質，這是私有資本的本性使然。同樣不公的問題，用土地變股東的農民，是長久獲得股份和收益，這是對集體土地的變相永久私有，是對其他新增的無地農民極大的不公。若搞世襲式的土地承包是極度危險的，搞私有資本的農業更是極為靠不住的。

另有最好的方式，是國家收回土地，將農村土地由集體所有變成國家所有?，F在土地屬于集體所有，但也可以說屬于國家，從理論上是不沖突的，在現實上，集體已經名存實亡，土地成了無人管的狀態，而同時現在的鄉級政府正無事可做，將土地收回國有，并且發展鄉鎮企業，正是發揮鄉級政府作用的好時機。

農戶的土地不是私有，但農民對土地的天然依靠，可以在自愿的基礎上，由國家贖買收回，用一次性贖金終結農戶對承包土地的經營權，也同時結束土地承包變相的永久私有和不公。農民憑贖買憑證，進而可以獲得進入國家農場的優先權，和進入鄉鎮企業的優先接受培訓權和進廠工作權。愿自謀生路的，也要分別有接受安置工作和自謀出路的不同贖金標準，可借鑒城市的拆遷安置和補償經驗，要體現出權益平等交換的原則，要盡可能給贖出土地的農民提供更多的保障權益，以穩定實現調整。

國家贖買，應根據本地情況組織，其公司由本地組建和運營，其性質是國有而非集體所有，更不得為私有。有必要時，國家應組建國家級公司，以便調控和平衡各地差異，維護國家的糧食安全。專業從事農業的人口，也將徹底擺脫現在農民社會保障低的現狀，完全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完整的用工制度，工作和工資制度，退休養老制度，使農業生產步入一種類工業化的生產狀態，同時新農村建設也有了順利推動的平臺。如此，這將徹底改變延續了幾千年的小農經濟形態，使中國社會發生一次質的飛越。

六

現在農村人口、完全從事農業的人口逐年在減少，農村空心化、老齡化，再靠很少有青壯年從事農業的家庭承包制來支撐中國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將是危險的。我們不可為所謂的“中國人用世界百分之七的土地養活了占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所陶醉，而看不到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以及農村無人種田的可憐現狀，最后吃虧的將是我們自己。這次長達幾個月，現在仍然還看不到結束的新冠病毒疫情，已有多國禁止糧食出口，這是為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在敲響警鐘。現在正是集中土地大力發展現代農業的良機，抓住這個機會，中國農業將走出一片嶄新的廣闊前景。

“消滅農民”，盡管說法會招致有人反對。正確的應是，不是“消滅農民”，而是“農民消亡”。“農民消亡”到“農業工人”，才是未來的必然。農業工人代替農民之時，就是中國農業現代化實現之日。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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