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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永紅：臺灣社會的脈動與國民黨的出路

點擊：作者：唐永紅來源：“中評社” 發布時間:2020-05-18 08: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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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導師唐永紅教授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5月號發表專文《臺灣社會的脈動與國民黨的出路》。

作者認為：臺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在近20多年的逐漸量變過程中已經發生諸多質變。這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當前臺灣各政黨在選舉政治中的競爭力，進而影響選舉結果。在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質變的同時，“韓流”現象正在成為臺灣社會的一個新脈動。庶民正在“經濟覺醒”，但普遍性的“經濟覺醒”進而“政治覺醒”尚待時日。而在當前的臺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格局下，國民黨放棄“九二共識”，必將未獲其利先受其害。國民黨想要東山再起，需要堅守“九二共識”，等待廣大“庶民覺醒”，更需要重拾理念，凝聚組織，重視教育與宣傳的作用，并長期經營，才能吸引民眾，從而增強政黨競爭力。

文章內容如下：

一、當前臺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的五大質變

2020年臺灣“大選”結果再次驗證了2014年筆者對臺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已經發生了幾個質變的判斷：

一是政黨發展方面，在“國退民進”的量變中實現了從“國強民弱”到“國弱民強”的質變；

二是意識形態方面，在“藍消綠長”的量變中實現了從“藍大綠小”到“藍小綠大”的質變；

三是“國家認同”方面，在“國家認同”疏離的量變中實現了從“兩岸一國”到“一中一臺”的質變；

四是統獨意愿方面，在“統消獨長”的量變中實現了從“追求統一”到“追求獨立”的質變；

五是統獨力量方面，在“統消獨長”的量變中實現了從“統大獨小”到“統小獨大”的質變。

臺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結構從量變到質變的轉變，基本上直觀地體現在歷屆大選中國民兩黨或藍綠兩大陣營所推出的臺灣地區領導人候選人的得票率及所謂“立法委員”選舉中國、民兩黨或藍綠兩大陣營“立法委員”的席次的此消彼長的變化中。

圖1：臺灣歷屆“大選”各政黨候選人得票率

圖2：臺灣“立法院”歷屆席次結構變化

事實上，當前臺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的上述五大質變，已為筆者早先的內部民意調查以及臺灣眾多公開的民意調查所一再揭示。例如，筆者內部民調顯示，逾66%臺灣民眾認為兩岸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即便臺灣當局所稱的“一中各表”，也并非臺灣主流民意，廣義認同兩岸同屬一個國家者不到25%。

【注：受訪者對“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國家，但這個國家的名字兩岸認知上有所不同，大陸方面稱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方面稱它為‘中華民國’”，不認同的比例高達66.4%，認同者為24.0%，而不知道或無意見者9.6%。】

民調也顯示，臺灣民眾對兩岸關系的主要傾向(76.6%)仍然停留在維持現狀上。但維持現狀偏向獨立的比例(28.4%)是偏向統一比例(9.4%)的3倍左右；不贊成兩岸最終應統一的比例(57.7%)是贊成者(19.5%)的近3倍，贊成臺灣最終應該獨立成為一個新國家的比例(57.2%)是不贊成者(26.5%)的2.2倍。　　

二、臺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質變的主要原因

臺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質變是由諸多因素長期綜合作用形成的。這里以臺灣民眾的國家認同與統一意愿為例。當前，臺灣民眾普遍偏向維持現狀，不愿統一，傾向獨立，特別是國家認同疏離及年輕世代“天然獨”，既有客觀層面的因素，也有主觀層面的原因，既有歷史因素，也有現實原因，但主要的根源性問題在于近20年來以民進黨為代表的臺灣綠營勢力刻意運用臺灣內部的基于“一邊一國”或“一中一臺”定位并運作的政治體系、教育體系與輿論體系，不斷形塑“仇中”、“恐/中”、“反/中”、“臺/獨”意識形態的結果。所謂“天然獨”實則是“人造獨”。

一是“二戰”以來國際社會總體上處于長期的和平發展時期，即便國小力弱但安全問題并不明顯，于是自由主義廣泛盛行，一些地區的民眾在內心深處更偏好于追求“獨立”。這種偏好類似癌癥腫瘤基因，但未必一定形成癌癥腫瘤。種子未必會發芽。

二是1895年臺灣被日本殖民以來，特別是1949年以來海峽兩岸各自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并疏于交流往來，加之兩岸當局為了各自的意識形態在教育與宣傳方面長期丑化對方，使得兩岸民眾缺乏共同的經歷、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觀念。這些因素只是類似“溫床”，為“臺獨”意識的產生提供可能性，但沒有必然性。例如在“兩蔣”執政時期，海峽兩岸制度不同，道路不同，基本上也沒有什么交流，甚至炮火相向，但基本上沒有“國家認同”與“臺獨”意識問題。事實上，當時的國民黨當局仍然基于“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定位并運作其政治體系、教育體系與輿論體系，有效地抑制了“臺獨”意識的發展。

三是臺灣綠營政客、政黨、當局刻意運用基于“一邊一國”或“一中一臺”定位并運作的政治體系、教育體系與輿論體系，長期進行“仇/中”、“恐/中”、“反/中”、“臺/獨”意識形態的負面宣導。這使得臺灣社會的意識形態隨著人口的新陳代謝在長期的量變過程中走向質變，也使得大陸推行合作交流、和平發展的動機與行動一再被污名化，基本上沖銷了兩岸交流的作用。眾所周知，從李登輝當政后期提出“兩國論”到陳水扁當政期間臺灣當局“去中國化”的種種行為(特別是教育與輿論宣傳中的“文化臺獨”)所影響的臺灣青少年，現在已經長大成人，成為了民意調查受訪者的重要組成部分。粗略估算，臺灣每年出生率約1%、死亡率約0.7%。這意味著自“兩國論”推行至今20多年來，每年約增加18萬人口偏向不認同“兩岸同屬一個國家”（估計新增人口中約80%偏向“兩岸兩國”或“一中一臺”立場）；與此同時，偏向認同“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人口每年約減少13萬人（估計死亡人口中約80%偏向“兩岸一國”立場）。

四是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以來，在馬英九當局“三不政策”（“不統、不獨、不武”）的規范下，臺灣并沒有在教育、輿論等事關國家認同的意識形態領域進行及時的撥亂反正。馬英九當局采行的“三不政策”是一個“負面表列”的、只是給社會以自由但未給社會以方向的政策。這一缺乏明確方向性的政策，一方面讓臺灣人民不知道往哪里走，不知道為何而戰，意識形態因此更加混亂；另一方面，在“三不政策”的規范下馬英九當局并沒有在臺灣的教育、輿論等事關“國家認同”的意識形態領域進行及時的撥亂反正，“國統綱領”凍了就凍了，課綱“去中國化”就去了，中華文化下的社會大眾會猜測認為馬英九當局默認前朝陳水扁當局的“去中國化”政策，結果“國家認同”繼續疏離，“臺獨”意識繼續泛濫。

五是馬英九當局時期兩岸合作交流的協商談判是以兩岸對等的身份進行的，而臺灣當局及媒體將“九二共識”定義為“一中各表”，并一直特別強調“各表”。在“臺獨”已成主流意識形態的背景下，這會引致臺灣民眾認為兩岸是兩個不同的“國家”，也就是說客觀上會將兩岸在合作交流、協商談判等事務性層面的“對等”，理解為兩岸是在“國家”身份層面上的“對等”。

六是近30年來，在對臺灣社會意識形態的引領方面，兩岸主要政黨的作為明顯不同，結果臺灣社會意識形態為綠營政黨所引領。事實上，近30年來，在對臺灣社會意識形態的引領方面，民進黨是長期堅持不懈、積極作為；而自臺灣開放“報禁”、“黨禁”之后，在反“臺獨”方面國民黨基本上是作壁上觀、消極無為；而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共產黨忙于領導大陸自身建設與發展，在引領臺灣民意方面除了與來大陸投資、發展、旅游、訪問的臺灣民眾進行作用十分有限的交流之外，基本上處于隔岸觀火、無所作為的狀態。

需要指出的是，對于臺灣民眾的“國家認同”與統一意愿的走向，主要的內因在于臺灣社會的政治體系、教育體系與輿論體系在兩岸關系性質上的定位及其運作的影響；兩岸交流只是一個外因，需要藉助內因而發生作用。然而，海峽兩岸對和平發展的未來方向與目標(是否要統一)至今沒有共識；臺灣方面還認為兩岸經濟社會（文化）緊密交流與聯系雖然有利于臺灣民生經濟發展，但不利于臺灣政治主體性的維系或“臺獨”分裂目標的實現。因此，臺灣方面不僅對推行有助于兩岸交流合作與和平統一的政策措施的意愿不足，甚至根本不愿意，而且還有意無意地通過其內部基于“一邊一國”或“一中一臺”定位的政治體系、教育體系、輿論體系進行反向操作，結果基本上沖銷了兩岸交流對于增進臺灣民眾“國家認同”與統一意愿的正向作用。

三、臺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質變對政黨競爭力的影響

在臺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上述質變的背景下，民進黨當前在兩岸關系性質定位及發展取向上“政治正確”，獲得臺灣多數民眾特別是年輕世代的認同與支持，已經進入“政治正確”的收獲期。這就是為什么近幾次“大選”中民進黨總是尋找機會主打基于“一中一臺”定位的“主權牌”或者“統獨牌”。

加之，當前臺灣廣大庶民也只是“經濟覺醒”，尚未“政治覺醒”（臺灣多數民眾尚未認識到，在中國大陸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一個主要中心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當前臺灣民生經濟搞不好呈現“悶經濟”狀態的主要的根本性原因在于搞不好兩岸關系而邊緣化，因而難以有效地全球化運作，島內外投資人因臺灣出口環境、投資環境、發展環境不好而不愿意在島內投資生產），而年輕世代特別是尚未工作的啃老族在父輩提供的“小確幸”環境中連“經濟覺醒”都還沒有。那些已經工作的年輕世代雖然已經體會到滿意薪資的工作很難找到，但因未曾經歷過臺灣錢淹腳目的時代而視當前“悶經濟”狀態為發達經濟體之常態，因此也不會去多加反思。

在上述背景下，臺灣“大選”中，民進黨很容易操作基于“一中一臺”定位的“主權牌”及“統獨牌”而獲得被洗腦的臺灣民眾特別是年輕世代的認同與支持。筆者在2016年臺灣“大選”后接受香/港中評社采訪時曾預言4年后只要臺灣民生經濟沒有大的惡化的情形下，民進黨將繼續執政臺灣，并可能有12年的執政機會。2020年“大選”已驗證了筆者的部分預言，“大選”后筆者再次接受香/港中評社采訪時已再次做此預言。

事實上，臺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上述質變是近20多年來逐步量變所形成的，一旦形成，在今后的相當長的時期之內的量變過程中就具有一定的質的穩定性，也是影響臺灣選舉的一個主要的內因。就2020年臺灣“大選”而言，外部因素的影響看起來是蠻大的，但是外因能夠起作用，主要是因為有內因的基礎，畢竟內因是事物變化的根據。

現在臺灣民眾特別是年輕世代比較認可民進黨的一些政治主張，特別是在兩岸關系方面，比較親民進黨。這如前所述當然是民進黨成立30多年來，利用各種條件，堅持不懈地長期改造臺灣社會意識形態的結果。在這種內因的基礎上，當臺灣外部環境提供了民進黨打“主權牌”、“統獨牌”的契機時，外因的作用就會顯得很強大。

事實上，影響2020年臺灣大選的主要外因包括三個：

第一個就是大陸在2019年1月初提出和平統一五大政策主張，提出探討“一國兩制”臺灣方案。

這讓蔡英文“撿到槍”。事實上，這支槍本來就是民進黨制造的，只要有機會就可以撿起來用。所以，蔡英文當天下午就跳出來利用“不愿統、傾向獨”的普遍民意，公開反對統一，甚至故意把“九二共識”扭曲為“一國兩制”。

第二個更大的外部因素是香/港/動/亂。

香/港是“一國兩制”的實踐地。蔡英文聲稱“今/日/香/港，明/日/臺/灣”，來影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不好。這也是利用“不愿統、傾向獨”的普遍民意打“主權牌”、“統獨牌”的做法。

第三個就是美國因素。

臺灣人一直有“哈美”的情節，認為美國會保護他們。現在中美關系進入到戰略競爭的時代，美國為了利用臺灣對付大陸，在這次選舉中公開支持蔡英文及民進黨。美國做出了一系列支持蔡英文當局的事情，包括通過“與臺灣交往法”等，讓臺灣社會認為蔡英文當局是能得到美國的支持的，蔡英文當局一邊倒向美國的做法也正是在利用臺灣的“哈美”情節。

這些外部因素最后使得整個臺灣社會的氛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2018年“九合一”選舉的時候，臺灣社會的氛圍主要是對民生經濟不滿、對蔡英文當局施政不滿。但2019年臺灣社會的主要氛圍逐漸發生了顯著變化，“不愿統、傾向獨”的所謂“主權捍衛意識”燃燒起來了。這種氛圍環境十分不利于韓國瑜與國民黨的選舉。

在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的量變過程中，臺灣的媒體與輿論體系多被“綠化”。蔡英文當局實際上也加強了對媒體與輿論的掌控。臺灣媒體與輿論體系在臺灣社會氛圍的變化中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結果，不利于韓國瑜及國民黨選舉的東西滿天飛，不利于蔡英文及民進黨選舉的東西基本上都很難發酵。

選后很多人認為外部因素有巨大作用，但實際上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是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因為內因如此了，才會讓蔡英文“撿到槍”、“撿到炮”，外因的作用才顯得很巨大。

事實上，2020年的選舉結果基本上反映了當前臺灣社會意識形態、政治生態的結構。總體上看，選舉過程中，蔡英文及民進黨基于臺灣內因，利用外因有利因素，主打基于統獨立場的“主權牌”、“美國牌”，總體上有效掌控了選舉議題，有效掌握了選戰主戰場，呈現積極進攻態勢；韓國瑜及國民黨多數時候呈現被迫因應、拿香跟拜、被動挨打的狀態，基本上陷入人家設定的戰場中跟著打“主權牌” 、“美國牌”。結果，這次選舉基本上回到了“藍綠對決”的局面。而在“藍小綠大”的結構下，選舉結果可想而知。

本來韓國瑜、國民黨的優勢在于打“安全”、“有錢”牌，但是未能充分利用有利因素、適當應對不利因素，未能有效掌控選舉議題，未能掌握選戰主戰場，基本上跟著人家打“主權牌” 、“美國牌”，結果選舉中“捍衛主權”成為選舉的主要議題。這激發了很多有所謂“主權意識”的臺灣民眾出來投票，并支持蔡英文。結果這次投票率高達近75%，蔡英文也創造了領導人選舉票數新高，拿到了57.1%的選票，高達817萬票。

韓國瑜加上宋楚瑜的得票率是43%。

57:43基本上體現了臺灣當前的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結構。韓國瑜拿到逾38.6%的選票，實際上已經讓一部分政治“中間”的庶民甚至一部分政治“淺綠”的庶民支持他了。按照國家認同的比例來看，目前認同“兩岸是一個國家”的人不到25%，認同“兩岸是一中一臺”的比例高達66%以上。這樣看來，實際上蔡英文得到的票還沒有達到持“一中一臺”的國家認同比例那么高。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韓國瑜打“安全牌”、“有錢牌”實際上已經起到了部分平衡作用，就是拿到了一部分雖然在所謂“主權意義”上面認同“一中一臺”甚至趨向將來“獨立”的一些選民的票。這部分人基于和平安全的顧慮，基于民生經濟的考慮，沒有投蔡英文的票，所以蔡英文并沒有拿到66%這么高的選票，而只拿到57.1%。

這樣看來，韓國瑜雖然最后輸了，但是他打的“安全、有錢”牌，實際上還是有一定的成效的。

所以這場選舉，韓國瑜實際上并沒有大輸，基本上反映了當前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結構狀況，只不過他沒有充分發揮有利因素的作用，沒有適當應對不利因素，未能掌握有利于自己的選戰主軸，而是進入到了別人設定的戰場，這樣很難贏得更多的選票。現在是“綠大于藍”的時代，即便是所有的藍營選民都支持他，他也贏不了，所以得想辦法另辟戰場。

韓國瑜及國民黨有利的戰場包括兩個：

一個是進攻民進黨執政成效不彰、貪腐等問題；

另一個，自己要做一些事情，證明自己能夠讓“臺灣安全”、“人民有錢”，要在這方面做出成績來。

畢竟韓國瑜現在不是庶民，是市長，他要兌現選高雄市長時的承諾，讓高雄市民發大財。而這一點也是韓國瑜沒有做好的地方。結果他在短時間就要離開市長位置出來參選領導人的正當性、說服力就明顯不足了。

事實上，高雄市2019年上半年的民生經濟數據還不錯，但是下半年就不行了。韓國瑜也只有3月份來過大陸拜過碼頭，簽了一些出口訂單，陸客團也有到高雄。韓國瑜的團隊并沒有繼續深耕大陸，跟大陸交流合作，也就意味著后續就沒有足夠的陸客到高雄了，也沒有足夠的訂單購買高雄產品了，最終沒有能夠讓高雄市民繼續發大財，他離開高雄參選的正當性就一定會受到質疑。

畢竟臺灣多數選民還是小市民，不太認同剛剛當市長尚未兌現承諾就離開高雄去選臺灣地區領導人。除非韓國瑜在高雄任內能夠兌現讓高雄人民發大財的承諾，高雄人民才會同意他離開高雄去選臺灣地區領導人；如果韓國瑜確實能做到這一點的話，其他縣市的庶民才會確信韓國瑜當臺灣地區領導人也能夠讓他們發大財，才會有更多的民眾支持韓國瑜，甚至會有更多的首要追求安全、有錢的“淺綠”庶民支持他。如此，才有可能突破藍綠格局，贏得選舉。

四、臺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質變下的新脈動

在臺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質變下，雖然韓國瑜敗選，但是“韓流”的勢力仍在發展中。這是一個新的社會脈動，是值得研究臺灣問題的專家學者以及大陸對臺工作重視的社會現象。

如前所述，臺灣民眾已經被民進黨洗腦20多年了，民進黨已經進入了“政治正確”的收獲期時代。但是近20年來的經濟全球化加劇了貧富分化，廣大庶民獲得感不足。特別是臺灣經濟成長持續下滑，“悶經濟”已經長達20來年了，廣大庶民對很難賺錢的民生經濟困境是越來越不滿的。而六次普選、三次政黨輪替以來，廣大庶民發現國、民兩黨的權貴們都在騙選票、分蛋糕、分資源，并沒有解決他們的“有錢”訴求。很多庶民開始“經濟覺醒”，特別是那些45歲以上的民眾曾經歷過“錢淹腳目”的時代，發現近20年來越來越難賺錢了，所以率先“經濟覺醒”。結果，臺灣社會開始出現庶民因“經濟覺醒”而“起義”的現象。這正是所謂“韓流”的主要成因。

但是臺灣民眾的“經濟覺醒”還沒有完成，特別是還沒有工作、靠著父母的積蓄維持“小確幸”的一幫年輕世代，他們并沒有他們父輩那樣的經歷，不僅沒有“經濟覺醒”，更不用談“政治覺醒”。

“政治覺醒”就是要明白，為什么今天臺灣社會民生搞不好。臺灣多數民眾尚未認識到，當前臺灣社會民生搞不好的主要的根本性原因在于搞不好兩岸關系而邊緣化。那些即便是已經“經濟覺醒“的庶民，也還有很多人沒有達到“政治覺醒”階段。而沒有“政治覺醒”的民眾特別是年輕世代基本上是容易接受蔡英文及民進黨在兩岸關系方面的主張的。

如果臺灣的民生經濟繼續壞下去的話，“窮則思變”，“痛則通”，將來會有更多的人“經濟覺醒”，進而“政治覺醒”。那些年輕世代步入社會后，自己要獨立找工作、找飯吃的時候，才會開始慢慢覺醒。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如果2018年“九合一”選舉算是地方層面的第一次“庶民起義”，那么2020年1月這次選舉就是在“大選”層面的第一次“庶民起義”。地方選舉層面“庶民起義”算是成功了，但在“大選”層面因為民眾遠未“政治覺醒”而失敗了。

“庶民起義”可謂臺灣社會變化中的一種新的脈動。今天“庶民起義”不成功，并不意味著這種現象將來就沒有了，更不意味著“庶民起義”將來也不會成功。只要中國大陸依然維持著經濟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而臺灣不能處理好兩岸關系而與大陸整合發展，臺灣就將繼續邊緣化，“悶經濟”就將繼續“悶”下去。將來會有更多的庶民，包括今天那些尚可小確幸的年輕世代，都將會“經濟覺醒”，并將會從“經濟覺醒”走向“政治覺醒”。

廣大民眾一旦“經濟覺醒”并“政治覺醒”，相應地，接受民進黨主張的民眾就會減少。也就是說，在今后的選舉中，包括地方選舉和大選，“經濟覺醒”、“政治覺醒”的這一股力量，就有機會推翻民進黨的政權，而民進黨如果不調整其大陸政策主張就可能難以重返執政。但這個“覺醒”過程會比較漫長，可能還需要10多20年左右的時間。目前臺灣的“經濟覺醒”都還沒完成，更不用談“政治覺醒”。但從長期上看，這個現象值得研究臺灣問題與兩岸關系問題的專家學者密切觀察、高度關注；大陸的對臺工作也應該注意這一社會脈動現象，宜思考如何能夠運用這種社會脈動現象來達成對臺工作的目標。

五、臺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質變下國民黨出路

2020年大選失敗以來，國民黨一如過往又開始了所謂的檢討與爭論。國民黨的許多中、青年世代，包括參選國民黨領導人的候選人，多將選舉失敗主要歸因于國民黨兩岸路線不符民意、不得民心，提出要調整兩岸論述，包括要拋棄符合兩岸各自有關法規規范的、兼具原則性與包容性的、兩岸公權力賴以協商談判進而兩岸制度化交流合作得以開展以及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得以推進的、因而原本也是國民黨較之于民進黨的政策優勢的“九二共識”（堅持兩岸同屬一個國家，并逐步推進兩岸統一）。

問題是從1996年歷次直接選舉以來，國民黨所推出的臺灣地區領導人候選人的得票率和國民黨在所謂“立法院”所得的“立委”席次，為何總體上呈現下滑的態勢？這種下滑態勢代表國民黨在臺灣政黨競爭中總體上在節節敗退，政黨競爭力總體上在逐漸弱化中。

如果認為國民黨的敗選是由于國民黨堅持“九二共識”造成的，那么如何解釋國民黨過往堅持“九二共識”也有贏得選舉的時候？如果認為堅持“九二共識”是一個不利因素，那么又如何解釋國民黨堅持“九二共識”近20年這一因素未有變化的情形下，而國民黨競爭力卻呈現的是逐漸下滑的態勢？再者，即便今天臺灣社會民眾普遍不認同兩岸同屬一個國家，國民黨堅持“九二共識”是一個不利因素，那為什么“兩蔣”時期的情況卻并非如此呢？

顯然，決定國民黨選舉成敗與競爭力強弱應另有其他主要因素，而堅持“九二共識”未必是一個主要因素，也一定不是唯一的主要因素，更非根源性因素。那么，1996年以來，國民黨在臺灣選舉政治與政黨競爭中江河日下的主要原因到底何在呢？

理論而言，在政黨政治與選舉政治社會中，政黨競爭力主要根植于其理念的生命力、教育的影響力、宣傳的號召力（論述的說服力）、組織的凝聚力、統戰的吸引力。事實上這幾個方面又是相互聯系、彼此影響的，并在相互聯系、彼此影響的過程中共同形塑著政黨的競爭力。由此觀之，或可找到國民黨在臺灣選舉政治與政黨競爭中競爭力逐漸弱化的主要原因，進而找到國民黨的出路。

首先是理念的生命力問題。

一個政黨的生命力就在于其理念的先進性及其實踐帶來的利益的普遍性。孫中山先生時期曾經有“驅逐韃虜，振興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宗旨與綱領。這一綱領顯然較好地把理念與利益、目標與手段有機結合起來。因此，當時的國民黨具有較強大的生命力。

但是孫中山先生之后，蔣介石基本上是靠利益維系國民黨的生存與發展的，而這時在社會貧富分化長期持續加劇的過程中利益的普遍性也喪失殆盡。結果，國民黨的生命力就日漸弱化，終被共產黨超越。敗退臺灣后，蔣經國先生時期基于戰敗的反思與留學蘇聯學到的社會主義思想，國民黨以“均富社會”、“藏富于民”的先進性理念與利益普遍性獲得持續的生命力。再后來，被迫開啟所謂的“政治民主化”，但這成為了民進黨攻擊國民黨“威權統治”的一大利器。

至今，未見國民黨有生命力的理念論述。一個政黨不能帶給人民以利益是萬萬不能的，但是只有利益沒有理念，不能引領社會意識形態，也是沒有前途的。一個政黨要得到人民的認可，必須把利益與理念有機結合起來，福澤人民，并引領民意。

其二是組織的凝聚力問題。

政黨組織的凝聚力表現為黨內派系的團結性、黨員為黨奉獻的主動性、黨組織的紀律性，以及社會民眾入黨的積極性。長期以來，由于理念的缺失，國民黨基本上靠利益把各個派系糾集在一起。結果，大家為了各自利益而貌合神離，不團結、甚至分裂。也因此造成黨內利益固化，論資排輩，損傷黨員特別是中青年黨員為黨奉獻的主動性及社會民眾入黨的積極性。而國民黨的組織紀律性通常被認為是較弱的。常見黨內大佬、高層在外公開批評國民黨黨內已經通過的綱領文件，或不遵從黨的要求而擅自行事。結果，有損黨的形象，并讓外部勢力有見縫插針的機會。

其三是教育的影響力問題。

一個政黨存在的價值之一在于以先進的理念與正確的認知通過教育與宣傳手段去引領民意與社會走向，從而也有助于該政黨獲得民眾的認可與支持。臺灣社會轉型以來，國民黨明顯離開了校園講臺。教科書在民進黨執政時被修改到與臺灣有關法規規范完全背離，而國民黨執政時也未依據臺灣有關法規規范進行撥亂反正。臺灣教育機構使用的教科書進而臺灣校園講臺都已“綠化”約20年。結果，近20年來不是國民黨在通過教育去影響民眾、引領民意，反而是民眾通過選票投民進黨在影響國民黨的價值取向。

其四是宣傳的號召力問題。

或者說是論述的說服力問題。近20 年來，國民黨不僅放棄了教育的作用，在非選舉的平時也幾乎放棄了宣傳的作用。臺灣媒體嚴重“綠化”就是一個明顯的證明。長期以來，國民黨平時沒有積極地運用教育體系與媒體輿論體系去有效教育和影響社會大眾，未能引領民意與社會走向。而民進黨則利用各種條件與機會進入校園與媒體，通過教育與宣傳堅持不懈地去影響社會大眾，進而引領民意與社會走向。結果，隨著臺灣人口的新陳代謝，隨著意識形態的逐漸演變，國民黨與臺灣社會民眾越來越脫離，并被越來越多的臺灣民眾所疏離與拋棄。

其五是統戰的吸引力問題。

一個政黨需要能夠吸引、團結黨外的社會民眾跟著自己行動。但上述理念生命力問題、組織凝聚力問題、教育影響力問題、宣傳號召力（論述說服力）問題的綜合作用，使得國民黨在統戰方面也缺乏吸引力，越來越難以吸引和帶動臺灣民眾。

總之，國民黨在階層屬性上本是一個由部分社會精英構成的政黨，先天是少數，并容易脫離群眾不接地氣，加之近20多年來存在如上所述的幾大問題，結果注定了國民黨在臺灣政黨競爭中越來越沒有競爭力。而在當前的臺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格局下，國民黨若放棄“九二共識”，甚至徹底“綠化”而主張“臺獨”，“拿香跟拜”，不僅未必能夠獲得那些不認同“九二共識”的民眾的選票，反而會首先丟失那些認同“九二共識”的民眾的選票。國民黨想要東山再起，需要堅守“九二共識”，等待廣大“庶民覺醒”，更需要在上述諸多方面深自檢討，長期經營，特別需要重拾理念，凝聚組織，重視教育與宣傳的作用，才能吸引民眾，增強政黨競爭力。

（作者系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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