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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華：美國的脫鉤能否成功，取決于……

點擊：作者：毛振華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06-16 09:05:10

【編者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中誠信集團董事長毛振華博士是一位學者型企業家，他從實際出發思考問題，其觀點很受大眾關注。最近，他出版了新書《雙底線思維》，這本書是毛振華博士過去十年經濟學思想的總結，回顧我國宏觀調控雙底線思維的形成過程，對我國潛在債務風險的防控進行全面深入分析。本文是毛振華教授對貿易戰、疫情沖擊下我國經濟政策走向的解讀。

貿易戰改變了我國經濟政策的進程

2018年中期，美國挑起了貿易糾紛，使得中國經濟運行的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當時國內的經濟環境是怎樣的呢？2016年,我國經濟中的風險已經累積到相當的程度，我們認為應該騰出手來，緩釋經濟風險。當時我們認為應該有一些犧牲，或者說容忍經濟增長速度的減緩。為什么2016年是可以改變經濟政策的年份呢？2016年的時候，一方面整個中國經濟增長資源配置已經繃得很緊；另一方面，我們的GDP增長速度、貿易額都已經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我們確認全球已經走出2008年經濟危機的影響，美國企穩，歐洲也企穩，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在好轉。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在2016年我們把防風險提到很高的位置，希望在一個比較短的時期之內，把明顯的風險因素消除掉，釋放經濟風險。然而，美國發動的貿易戰，改變了我國經濟政策的進程。

為什么美國要發動這場貿易戰？現在我們越看越清楚，是因為美國對中國的認知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認為中國是美國不可回避的最重要的競爭對手。美國對中國展開了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現在看起來是經濟、軍事、政治、外交、科技、文化全方位的博弈。中美貿易戰會影響全世界的進程，是影響世界發展、和平、穩定進程的一場全面的博弈。

比較中美貿易戰前后我國的經濟政策，我們發現貿易戰對我國經濟政策的影響很大。到了2018年，我國的貨幣政策就開始出現結構性寬松，尤其中性的貨幣政策更明顯；我們對于金融監管也是結構性地在放松；改革開放的力度在加大，并且集中在科技創新領域，我們希望通過推動科技創新提高我國經濟的韌性。因為外部環境帶來較大的壓力。

2018年之后，與此前經濟危機之后相比，我國的經濟政策有很大的不同。核心就是：在以前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并未提到防風險，我們談增長，不太講防風險的事情；2018年，我們的經濟政策調整為穩增長為主、同時要防風險，所以對于風險的認識我們沒有放松，因為我們還沒有來得及消化經濟中的風險，還沒有來得及解決我們的問題。就像戰士們在一場戰爭結束后需要休整一樣，我們的經濟也需要在增長的同時釋放風險。一個戰役結束了，還沒有進行休整，新的戰役又開始了，又把弦繃得很緊，目前來看我國經濟實際上就處于這樣一種格局。

美國借疫情做中美脫鉤的壓力測試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這是一個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已經成為一場人類的災難。災難本身以及人類對災難的應對政策，改變了世界的格局。

疫情加大了中國經濟運行的外部風險。2008年經濟危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蔓延的時候，中國沒有發生危機，當時對我們來說也是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最大的變化是原來買我們貨的那些國家沒有錢了。與之類似，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經濟衰退和外部需求大幅走弱，這不僅僅表現為已經發生的，而且在后面一段時間內會持續發生作用。這次疫情之后國際需求的傾向、偏好都是下行的，消費能力是下降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出口這一端面臨很大的問題。

疫情對全球產業鏈的影響很大。中國是全球產業鏈上成熟的、最有競爭力的經濟體，在疫情的沖擊下，盡管我們對疫情的應對比較合理，但是買我們貨的和供我們貨的這些企業都出現了斷崖式下跌，所以產業鏈本身遇到了很大的問題。

在疫情發生早期的時候，美國對中國的人員、貨物都采取了隔離政策，實際上美國是在中國疫情發生早期、美國還沒有發生疫情的時候，借機做了一次中美脫鉤的壓力測試。那個時候美國不讓中國的貨進去，也不讓中國人進去，測試這種方式帶來的影響。這個壓力測試不是私下做的，而是公開做的，美國人自己分析研究，也和其盟國一起在看。這就涉及《雙底線思維》中的第二十八篇文章，我在這篇文章中專門分析了中美關系。文中指出了美國對中國的打擊要按照三部曲來進行，第一是貿易戰，第二是脫鉤，第三就是冷戰。

抓住又一次錯峰發展的機會

疫情帶來的危機遠遠超過我們的預期，全球經濟都進入到大衰退，主要經濟體都是負增長的。貿易縮水普遍在13%~32%，這是世界貿易組織的預測。這次全球經濟的增長率應該都會跌到負值，因為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不到3%，現在又萎縮3%。從另一個角度講，中國抓住了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的機會，跟西方發達國家錯峰發展。2008年經濟危機的時候，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受到重創，我國當然也受到了影響，經濟增長由14%下到8%、7%、6%，一直在下行，但是與西方發達國家比，我國的經濟增長率仍然高得多，因此我們在全球的經濟地位是在上升的。

這次受疫情影響，中國經濟也是下行的。我們預計，最困難的局面是中國經濟增長率在1%以內，比較中性的是2%，比較好的是3%或者超過3%的增長率。這樣的話即使我們的增長已經很低了，仍然可以肯定的說我們是全球的主要經濟體，美國、歐洲、日本這些主要經濟體里面唯一一個是正數的國家。我們的經濟增長肯定是正的，不會成為負值，而西方發達經濟體都會是負的，這樣就意味著我們跟他們的差距還會進一步拉大，我們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還會進一步上升——包括貿易，這就是所謂的衰退性增長，是相對而言的。在這次新冠疫情中，中國防控得力，走出了一條成本相對較低、效率相對較高的路子，率先走出疫情，為我國經濟發展贏得難得的時間窗口，我們要抓住又一次錯峰發展的機會。

時間窗口是偉大的

美國把中國列為敵國，它認為和敵國之間可以沒有貿易，這就是脫鉤的原因。美國認為它和它的盟國是伙伴、是朋友，但生意歸生意，貿易戰是跟它的伙伴國家打的。所以美國不停地跟歐盟、日本打貿易戰，它并不認為日本和歐盟是它的敵人，它們之間只是利益關系的競爭。反過來說，美國的這些盟國也是其經濟上的競爭對手。如果美國和中國脫鉤了，它就把中國這個巨大的有創新能力的市場拱手讓給了它的盟國，也就是它在經濟上的競爭對手，這樣的局面一定不是美國要的。美國是個很成熟的國家，它一定想拉著它的盟國一起和中國脫鉤。但中國是世界工廠，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上有很大優勢，缺少了中國的供應，其他國家是不是都轉不動了？于是美國借早期疫情在我國的爆發做了一次壓力測試，看看中美脫鉤對美國的正常運轉影響是不是很大。

此外，在疫情沖擊下地緣政治風險是加劇的。就像過去通過建立城墻和壕溝保護一座城市一樣，在遇到困難或問題的時候，每個國家都把和其他國家往來的吊橋收起來了，每個國家都在采取限制國外的貨物、人員往來的措施。全球化分工是客觀存在的，這既是由各個國家資源稟賦的差異造成的，也是由競爭特別是成本的變化造成的。在當前逆全球化的背景下，最悲觀的情形就是發達國家之間仍然保持良好的合作，它們的全球化里面沒有中國，是降低中國影響力的全球化，這是一種潛在的危險。

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石是盟國政治，不是價值觀，不是經濟利益，是盟國政治。盟國之間可能在某些特定時間段是有沖突的，其短期利益是有沖突的；雖然說是盟國，但它們之間在經濟上也是競爭關系。但是，它們是盟國的性質沒有變。當美國認為中國是它的戰略性競爭者、是敵人的時候，它所采取的辦法就是脫鉤。那么就有一個問題，如果美國的盟國跟中國不脫鉤，美國不是吃虧了嗎？我們要認真區分今天的中美關系和當年的日美關系的差別，有些人籠統地講中國成為老二了，美國就要打你，其實不完全是這樣。盟國之間發生沖突的時候，美國沒有動用軍事、政治、外交、科技、文化全方位的手段，主要是經濟手段和經濟措施。美國對中國采取的是全方位的斗爭，脫鉤的目的是打冷戰。

美國是一個在外交上非常成熟的國家，它是一個很多年的大國，經歷了世界大戰，經歷了世界上的很多沖突，應對國際斗爭的經驗是比較豐富的。美國所謂的脫鉤不是中美脫鉤，如果只是中美脫鉤，那么它是失敗的，它把市場拱手讓給競爭對手。我認為，美國的脫鉤成不成功，取決于它能不能拉上它的盟國一起和中國脫鉤。美國怎么達到這個目的呢？它就是要利用各種非經濟的極端事件來逼它的盟國選邊站，這方面我們要高度警惕，要有好的應對措施。但是，美國能成功嗎？這又是很大的一個疑問，因為中國現在跟全世界經濟互補，有很深的關聯，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疫情過后，我們國在國際交往中遇到一些挑戰：我們看到西方國家在某種程度上的協同，我們也看到的西方國家并非鐵板一塊，有的國家也不是跟著美國的步伐走，有的國家盡管方向跟美國一致，但是在力度上也是有松有緊。所以我們也要看到其中的機會。

中美關系走到今天，是美國極端自私的表現，是它對于自己的發展極端不自信造成的，所以我們怎么樣在這個過程中把握機遇，修復這些關系，也是比較重要的。美國是一個老牌的發達國家，它的增長速度比較低，盡管我們的GDP增長速度在下行，但我們的增長速度依然比美國高，所以時間對我們是有利的。如果這種局面再延長一段時間，兩國經濟的差距會更小，所以越早跟美國決斗，可能越不利。就像兩個成年人，一個是年輕人，一個是壯年人。現在我們是20歲的年輕人；美國可能是四五十歲的水平，有經驗，力量也很非常穩。我們正處于上升期，初生牛犢不怕虎，如果再過十年、十五年，我們35歲，美國65歲、70歲，這兩個國家之間的博弈都不用想誰贏誰輸。時間窗口是偉大的，我們要爭取這個時間窗口。

從對外交往的政策來講，我們要防止美國的極端政客制定的、以冷戰為基礎的脫鉤政策，延緩這些政策的實施，甚至在最困難的時候保留一些縫隙，因為完全封死之后重新開始的代價是非常大的。我們一定要在開放的過程中，以更加平和的心態看待美國的舉動，有些時候不要上當，不是針尖對麥芒就是最成功的。毛主席講到，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疲我擾，敵退我追。不能跟著人家的節奏走，人家想挑起斗爭，想決戰，你就決戰，這并不一定是合理的辦法。我們第五次反圍剿的時候，采取堡壘對堡壘，反而是失敗的。我們要運動戰爭解決問題，就一定要建立正確的敵我力量的認識。敵強我弱的時候，敵人是希望主力決戰，我們就要避免主力決戰，做迂回運動戰。這一點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有自己的積累，所以我覺得是可以在這方面有所期待的。

《雙底線思維：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踐和探索》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0年6月出版

毛振華著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科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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