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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根良：砸碎美國“中美經濟脫鉤”的如意算盤

點擊：作者：賈根良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19-09-12 11: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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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筆者即將出版的新書《探尋新模式：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的政策選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導論》部分的第六節。

【摘要】美國高調宣傳要與中國經濟脫鉤的真實目的是什么?難道美國真的是像流行的看法那樣要與中國經濟“脫鉤”嗎?非也。只要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們就不難看清美國的真實意圖：通過實施關稅保護和科技冷戰等“脫鉤”措施，保護美國國內市場、國內產業和技術，與此同時，為了達到支配中國經濟的目的，美國又要通過強化所謂知識產權保護、鞏固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價值鏈高端的壟斷地位以及誘騙中國對美金融開放等措施對中國經濟實行“緊密掛鉤”。為此，美國正在實行兩個新的重大戰略。針對美國經濟戰略家的這種如意算盤，我國卻要對美國跨國公司更加敞開大門，實施金融開放，這種割肉飼虎的行為不僅不符合國際慣例，而且也有失公平，更與歷史上被欺凌國家奮起反擊的行為截然相反。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不僅在于目前中國精英階層的思想已經相當僵化，而且也在于他們不懂經濟史。筆者對目前有關“中美經濟脫鉤”的三個流行觀點提出質疑，并呼吁實施筆者作為經濟史家早在2010年就已提出的“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這是我國砸碎美國“中美經濟脫鉤”如意算盤的必然之舉。

2019年8月24日，美國政府宣布擬將55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的關稅率再提高5%，其結果是，美國在2019年底之前分別將3000億美元和25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的關稅率提高到15%和30%。美國這種新的關稅戰行徑引發了人們對“中美經濟脫鉤”的新一輪熱議。在中文文獻中，最早出現的“脫鉤”(decoupling）一詞與中美貿易摩擦或中美經濟戰沒有關系，而是指因2007-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在全球投資者之間盛行的“脫鉤論”(global decoupling theory），其含義是指無論英美經濟如何，亞洲新興經濟體仍能與英美經濟“脫鉤”，并保持強勁增長。

也許，“中美經濟脫鉤”一詞是筆者在2010年作為一種戰略主張最早提出的，筆者寫到，“19世紀的美國學派認為，只有當美國經濟與英國以及其它發達的工業國隔離開來，美國才能相對于英國和其它歐洲國家保持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由于國內需求的增長可以為其經濟擴張提供融資，因此美國不需要依賴外部市場，這種理論指導了美國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崛起為世界工農業強國的經濟政策制定。……中國要擺脫美元霸權的支配地位并貫徹獨立自主的發展方針，應該考慮中美經濟‘脫鉤’的可能性和途徑。”【1】

在經濟思想史中，“美國學派認為，只有通過高關稅保護，使美國經濟與英國經濟脫鉤，冀希望于國內市場而非著眼于海外市場，美國才有可能擺脫對英國的依附型地位，實現國民經濟獨立自主的發展。亨利·凱里甚至認為，對外貿易對美國來說不僅是沒有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受歡迎的。這種自給自足的孤立主義思想支配了美國經濟的崛起，為美國內向型工業化道路的成功提供了理論和政策指導。”【2】正是基于對我國曾流行一時的“國際經濟大循環戰略”嚴重弊端的批判，基于歷史經驗，筆者在2009年提出了加快從出口導向型經濟向“國內經濟大循環”的大轉變，【3】并于2010年6月15日在清華大學召開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智庫第三屆高層論壇”提交的會議論文《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與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中提出了“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4】

在該文中，筆者指出：我國亟需盡早做出戰略規劃, 逐步實現從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向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大轉型:通過把注意力轉向“內部改善”,在國內大循環經濟的內部環境上下功夫。經過若干年調整和準備, 對外拋棄出口導向型經濟, 使用美元儲備回購外資企業, 保護民族產業和國內市場,重新實施貿易保護模式和進口替代, 嚴禁包括稀土等在內的資源或原材料出口,大力支持我國高質量和高附加值產品出口的發展;對內則以工人和農民的收入增長、開發中西部和振興高質量生產活動為三大引擎。通過讓民族高質量生產活動和農村市場與原先用于出口的廉價工業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場, 實現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 通過各產業民族企業的高質量生產活動的迂回生產、重工業(特別是資本貨物工業、軍工)的迂回生產和中西部城市化創造比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導向戰略更多的就業機會,抓住在未來二、三十年內將要爆發的第六次技術革命的機遇,大力推進以產業技術化為核心的創新型國家建設, 實施主權信貸, 實現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

后來，筆者又對“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進行了深入研究，闡述了其中的“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和“不對稱全球化道路”等戰略構成要素，并在2014年將其凝練為二十四字綱領：“高端保護、內需市場、智能環保、國家領導、主權信貸、南南成長”。本書收錄的論文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這種革命進行了具體的討論。

為了對這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戰略提供經濟思想史的思想資源和經濟史的歷史依據，筆者和梅俊杰研究員在2011年開始主編一套《經濟史與國富策譯叢》。在出版的第一本譯著中，作者迪特·森哈斯指出，歐洲的歷史經驗說明，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選擇性脫鉤是后發展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西歐和中歐開啟了現代發展進程，那里的發展是由“臨時切斷貿易主動脈”所決定的，這一點難道僅僅事出偶然，或者還是深有大意?在經濟思想史上，漢密爾頓和李斯特等都認為，或多或少地強制執行某種脫鉤或隔斷政策是努力實現國內有效發展的外部先決條件。迪特·森哈斯所指“脫鉤(delinking)或隔斷(dissociation)型發展”是針對進一步融入世界市場的、自由貿易的聯系型發展戰略提出的。因此，從經濟史來看，“選擇性脫鉤”戰略一般是后發國家通過保護主義措施針對技術先進國家實施的;從經濟思想史來看，這種戰略也是后發國家倡導獨立自主工業化的經濟學家提出的。因此，在2018年中美經濟戰爆發后不久，筆者就指出，中美國是一種類似于宗主國(美國)與殖民地(中國)的關系，中美國這對“夫妻”的“離婚”是中國走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基本條件。

但是，為什么美國經濟戰略家提出中美經濟的“脫鉤”呢?就中美技術脫鉤而言，筆者在2018年4月指出，“禁止中國高科技產品和中國直接投資進入美國是美國政府吸取了英國在19世紀末的教訓”。為什么這樣說呢?筆者和鄧久根教授在2015年曾撰文指出：這是因為英國因為迷信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理論，在1875年開始的第三次技術革命浪潮中被實施保護主義的美國和德國在新興產業和新興技術上全面趕超。【5】在19世紀末，英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和英國的有識之士呼吁英國政府放棄自由貿易政策，但由于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理論在英國深入人心，英國的關稅改革一直無法推動，只是在“大蕭條”爆發后，英國才重新回到重商主義時期的保護主義老路上，但已為時過晚。正是因為對這個歷史經驗的研究，筆者提出了“發達國家產業保護說”，對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1841)提出的貿易與發展三階段論進行了修正，并指出，美國在高調宣傳自由貿易的“真理”的同時，仍在有選擇地實施保護主義。【6】

那么，為什么要對19世紀末英國喪失第二次工業革命領先地位的教訓進行研究呢?這不只是為了對美國等發達國家實施保護主義提供理論和歷史經驗的解釋，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對中國的重大警示意義。筆者曾談到和鄧久根教授合作這篇文章的動機：“寫作這篇文章的念頭產生于2012年，我當時考慮到，當國外對中國制造業產品出口的保護主義興起時，我國是否有可能重蹈英國的覆轍?何況中國目前在高端價值鏈上遠不如當時的英國?我國會不會在別國通過保護主義保護自己的新興產業的同時，卻通過我國對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教條的迷信，驅動其新興產業產品大量占領我國市場并通過直接投資控制我國新興產業的價值鏈高端和核心技術呢?”[⑦]正是基于這種歷史觀察，筆者在2018年7月份指出，美國試圖通過“高關稅”恫嚇，在禁止中國高科技產品和中國企業進入美國市場的同時，迫使中國接受美國提出的談判條件，將中國變成美國跨國公司、美元霸權和美國壟斷金融資本支配的天下。一旦達到目的，美國又會拿“貿易逆差”說事，不斷地制造麻煩，進一步要求中國做出更重大的讓步，最終將中國變成美國經濟的殖民地!這是中國在美中經濟戰中妥協讓步的必然命運!

因此，我們需要問美國高調宣傳與中國經濟脫鉤的真實意圖是什么?難道美國真的是像許多人理解的那樣要與中國經濟“脫鉤”嗎？非也。只要本著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我們就不難看出：美國的真實意圖是通過實施關稅保護和科技冷戰【8】等“脫鉤”措施，保護美國國內市場、國內產業和技術，與此同時，為了達到支配中國經濟的目的，美國又要通過強化所謂知識產權保護、鞏固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價值鏈高端的壟斷地位以及對美金融開放等措施對中國經濟實行“緊密掛鉤”。為此，美國正在實行兩個新的重大戰略。第一個就是通過對來自中國的產品征收高進口稅，隔離美國本土和中國市場，其目的就在于刺激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恢復本土的中低端生產，重建創新所需的完整產業鏈，增加就業，緩和國內階級矛盾，并增加用于抵補減稅或基礎設施建設所需的財政收入。因為美國在華跨國公司對美大量出口不符合美國總體的或整體的國家利益或國民利益，因此，美國對其在華跨國公司輸出到美國的產品征收同樣的高進口稅也在所不惜，同時也是為了迫使這些跨國公司以占領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市場為根本目標，達到美國充分利用本土和海外兩個市場的目的。第二個戰略就是為了在對華貿易逆差減少的情況下繼續在中國推行美元霸權戰略，為此，美國正在從通過貿易逆差輸出美元為主的戰略轉變為通過貿易逆差和金融直接投資輸出美元并重的戰略，并有可能在未來轉變為以后者為主，這是美國對華經濟戰略的重大變革，這就必然要求中國對美國實施金融開放。

對于美國高調要與中國經濟“脫鉤”的這種如意算盤，我們應該怎么辦?去年九月份，筆者為此曾公開撰文指出“中國比美國更需要保護自己的民族產業，保護價值鏈高端，保護國內市場!如果不是美國發起對我國的經濟戰，我國似乎沒有理由采取對美針鋒相對的措施，既然美國高舉關稅保護、禁止中國在美投資等保護主義大旗，那么，我國就可以完全有正當理由采取對等的反制措施。”【9】顯而易見，這就需要實施筆者早在2010年就已提出的“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如果要使美國的如意算盤落空，這是我國不得不采取的根本性措施，否則，我國最終就很有可能出現幾年前筆者就擔心的結果：重蹈英國在19世紀末的覆轍。在美國禁絕中國對美高科技投資的同時，我國卻要對美國跨國公司更加敞開大門，實施金融開放，這種割肉飼虎的行為不僅不符合國際慣例，而且也有失公平，更與歷史上被欺凌國家奮起反擊的行為截然相反。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不僅在于目前中國精英階層的思想已經相當僵化(就像19世紀下半葉的英國一樣)，而且還在于他們根本就不懂歷史，有鑒于此，如果有出版社敢于出版的話，筆者計劃撰寫一本從世界經濟政策史透視中美經濟脫鉤的著作。

最后，筆者要對目前流行的三個觀點提出質疑。

第一個觀點認為全球價值鏈的發展已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如果中國不能深入地融入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試圖建立獨立自主的價值鏈，這種行為是違背市場規律的，是自絕于世界未來發展的。這種觀點同樣是不懂經濟史的產物，阻礙了我國對美國做出正確的反擊。全球價值鏈或更準確的說全球商品鏈并不是什么全新的事物，在英國崛起的時代就已存在，最明顯的是19世紀的咖啡價值鏈。正如筆者早就2015年指出的，與美國經濟戰略家倡導美國與中國經濟脫鉤的原理不同，作為總結英國因與其他國家“脫鉤”而崛起的歷史經驗的經濟學，“李斯特經濟學從本質上來說不同于‘普世性’的市場經濟理論，而是一種‘國家的’市場經濟理論。這種經濟學的宗旨就在于通過強有力的國家干預，建立關稅壁壘，使欠發達國家經濟與發達國家隔離開來，阻斷發達國家通過自由貿易‘贏者通吃’這種高效率的市場機制毀壞欠發達國家的戰略性新興工業。國家干預的目的在本質上與糾正市場失靈或者提供短缺的生產要素是不相干的，而是為了確保對國家崛起至關重要的戰略性新興工業成長的戰略性市場空間，從而重構國際經濟秩序。”

第二，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中美經貿全面脫鉤，“美國會徹底失去中國這個全球最大最生機勃勃的市場，在當今世界，無論哪個國家都離不開中國，因為中國不僅擁有龐大的市場，而且還有完整的產業鏈，還有完整的制造業生態鏈，離開中國，就等于將自己隔離于全球貿易體系之外，就等于將自己隔離于全球產業鏈之外，哪怕是強大如美國也同樣如此。美國要跟中國經貿全面脫鉤，就是要脫離全球貿易主戰場，脫離全球產業鏈主流，脫離全球制造業生態，可以說，美國如果跟中國經貿全面脫鉤，失去的是中國市場，也是全球貿易主導權。”這種觀點與“中國離開國外價值鏈就無法發展”的第一種觀點雖然截然相反，但同樣是片面的。美國會徹底失去中國這個全球最大最生機勃勃的市場嗎?不會。正如筆者在前面指出的，美國在通過保護其本土市場、產業和技術與中國“脫鉤”的同時，正在不遺余力地通過占領中國市場，而我們卻通過外資政策、政府采購和金融開放等一系列措施在縱容美國與中國市場“緊密掛鉤”，美國怎會徹底失去中國這個全球最大最生機勃勃的市場呢?為了緊緊拉住美國不要與中國經濟脫鉤，更有對美國苦口婆心進行勸導的奇葩觀點：“今年1-5月，德國、韓國、日本、英國對華投資分別增長100.8%、88.1%、18.9%、9.2%，歐盟對華投資整體增長29.5%。所謂美國企業撤出中國，更像是一句政治口號，而不是務實舉措。即使在現實中發生，自然也會有別人來填缺補位，到頭來受損的還將是美國。”在各國都在保護自己市場的時候，我國為什么不把自己廣大的市場留給中國民營企業,卻反其道而行之? 這是一種什么樣的觀點和行為?筆者幾個月前曾對相關行為做出過評論：“量中華之市場，結與國之歡心”!

第三，有一種觀點說什么“我們應該轉變傳統的民族工業思維，轉變‘御敵于國門之外’的產業安全觀，不應用‘兩彈一星’的思路發展全球產業價值鏈條件下的中國高技術產業，不應過度強調自主可控的技術創新，而應以開放創新、合規合作為原則，以市場為導向，打造全球產業鏈，而不是單純打造中國價值鏈。”世界經濟史和我國建國七十年來的正反兩方的歷史經驗和教訓說明，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試問，如果不打造由我國企業控制的價值鏈高端，不痛下決心研發幾乎所有產業的核心技術，我國如何才能打造全球價值鏈?而如果在本土市場上不采取排斥外資和關稅保護的措施，我們又如何打造由我國企業控制的全球價值鏈?是的，我國的目的并不是要“單純打造中國價值鏈”，而是要打造由中國企業控制的全球價值鏈。在這方面，迪特·森哈斯說得好，“縱然是在隔斷情況下，也仍然可以跟生產力較發達、居支配地位的中心經濟體進行貿易，可是，貿易應該由眼光向內的動態積累過程派生而來，它僅僅是權宜之計，不應該任其操控整個再生產過程的動力機制。換言之，貿易必須選擇而為，合作必須選擇而行，只有那種有利于亞非拉國家建立自主內在結構的國際合作，才應當加以實行。”貿易應該由眼光向內的動態積累過程派生而來，這就是筆者提出“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的本意所在。

正如余永定教授指出的，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學者們反對還是擁抱“中美經濟脫鉤”，問題的關鍵是“美國要把你踢出全球價值鏈(GVC)，你能不能抗得住”。【10】美國將中國踢出全球價值鏈除了采取前述措施外，還包括對中國產品在他國市場上的圍堵。全球市場如此之大，中國不懼美國在他國市場上對中國產品的圍堵。在筆者看來，余永定教授之所擔心“美國要把你踢出全球價值鏈(GVC)，你能不能抗得住”，關鍵在于美國控制著中國許多對外開放產業的關鍵零部件供給。在余永定教授這篇文章中，他以我國大飛機零部件供應鏈(參見下圖——微信未能顯示，筆者注)說明了這個問題：在中美技術戰中，我國商務部實施的“不可靠實體清單”面臨著嚴重困境：“霍尼韋爾向臺灣軍售，我們有可能把它列入到不可靠實體清單。……雷神后來被UTC兼并，UTC參加對臺灣的軍售，它也會被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但是它在中國大飛機制造中是非常重要的供應商。中國的大飛機C919有200萬多個零件，缺少一個零件大飛機都制造不了，更不要說發動機。”

因此，中國面臨的問題就是：不管中國愿不愿意與美國經濟和科技“脫鉤”，美國已經堅決地要與中國經濟特別是科技進行脫鉤了，但同時卻要在控制中國市場和技術上與中國“嚴密掛鉤”，而中國在許多產業的技術和零部件供應上面臨困難是在所難免的。但筆者要問：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我國在短期內不得不面對這種巨大的困境？是因為在價值鏈分工時代，一國已無法建立完整的價值鏈，而只能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嗎？非也，這種價值鏈分工或美國中低端價值鏈外包決非技術上的原因，而是美國企業追求資本和高管私利的“新經濟模式”——也就是“減員—外包—回購股票—高管兌現期權”——導致美國中低端外包的結果。而我國之所以在中美科技脫鉤上面臨種種困難，恰恰就在于筆者一直所批判的我國從價值鏈低端融入全球價值鏈的結果，恰恰在于我國長期以來放棄了建立完整產業鏈的結果，或者用毛澤東時代的話語說，恰恰就在于我國淡漠了建立獨立自主工業體系的意識。同時，這也是對我國錯失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大轉型歷史機遇的懲罰。熟悉中國大飛機“運十”及其下馬的人都知道，“運十”建立的完全是中國獨立的產業鏈。中國市場之大，任一種產業都可以建立起具有競爭結構的、獨立自主的全產業價值鏈，而打造這種獨立自主的全產業價值鏈正是“國內經濟大循環發展戰略”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

面對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和科技“脫鉤”，中國決不可能屈服；而繼續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大力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和金融開放的藥方，中國將會越來越深地陷入“中美經濟脫鉤”的困境之中，只有盡快實施筆者在10年前就開始提出的戰略和政策建議，我國才能在今后的中美經濟戰中掌握主動權，才能最終取得對美經濟戰的勝利。2019年6月13號，筆者在公眾號“賈根良經濟學”中對“中美經濟脫鉤”曾做出過如下評論：“正如毛澤東曾指出的，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因此，我希望美國對華科技冷戰成為現實，如果美國真要這樣做，中國將全面走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騰飛和加快崛起之路，其競爭力將無人能比。”【11】但要做到這一點，我國必須解放思想，在外資政策、出口退稅、政府采購、金融開放和政府作用等諸多方面的政策上發生革命性變革，徹底清除買辦勢力，否則，我國仍將會錯失“中美經濟脫鉤”為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革命和中國經濟大轉型所創造的重大歷史機遇。試想，如果美國因為錯誤決策，錯失了從1807年到1814年12月“中英經濟脫鉤”所創造的戰略機遇期，還會有美國經濟的崛起嗎？現在的拉丁美洲難道不就是美國的命運嗎？“書生切莫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一國的發展戰略和政策制定如果不經過歷史的省察，必將成為歷史的悲劇和對手恥笑的笑柄!

注釋：

【1】邁克爾•赫德森著：《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賈根良等譯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313頁。

【2】邁克爾•赫德森著：《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譯者前言》第6頁，賈根良等譯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3】賈根良：《化危為機：中國外向型經濟需作戰略大轉型》，廣東商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馬克思主義文摘》全文轉載，2010年第3期。

【4】該會議論文后來經修改，以《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呼喚經濟發展戰略的變革》為題，發表于《經濟縱橫》2010年第9期。

【5】賈根良：《英國因何喪失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領先地位?》，

http://www.cwzg.cn/theory/201805/42251.html?page=full。

【6】賈根良：《新李斯特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何以成立?》，《教學與研究》2015年第3期。

【7】見賈根良：《英國因何喪失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領先地位?》，賈根良按語，

http://www.cwzg.cn/theory/201805/42251.html?page=full。

【8】包括禁絕中國對美高科技投資，對中國企業所需關鍵零部件實行禁運，限制中國籍的理工技術專業的留學生、訪問學者或科研人員赴美，更嚴格的對華技術禁運措施，對中國5G和中國制造2025實施精準打擊，以及禁止中美之間在自然科學基礎理論方面正常交流的“法西斯主義”措施。

【9】賈根良：《只有保護民族經濟才是應對中美經濟戰的正確選擇》，http://www.cwzg.cn/theory/201809/443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