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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秀山：被人為隱匿的兩份電報

點擊：5089  作者：馬秀山    來源： 雙石茶社  發布時間:2019-09-12 09:47:01

 

 紅四方面軍關于渡河問題被人為隱匿的兩份電報

2019、9、9

作者： 馬秀山

1936年10月23日始，紅四方面軍西渡黃河，到10月30日，紅四方面軍的三十軍、九軍、總指揮部及五軍，依次渡過黃河。紅四方面軍渡河這段歷史本來是清楚的，紅四方面軍按照張國燾命令渡河。由于有兩份電報被人為刻意的隱匿了，紅四方面軍渡河這段歷史被改造成“中央電令”或“奉中革軍委命令”渡河。

習主席在參觀高臺西路軍紀念館時指出：“我們要講好黨的故事、紅軍的故事、西路軍的故事”。講好西路軍的故事，最根本的是要堅持實事求是。任何胡編亂造，強詞奪理、顛倒黑白、刻意隱匿、無中生有、肆意篡改、隨意猜測，甚至故意摸黑，都是對西路軍將士和其它方面軍紅軍將士，對紅四方面軍及西路軍歷史以及黨史、軍史的玷污和褻瀆。

一、朱玉編造紅四方面軍依據“中央電令”渡河

由朱玉執筆的徐向前回憶錄（《歷史的回顧》后更名為《徐向前回憶錄》）記述：“根據南敵大力壓迫的情況，中央電令四方面軍應以兩個軍渡河，控制河西沿岸；以三個軍拒阻南敵。”

為了加強上述決定是中央命令的觀念，回憶錄講道：“朱德、張國燾在打拉池會見彭德懷后，亦完全同意彭德懷提出的寧夏戰役計劃要旨，電令三十軍首先渡河，九軍跟進；如渡河不成，南敵突進，則以九軍配合南線部隊擊敵。二十三日，我們令三十軍渡河。”[1]

這是最早編造紅四方面軍根據“中央電令”渡河的出處。在回憶錄中，朱玉把張國燾的渡河命令，編造成“中央電令”和彭德懷“寧夏戰役計劃要旨”。據此，紅四方面軍渡河，被改造成根據“中央電令”和彭德懷“寧夏戰役計劃要旨”渡河。

如果是有心搞清這段歷史的人，只需找出“中央電令”和彭德懷“寧夏戰役計劃要旨”，歷史真相即可大白于天下。歷史事實是，即無回憶錄中所講的“中央電令”，彭德懷“寧夏戰役計劃要旨”，其內容也是南轅北轍。

二、李先念的信和黨史、軍史的更改

1991年7月8日，原四方面軍三十軍政委李先念（時任全國政協主席），在閱讀這部“出版還未發行”（《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的著作中“有關西路軍的一部分文字后，以吃驚而憤怒的心情”，給尚昆（楊尚昆）、一波（薄一波）、喬木（胡喬木）、胡繩、力群（鄧力群）同志，寫下了這樣一封信：建國以后第一部由中央黨史部門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就要出版了，這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但是有一點我鬧不明白，為什么書中對西路軍西渡黃河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這個已經十分明確了的問題，都不肯明確說出來呢？……我堅決要求：最少應該加上“奉中革軍委命令”幾個字。[2]

由此，《中國共產黨黨史》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都據此作了更改。

三、《紅四方面軍戰史》關于渡河的記述

1989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關于三十軍渡河時間的確定及下令問題，《戰史》記述：這時，已造船十六只，徐、陳于十月二十二日報告朱、張，決于二十三日渡河。二十三日，朱、張電令三十軍立即渡河，九軍跟進，如渡河不成，南敵繼續突進，則以九軍配合南線部隊擊敵。但因水情不熟，偷渡未成。紅軍總部下令三十軍二十四日繼續渡河。[3]

《戰史》記述，渡河是“朱、張電令”。這個說法，與《徐向前回憶錄》和李先念《說明》及信中關于渡河的說法，明顯不同。《戰史》的說法有依據嗎？

四、陳昌浩關于渡河的記述

1937年10月1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西路軍總政委陳昌浩，向黨中央寫的《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報告》中講到：“表面上是照寧夏戰役計劃去做罷了，實際上是不想去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我們率三個軍渡河雖得總部命令，可是違反軍委意圖的。——如果不是敵情地理限制，三十一軍、四軍均已渡河。”“當時三個軍渡河無疑的是違反寧夏戰役計劃的，是退卻路線支配下之行動”。[4]

陳昌浩記述，渡河是“總部命令”，這個說法與《戰史》是一致的。

五、被人為隱匿張國燾的渡河令和四方面軍全軍渡河建議電

《徐向前回憶錄》記述，紅四方面軍渡河是“中央電令”；李先念稱：渡河“奉中革軍委命令”。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記述：“二十三日，朱、張電令三十軍立即渡河，九軍跟進”；陳昌浩《報告》記述：“我們率三個軍渡河雖得總部命令，可是違反軍委意圖的。”

不論是徐向前講“中央電令”也好，還是李先念稱“奉中革軍委命令”；也不論《戰史》記述“朱、張電令”，還是陳昌浩記述“總部命令”。只需把“中央電令”或“朱、張電令”拿出來，即可澄清這段歷史。但在各種歷史文獻資料中，既拿不出“中央電令”，也看不到“朱、張電令”。后人研究紅四方面軍和西路軍歷史，根本無法辨別究竟誰說的是歷史事實？什么才是歷史真相？ 

試想，中央及軍委不知道自己下沒下過渡河命令，毛澤東和彭德懷居然不知道四方面軍根據誰的命令渡河。由此，當年四方面軍不知道根據誰的命令渡河，徐向前、李先念也不知道自己按誰的命令指揮部隊行動，因為是朱玉發現并研究得出渡河是“中央電令”的結論。

紅四方面軍渡河問題，本身并不復雜，也不難搞清楚。歷史文獻都在，渡河按誰的命令行動，復雜嗎？復雜在于，是不是“奉命”，上級說了不算，下級自己可以認定是“奉命”。天下那有這樣的道理。

由于朱玉隱匿了關鍵的兩份電報，編造了“中央電令”，編造了建議“主力渡河”，居然把徐向前總指揮和率先渡河的三十軍政委李先念都蒙騙了。不僅如此，不明真相的世人，皆被朱玉編造的“中央電令”這個彌天大謊給愚弄了。

中央檔案館為朱玉撰寫徐向前回憶錄，提供了五百余份文獻資料（電報），有多份電報，《紅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沒有收錄，其中包括10月23日，即紅四方面軍渡河當日，朱德、張國燾下達的渡河令；以及10月24日，即三十軍渡河成功后，紅四方面軍致朱、張的全軍渡河建議電。這兩份對于澄清四方面軍渡河問題極其重要的電報，被人為的隱匿了。

六、10月16日朱德、張國燾作戰部署

10月16日，朱、張對作戰做出具體部署，向三個方面軍下達關于當前行動的命令。明確規定：“四方（面）軍于三十軍渡河成功后，九軍即速跟進，該兩軍以主力控制一條山、六墩子、永登一帶地區，向蘭州方向活動，以三團以上兵力向中衛掃擊。四軍主力位置于會寧、定西線，以一部由貢馬井、馮家堡向蘭州、定西間活動。五軍、三十一軍在界石鋪、通渭、馬營、寧遠店之線牽制前進之敵；三十一軍主力應位置于青家驛、界石鋪之線。如渡河不成，則應以四、五兩軍擔任箝制任務，集中九、三十一兩軍對前進之胡敵為有效之突擊，消滅胡敵一部，爭取時間。” [5]

在這個作戰部署里，朱、張首次明確“三十軍渡河成功后，九軍即速跟進”，即四方面軍兩個軍渡河部署。紅四方面軍正是據此于22日下達23日晚渡河的命令。

10月16日22時，毛、周致電二方面軍首長并朱、張：“我三個方面軍目前應休息整理，蓄積銳氣，準備執行新的戰斗任務為基本方針，對敵采取遲滯其前進方針，判斷在敵情、地形等條件下，可能達此目的。即使船渡不成，我亦應堅持此方針，方于爾后行動有更大利益。” [6]

當日，朱德、張國燾復電：“十六日二十時電（應為二十二時）收到，我們完全同意。” [7]朱德、張國燾回電表示同意中央“對敵采取遲滯其前進方針”。

七、10月23日朱德、張國燾渡河令

10月22日，五軍在華家嶺拼死抗敵之時，四方面軍總部在九軍的掩護下離開會寧北撤，向蔣家大路、甘溝驛轉移，準備渡河。徐、陳向各軍并報朱、張，下達了渡河及運動防御、遲滯敵人之部署電令：“三十軍在靖遠附近，決明（二十三）晚搶渡。”“我四、五、三十一等軍以運動防御，遲滯敵人，爭取時間之目的。”  [8]

《朱德年譜》記述：朱德、張國燾接到徐、陳決心，即23日晚三十軍渡河的報告后，10月23日下令：“第三十軍立即渡河，第九軍跟進。如渡河不成，南敵繼續突進，則以第九軍配合南線部隊擊敵。” [9]

這個渡河令的表述，與《戰史》的表述完全一致，與陳昌浩的記述也是吻合的；與《徐向前回憶錄》的表述也是一致的，只不過將此改造成“中央電令”和彭德懷“寧夏戰役計劃要旨”；與10月16日朱德、張國燾的作戰部署基本是一致的。區別在于，朱、張前令（16日）是預先部署令，此令是命令“立即”渡河，是渡河令。這份渡河令，在四方面軍各種歷史文獻中查找不到（除中央檔案館），編造的“中央電令”和“奉中革軍委命令”渡河的說法，渡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的說辭，由此大行其道。

八、10月24日紅四方面軍全軍渡河建議電

《徐向前回憶錄》記述：“二十三日，我們令三十軍渡河。同時，向軍委及紅軍總部建議，為打開河西戰局，四方面軍至少應以三個軍以上的主力渡河，南拒蘭州北進之敵，北進一條山及五佛寺，西控永登、紅城子一帶，以便有力策應一方面軍的渡河行動。拒阻南敵的任務請從兄弟部隊中抽一部力量，協助四方面軍完成。”

“根據三十軍已渡河成功的局勢，朱德、張國燾、彭德懷于打拉池部署了下一步的作戰行動。┄┄要求四方面軍迅速以主力渡河”。[10] 

《徐向前回憶錄》所說的“同時”“主力渡河”建議電不存在。經查證，此建議電為10月24日。內容不僅是“主力渡河”，而是建議全軍渡河，并且建議一、二方面軍也要渡河。

24日，三十軍再渡成功，四方面軍向紅軍總部提出全軍渡河，即四方面軍全軍及一、二方面軍渡河建議電。這份電報，《紅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同樣沒有收錄。

《徐向前軍事文選》“關于西路軍的十一份電報”，正文沒有收錄這份電報，但在注釋中，節錄了建議“主力渡河”的內容，隱匿了全軍渡河建議。

中央檔案館齊得平考證：1936年10月24日，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徐陳）對今后行動提出“全軍西渡”意見的電報。電報說：三十軍“渡河成功時，九軍、三十一軍尾三十軍后渡河，以一個軍向蘭州方向活動，以兩個軍向一條山、五佛寺、寧夏方向發展。”爾后，“四、五軍續渡北岸，最后以兩[個]軍向蘭州、平番（即永登）方面活動，全部主力至少三個軍向中衛、寧夏發展”；并“建議一、二方面軍由靖遠以北搶渡”。這份電報未收入《紅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對此作了記載。[11]

徐、陳10月24日建議電，究竟建議了什么，以至于《紅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沒有收錄此電，《徐向前軍事文選》正文中沒有收錄，卻在注釋中僅節錄了其中關于主力渡河部分內容，為編造“主力渡河”提供依據。

這份電報建議分兩個部分：

“A、渡河成功時，九軍、三十一軍尾三十軍后渡河，以一個軍向蘭州方向活動，以兩個軍向一條山、五佛寺、寧夏方向發展。”上述內容，與《徐向前回憶錄》的記述和《徐向前軍事文選》注釋是一致的，但后邊的內容沒有記述。“四軍在馬家堡、干溝驛抗敵，節節后退。五軍位郭城驛并封鎖靖遠，爾后五、四軍續渡北岸，最后以兩[個]軍向蘭州、平番（即永登）方面活動，全部主力至少三個軍向中衛、寧夏發展。要求四方面軍任務或求路（原文如此，疑似“開路”），掩護兩者不可兼得，則兵力失重，指揮不便，有顧此失彼。”

“B、現在渡河成功后，估計渡（靖遠）亦難久掌握，建議一、二方面軍另由靖遠以北搶渡，四方面軍不擔任整個渡河掩護任務。” [12]

10月25日，張國燾假借彭德懷名義，批準四方面軍全軍渡河。《徐向前回憶錄》把自己提出全軍渡河建議，不僅改寫成建議“主力渡河”，而且把張國燾批準全軍渡河的命令，改寫成朱、張、彭“要求四方面軍迅速以主力渡河”。以此回避建議四方面軍全軍以及三個方面軍渡河，因為這個建議與中央及軍委制訂的寧夏戰役計劃不符。如果全軍渡河建議電存在，渡河執行中央寧夏戰役計劃的說法，根本無法編造。因為全軍渡河根本不是寧夏戰役計劃的部署，并暴露出張國燾及四方面軍的槍要指揮黨的意圖。唯一的方法，就是讓此電消失。

九、徐、陳根據張國燾意圖多次要求全軍渡河

10月24日，四方面軍徐、陳第一次提出全軍渡河。其后，又有兩次提出全軍渡河。

第二次，10月27日，朱德、張國燾根據軍委電令，下令正在渡河的四方面軍部隊停止渡河。同日，四方面軍徐、陳再次向紅軍總部和軍委提出“四方面軍全部渡河”的建議。

徐、陳不僅不接受軍委確定的“擊破南敵”的作戰方針，也不聽從朱、張“停止渡河”的命令，再次提出全軍渡河的建議。徐、陳提出兩個作戰方案，均需四方面軍全軍渡河，如不全渡，“甚至根本影響戰役計劃” 。“望重決速示”，并告戒紅軍總部與軍委“萬勿坐失良機”。[13]

第三次，11月4日，紅四方面軍主力（三十軍、九軍、方面軍總部、五軍）渡過黃河。由于國民黨軍封鎖渡口，后續部隊無法按預定計劃渡河。徐、陳向朱、張提出：“建議四、三十一軍成一路由肖、周指揮擔任一路。如不決戰，可令其過河增我方。” [14]

《徐向前回憶錄》對三次建議全軍渡河事，只字未提。因全軍渡河完全背離了中央及軍委制定的寧夏作戰計劃，全軍渡河是張國燾的甘北作戰計劃。

十、結論

上述歷史文獻和歷史事實證實：紅四方面軍根據朱德、張國燾（即紅軍總部）命令渡河。所謂“中央電令”和“奉中革軍委命令”渡河，不是歷史事實，沒有事實依據。張國燾意圖和紅四方面軍建議并不是一部渡河，也不是主力渡河，而是全軍渡河。紅四方面軍奉朱德、張國燾命令渡河，并意圖全軍渡河，才是歷史真相。

《紅四方面軍戰史》和陳昌浩《報告》的記述是準確的，是以事實為依據的。

有人認定四方面軍渡河是“中央電令”或“奉中革軍委命令”，請拿出這個命令，來證實這個說法。如果牽強的認為，紅四方面軍渡河是依據中央及軍委《十月份作戰綱領》（即寧夏戰役計劃），《綱領》根本沒有明確有關何時渡河的相關事宜。而且，全軍渡河是完全違背中央及軍委意圖的。

紅四方面軍渡河究竟是奉了誰的令，全軍渡河又是誰的意圖，歷史文獻白紙黑字，歷史事實一清二楚。奉“中央電令”或“奉中革軍委命令”渡河之說，可以休矣。由于兩份電報被隱匿，不知者，不為過；明知是錯，還要堅持，更改歷史，則是別有用心。實事求是講好西路軍的故事，是到了正本清源、還原歷史本來面目的時候了。不然，這個彌天大謊越吹越大，誤黨誤軍，誤國誤民，被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者所利用，人民群眾還會相信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歷史嗎，這個謊總有一天會破滅。

注釋：

 [1]《徐向前回憶錄》第379頁。

[2]馬長虹《西路軍問題與<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炎黃春秋》2004年第8期。

[3]《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第373頁。解放軍出版社出版。

[4]陳昌浩《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報告》。

[5]1936年10月16日《朱德、張國燾關于一、二、四方面軍部署命令并報毛、周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21頁。

[6]1936年10月16日《中央軍委關于堅持休整與遲滯敵前進的方針致二方面軍并朱德、張國燾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23頁。

[7]）1936年10月16日《朱德、張國燾關于四方面軍師以上干部配備情況致中央軍委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24頁。

[8]1936年10月22日《徐向前、陳昌浩關于以運動防御遲滯敵人部署致各軍及朱德、張國燾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長征時期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31頁。

[9]1936年10月23日《朱德、張國燾電令三十軍立即渡河九軍跟進電（節錄）》，《朱德年譜》（1886—1976）上（新編本）第60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10]《徐向前回憶錄》第379頁。

[11]齊得平著《我管理毛澤東手稿》第262頁。

[12]原件來源中央檔案館。

[13][電6]1936年10月27日《徐向前、陳昌浩對實現寧夏戰役計劃及部隊渡河之意見致中央軍委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46頁。

[14]1936年11月4日，《徐向前、陳昌浩關于一條山地區敵我態勢致朱德、張國燾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