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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寧 趙瑜：中美經濟博弈，中國差距在哪里

點擊：  作者：于中寧 趙瑜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8-09-15 10:29:47

 

       關于中美貿易博弈，有四個基本問題，至今中國的輿論場仍然在爭論中。第一個是，美國為什么要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第二個是，中國“芯”為什么落后，從而使美國有能力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第三個是，中美貿易博弈的過程、范圍以及對其走向的判斷？第四個是，中國如何應對美國的貿易戰。

有個科技日報總編演講在網上流傳很廣，演講涉及到的是第二個問題，他講了中國“芯”落后的現狀，但是他對落后原因的分析并不完整，對如何應對也基本沒有提及。

我曾撰文論述企業戰略、國家戰略和指導思想這三個方面的失誤，是造成中國“芯”落后的重要原因，這些都是主觀原因。在本文中，我著重于客觀原因，也就是說，即便戰略得當，由于需要較長時間才能改變的客觀原因，目前中國“芯”的落后也是必然的。改變這一態勢，需要花更長的時間和更大的努力，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

科學技術是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和利用。從經濟學眼光看，科技是知識資本的一部分。全要素生產力就包括金融資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金融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投資規律是收益遞減，而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是收益遞增。中國為什么高科技落后？道理很簡單，因為存量太低，增量就上不去。

知識資本是經濟增長的動力

17世紀笛卡爾提出了以太論；18世紀牛頓提出了牛頓力學；19世紀麥克斯韋等人提出了電磁學電動力學。19世紀末，16歲的愛因斯坦發現牛頓力學和麥克斯威爾電磁學的內在矛盾，企圖以笛卡爾的以太論進行研究。經過了20年的頭腦實驗，其間請他的數學家朋友幫助建立數學模型，先后提出了狹義和廣義相對論，而英國的天文學家通過天體觀察證實了這一理論。

如果我們把相對論的提出看成是一次知識增量的話，那么早在公元前2000年埃及人發現電魚，古希臘人和阿拉伯人關于物理學和電學的有關探討，笛卡爾、牛頓、麥克斯偉，以及無數在相關學科進行了大量積累性研究的人，所有這些觀察、探討、實驗室實驗和頭腦實驗，構成了相對論得以誕生的知識存量。而那些在愛因斯坦不斷寫出論文和進行不斷的講演中，反對他、批駁他、和他辯論和與他探討的那些人，他們的壓力促使愛因斯坦一遍一遍的進行修改，以使他的理論不斷完善。

支撐所有這些生活和活動的費用，構成了對相對論這一知識增量和支撐它的那些知識存量的投資。這一投資的數量如此之大，以致我們根本不可能對它進行有效計算。

這還僅僅是這一投資的金融和物質方面，作為一種精神產品，相對論當然還有精神方面的投資、積累和增長。所有這些投資構成的知識的存量和增量，我們將其稱為知識資本。

有關知識資本的投資、存量和增量的關系，存在于一切創新活動中。查愛迪生的詞條，可以看到愛迪生是站在多少人的肩膀上。這一知識資本關系同樣存在于文學藝術和人文學科中。周恩來總理有一次談到藝術靈感，他說藝術靈感就是長期積累，偶然得之。這個結論真是再正確不過了。

任何有價值的思維活動，必須建立在前人大量的積累之上，還必須建立在對自己已經充分掌握的知識的合理懷疑之上，也必須建立在自己大量艱苦的觀察、分析、歸納這些符合邏輯基本規律的思維活動之上。

知識資本與經濟學

最早提出知識是生產力，能提高生產效率的人，應該是亞當•斯密，他在“國富論”開篇就指出，分工這種組織形式能大大提高生產率，并且詳細論述了分工能夠提高生產率的三個因素。分工協作是企業家創造的一種組織管理方式，既不屬于資本，也不屬于勞動。

馬克思是第一個明確提出科學技術、組織管理是生產力的人。他指出，“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大工業則把科學作為一種獨立的生產能力與勞動分離開來”，“隨著科學作為獨立的力量被并入勞動過程而使勞動過程的智力與工人相異化”。“結合工作日的特殊生產力都是社會的勞動生產力或社會勞動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是由協作本身產生的。”分工協作“與獨立的手工業比較，在較短時間內能生產出較多的東西，或者說，勞動生產力提高了”。

馬克思還指出，股份制是資本主義通向社會主義的橋梁。

只有馬克思在19世紀中葉就預見到經濟學在20世紀的發展和20世紀經濟活動的主要特點，盡管斯密認為勞動創造價值，知識能提高生產率因此也能創造價值，但是他所開創的近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卻與他的基本思想背道而馳。

嚴格的說，現在的主流經濟學應該被稱為資本經濟學，因為它所看重的只有資本。雖然經濟學在開創時，知識資本就占據了頭號地位，當代經濟學界關于科技創新理論也有相當的進展，但在主流經濟學中，科學技術基本上被看成是經濟的一種外生要素，經濟增長被認為主要來源于資本、勞動和土地三要素。或者把自然資源并入資本，而形成資本和勞動兩要素。

早在20世紀初，美國經濟學家維布倫就指出，科學技術不應該是外部力量，而應該是經濟發展的組成部分。此后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并系統地闡述了創新理論，他認為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本源動因。但是科學技術對經濟的作用一直被主流經濟學排斥在外。

熊彼特受馬克思的影響很大，曾經擔任過第二國際的經濟顧問。馬克思關于科學技術和組織管理對生產力發展的作用，正是通過熊彼特的進一步研究，影響了資本主義經濟學。企業家理論，從本源上說，是斯密和馬克思開創的，它與主流的資本經濟學存在著巨大的內在沖突。

中國有一些經濟學家，他們既沒有看到也沒有能力解決這些內在沖突。在講主流經濟學的時候是在照搬教條，而在講企業家理論的時候，不過是想從富人那里獲得利益而已。

20世紀50年代，經濟學家索洛用增長模型計算美國的經濟增長，發現經濟三要素只能解釋大約13%的增長，另外87%的增長不知從何而來，索洛認為這只能解釋為科學技術或者范圍更廣的知識帶來的增長，他把這個解釋稱為全要素生產率。為此他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索洛的模型被稱為新古典增長模型，雖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并沒有改變主流經濟學更重視資本的格局。

經濟學家丹尼森計算了美國不同時期的經濟增長，在把因教育帶來的人力資本質量上的增長計算入知識后，知識提供了大約35%以上的增長。但其中不包括因管理帶來的規模收益遞增等，也就是知識的作用比計算的結果更大。

即便有了這些計量上的進展，主流經濟學仍然頑固地低估科學技術對經濟發展的重大作用。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由于日本的沖擊，以及被主流經濟學家看不上眼的一些非主流經濟學家、企業管理專家、未來學家、科學家和國際組織的活動，形成了世界潮流，經濟學才開始勉強做出改變。

聯合國于1979年在維也納召開了有1000多人參加的“科學技術促進發展”大會，提出依靠科學技術發展經濟這一個方向性問題。

里根總統上臺后，組織討論美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問題，組建國家級芯片聯盟，來對抗日本芯片的挑戰。采取了一系列國家支持科學技術發展的政策。在里根的支持下，由美國國家基金會提供資助、美國科學院組織全國各方面專家所進行的一系列調查和討論得到的基本看法是，要改善美國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地位，首先在于振興經濟，而振興經濟之道，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促進工業的技術創新。據此，1987年初，里根在《國情咨文》中提出了一項新的競爭計劃，核心思想就是提高技術創新能力。

當科學技術被提高到國家戰略的高度時，經濟學想不理睬都不可能。此后人力資本理論的提出和發展把勞動這個要素提升為人力資本要素，新制度經濟學家企圖把制度要素和管理要素也納入生產要素中，這引起了經濟學家的很大分歧，有的人，例如哈羅德·德姆塞茨教授不認為制度能構成生產要素，有的人則認為應該把制度因素和科學技術因素放在一起看，也就是知識資本要素。

傳統陳舊的但卻是主流的“兩要素”經濟學，對投資的一個主要概念就是收益遞減。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另一位創始人李嘉圖考察了農業生產的性質，提出收益遞減的概念，馬爾薩斯正是在這個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他用饑荒和戰爭消滅人口的主張。以后的邊際學派在這個概念的基礎上提出邊際收益遞減理論，這個理論又成了馬歇爾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基礎，這就是我們今天所學的經濟學的主流內容。

從經濟學的整個發展進程看，實際上存在著四個經濟增長要素，第一個是金融資本，也就是傳統經濟學所說的資本；第二個是物質資本，就是傳統經濟學所說的自然資源和機器廠房等物化資本；第三個是人力資本，它包括傳統經濟學所說的勞動，以及人力資本理論所提出的勞動的教育、培訓、遷徙、詢價等等成本；第四個是知識資本，它包括科學技術和組織管理（內含制度）的存量和增量。這四個經濟增長要素，才是真正的全要素生產力。

要說明的是，至今經濟學仍然沒有形成這樣一種完整的要素結構，經濟學的所有這些發展，都沒有能夠整合到經濟學的整個結構中去。可見我們被教授和使用的經濟學，是一種多么落后又片面的東西，依靠這樣的經濟學對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指引，不出問題才是怪事。

知識資本的投資特征

金融資本和物質資本投資的主要特征是收益遞減這一點很好理解。不可再生的資源越來越少，機器廠房會磨損老化消耗，虛擬經濟不產生任何真實價值，多余的金融資本會轉化為無用的流動性，在從大蒜到房地產再到所謂互聯網+的虛擬價格上飄來飄去，最終被金融危機所毀滅。但是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是收益遞增的，工人、技術人員和科學家都是在長期的積累和糾錯中提高他們能力的；知識的發展也總是建立在無數的前知識基礎上的。

2014年英國研究機構“前沿經濟學”應英國政府的企業、創新和技能署(BIS)要求，提供了一份題目《科學與創新投資的回報率》的分析報告。報告總結了美國加州大學霍爾等教授（Hall et al 2009）和歐盟(EC 2005)的研究數據，發現私營部門研發投入的平均年回報率為30%，而它的社會溢出效益是這個回報率的2到3倍。該報告也分析了政府研發投入對私營部門研發投入的擠入（請注意，這里說的是擠入而不是擠出）效應，平均政府每投入1美元，就會帶動私營部門0.7美元的投入。

也就是說，科學技術的研發投入平均年直接回報率達30%，而社會回報率接近100%。這個數據實際上證實了索洛和丹尼森在五六十年代研究的數據，它再次說明資本和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被高估，教育所帶來的人力資本的增長和研究開發所帶來的知識資本的增長，才是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原因就在于它是收入遞增的。

這個研究也證實了政府投入對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性，政府投入對私人投入起到了帶領、引導和基礎性的作用。實際上，科學技術中的基礎研究和高科技研究具有公共產品性質，它和基礎設施投資等公共產品投資都具有受益面寬廣和回報周期較長等共同特點。斯密在《國富論》中對政府對公共產品的投資有過清晰的論述，經濟學后來的發展不但沒有發展這些論述，反而向著相反的方向做了許多無用的研究。

需要說明的是，技術引進與技術研發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中國改革開放的最主要成就，就是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的巨幅增長，實際上它已經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中國雖然在許多方面還有很大差距，但實際上中國已經沒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應該看到，我們的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的增長是有偏差的，我們在技術知識方面已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我們的基礎研究，尖端研究和管理研究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

知識資本的收益遞增，使得知識資本的存量變得非常重要。我們在衡量經濟增長時，常常只看增長量而不看總量，因為總量有許多是不斷被消耗掉了，所謂坐吃山空就是這個道理。但是知識資本存量對增量的基本作用無法忽視。當我們談論知識資本這個要素的時候，我們必須同時觀察知識資本的存量和增量。

基礎研究和尖端研究缺少資本支撐，這里不多談。要特別談談管理，尤其是制度這種知識資本的重要性。

經濟管理是重要的知識資本

19世紀末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大師馬歇爾以邊際收益遞減作為主要基礎來概括經濟學時，已經關注到他總結的經濟學與經濟現實的差異。19世紀末，一批規模化企業已經開始出現，這些企業呈現出規模收益遞增的傾向。馬歇爾研究了這個問題，但由于整個經濟學體系已經固形化，與新的經濟現實無法相容，因此放棄了進一步的研究，并希望后人在掌握大量實證數據的基礎上來解決這個問題。然而，馬歇爾的經濟學后人出息不大。在馬歇爾時代，企業的規模很小，大多數企業是循環流轉式的，而主流經濟學是建立在這種經濟模式之上的。這樣的經濟模式，政府想管也管不了，因為管理成本太高。

股份制、社會化、規模化的大企業，是主流經濟學從來不加以認真研究的新的經濟制度，帶來了新的規模化經濟的管理挑戰。一個大型企業，它的經濟規模幾乎相當于一個中型國家，如何管理這種規模的經濟，是20世紀的創造。

20世紀20-30年代，美國經濟進入了規模化時期，主要產業通過兼并形成了三五個企業主導或獨占的產業格局，這種由管理創新帶來的規模收益遞增給美國經濟帶來的增長力是空前的，而它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也是空前的。但經濟學在這種創新變革中幾乎毫無作為。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經濟加強了國家化傾向，它主要體現在對小企業、農業和科學技術的國家指導和國家補貼，對大企業和金融業實現全面監管，國家福利制度化，以及為這些國家行為提供經費的稅收傾斜政策。我們在一篇文章中將其概括為八大政策[1]，并進行詳細的分析。

二戰后，美國成立了聯邦小企業局，小企業局主要有三個職能，第一個是為小企業建立發展路徑提供專業咨詢，第二個是為小企業提供融資擔保，第三個是以政府采購的形式采購小企業產品，美國政府把大量普通的小企業納入了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之中，不再受貨幣政策波動的影響。

美國在二戰后加強了農業補貼和指導。我們認識一個美國農場主，他有一千英畝地和200頭奶牛，他和老婆，兒子和兒媳婦四個人經營，并雇傭兩個季節性農業工人，算是一個中型農場。兩個季節性農工實際上是非法移民，他們可以以比較低的價格雇傭。政府每年給每英畝地補貼50美元。基本上它的成本和收益相抵略有盈余，政府補貼是主要利潤來源。他的主要種植物是轉基因玉米，我們問他對轉基因是否擔心，他說，我們有大量的政府指導，有農業協會，有農業保護委員會，有農業銷售公司，我們根本用不著擔心這種事。

雖然美國各個政府部門都有自己的研發指導機構，例如小企業局有專門的研發辦公室，美國政府的研發投入主要是通過四個渠道進行的，這就是國防部、能源部、國家科學基金和教育系統。由于美國的公共教育系統是由州政府管理的，因此公共大學教育系統的科研經費主要是由州政府提供的。

要說明的是，美國的私立大學和美國富人創立的各種基金會，在美國的基礎研究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例如蓋茨基金會對醫療研究的投入。對社會公益事業的資助是中國富人最缺失的。

第二次大戰后，美國通過不斷的立法，建立起國家管理經濟的整體模式，加上大企業的規模化管理，美國的經濟早已從缺乏管理的近似“自由經濟”，進入了對經濟實施大規模管理的階段，主流經濟學則對這種狀況采取了對抗態度。弗里德曼在他的《自由選擇》一書中，全面譴責了美國的這種管理模式，認為美國經濟離自由經濟越來越遠，唯一出路就是撤銷全部所有這些經濟管理，包括社會保障制度、傾斜性稅收制度等等。

美國對國家經濟管理的主要方向，就是求得公平與發展兼顧，風險與發展平衡。

對經濟實施干預的方向，是從1900年老羅斯福執政的時候開始的，美國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把這種傾向稱為進步主義，小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建立起了基本完整的經濟管理模式，以后的艾森豪威爾總統、肯尼迪總統、約翰遜總統和尼克松總統，都繼承了新政傳統并有所發展。

里根總統雖然號稱支持自由主義經濟，并且聘請弗里德曼任總統經濟顧問，但他很快就發現弗里德曼那一套根本就不是他想要的，里根只對新政措施在稅收和監管方面做了小幅改動，加大了貧富差距，就引發了不斷的經濟危機。美國今天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實際上是里根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帶來的。

一百多年來，美國的國家經濟管理留下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非常值得中國研究、分析和學習，無論主流經濟學、非主流經濟學都沒有系統的研究一百多年來美國對經濟管理的經驗和教訓。

一些在美國學習過的中國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實際所發表的言論，很少是通過分析美國經濟實踐的經驗來與中國經濟進行對比，他們的發言是根據經濟學教條，他們的學問成了完全脫離實際的空中樓閣。學了這種經濟學的人回到中國，他們的主張既不符合中國的實際，也不符合美國的實際，這是中國教育的失誤。

高科技方面的差距之所以長期存在也與此有密切的關系。這些中國經濟學家不懂怎樣對現代經濟實施管理，他們對中國經濟出現的種種問題，總是從自由經濟教條的角度給以批評，從來提不出什么像樣的系統化的建議。

高端芯片和高端設備形成嚴重的進口依賴，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經濟學家中一大部分人主張中國不必發展自己的能力，依賴國際分工是更經濟的辦法；對于高技術產品長期落后的狀態沒有給予很大的重視、缺乏緊迫感，一致美國突然對中國下手時，打了中國一個措手不及。

中國在現代經濟或者說規模經濟的科學管理方面，既需要重視知識存量更需要重視知識增量，這恐怕是中國目前在知識資本方面遇到的更重要更迫切的問題。

中美研發投入的比較

以下是我們根據收集到的一些數據，對中美研發1960-2017年投資額進行的分析，數據主要來源是世界銀行和經合組織。

 

圖1：中美1960-2017年歷年研發投資額

圖1表明，根據世界銀行和世界經合組織的統計數據，1960年至2017年，美國總計歷年研發投入為10.56萬億美元，同期中國研發總投入為1.95萬億美元，美國是中國的5.4倍。目前2017年美國研發投資額是中國的2.1倍。

這就是說，從1960年至2017年，中國和美國在科技研發這一知識資本存量上的差距是5.4倍，要說明的是，這些數據不包括引進技術產生的存量，也不包括1960年以前的存量差距，如果把兩者相抵，中美之間在總知識資本的存量上，有4到7倍的差距，雖然比以前的差距已經大大縮小，與經濟總量一樣，說明了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效，但是與經濟總量與美國僅差1/3甚至更少的情況相比，知識存量的差距還是相當大的，至少還需要幾十年的艱苦努力。

這個差距就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指路標，它需要我們加大研發投入，擴大開放引進技術，以及堅持我們行之有效的用市場換技術之類的合理避規手段，首先就需要我們加大對現代經濟管理的學習，特別是美國經濟管理的經驗，合理有效地指導我們的投入。

 

圖2：美國/中國研發年投資額比值

圖2表明，1960年我們的研發投入與美國相差40倍，三年困難時期增長到60倍，恢復時期下降到50倍，文革開始后差距又繼續增長到60倍，文革后期差距又逐漸下降不到50倍，但是從1976年到1979年又猛升到70倍。改革開放之后，整個80年代，雖然差距在逐漸下降，但一直保持在50-60倍以上，比文革前還差得遠。從1990年這個差距才開始快速下降，到1997年、1998年，這個差距才和1960年持平。中國對美國科研投入的追趕，其實是從2000年前后開始的，2009-2017年的九年間，中國研發投入總額是1.62萬億，占了自1960年以來全部投入的83%。現在這個差距是2.1倍。

如果我們仔細分析歷年的情況，中國的研發投入大提升是從2009年以后，美國對中國研發投入比值才低于平均值5.4倍。

為什么上世紀80年代整整十年，我們的科技投入始終處于徘徊之中？1978年中國就開了全國科學大會，鄧小平同志在會上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和“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兩個著名論斷。1988年鄧小平同志進一步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第一生產力為什么投入會這么低？重大經濟決策是不是受到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很大影響，一段時期并沒有重視科學技術？

 

圖3：中美1960-2017年研發占比GDP（%）

圖3是1960年到2017年，中美各自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自1990年以后，中國穩步提升研發投資。但是，比較美國2.74%的GDP用于研發，我們目前只有2.12%的GDP研發投入，基于美國更大的GDP和歷史積累，我們的差距還是很大，還需要進一步提升研發投資比例。

廣義的知識資本，應該包括所有的知識。但是經濟學所講的知識資本，主要指與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知識，人文學科與經濟發展的關聯性實際上是有一個遠近排列的，但總體上說不包括在其中。例如“紅樓夢是誰寫的”這件事兒，和經濟的關聯性就太小，花納稅人的錢養幾十個人在研究這件事，這就太讓人匪夷所思了。所以，知識資本的投入，還有一個內部結構問題。

中國差距在哪里

最近工信部副部長辛國斌指出，工信部對全國的30多家大型企業130多種關鍵基礎材料調研結果顯示，32%的關鍵材料在中國仍為空白，52%依賴進口，絕大多數計算機和服務器通用處理器95%的高端專用芯片，70%以上智能終端處理器以及絕大多數存儲芯片依賴進口。在裝備制造領域，高檔數控機床、高檔裝備儀器、運載火箭、大飛機、航空發動機、汽車等關鍵件精加工生產線上超過95%制造及檢測設備依賴進口。

上面的分析已經比較充分地表明了“中國差距在哪里”這個問題。

第一，我們與美國和發達國家知識資本的存量差距太大，目前是5.4倍，要彌補這個差距，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中國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

第二，我們與美國和發達國家知識資本的增量投入也具有相當的差距，美國現在投入是占GDP的2.74%，我們目前只有2.12%，由于美國的經濟總量比我們大，投入絕對值的差距也比較大，中國只有在增量上超過美國，才有希望在存量上逐漸接近美國。

第三，我們的經濟投入和研發投入的效率性比較差，我們的知識資本存量中有大量的無用知識，怎樣管理好我們的經濟投入和研發投入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能夠減少錯誤的投入和無用的投入，很可能我們用較少的知識存量，反而能獲得較大的知識增量。

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引進了大量冰箱洗衣機的生產線，結果只有極少數存活下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不構成浪費，因為競爭中最后勝出的，才是有真正生命力的。但是海爾的企業家張瑞敏可不這么看，他認為我們引進的生產線都有詳盡的說明，要按照這些說明不斷進行摸索，生產線就會產生巨大效益。但是中國的一些企業就是不按照這些說明去做，所以他掄起大錘把那些不合格的產品都砸了，目的是警示他的部屬，不好好干就滾蛋，結果他勝出了。

競爭當然很重要，但是是不是需要十幾家來進行多頭競爭？美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產業中間有三五家的競爭就足夠了，斯蒂格勒通過長時間研究證明，寡頭壟斷同樣存在著巨大的競爭。

與競爭同樣重要的是規則的確立與執行，以及一個有眼光有魄力的企業家群體。這個企業家群體，也應該包括國家經濟的管理者，如果我們在國家、產業和企業三方面不建立科學的規則，沒有具有企業家素質的群體，那么我們無論投入多少資本，只能得到低效甚至無效的結果。

中國怎么應對美國的挑戰

第一、要加大研發投入，需要認真研究我們的總體投入結構，使這個投入能夠占到GDP的3%左右。

第二、要調整知識資本投入的結構，首先是壓縮人文學科的投入。中國大學的人文學科，老師太多學生太多，由政府養的媒體太多，北京懷柔，一個區就有兩三個電視臺，根本就沒人看，政府養的媒體泛濫也是一種腐敗，它所產生的需求是一種虛假需求，是資源的浪費。

第三、在自然科學結構內部，加大基礎學科和促進進口替代的領域的科學研發投入。應該對我國的事關國家戰略的高技術行業的知識依賴情況進行排序，確定科學合理的進口替代戰略和投入，把進口替代作為高科技投入的當務之急，適當調整進口替代型研發和未來型研發的投入比例，盡快提升中國整體抗風險能力。

第四、對發達國家和中國自己的發展實踐經驗，從戰略的高度部署系統性研究，得出自己的結論，并以這樣的結論為基礎，開展經濟學教育，選拔經濟學人才，形成自己的經濟學傳統，建立自己的經濟知識存量。

第五、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要堅決破除對他們的權威崇拜，對他們言論的錯誤部分應該不留情面地開展批評，引導他們從實際而不是從教條思考問題。

將中國經濟轉移到科學發展的軌道上來，就是轉移到以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為基礎的發展上來，這樣的發展才能起到收益遞增的效果，這樣的發展僅依靠市場自由發展是不可能的。這就需要國家戰略的接入，也需要國家對企業戰略進行指導，更需要國家對思想戰略的調整，這正是日韓的發展模式。中國思想界不能被一些教條主義者所操控引導，這會把中國帶到溝里去。

注釋：

[1]詳見發表于《經濟導刊》2016年第二期的文章《從“新歐美”影響看中國的公平發展與社會主義》。此文網絡版的標題是《中國是怎樣落入權貴資本主義陷阱的？》。

【于中寧，察網專欄學者，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國家一級導演。93年后轉入經濟、管理理論研究和投資。著有《現代管理新視野》等。本文原載《經濟導刊》2018年第9期，授權察網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