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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仲淹是宋代名相，也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政治家、文學家。他為官清廉，以憂國憂民的情懷享譽后世。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是對文彥博提出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國理念的繼承和發展，激勵著宋代士大夫滿懷責任感和使命感，積極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范仲淹先憂后樂、為國為民的一生，被視為中國古代士大夫的楷模，同時他也治家甚嚴，教子有方，先后編寫《戒諸子及弟侄》《六十一字族規》《范文正公家訓百字銘》《義莊規矩》等家訓、族規，以訓誡范氏子弟和族人，經其子范純仁等不斷整理、完善和實踐，范氏家族人才輩出，以清廉奮進的家風聞名天下。

　　范仲淹繼承了儒家“百行孝為先”的傳統，提倡“道從仁義廣，名由忠孝全”（《四民詩·士》）。他在《范文正公家訓百字銘》首句就訓誡子弟“孝道當竭力”。范仲淹出身貧寒，幼年喪父，隨母改嫁，母子受苦頗多，當其進士及第、獲得高官厚祿時，“欲以養親，親不在”，從而留下了深深的遺憾，因此他告誡子弟不要只知“享富貴之樂”，要懂得“孝養有時”的道理。

　　訓子、治家，亦不忘倡導和睦宗親、鄰里，進而兼濟天下。范仲淹主張“兄弟互相助，慈悲無邊境”（《范文正公家訓百字銘》），要求同宗兄弟之間要互相幫助，多積善積德，更要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大愛情懷。范仲淹治家不局限于小家，而是著眼于整個宗族，不“獨享富貴”。他訓誡子弟：“家族之中，不論親疏，當念同宗共祖，一脈相傳，務要和睦相處，不許相殘、相妒、相爭、相奪，凡遇吉兇諸事，皆當相助、相扶，庶幾和氣，致祥永遠。”（《六十一字族規》）在要求家族內兄弟互助、鄰里友善的基礎上，特別強調要“敬長與懷幼，憐恤孤寡貧”。在“慶歷革新”失敗之后擔任杭州知府時，范仲淹用自己的俸祿在家鄉蘇州購置良田千余畝，設立義莊、義田，以救助家族中的孤老貧弱者，兼及“鄉里、外姻親戚，如貧窘中非次急難，或遇年饑不能度日，諸房共同相度詣實，即于義田米內量行濟助”（《義莊規矩》），同時“又設義學以教，教養咸備”。

　　范仲淹創立義莊、義學救恤族親、鄰里，教化子弟，客觀上有利于實現宗族、鄉村自治，淳化民風，穩定社會秩序，得到了北宋朝廷的肯定和嘉獎，“朝旨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攸司，禁治煩擾，常加優恤”（《范文正公義學記》）。此舉不僅對宋代的社會風氣產生了很好的作用，各級官吏和士大夫們紛紛效仿，置辦義田、義莊、義學蔚然成風，而且對后世也影響深遠，仿行者遍及江南，歷經800余年而不絕。

　　范仲淹一生廉潔奉公，知行合一。他要求子弟“謙恭尚廉潔，絕戒驕傲情”，從而培養謙恭、廉潔的意識，戒驕戒躁。官員的廉潔是從小養成的，用范仲淹的話講，就是“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因此，他“常以儉廉率家人”（《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錄》），身體力行，“食不重肉”“衣才蔽無形”。在自己過著節儉生活的同時經常接濟窮人，撫恤遺孤，獎勵將士，他死后，“斂無新衣，友人醵資以奉葬”（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銘》）。

　　范仲淹認為富國安民必須改革朝政，懲處貪官污吏。在他看來官員的廉潔，要從小事、日常言行做起，從自家著手。其《戒諸子及弟侄》云：“汝等但小心，有鄉曲之譽，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薦。”他還訓誡子弟為官要清白，不要謀取私利，“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以光祖宗”（《與中舍二子三監簿四太祝書》）。范仲淹還作《君子樹》以明志：“持松之清，遠恥辱矣……有松之心，德可長矣。”他認識到清正名節需要平日珍惜，勸誡子弟：“平生之稱，當見大節，不必竊論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戒諸子及弟侄》）

　　范仲淹作為宋代士大夫的廉儉表率，引起不少朝廷要員的共鳴和效仿。司馬光作《訓儉示康》以訓誡子孫云：“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南宋名相趙鼎對《訓儉示康》推崇備至，其《家訓筆錄》云：“節儉一事，最為美行。”并要求子弟每人抄寫《訓儉示康》一本，“以為永遠之法”。

　　宋代實行“以文抑武”政策，形成了君主“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局面，這種治國方針被美化為“祖宗家法”。而魏晉以來的士族政治，自唐末五代已經衰落，科舉考試成為選拔官員最公平、最重要的渠道，以范仲淹等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參與國家、社會治理的熱情高漲。范仲淹清醒地認識到政治和社會變革的根本問題，在于教育和科舉改革。因此，他在慶歷革新中就提出“欲正其末，必端其本”，“興學校，本行實”，“育才之方，莫先勸學。”這些觀念在范仲淹家訓和子弟教育中亦屢有體現，他要求子弟“勤讀圣賢書”，創辦義學，將口頭勸學與系統的學校教育實踐相結合。其《義莊規矩》鼓勵同宗子弟積極讀書，參加科舉考試，按照應考的級別和成績的好壞，給予錢糧支持，并由范氏義莊出資聘請老師，教授舉業，使得“諸房子弟知讀書之美，有以激勸”。

　　范仲淹在教育子弟問題上，一貫秉承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原則，要求子弟，不要計較個人得失，要心系國家，有憂患意識。他告誡子弟：“京師少往還，凡見利處便須思患。老夫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得免禍。”（《戒諸子及弟侄》）培養子弟的憂患意識，做事要“謀畫為先，聰明自廣”（《蒙以養正賦》），不必計較一時利弊得失，要忍受貧窮和失敗的考驗，“勤學奉公”，時刻做好報效國家的準備。范仲淹勉勵子弟，勤奮學習，以堪大任，“力微不足以助國家之急”，“大參到任，必受知也。惟勤學奉公，勿憂前路。慎勿作書求人薦拔，但自充實為妙；將就大對，誠吾道之風采，宜謙下兢畏，以副士望”（《戒諸子及弟侄》），鼓勵子弟自食其力，憑借真才實學獲得大任。范仲淹身體力行，言行一致，訓誡子弟成果顯著，他曾自豪地講“二郎、三郎并勸修學，口立功課，彼中兒男，切須令苦學，勿使因循。須候有事業成人，方與恩澤文字”（《家書·中舍》）。諸子皆為世所稱，長子純佑陪伴他出生入死、鎮守邊關；次子純仁進士及第，“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宋史·范仲淹傳》），秉承父教，關注民生，成為一代名臣。其他二子也名顯一時。

　　總之，范仲淹家訓以及治家舉措，始終把家國情懷放在子弟教育的首位。范仲淹一生憂國憂民，史稱其“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宋史·范仲淹傳》）。他的家訓和治家理念及舉措，充分體現了“先憂后樂”的思想，將道德修為與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不僅影響了士大夫主流觀念的轉變，而且成為宋代家風家教的重要特征，強化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家國情懷。宋朝先后出現了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一大批“以直言讜論倡于朝”的名臣，“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宋史·忠義傳序》）。

　　（作者系西北師范大學教師發展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