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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毛澤東主席晚年的精神世界：文化是什么？革命又是什么？導師的錯誤？
點擊：  作者：綜合    來源：“民生文旅”公眾號  發布時間:2020-12-09 09: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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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晚年，集一生學養與積淀，攜中華五千年文明之精髓與功力，凝聚起最大的犧牲精神，超越時代的局限奮起一擊，如精衛填海，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如夸父逐日，縱萬難也，
無法泯滅其爭取勝利的決心和渴望；

如愚公移山，開一代新風，
讓后人完成夙愿；

如女媧補天，挽大廈于將傾，
留星辰于蒼穹。

一、導師最關心的是中國文化的改造與重塑


20世紀，中國有兩個重要的文化命題，一是蔣廷黻世紀之問，二是黃炎培的周期律。

“世紀之問”還是比較初級的問題，主要是如何運用中國傳統文化，在物質層面如何趕上西方。而黃炎培的周期律支配力之問，可謂穿越5000年，在時空層面上是蔣廷黻世紀之問的50倍。

導師更為注重黃炎培的“周期律支配力”之問，這個問題既帶有中華民族特殊性，又帶有人類普遍性。

從19世紀末開始，中國人就在探索這些問題。康梁試圖在原有傳統基本被保留的條件下，老黃瓜刷綠漆，結果把皇帝都給搞沒了。

北洋政府試圖在形式上模仿西方，拿著一件洋人穿過的西裝，給自己量身定做一件，結果把洋人舊西裝上的補丁也做了出來。

國民政府試圖給美國人做跟班兒，把中國承包給美國，結果發現人民還是愿意給山溝溝里打出來的中共推獨輪車，而美國人并沒有為它而披肝瀝膽，肝腦涂地。

在中國歷史上，導師是一個極其特殊的人物，他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從苦難深重走向燦爛輝煌的重要連接點，他不僅具備解決這個問題的眼界，而且擁有解決這個問題的平臺。

他用28年的時間，解決了中國的內部統一、國際獨立問題，他還要用27年的時間解決中國的精神、文化層面上的問題。

導師的獨特經歷和由此而產生的影響力，在中國歷史乃至人類歷史上，幾乎都是不可復制的。如果他不在他有生之年做出相應的實踐的話，很多事情恐怕就沒有其他人可以做了。

導師一生最關心文化問題，這不僅僅是因為他是一介文人、小學校長出身，更重要的是，文化問題才是社會、民族的根本問題。

只是由于在1927年，以常凱申為代表新軍閥集團，為阻止中國社會的根本性變革，向主張徹底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人揮起屠刀，才使導師不得不把他關心的重點，從文化轉移到軍事，直到世界最硬核組織全面接管大陸。

取得壓倒性勝利后的導師，絕不會停下腳步，他反復講“進京趕考”，“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其主旨就是，文化問題才是中國的根本問題，他從事軍事斗爭的經歷，是他人生奮斗目標的插曲，并不是他的初衷。

導師晚年致力于民族性格的改造和民族文化的重塑，為此他晚年做出最大限度的個人犧牲，置個人的榮辱于不顧，準備摔得粉碎。他當然知道要改變人的生存方式，生存環境，生存習慣，是一件無比艱難的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為了民族的未來，他本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氣概與情懷，決心嘗試改天換地的前所未有的奮起一擊。

很多人醉心于歷數一個很長的政治運動清單，描摹在那個時代里文人們在各類場合中的種種丑態，那些數不盡的運動和改造，都是為一個目的，改造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導師既要破除中國傳統文化的羈絆，又要抵御西方文化的入侵，同時，還要吸收西方和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益的部分，建立新的中國文化體系，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

研究導師晚年的努力，不可能避開導師晚年的奮起一擊，如果非要斷章取義，那要研究他的戰爭成就、政治智慧、經濟能力，都會是舍本求末，緣木求魚。走進導師晚年的精神世界，才能真正理解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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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高于一切


導師一生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他畢生的信條和宗旨。他一向重視民生和生產發展，歷來清楚，讓人民生活得以改善，人民才會心情舒暢，才會擁護政府。

但是在他晚年時期，中國的確出現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減緩的情況。

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除人口增長很快，主要還是由于導師戰略決策上的高瞻遠矚，要抓緊自己還健在的有限的時間，著手解決一些中國人民的更為長遠更為根本的利益問題，以利于在他身后中國的長治久安，故此，將物質經濟發展問題置于了第二位。

為此，導師做出了個人的最大犧牲，將針對他的不滿情緒和惡評置于身后。

她晚年心中第一位的問題，是人民在整個文化結構中的地位問題，如何使執政者永遠保持為人民服務的初心，如何讓人民有機會監督政府的施政行為，做到人人有責人人盡責。

對于執政者而言，人民常常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為人民處于社會的底層，手中沒有權力，從事著社會生活中最不起眼兒，最容易被其他人所替代的工作，因此也看似最弱勢。

導師要讓執政黨看到，這些普普通通的人民，一旦被組織起來，被動員起來，其力量是無窮大的，無論多么強大的權力機構都會被淹沒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中國20世紀的歷史上，導師多次在歷史的關鍵點上，展現出常人難以企及的以弱勝強的智慧和膽略，并最后取得成功，就是因為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依靠人民實現了這些非凡的，對中華民族的復興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偉大成功。

中共成為執政黨之后，導師仍然牢記這一點，切身地感到，如果中國共產黨忘記了這一點，就會步國民黨的后塵，總有人會重復他自己所走過的路，把人民重新組織起來，那么中國社會就要遭受又一次血雨腥風。

在全國人民都在喊毛主席萬歲的時候，導師很清楚能夠萬歲的只有人民。由于他的特殊經歷、特殊地位、特殊威望，他必須在他還活著而且還健康的時候，把人民組織起來，對權力體制進行一次可控制的沖擊。

讓他親手組建起來的權力機構，切身地體驗一下人民的力量，牢牢記住權力一旦脫離人民，甚至走向人民的對立面之后，人民的反抗力有多么強大。

導師希望人民能夠更為直接參與大至國家小至企業的管理和運作，如果社會管理活動，沒有人民的參與，政府不去組織人民，人民就會成為一盤散沙，處于弱勢地位。

為此，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要給予人民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的權利；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要在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導師希望在他組建的政府中，讓人民有真實的主人翁地位，人民的政府永遠與人民息息相關，水乳交融。

很多人試圖借晚年導師時代經濟工作不是第一要務這一點，把那個時代勾勒為貧窮、落后、封閉的時代，事實完全不是這樣的。

導師晚年時期的中國經濟發展，雖然不是第一要務，但所取得的成就仍然不可忽視。這些成就大多數都是當時不能馬上見效，但都為后期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礎，比如塞罕壩林場、成昆鐵路、大三線建設等等。

這些經濟布局，在當時只是投入，只是奉獻，一代年輕人懷著扎根艱苦地區的夢想，經過幾代人的奉獻，終于在近50多年來，發揮出了巨大的效益。

相對地限制一下不合理的經濟行為，不搞掠奪性、毀滅性開采才是人民福祉的長久保障，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晚年導師的外援政策，也備受污蔑，被認為是不顧國內人民的福祉，對外亂撒錢的行為，其實，這是一種蠢見（如不是惡意攻擊的話）。

導師接手的中國是一個制造能力極其低下的國度，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已經可以制造出很多工業品、軍工品了。

如何讓中國的工業品走出國門，是毛澤東早就考慮的問題了。很多外援項目，比如坦贊鐵路等，其實就是新中國工業品的廣告，也是投石問路的國際化過程。

就我們當時的能力而言，我們的產品與歐美相比并不具有競爭力，不白給就不會有人要，中國工業品國際化的第一腳也就永遠踢不出去。毛澤東做出的這種外援決策是很有遠見的，也是我們現在一帶一路戰略最早的雛形和布局。

真正為后來改革開放奠定基礎的是導師，沒有導師完成土地公有制的改造，后來的經濟建設就會遇到重重阻力；

沒有導師的人口政策，中國就不會有后來承接低端制造業轉移的人口紅利；

沒有導師的掃盲和科技人才儲備的努力，中國就不可能有初級的工業體系、科技體系和軍事體系來護衛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被再次打斷。

雖然還在冷戰時期，但僅在1971-1977年之間，就有65個國家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其中包括中國重返聯合國、中美恢復交往等重大成就。

這些成就表明，導師晚年努力把中國融入全世界，并親自指揮團隊實踐了四三計劃，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兩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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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造國人性格，為中國文化注入勇于斗爭的進取精神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點是我們的這個民族的DNA，是無法抹去的烙印，失去這些最基本的東西，既不現實也不應該。進入現代社會，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問題在于，她的成長與壯大，生根與發芽，都是以農業社會為背景的。

西方強力將世界帶入工業社會之后，中國也必須完成自己的工業化、現代化，以適應新環境的需要。

導師晚年深刻地認識到，中國人民站起來之后，環顧四周依然危機四伏，中國人如果不徹底改造自己的民族性格的話，遲早還會再次趴下去。為了適應新的時代，新的環境，中國人必須努力改造自身文化。

他努力方向和他開出的藥方，就是斗爭哲學。導師將斗爭精神具體地表達為三大實踐，他希望人民都可以具有這種斗爭精神，勇敢地迎接社會、生產和科技活動的挑戰和考驗，這種進取心是一切的基礎。

他晚年對于“孔子”的批判是時代的必然要求。導師是把孔子作為一種舊文化的象征進行批判的，與孔子本人的關聯度的確存在，但不是絕對掛鉤的。他本人對于孔子并沒有憤恨，相反導師對孔子是非常推崇，甚至是喜愛的。

根據一些人的統計，僅在《毛澤東選集》前四卷里，導師就引用中國古典文獻和文學作品約60處，其中孔孟等儒家經典著述約20處。他的兩個女兒的名字都出自于孔子的一句話，這一點很說明問題。

對于任何一個男人來說，特別是經過許多顛沛流離、挫折困苦的男人來說，在40多歲時得到給自己的生活帶來無限快樂和輕松的女兒，都是一件非常欣慰愉悅的經歷，此時的男人給女兒起名，一定是自己心底里，最真誠最美好的祝福。

導師沒有借助《詩經》《楚辭》《易經》，單單對《論語》中孔子的話情有獨鐘，可見，導師對孔子非但沒有惡感，反而是充滿了善意。

20世紀初，中國知識界通過新文化運動掀起了反孔高潮，把孔老二的學說連根兒拔了，捎帶著中醫、中藥、京戲全否了，若非中餐實在是太強大，恐也難逃厄運。

但實際上，那時反的孔與孔子沒啥直接關系了，反的是在孔子身后經過近2500年的改造之后的孔教。孔子本人并不排斥斗爭，“當仁不讓”，“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但是到了后來，中國人越來越夸大孔子的自省思維，越來越只偏向于向內，而忽視了向外用力。

佛學傳入之后，中國更是徹底失去了進取心，朱熹的理學讓國人進一步走向內心自省的沉淪，王陽明靈光一閃之后，又慫了。

完善自我沒有錯，道德立國也沒有錯，錯在我們自己沒學好，發展到20世紀，過于偏重人的內心道德建設了，故而缺失了西方保有的賴以叩開現代科學大門向外用力的斗爭精神。

在西方用現代科技武裝起來并以此欺凌東方之后，如果我們還不反省，還不拿起斗爭武器的話，那么我們就永無翻身之日了。

這才是導師晚年致力于批孔的原因所在。缺什么補什么，必須讓中國人恢復斗爭精神，重振漢唐時期雖遠必伐、天可汗的威風。

與天奮斗、與地奮斗、與人奮斗的三斗之說（不是“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這說法是美敵和公知以極其下流無恥的手段來玷污導師的精神）和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大革命的方向，均借鑒于西方文化。

他晚年就是要通過這樣的借鑒，在文化的核心領域里進行最深刻的變革，這才是大本大源。

在導師晚年進行這一重大努力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從1966年8月的《我的一張大字報》開始，至1968年9月全國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歷時兩年零一個月的時間段內，國內秩序出現了比較嚴重的混亂，特別是發生了比較普遍武斗事件。

對于這種現象的出現，導師非常痛心，但是這種局面的出現并非完全出于他的預料之中。

他早就說過，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就不能矯枉，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我們不必過分專門地去追究某次武斗的具體起因，甚至不必糾結于某些人轉移斗爭大方向，因為如果不進行這種極具根本性的社會文化變革的努力的話，這些動蕩在當時很難發生，而這種動蕩恰恰是社會文化體系轉型期，必付出的代價與成本。

由于導師特有的經歷和威望，這種混亂的局面也很快被制止，可以稱之為可控制混亂。試想如果導師沒有在其生前就進行這種深刻的社會文化變革，不預先付出可控制混亂的代價，在其身后，中國如果再次陷入軍閥混戰或外族入侵，那么，混亂將無法收拾。

導師晚年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但是這種正確的理論，卻因為執行團隊的極端化和教條化的失敗推進，出現行政化的傾向，而這種現象和做法的確是深刻的教訓。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的確可以指導中國文化的改造，但是，這種哲學理念如果被生硬地被搬到日常社會行政管理層面，就會使社會的承受力受到過大的考驗，從而使普通民眾對于這種做法更加難以理解。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導師晚年的思想過于超前，使得具體辦事的人們無法理解他思想的含義，很多情況下，只能生吞活剝地去處理行政事務。

俱往矣，導師晚年期望人民和他的戰友們，能夠發揚革命戰爭時的那股勁，繼續革命，警鐘長鳴，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是民族振興過程中，所萬萬不可缺的斗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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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導師和身邊工作人員】

四、破除對西方模式的迷信，走向創造之路


中國共產黨最初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自從遵義會議自主選出導師以后，在他的領導下，中共逐步走出共產國際的控制。

在共產國際解散之后，中國更加獨立地發展，但是，即使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也還是把蘇聯視為老大哥，并沒有實現完全的精神獨立。

激烈的九評亮出了中蘇之間對于共產主義的不同理解，從意識形態上，亮出了一面截然不同的旗幟。

有些人總是把導師和蘇聯的分庭抗禮，庸俗化為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垃圾人渣們用這樣的降維套路，可是說是特別的邪惡、卑鄙！

實際上導師更為重視的，一定是中國的問題，他明白中國是一個剛從戰亂中站起來的弱國，當務之急不是爭奪世界領導權，而是完成改造中國的任務。

導師通過與赫魯曉夫的斗爭，重塑了民族性格，重新建立了民族獨立意識，把中國帶向文化創新與道路創新的境界。

導師對于中國的落后和西方的強大，乃至中國與西方的差距之大，有著非常清楚的認識，他從未有過許多人攻擊他的盲目自大。

他一向堅持中國必須向外國學習，活用中國傳統文化的路徑是借鑒西方，但如何借鑒，如何在借鑒的過程中，學到好的摒棄壞的，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

西方的強大來自于物質層面，在精神層面上，西方有法國的藝術、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歷史、中東的宗教等等許多成就，但這些局部的成就，從未作為一種完整的文化體系徹底征服過中國。

西方依賴科學崛起，僅僅是物質層面的強大，并沒有創造出觸及人類心靈的學說和導向。毛澤東要打破一切偶像，樹立中國人走自我創造的自信之心，破除迷信，不怕教授，也不怕馬克思。

導師晚年為中國完成了對西方迷信與精神依賴的徹底切割，這就是不破不立，完成了馬克思主義徹底中國化的過程，讓中國人精神世界得到了徹底解放。

對于西方文化采取既要學習又不要照搬的態度。西方在中國之前走上了現代科學之路（關于中國為什么沒有率先搞出現代科學和現代科學對于人類長遠利弊問題，不在此處討論），由此徹底改變了東西方物質力量的對比，東方也必須走向現代科學之路，并且在新的環境下，找到與西方的相處之道。

基于這個原因，中國必須向西方學習，因為就現代科學而言，他們在諸多方面都是先進的。

不能照搬的原因也非常明顯。蘇聯屬于西方文化體系的邊緣。蘇聯（俄羅斯）在列寧的指導下，運用西方主流文化產生的馬克思主義獲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但很快就衛星上天，紅旗落地，落入了沙皇俄國的簡單、粗暴的霸權主義桎梏之中，不是人類應當發展的方向。

美國文化是現代西方文化的主流，也的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全球形成政治、經濟、軍事和傳媒娛樂的一家獨大的全面霸權，但這一切都不能掩蓋西方文化的致命弱點。

美國文化被很多人奉為神明，尊為普世價值，但其核心點無非就是個人權利、私有財產和普選制度，并將這三點推向極端化。這些都不足以讓中國去邯鄲學步，西方在獲取現有的優勢之前并非都奉行這三條原則。

他們有過羊吃人和對印第安人進行種族絕滅的階段，那時他們從未遵守的個人權利之上的原則。西方的社會變革是在有產階級的領導下完成的，東方的民族解放則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完成的，這一點造成了在財產所有制方面的根本不同。

西方的民主普選制度，是有產者與無產者無奈的妥協結果，并非一個完善的制度。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實質是一種貴族政治，最初是少數人參與的活動，后來由于民主制度本身自相矛盾的特征，變成了一種少數人操縱多數人參與的活動。

這種制度的實施條件要求比較高，不具備這些條件的地域，盲目去搞只能亂世。而且這種制度到21世紀之后，在西方國家也問題頻出，再繼續下去，已經開始威脅到西方文化在全球的領先地位。

導師在晚年，直接否定了照搬西方的任何一種模式的思路，告誡中國人不能沿著西方的路子走，要有自己的創造。他要讓中國人明白，不能因為別人家現在日子過得好了，于是乎別人家的煙囪里冒的煙都是我們的范本，自己家的煙囪冒的煙如果走了樣兒，就是錯的。

導師從西方借鑒的主要概念除斗爭就是民主，在回答黃炎培的“周期率支配力”之問時，導師就非常明確地指出，這個道路就是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導師非常推崇民主制，但他并不欣賞西方的具體做法，他需要的是民意的真實、有效的表達和實現。人民人數眾多，如果人人參與決策根本不可能，也沒有效率，故此，毛澤東提出民主集中制這一重要的極具創造性的概念。

按照西方的觀點，民主與專制是截然相反的對立概念，而且民主就是一人一票的普選或代議制，專制就是沒有一人一票的選舉，而由一個人說了算，也就是法西斯。

這種說法適用于西方社會，但并不適用于東方社會。民主集中制解決了西方民主理念的粗陋、虛偽問題，使人民的意志得以表達，但又不失去效率，因而是適用于中國國情的做法。

導師晚年試圖打破一切偶像崇拜，這種努力也包括打破對于他自己的崇拜，個人崇拜也是在這一階段出現的一個不好的現象，而且這種個人崇拜一度具有了明顯的宗教化傾向。

在現代西方社會中，宗教的力量依然是很強大的，是西方文化中無法忽視的重要平衡力量，故此，在借鑒西方文化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宗教化的嘗試，但這一點顯然是不成功的。

對于這種現象，導師本人是反對的，沒有他的認可，這個風是剎不住的。在導師身后，用了幾年的時間，他就被請下神壇，中國人能做到這一點，實際上是導師生前努力的必然結果。對此他生前很坦然地說過，準備摔得粉碎！

導師的一生，努力把中國人從贊美外國的月亮的境地帶出來，喊出了外國人能辦到的事情，中國人也一定能辦到。

到了今天，國人們可以有機會說，中國人能辦到的事情，外國人不一定辦得到。

為了這種民族自信，發展道路自信，后人不可忘記導師的巨大努力，他的功績不可磨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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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養中國共產黨的合格接班人

 


導師晚年最為關注的問題，就是中國如何在他身后，中國共產黨如何繼續保持為人民服務，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穩定和發展的問題，也就是革命接班人的問題。

在這一問題上，導師主要的措施還是錘煉中國共產黨這一整體組織，而不是培養具體的某一個或幾個人。至于接班人具體的人選，他非常關注，但他的主要目的還是人民的覺悟，他要培養整整一代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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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晚年另一個被后人議論較多的問題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隔大約半個世紀，中共18屆7個常委中4個知青，25個政治局委員中12個知青；

19屆7個常委中3個知青，26個政治局委員中11個知青。

而且這些知青背景的中共最高領導層，堅決開展了反腐敗的斗爭，人們不應忘記，在導師的時代，反腐敗是被視為階級斗爭的一種形式的。東西南北中，工農兵學商，黨領導一切的思想和治國理政思路，已獲得了肯定和實施。

盡管如此，仍然有一些上山下鄉的親歷者們對導師當年的號召存有非議，另一些文人在推波助瀾。

導師一生經歷過太多的生離死別、親人離散，當時在北京火車站，汽笛一聲，哭聲一片的場面，對他而言是再熟悉不過的了。

對于抱怨知青生活艱苦的群眾來信，他也清楚此類情況甚多，容慢慢解決。

他堅持頂著罵名這樣做，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國文化，青年人是未來中國文化的承載，他們必須深刻地了解中國的國情，親身體驗中國人民的疾苦，在歷盡艱辛之后，才可以擔起時代的重任，中華民族才有復興的一天。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導師一生為了人民，到了晚年初心不改，勇敢、堅定地超越時代局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最后的幾年中，他仍頑強堅守著自己的信念，不改初衷，就是要讓后人深刻記住他的思想，避免人亡政息。

為此，導師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個人犧牲。

如果說30年前，我們還無法理解導師，情有可原，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擺脫時代的羈絆，看得那么遠。

但到了今天，還沒有人能夠理解晚年導師，那就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了。

導師的成就和對于我們民族的貢獻，需要人們慢慢體會和反思……
圖片
（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民生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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