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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理論動態》編者按】英刊《文化政治學》2005年3月號刊登了美國學者安德魯·羅斯題為《毛澤東對西方文化政治的影響》的文章, 認為毛澤東思想中的一些理念如強調自力更生、力主區域平衡發展、提倡來自生活中的“有機專家”、主張自我批評等等對西方的思想界、文化批評界和社會運動有巨大影響。他特別指出法國著名思想家薩特、阿爾都塞、羅蘭·巴特和福柯等都深受毛澤東思想的影響，他們的思想又影響到美國的文化批評界和社會運動甚至社區生活, 甚至影響了美國的教育和文化價值觀。該文為我們認識和理解毛澤東思想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沒有人會否認西方當年所接觸到的毛澤東思想是以高度理想化的面貌出現的。事實上，我們所理解的毛主義與中國所經驗到的不斷變化的毛主義有著非常大的不同，尤其在農村集體化運動、大躍進與文革方面。因此，了解接受毛主義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有時比了解其思想體系本身的說服力和邏輯性更重要。

今天大家通常認為，西方青年對毛澤東、格瓦拉以及胡志明之類的第三世界領袖偶像的著迷只是一時的喜好罷了，與第一代崇拜搖滾明星的人同調。那么，在毛澤東熱的最高潮過去了30年之后，毛澤東的精神仍主導西方文學與文化批評家的心理，這又究竟為何呢？這難道僅僅是賽義德（EdwardSaid）所稱的“理論旅行”（travelingtheory）（即一些思想在某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發芽成長，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卻在另一個新環境中獲得了完全不同的意義）的另一個例子嗎？或者，我們能從過去幾十年來對政治和文化的關系的認知中，學到一些更經久的教訓？

 

“毛澤東思想” 影響西方人文學術界的歷史背景

 

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歷史背景。

 

20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與莫斯科決裂，這反映了他在逐漸地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受到贊揚，認為這是把共產主義理想從斯大林體制死氣沉沉的官僚統治中拯救出來的大好機會。

 

毛澤東愛走基層民眾路線，熱衷發動民眾繼續革命，亦被視為明顯不同于蘇聯所采取的由科技精英指導的城市工業化道路。他的這種思想傾向深獲西方那些反對由好戰的專家官僚嚴密管控的西方社會的人們的歡迎。同時，他強調自力更生，力主區域平衡發展，提倡來自農民生活中的“有機專家” （organic  experts），這與當時新興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力圖不僅擺脫舊有的殖民霸權，也要破除冷戰架構下美蘇主控的體制，正相合拍。

 

毛主義對第三世界左派的影響最為持久。而對西方工業社會中那些正尋找超越冷戰的生死斗爭的異議者來說，中國社會主義的另類發展模式與他們自己另擇發展道路的追求不謀而合。在西方，毛澤東反蘇聯的形象日益受歡迎，這主要是因為他終身信奉矛盾。

 

外國人以為毛想固守田園式的社會，其實不然，他從未停止鼓勵發展斯達漢諾夫式（Stakhanovite）運動與快速工業化（他疾呼：我們必須兩條腿走路）。他也從未忽視那些通商口岸（例如上海），但卻同時力促其他內陸地區的城市化以使整個國家共享發展的利益。他虔信農村大眾的革命潛能，同時又堅持列寧主義的政黨中央集權。與蘇聯的經濟模式分離使毛澤東贏得外國人士的贊美，幾年后他轉而關注文化則真正點亮了全世界的燈塔。

 

1949年中國戰勝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20世紀50年代將資本主義企業國有化，深刻改變了中國的經濟基礎結構。但毛堅持認為僅僅是經濟變革是遠遠不夠的。舊體制的思想殘余仍存在于社會的許多部門中。總而言之，中國的大多數人仍舊傾向依照革命前的舊意識形態與思想方式來打造新中國。所以，決定中國革命方向的殊死戰可能會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

 

“毛澤東思想” 對西方的重要影響

 

毛澤東重視文化的理論取向和新興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亦相輔相成。他批評蘇維埃經濟模式的目的雖與西方激進思想界不同，但亦獲得那些長期質疑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機械經濟決定論的思想家的響應。

 

有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超越傳統的經濟基礎— 上層建筑的僵硬決定論，發展出對權力與抵抗更縝密更復雜的分析，毛澤東強調文化的重要性，與他們有如同聲相應。盡管發生的理由和背景全然不同，在西方激進學界，文化與媒體機構———即阿爾都塞著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成為爭論與沖突的目標。

 

對毛澤東而言，轉向文化完全是策略性的手段，是為了保衛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后的革命果實。人們期待立竿見影的效果，經此形成新型的社會主義品格、社會習俗以及日常生活作風。

 

至于在西方，向文化的轉向則處于完全不同的歷史環境。它召喚對抗那些確保民眾同意社會和國家中的掌權者統治的機構。

 

除了對權威的攻擊之外，毛澤東思想的許多方面在西方也受到廣泛歡迎。

 

例如“自我批評” 就成為白人對自身特權的反省，進而快速擴大引入至個人對自身階級、性別與性取向特權身份的反省。這甚至成為一種慣例，演說者在演說前先為自身觀點可能因自己身份特權而有局限而致歉。漸漸地，自我批評成為大眾心理療法與自助（self-help）當中重要的懺悔儀式，由此可見其已深入主流生活。

 

同樣，毛澤東對青年運動的注重，亦與所謂的嬰兒潮一代（babyboomers，即“二戰” 后出生的一代）的代際政治（generationalpolitics）產生共鳴。對年輕人而言，反叛成為一種“權利”。雖然它今日可能在對商業品牌的選擇中更為重要，但這一潮流仍很有生命力，也再次證明其對主流的影響力。

 

在中國農村推動的“憶苦思甜” 運動中所常常使用的提高覺悟的方式，對第二波女權運動有非常重大的影響力，從此其影響亦擴展到其他社會運動，而成為提升弱勢階級自尊的有效方法。

 

總之，這些以及其他毛思想的原則在西方有著比在中國更長久與更有成效的發展。

 

至于毛澤東本人，你可以從他身上幾種不同的吸引人之處選擇。對西方知識分子而言，毛澤東吸引人之處在于他應付時事時善于謀劃。他制訂策略的原則不是直接引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然后生搬硬套到所有事物上。這是一套富有創造性的策略原則，目的是打敗相繼而至的不同敵人（殖民主義者、蔣介石國民黨、日本占領軍、蘇聯霸權），這套原則出自一位從戰場上獲得軍事戰略家聲譽的詩人、哲學家。

 

也正是毛的實踐精神部分地防止了把毛式美學完全變成“為人民服務”的僵硬教條。這種情形，在毛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被奉為國家文化政策之后，是很有可能發生的。

 

西方左派對待毛主義的態度各有不同

 

大部分西方的詮釋者比較喜歡根據自身的需要來靈活理解和闡述毛澤東思想。西方對待毛主義的態度也并不一致。

 

例如在我出生并成長的英國，托洛茨基主義在學生與工人的政治先鋒中有更大的影響力。

 

在法國，廣大的左翼深受毛主義的影響，一些組織則是典型地反對任何威權、反對官僚，其實或許與中國事務全然無關。從根本而言，盧梭、蒲魯東和索雷爾（GeorgesSorel）的思想遺產決定了法國對毛思想的接受方式。

 

與此相反的是，美國的一些毛派團體例如進步勞工黨（ProgressiveLaborParty）、革命共產黨（RevolutionaryCommunistParty）以及馬列共產黨[ CommunistParty（ML）] 則相當強調道德和等級。他們的組織基本上是列寧主義式的，他們的爭論往往反映或折射出中國的政治派別斗爭。

 

法國的毛派較受無政府主義與自由主義傳統影響，因而接受文化激進主義。美國的毛派則常常與處于萌芽期的社會和文化運動相左——— 如反主流文化運動（counterculture）、女權主義、同性戀運動等等。

 

美國毛派人士往往向他們所認為的無產階級的文化保守主義看齊，所以他們的服飾打扮、行為方式和宣傳模式皆與此一致。對毛主義的許多更富創見的解釋其實主要來自少數族群的民族主義者，例如黑豹黨（theBlackPanther）以及亞裔、拉美裔以及印地安原住民。在“內部殖民主義” （internalcolonialism）理論的指導之下，他們認為黑色、黃色和紅色美國人實質上是不發達殖民地的居民，與第三世界人民相似。他們選擇性地運用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例如自力更生、“為人民服務”、文化建設以及對抗行動等等。

 

毛主義對美國教育、學術、文化與社會運動的影響

 

在西方，盡管沒有建立起工人大學，但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改革致力于使課程與教學方法盡可能地大眾化。

 

毛的教育思想與杜威和保羅·弗萊雷（PauloFreire著有《受壓迫者的教育學》，是巴西20世紀40年代農民和工人識字運動的倡導者，企圖通過教育解放那些受壓迫者的意識。———編者注）的教育思想的精神是很一致的。更重要的是整個一代的左翼運動積極分子進入了大學教職的行列。他們下決心進入“上層建筑的專業工作” ——— 例如教育、法律和藝術等對于重塑國家和民族文化最為重要的領域。正是在這些人文學科領域———尤其是在其中最精英化的地方——— 新毛澤東主義的脈搏持續跳動逾三十年，在文革熱潮早已退去之后依然不衰。

 

在這個圈子內，法國知識分子諸如薩特、阿爾都塞、羅蘭·巴特和福柯等享有巨大的影響。這些思想家在思想成長時期曾深受毛主義的影響。而他們的思想對美國的文化批評界又有著深遠的影響。

 

與此同時，新毛澤東主義的影響逐漸滲入社區生活，開始以代表大眾要求文化認同的面目出現，涵括種族、族群、女權主義、同性戀及環境保護運動等各方面。這些社會運動各有各的訴求，但又互相聯系，可謂是百花齊放。這些運動對立法的影響并非立竿見影，而通常須歷經數十年的司法訴訟。但它們對教育界的變革卻有著直接的影響。

 

文化批評家以及歷史學者站在斗爭的前線，努力修改各類教科書，提倡新的文化認同觀念。最終結果是大大翻修了構成國家文化核心的半官方準則。在多元文化論者大幅改寫了歷史書籍中的白人男性精英觀點后，一些新興的批評學派，如酷兒批評（queercriticism）、生態批評與后殖民批評等等，也加入戰斗陣容。教科書為了跟上不斷更新的認同范式而一次又一次地修改。

 

這個過程遠遠沒有結束，在某些未顯示的方面，已體現毛澤東思想中“不斷革命” 論的精神。

 

 

美國新保守派發動“文化戰爭” 攻擊進步思潮

 

并不是每個人都將這些變化視為進步的,事實上，有些人將此視為破壞性力量。這樣的逆轉不只來自右翼，也來自左翼。

 

自20世紀80年代晚期開始，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發動了所謂的“文化戰爭” （CultureWars）。直至90年代中期，左右翼在文化問題上的爭端吸引了全國極大的政治關注。

 

在有關國民道德的辯論中，美國的“文化戰爭” 為其他國家的保守主義者們提供了一個可效法的模式。爭論最初針對學校該教授何種教科書，但很快地擴展到社會和文化生活的每個角落，挑起對“少數族裔優待計劃” （affirmativeaction）、性騷擾、同性戀權利以及各種工作場所歧視的爭辯。這樣，沖突從通常處于非政府領域的文化政治問題，逐漸擴展到我稱之為文化正義（CulturalJustice）的范圍。在這些方面，爭取承認公民權的斗爭需要有國家行動的介入。

 

因為左翼文化改革者對主流歷史觀念的修正方便煽情報紙的炒作，因此改革者粗糙的漫畫式形象在媒體中廣為流傳。新保守主義者將“政治正確” （politicaicorrectness）進行重新界定的策略很奏效（美國多元文化運動主張尊重多民族的語言文化，反對西方白人男性中心，要求不得使用歧視婦女、有色人種的措辭，謂之“政治正確”，但保守派刻意扭曲其意旨，攻擊“政治正確” 論有違言論自由,具極權思想，更把“政治正確” 搞成被譏嘲的貶詞。——— 譯者注）。

 

關于對文化改革的熱情，有些人認為，由于“上層建筑” 的變革并不扎根于經濟基礎的土壤中，因而不足以改變廣大無產階級的生存狀態。此外，他們認為文化更多地導致人們的分裂而非導向團結。另一陣營的擁護者則堅持認為社會與文化認同是在收入、醫療、教育、自由結社、宗教自由、住房與工作上獲得平等機會的前提條件。從這一觀點出發，文化自尊是言論、集會與社會良心、自由等基本人權的必要補充。許多人認為獲得社會承認的權利與獲得社會薪資幾乎同等重要。

 

總之，毛所說的“文化” 主要并不是指書本或藝術家，它與改造人的主體性更有關聯。培育新的社會人格和心態的努力取決于是否能徹底清除自身內部的資產階級思想。在這方面，毛的先輩是如葛蘭西這樣的思想家。葛蘭西提出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創造“新人”。與毛同時代的格瓦拉也提出類似的“社會主義新人” 的概念。

 

如果正如本文所力圖證明的那樣，西方左翼文化政治的道路的確受到了毛主義宏偉的抱負的影響，它卻只能在一個備受限制的環境下始終謹慎從事。但令人可喜的是，整個社會變革和改造規劃的精神不僅保留了下來，更延伸到資產階級思想以外的新領域，如廢除家長父權和異性戀霸權以及白人中心主義等等。除了那些由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派所驅動的人（那種也許才是最純粹的認同政治形式），右翼的文化斗士并沒有可堪與毛主義比擬的藍圖，他們最主要是受反動的精神所驅動。

（作者：Andrew  Ross 系美國紐約大學講授社會和文化分析課程的教授，編譯：鄭洛；來源：“文明與本能”微信公號轉載于《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8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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