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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值得思考的東西。而在其中，漢奸，絕對是中華民族的一大恥辱。而現如今竟然有人妄圖給漢奸翻案，這簡直是荒謬絕倫，不可想象的。

首先有一點不容否認，那就是汪精衛的賣國行徑。不論如何，汪精衛在抗日戰爭時期背叛了祖國和人民，建立汪偽政權，幫助日本奴役淪陷區人民，聚集了大批漢奸，宣揚“東亞聯盟”理論，推行奴化教育，瓦解抗日意志，為日本的侵略行徑和自己的賣國嘴臉辯護。這些行為早已證明汪精衛漢奸的身份。雖然汪精衛在早年投身革命的時候也確實曾做過刺殺攝政王載灃等革命行為，但是他最終背叛了革命，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汪精衛作為歷史人物其史實不容更改，但是現在卻有人拿汪精衛說事，認為他不是賣國賊，反而是愛國者。認為他對日講和是保全中國的做法，漢奸統治中國總比日本人統治好，他還為中國收回部分租界，爭取了部分所謂的“權益”，維護了淪陷區社會秩序的安定等等。不論是趙無眠先生的大作《查塔呼奇河畔談漢奸》，還是林思云的《怎樣看待汪精衛政府》，都充斥著這種論調。

這些謬論其實很好反駁，先說“保全中國”論，早報網有一個帖子曾經說過這樣一番話：“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了面子，實際上就是沒有了作為人的資格。面子是什么，是平等的條件，如果一個民族在另外一個民族眼里是一個不要面子的，那么這個民族就是奴隸民族。”一個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性與精神的民族，最終也只能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中比比皆是。更何況，正是因為先輩堅持抗爭，才有了今天獨立和平的生存環境。如果中國真的像汪精衛那樣所謂地“保全”，恐怕現在連生存都成問題，更不要說發展，甚至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了。而且日本的目的本來就是要滅亡中國，除了被占領還有什么講和可言呢。日本人的目標已經昭然若揭，但汪精衛身為國民黨的高層人物，還是在所謂“和平救國”的投降道路上越走越遠，這種明知故犯的行為不是漢奸是什么？就算所謂的追求和平也應該有底線。底線是是什么，是我們所能容忍的最低限度，意味著中國的核心利益，如果沒有底線，一味的求和，那不就是投降嗎？

至于那所謂和平的淪陷區秩序，這是因為日本在速戰速決滅亡中國的策略破滅后陷入僵持，需要淪陷區穩定的秩序和物資支持來繼續戰爭，這就是所謂的“以戰養戰”。就算沒有汪精衛，日本也必須維持秩序來進行長期剝削。更何況，淪陷區人民哪里有真正安寧的生活，都是在水深火熱中掙扎求生：

其一，汪偽政權制定了大量便于日本壓榨奴役中國人民的條約。

汪偽政權在從1940年3月建立至1945年8月隨著日本戰敗而倒臺的時間內，召開了偽政治委員會議148次，偽行政院會議261次，偽中央常委會議103次，最高國防會議72次。先后制定、頒布、實施和修正了許多的條例、辦法、章程等共88項（不含省一級）。如1940年3月21日，第二次偽中央政治會議制定和通過了所謂《國民政府綱要》、《中央政治委員會組織條例》、《修正國民政府組織系統表》、《修正國民政府組織法第十五條》，第三次偽政法會議又制定通過了（華北政務委員會組織條例》、《實施憲政》、《重慶政府處置方法》等等一系列便于日本侵略的條約。[1]汪精衛的漢奸政權根本無法像某些人說的那樣阻止日本的侵略，正相反，汪偽政權只是日本掩飾侵略的遮羞布罷了，在這些政策的支持下，日本侵略反而變本加厲，有恃無恐了。

其二，汪偽政權對淪陷區進行了大量的經濟掠奪。

1941 年 1 月 6 日, 日本許可、并扶持汪偽政府設立偽“中央儲備銀行” , 發行偽幣“中儲券”。以此來轉嫁戰爭負擔，最終使中國華中華南淪陷區陷入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大量財富流失，成為日本繼續侵華戰爭的軍費。

日本還實施所謂的“對華新政策”，通過汪偽政權控制大量“中日合辦”的壟斷企業，壟斷了淪陷區各種重要資源，這些企業名義上中日合辦，實際上還是由日本人控制。1944年3月30日,日汪簽署《中日合辦各國策公司調整通則》和《華中振興股份有限公司與中日合辦公司間業務聯絡要領》?！锻▌t》規定:“中日合辦”各國策公司應受汪偽國民政府主管部直接指揮監督, 經營管理應遵照“中國法令”,各子公司重要法規章程應呈汪偽政府主管部核準后才得以施行 ,日汪雙方對各公司有改進意見時經協議后交由汪偽政府主管部發布命令執行 ,日本大使館不再以命令行之。[2]表面上日本人作了讓步，但這些企業名義上中日合辦，實際上還是由日本人控制。日本控制淪陷區經濟和提供軍需的目的沒有變。汪偽政權的文件不過是為日本人的掠奪行徑打掩護，欺瞞民眾罷了。

其三，汪偽政府還多次同日本一道發動一系列殖民活動，對淪陷區進行殘酷統治。

從“治安強化運動”開始，到“治安肅正運動”，直至“清鄉運動”，鎮壓淪陷區的抗日運動。而在其中尤以“清鄉運動”最盛。

 “清鄉運動”從“軍事清鄉”、“政治清鄉”、“經濟清鄉”直至“思想清鄉”，持續時間長，破壞性大，對淪陷區動用軍事手段，封鎖抗日根據地，鎮壓抗日活動，大肆捕殺愛國者，還借“清鄉”之名直接下鄉搶劫，將“清鄉”變成了十室九空的“清箱”，還大幅度增加賦稅，僅僅田賦一項，就能達到抗戰前的五倍至十倍，甚至達到二十倍。例如常熟縣戰前每畝賦稅為一元多, 一九四一年十月, 賦稅與并征費合計每畝高達九元(均以舊法幣計算)。[3]除此之外，其他各種苛捐雜稅的勒索也是駭人聽聞的。清鄉運動還從思想上利用教育，文學藝術等各類手段進行“東亞新秩序”，“大東亞共榮”等奴化宣傳，妄圖磨滅人民的抗日意志，使人民甘當亡國奴，安心當漢奸。

再說收回租界和所謂的“權益”，有些文章拿這一段來說事：“二戰期間和結束之后，中國與西方各國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被廢除，這要算是抗戰獲得的報酬。但汪精衛的政府步子更快——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汪宣布驅逐英美、取消領事裁判權，比蔣早兩天，翌年八月一日，汪正式從日本人手里收回租界。”[4]可是，作為日本的傀儡，汪精衛政府自然會與英美為敵，收回英美的租界也就不足為奇了，更何況本身淪陷區就相當于日本的殖民地了，所謂的“收回”也不過是租界由英美占領轉為日本占領而已。同理，日本暫時放棄所謂名義上的租界沒有什么實際意義，“收回”租界在淪陷區一直是汪偽政權用來掩飾自己賣國嘴臉的遮羞布。[5]至于汪精衛從日本那里爭取的所謂的“和平權益”，作為傀儡，汪精衛根本沒有可以真正用來談判的籌碼，日本的承諾不過是一張空頭支票罷了。在這個前提下，任人宰割的下場是不可避免的。

通過上述論斷，可以看出歷史虛無主義不是把歷史全部虛無，而是有的虛無有的不虛無，虛無汪精衛的賣國行徑，美化強調他所謂的“貢獻”，想要批駁這些論調，一定要堅持兩點論與重點論相統一，這些人就是忽視了主要，只去看支流，還將支流認成了主要的。的確，就算是汪精衛也一定有其好的方面，但絕對不能將這兩方面等同看待犯均衡論的錯誤，他們不去看汪精衛的賣國行徑，看清這個人的本質，在沒有堅持主要方面的情況下去研究汪精衛所謂的成績，甚至將這一部分扭曲為主流，認為他是愛國者。研究汪精衛沒有問題，研究汪精衛從所謂的新視角切入也沒有問題，但是忽視主要方面對次要方面的支配作用，看不見這些所謂成績的有限性，相對性以及背后的本質，是得不出科學合理的研究成果的。

而且這種歷史虛無主義危害極大，這種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的論斷，極易引發人們的思想混亂，磨滅人們的精神，阻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如果歷史被扭曲了，賣國賊都能成為愛國者了，人們一直堅持的獨立自強民族復興的道路怎么能堅持下去呢。這種論調嚴重危害我國的國家利益，應該予以還擊。不要被他們所謂學術研究的旗號欺騙，這不是一個純粹學術上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這些人其他的著作主張已經把他們的目的暴露無遺。例如以林思云為作者名稱的文章多為和中日關系相關的內容。其觀點通常是明確反對中國，為侵華日軍及日本的南京大屠殺暴行進行狡辯。作為一個工學博士，他卻醉心于研究歷史，還原所謂的“事實”。他在《中國趕不上日本，差了一座長城的距離》一文中對中國人進行了極力的貶低丑化，認為日本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之一，而中華民族卻有太多的毛病了，人人都有優點和劣根性，但不應該因此而上升到民族層面，這種只談中國人所謂的“毛病”，和日本人所謂的“缺點”的文章本身帶有極大的誘導性，卻自認為公正中立，實際上從民族方面貶低人們的自信心。

不僅如此，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的論調在實際批判上確實存在困難。

首先，網絡傳播已經成為這類文章傳播的主要途徑，在互聯網時代，社交網站層出不窮，網站制作成本低廉，信息擴散速度極快，歷史虛無主義者們便把互聯網作為自己傳播虛無主張的“發聲器”，大肆傳播錯誤言論。這些人現在不僅僅寫長篇的文章，還寫短小的語段，混在眾多網民的言論中，讓人防不勝防。

其次，歷史虛無主義經常偽裝自己，不易察覺。歷史虛無主義者經常打著“還原歷史真相”，“客觀公正真實”等旗號蒙蔽廣大人民，這同時也給這些論調的實際批駁造成了困難。

再其次，要想批駁歷史虛無主義的文章，需要下一番大工夫?，F在的歷史虛無主義文章中動輒“引經據典”，引用大量所謂的，帶有明顯指向性的“史實”，要想從理論上進行批駁，必須要有大量的文獻資料作為基礎。這也給實際行動造成了困難。而廣大民眾看見這些所謂的“史實”，如果不加以考證，很容易被蒙蔽。

針對歷史虛無主義首先我們一定要認清其本質與危害，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只有了解了歷史虛無主義才能更好地進行有針對性的批判。

其次一定要史論結合，論從史出，沒有一定的文獻資料的掌握，自身的論據就會變得單薄，容易立不住。同時也要注意文獻資料的可靠性，不可靠的文獻資料極有可能會得出有失偏頗的結論。

還有一點十分重要，那就是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歷史虛無主義者便是在唯心史觀的指引下“隨心所欲”地看待歷史，并沒有客觀公正的研究。只有正確的歷史觀才能指引正確的研究方向。因此我們一定要堅持唯物史觀，正確認識歷史，研究歷史，這樣才能免于虛無主義者的招數。

注  釋：

[1]沈德海，《汪偽政權的建立及其罪惡活動》，《貴州師大學報》，1986年02期

[2]李占才，《抗戰期間日本對華中淪陷區經濟的掠奪與統制》，《民國檔案》，20005年03期

[3]余子道，《日偽在淪陷區的“清鄉”活動》，《近代史研究》，1982年02期

[4]趙無眠，《查塔呼奇河畔談漢奸》，《百年功罪》

[5]劉玲，《在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大規模收回租界的概況及其原因》，《徐州教育學院報》，2001年01期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學生；來源：思想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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