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連載共五篇,此為第三、四、五篇】
(三)中美貿易戰走勢:
緩和與蔓延交織
2018年3月8日,美宣布對鋼鋁制品進口加征稅,揭開中美貿易戰序幕,7月6日和8月23日先后對中國340億和160億美元產品加征25% 關稅。9月24日對2000億美元產品加征10% 關稅,2019年1月1日增至25%,后延長到3月1日。還有2670億美元未征,也在特朗普視野之內。面對美國的突然打擊,中國第一反應就是報復,對等提高關稅,打擊美國票倉。
一年來我領導的研究團隊,申請了貿易戰課題,梳理了中美關系歷史,建立了關于保護主義代價,匯率與金融,經濟制裁,產業鏈轉移的數學模型,用博弈論分析貿易戰,達到了較高的專業水平。我參加了一些研討會,訪問多名學者討論中美關系,中歐關系,中美經濟走向,國家安全。我幾次發言主張以暫時忍讓達成妥協,反應很好,且符合實際情況。
中國人忙過春節,過了正月十五就到期了。 白宮公布7 項內容,特朗普要和習近平主席再談,最近又有說,先談完后見面。 還有說,美國眾議院還要通過才行。 我建議:中國可適當讓步爭取達成協議:
一是擴大進口和市場準入減少對美貿易順差。 二是對白宮提出的知識產權,關稅非關稅壁壘,網絡盜竊,扭曲市場,補貼,國企,貨幣,嚴格執行協議等要求,凡符合國內改革方向的可適度同意。 三可不提2025 規劃,并不影響我們發展高科技。
特朗普在國內日子也不好過, 漫天要價,還不是為了達成協議? 結果是:美國不再加關稅,雙方把關稅降低到貿易戰以前的水平。 中國應力爭保釋孟晚舟回中國, 明確雙方今后不互相抓人。
目前妥協的理由是:
第一,美國以貿易戰為契機展開全面戰略攻勢,我們估計和準備不足,打的是被動杖。 第二,綜合國力不如美國,戰略退卻難以避免。 第三,不可低估貿易戰對經濟的影響。我五年前計算人民幣匯率(當時是一比六點四),發現“拐點”在一比六到一比五之間,人民幣如迅速升值,出口可能突然巨減40%。 多年來美國專家極力鼓吹按購買力平價,人民幣率為一比四。 我極力主張絕不能超過一比六, 結果人民幣升值到一比六點零四就掉頭了。 關稅提高10% 似乎影響不大,如一下子提高到25%,中國許多出口企業會突破虧損臨界點,出口和股市滑坡,影響國內加工業是有乘數效應的,僅計算凈出口下降占GDP 0.3---0.5%,恐怕是低估了。 第四,用博弈論分析貿易戰模式,納什均衡只能是一方自由貿易,一方保護主義。如雙方都搞保護主義,必定有一方非理性,達不到納什均衡。前數十年美國搞自由貿易,中國搞保護主義,美國在其中得利也不少,現在角色反轉,只是利益轉移罷了,中國沒吃多大虧。真正貿易戰打起來,是雙方吃虧,中國吃虧更大。 第五,中國目前正值國內經濟下滑,企業經營困難, 2018年第四季度總需求猛降,債務猛增,幾頭“灰犀牛”都可能沖過來。 化解防范金融風險已成為第一要務,我們需要穩定的外部環境,在貿易戰方面適當讓步是可以的。 第六,美國打壓中國的近期目標是縮小貿易順差,中期目標是爭取產業鏈回流,長期目標是延緩中國科技趕超美國。
貿易戰達成協議以后,也難以穩定,企業之間的反傾銷,反補貼,知識產權之爭,將成為常態。出現反復或者反轉也有可能。
金融與匯率戰延續。美國股市大幅度震蕩,美聯儲暫緩加息,美元強勢不在,減輕了對各國貨幣的壓力。美國不希望人民幣貶值,可能再度祭起反對“操縱匯率”的旗號。人民幣沒了貶值壓力,可穩步推進國際化。中國股市不是美國附庸,應走出獨立行情。
其次是投資戰。 班農聲稱要把中國踢出全球供應鏈。中國如何避免美國禁運和制裁使相關產業癱瘓,須找到具體應對方針。 制造業回流美國有困難,但中國自己的投資環境也下降很多,如不能降低成本,某些加工鏈條會向印尼和越南轉移。
中國開放了許多領域的控股權,這對外資是很大的吸引力。美國可能在南海臺海攪局,防止國際資本回流中國控股。
中國的投機資本已大量進入東南亞炒房子,特別是菲律賓。在外國炒房子是需要外匯的,我們控制不住外匯外流,是很大的問題。
第三是科技戰。特朗普的經濟顧問萊特尼澤、納瓦羅專注《中國制造2025》,稱為中國趕超的結構性問題。《 2018 特別301報告》指責中國以合資企業股權限制為手段強迫外資轉讓技術,歧視性的以獲得技術轉讓為目的注冊限制, 瞄準高技術產業的海外投資,入侵美國商業計算機系統,盜竊知識產權。美國對華為下狠手,下決心要把中國高科技打下去,我們不能放棄國家力量支持,即使如此也要受到一定損失。
第四是經濟制裁與封鎖。如中國企業違反美國禁運規定,據“長臂管轄”,要受到罰款或被從SWIFT和CHIPS系統中剔除,無法使用美元進行交易。在極端情況下,美國可能宣布經濟制裁,包括凍結中國海外資產等。
美正迅速走向對抗,其矛盾主要在地緣政治層面,即迅速崛起的中國與守成的霸主美國的矛盾。美國通過戰略調整、輿論先導、行動試探等全方位推行對華政策,使兩國關系由“戰略合作”轉向“戰略競爭”,如關系繼續惡化,貿易戰可能升級到封鎖與制裁和局部軍事沖突。中美經濟交流減少,成為“平行經濟”,如上升到意識形態斗爭,即為“冷戰”形態。
(四)排除偶然性,
爭取穩定中美關系
中美關系突然惡化也有偶然性,如雙方誤解,宣傳與選舉造勢,利益集團綁架政治與社會,大國傲慢,民粹民族情緒,應迅速認識并排除。
中美關系還有沒有緩和可能?能不能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不發生“冷戰和熱戰”?我認為是有的。
中美合作基礎因素仍存在: 這就是經濟互補和全球管理合作。特朗普的囂張跋扈受到國內強烈反對,他有任期限制。中國對美國要求要做具體分析,不可盲目接受或拒絕,要善于利用外界壓力促進國內改革。
據US Today民意測驗:前幾個月美國民眾關心的問題,醫療占42%; 就業占22%; 退伍軍人占21%; 腐敗占12%,環境占12%,中美貿易戰不在其中。余永定2018年底訪美觀察,不能說美國精英已把中國視為敵人,中美關系還不是冷戰時期的美蘇關系,對中美貿易沖突得到控制,在各階段能達成某種妥協抱有希望。
中國是不是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
主流輿論盲目樂觀。 2008年申辦奧運成功以來,中國發展指標一年上一個臺階,輿論驚呼“西方衰落中國崛起”,“中國震撼”, 綜合國力超美國。 “厲害了,我的國”等宣傳片要求各單位組織觀看,一浪高過一浪。理論上絕對化,完全否定“普世價值”, 認為中國體制優于西方。
我于2017年警告:一旦頭腦發熱不說真話,必假話連篇錯估形勢,不出一兩年發生重大決策失誤。
直至今日,大家也愿意承認,這些言論刺激了美國。 他們說中美早晚對抗,刺激不刺激他都一樣。 這種只講立場不講策略,夸大宣傳,只會把事情搞糟。有人批評中國錯失第三次機遇期,未必完全沒有道理。
貿易戰發生后,盲目樂觀變為盲目對抗,憤怒情緒油然而生,不做具體分析一言以蔽之:決不讓步,早打早好。盲目相信“舉國體制”抗風險力,主張不惜代價和美國對抗,要中國人準備過苦日子,還有歡呼對抗的,說美國封鎖幾年,我們就什么都有了。
痛定思痛,中國想對抗美國,不僅需要再發展 10年,經濟總量和軍事實力再上臺階,且需調整社會結構。目前面對美國戰略攻勢應以退為進,以柔克剛,穩住陣腳,避免硬碰硬。美國如得寸進尺,早晚有一天會逼得中國人神共憤,不惜一戰,我們要做好準備。
愛國派,應該頭腦清醒,不做“清流派”,不過度反應,不激化矛盾,不主動惡化形勢,不輕言“不惜一切代價”。 即使發生軍事沖突,封鎖和制裁,出現“平行經濟體制”,離“冷戰體制”也還有一段距離。冷戰意味著經濟隔絕,意識形態掛帥,計劃經濟和軍備競賽,副作用太大,不到最后關頭不能實施。
我們應學列寧《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毛澤東《論持久戰》,在對抗中避免急躁冒進。
(五)以國家安全為綱整頓內部
我國主流輿論一直低估中美關系破裂的風險,認為“中美關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壞也壞不到哪里”; “越開放越安全”;發展經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貿易戰打不起來。面對強敵,草根激進,精英妥協,歷來如此。
最高層領導如真有長期對抗美國的打算,依靠眼下干部隊伍根本不行。必須認識到:中國的軟肋在于精英對西方的依附性,這是和平發展40年的必然結果。
近年來我們的研究有偏差。把中國崛起的因素歸結為黨的領導,強政府,民族性,勤奮節儉,家族主義,計劃經濟原始積累等我們自己的積極因素,不承認外部環境和美國因素,這是自己蒙蔽自己,在邏輯上也有矛盾: 到底中國40年來發展有沒有依附性?
如果說,美國只是賺錢得利,損害了中國利益,那么貿易戰豈不是越打越好?怎么會是“合則兩利,斗則兩輸”?那就是越斗對中國越有利,改革開放也別要了。事關中國利益,要讓各個方面都發言,不可封嘴。 爭論需要證據和邏輯,不能自相矛盾。
中國40年改革開放,起始于毛澤東周恩來1970 年和尼克松基辛格改善中美關系,畢竟美國掌握國際規則,有市場和技術,數十年來對華采取“接觸政策”,寬容中國發展,形成了“中美國”和“利益相關者”。中國發展是奇跡也不均衡, 既得利益集團攫取了過大份額, 他們對美國有依附性, 美國也在利用他們控制中國。美國容忍中國發展,等于在他控制的國際社會給中國開了一個入門證,對中國有利。美國也并非好心,它有戰略誤判, 以為中國經濟發展后會民主化,現在期望破滅了。一旦翻臉,打擊力度就很強。這就說明:中國對美國有依附性, 而且主要體現在人的社會地位和思想方面, 這是GDP 衡量不出來的。
這種依附性,在中美合作時期是不可避免的,從屬于積極因素,一旦對抗,就變成消極因素。
對此我們有準備嗎? 我們不怕美國,因為怕也沒用,同時也不能抱一個茫茫然,無所謂的態度。中國究竟還有多少“暗雷”沒起爆,多少精英的親屬財產在美國,多少機密信息被美國掌握,多少國有企業在開曼開了賬戶,一旦有事會有什么結果?
這些軟肋在“綜合國力”是正數還是負數? 要趕快評估,不要大話還沒說完,就被人家打個措手不及。
貿易戰的對策也是有“階級性”的:
讓步有損失,會通過下崗裁員,漲房租物價,轉嫁給老百姓。
如和美國徹底翻臉, 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會受到直接損害,他們和西方已成為“利益共同體”,其思想知識來源,價值取向,利益構成,家屬和財產去向,決定了他們的內心所屬和最后歸宿是美國。他們是兩面人,平時對上級表忠心,打擊愛國派,欺負老百姓,本事大得很。他們也維護中國的體制,那因為他們在其中有特權,可以撈錢。一般罵罵美國是必須的,也是有益的,如果大老板真的翻臉,他們就手足無措,一敗涂地。中國怎么可能依靠他們對抗美國呢?
舉身邊的例子:某大學校長開門辦學,向德國合作方輸送利益,把自己的兒子早早送去了德國。應德方要求把中國院長解職,逼他提前退休。這情況絕非少數。改革開放以來親西方派得到重用,掌握大部分資源,他們才是“主流”,愛國派是非主流。
孟晚舟之禍暴露了中國“精英”的弱點。身處和美國競爭的尖端位置,把家人和府邸安在加拿大,喪失警惕。 中國精英們和西方有千絲萬縷關系,包括內心深處的恐美崇美并沒有解決,中國抵抗美國就只能口頭上說說而已。
毛澤東曾經說: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 目前中國的“精英軟弱性”在中美合作時期看不出來, 一旦美國翻臉就是負數,還能算成是“綜合國力”中的正數嗎?
既然如此,我這種沒有海外利益的人,為什么還要主張妥協呢? 我是從客觀形勢出發,我們還沒有做好準備。
痛定思痛。取得暫時妥協后,絕不可茍安,以為依附性發展可以繼續走。要以國家安全為綱徹底整頓內部,打掉對美依附性。
一是經濟不能過分集中于沿海地區; 二是高科技不能長期受制于人; 三是降低石油和糧食的進口依存度; 四是徹底關閉國企在開曼群島的避稅賬號,這是國有資產流失的最大隱患; 五是要求百萬“裸官”撤回海外直系親屬和資產,或辭去關鍵要害保密部門職務; 六是以國家安全為主線整頓干部隊伍,把清理腐敗擴大為國家安全防范, 派督導組下各單位至少一年,依靠群眾全面進行安全排查,包括政治,思想,組織,經濟,工作作風,至少一年。 啟用立場堅定有信仰的老三屆,重點清理那些政治立場不堅定的,親西方的,搞幫派謀私利的當權派,在斗爭中培養新一代干部。 現有干部定期調動,打亂幫派體系。 七是徹底整頓文化教育界,奪取領導權。
數年后,如我們真正能夠清除內部隱患,美國沒了內應,自然偃旗息鼓,折騰不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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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教授,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金融與衍生工具研究中心主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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